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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當走出樓房,又從剛才那兩個依然在無精打采地擦著同一處台階的犯人旁邊走過。外面的气溫升高了至少十度。他在樓前的台階上停下腳,望著不到一百碼處一伙囚犯正沿著高速公路揀垃圾。騎在馬上的武裝警衛在路邊溝里監視他們。過往的車輛并沒有減速,只是稍微繞一下。亞當納悶犯了什么罪的人可以在鐵絲网外那么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干活。似乎除了他沒人關心這事。
  他選取捷徑走向他的車,光是打開車門發動汽車那么一會儿,汗水就濕透了全身。他從盧卡斯辦公室后面停車場的車道向左拐,然后駛入監獄的主要干道,又駛過那排房前花木繁茂的漂亮白房子。一個多么文明的小社區。路邊的箭頭指示去十七囚區向左。他慢慢拐過去,立刻上了一條土路,并很快就見到一片圍牆和鐵絲网上鋒利的尖刺。
  帕契曼的死監建于一九五四年,官方命名為加嚴管制區,或簡稱嚴管區。按照慣例在內側牆上挂著一塊金屬板,上面列著日期,當然,有州長的名字及各位曾參与過建設的重要人物及早就被遺忘了的官員們,當然還有建筑師和施工者。這就是當時的工藝水平——紅磚砌成的單層平頂建筑從中心延伸成兩個長方形。
  亞當把車停在砂土地的停車場上的兩輛車之間,打量看那建筑。從外面看不見鐵欄杆,也沒有警衛在周圍巡邏。如果不是圍牆和帶刺的鐵絲网,它很可能被當作一所郊區小學。建筑物的一端有一個用鐵絲网圍起來的場子,一個囚犯獨自在沒草的球場上對著變了形的籃板運球投籃。
  亞當面前的圍牆起碼有十二英尺高,頂部裝有几股絞在一起的粗粗的帶刺的鐵絲网和一圈令人生畏的閃閃發光的尖刺。圍牆筆直,到拐角處与一座崗樓相接,警衛在崗樓上向四下了望。圍牆從四面圍住死監,相當對稱地在每一拐角都聳立著一座崗樓,崗樓頂有玻璃的了望哨台。圍牆外就是無邊無際的庄稼地,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死監是建在棉花地中間的。
  亞當下了車,突然感到一种被幽閉的恐懼,于是用勁握住那薄薄的公文包的提手。透過大門上的鎖鏈,他凝望著那在炎熱中的平頂建筑,這就是他們殺人的地方。他小心地脫去外衣,只見襯衣早已濕透并貼在胸前。胃里的撞擊又回來了,而且异常猛烈。因為兩腿發軟,膝蓋發抖,他向警衛室邁出的頭几步慢而笨拙。當他走到崗樓前抬頭望著時,他那雙時興的帶扣飾的皮鞋已滿是灰塵。一個穿制服的和藹女人用繩子系下來一只像是洗車用的那种紅桶。“把你的鑰匙放進桶里,”她身子探出欄杆,簡單地說了一句。圍牆頂部帶刺的鐵絲网在她下面离她還有五英尺。
  亞當立刻照辦。他小心地把他的鑰匙放進紅桶,桶里已經有了十來個鑰匙鏈。他看著桶被提起,几秒鐘后停下,她把繩子系好,于是小桶被無辜懸吊在半空。如果吹來一陣微風它就會晃動,只是在這悶熱的真空中連呼吸的空气都不夠,風早已死去許多年。
  警衛檢查完亞當,有人在什么地方按了開關或扳了杠杆,亞當不知是誰,但一陣嗡嗡聲傳來,面前兩扇沉重的用鎖鏈連著的大門向兩邊滑動了數尺使他能夠進入。他在土路上走了十五步停下來時身后的大門關上了。他學到了監獄安全制度的第一條基本規程——每個守衛著的出入口都有兩道上鎖的門。
  當第一道門在他身后關上并自動鎖上后,第二道門才進入開啟程序并順著圍牆滑動。正當這一切發生時,一個胳膊有亞當的腿那么粗的矮胖警衛出現在建筑物的大門口并沿著磚路向入口處踱來。他腆著肚子,梗著粗脖子,似乎在等待亞當,而亞當正在等著通過入口處。
  他伸過巨大的黑手自我介紹:“警官帕克。”亞當与他握了握手并立刻注意到他腳下有一雙閃亮的牛仔皮靴。
  “亞當·霍爾,”他說,努力讓自己盡量自然地把手收回。
  “來看薩姆,”帕克像在陳述一個事實。
  “是的,先生,”亞當奇怪是否這里所有人都徑直稱他為薩姆。
  “你是第一次來這儿?”他們開始向那建筑物慢慢走去。
  “是,”亞當看著近處几扇開著的窗戶問,“所有死監的囚犯都在這儿嗎?”
  “沒錯。今儿有四十七,上星期少了一個。”
  他們走近大門。“少了一個?”
  “對。最高法院變了卦,只好把他挪到普通牢房。我必須搜你的身。”他們站在門口,亞當緊張地四下看了看,想看明白帕克想在什么地方給他搜身。
  “把腿分開一點,”帕克說,已經把公文包拿過去放在水泥地上。此刻那雙時興的帶扣飾的平底皮鞋呆在原地不動。雖然他有些暈頭轉向,而且一時手足無措,但亞當在這可怕的時刻想不起有人曾要求他分開雙腿,哪怕只是分開一點點。
  帕克是個專家。他熟練地拍拍襪子,輕巧地向上移到抖得不輕的膝蓋,接著很快搜了腰部四周,又在腋下迅速搜了一遍,似乎亞當會穿著肩套,里面藏著一只小手槍。警官帕克對亞當第一次的搜身很仁慈地只用了几秒鐘便告結束。帕克用他粗笨的右手靈巧地伸進公文包,然后交還給亞當。“今天看薩姆可不是個好日子,”他說。
  “我听說了,”亞當回答,又把外衣甩到肩膀上。他面向鐵門,似乎現在該是進死監的時候了。
  “這邊走,”帕克低聲說,走下台階順草地轉過牆角。亞當順從地跟著他,沿著又一條紅磚舖的小路走到一個普通的沒什么特點的門前。門口長滿了雜草,門上沒有任何牌子和標志。
  “這是什么地方?”亞當問。他粗粗地記得古德曼對于這個地方的描述,但此時此刻所有的細節都變得模糊不清。
  “會議室。”帕克用鑰匙打開門。亞當進去之前先看了一眼四周,希望判明自己的位置。這扇門挨著牢區中部。亞當的感覺是警衛和他們的主管們不喜歡律師們四下閒逛窺視。所以才把出入口設在外面。
  他深深吸了口气走進房問。沒有別的律師來探視他們的當事人,這使亞當覺得特別受鼓舞。這次會見可能會有吵鬧甚至也許很激動,他宁愿這一切私下里進行。至少此刻房間里是空的。房間很大,足夠几個律師在這里會見當事人并討論案情。這房間看來有三十英尺長十二英尺寬,水泥地,日光燈十分明亮。房間遠處是一整面紅磚牆,頂端有三個窗戶,就像牢區外牆一樣。很明顯這間會議室是事后才想到并增建的。
  一個不大的窗式空調器在憤怒地咆哮著,但產生的冷气卻少得可怜。房間被磚和金屬板的隔牆整齊地分隔開,律師在一邊而囚犯在另一邊。隔斷下部是三英尺的磚牆,然后有一個小小的台面給律師放他們的拍紙簿并記錄他們和委托人的談話。直抵天花板的一面厚厚的金屬材料做的明亮的綠色隔板結實地立在台面上。
  亞當慢慢地走到房間的一頭,牆邊是各种各樣的椅子,有綠色和灰色的廢舊公家椅子,還有折疊式的、窄小的咖啡椅。
  “我得鎖上這扇門,”帕克邁步出門時說,“我們會把薩姆帶來。”門砰地關上了,留下亞當一個人在屋里。他立刻在房間的一頭找好了一個位置,万一再來一個律師,肯定會選擇房間的另一端,這樣大家都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隱私。他拉過一把椅子放在台前,把外衣放在另一把椅子上,拿出他的拍紙簿,拔出筆帽,然后開始啃指甲。他試圖停止這個動作,但他做不到。他胃里在翻江倒海,他的兩腿止不住地哆嗦。透過隔板他研究著犯人那邊的座位——同樣的木制台子,同樣的一排舊椅子。在隔板的中心部位有一個窄長的窗口,四英寸乘十英寸,通過這個小孔,他將与薩姆·凱霍爾面對面。
  他緊張地等待著,不斷地告誡自己要鎮靜,別緊張,放輕松,他能處理好這一切。他在拍紙簿上涂抹著什么,但說實話連他自己也不認識。他卷起袖子,四處張望看有沒有什么地方藏著竊听器或攝像机,但這個地方太簡單太朴素,他無法想象會有誰在這儿搞竊听。如果警官帕克是一种象征,那這里的工作人員該是很悠閒的,几乎是漠不關心的。
  他研究了兩邊的空椅子,猜想有多少絕望的人在他們生命的最后几個小時,在這里和他們的律師相見,听上几句抱有希望的話。時鐘嘀嗒嘀嗒走個不停,有多少緊急的請求從這個隔板的窗口里傳遞過?有多少律師就坐在他現在坐的位置上告訴他的當事人他已無能為力,死刑將如期執行?這是一种悲觀的想法,但是讓亞當鎮靜了不少。他不是第一個來這里的,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他是個律師,受過良好的訓練,才思敏捷,而且還有強大的庫貝事務所作為后盾。他可以擔當此任。他的腿漸漸不再發抖,并且不再啃指甲了。
  門突然喀啦一響,惊得他渾身一哆嗦。門慢慢地被推開,一個年輕的白人警衛邁步走進房間犯人座一側。他身后就是穿著鮮亮的紅色連衣褲、戴手銬的薩姆·凱霍爾。他陰沉著臉掃視了一下房間,然后眯著眼睛向隔板這邊望來,最后把目光聚焦在亞當身上。另一個警衛拉著他的胳膊,把他帶到律師對面。他很瘦,蒼白,比兩個警衛矮了六英寸,但他們似乎并不難為他。
  “你是誰?”他盯著亞當,而亞當此刻正在啃著指甲。
  一個警衛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薩姆的身后,另一個警衛把他按在椅子里。他始終盯著亞當。警衛轉身走開,在將要离開時亞當開口了:“請你們除去他的手銬,可以嗎?”
  “不,先生,我們不能。”
  亞當困難地咽了口唾液。“除去它們,好嗎,我們要在這儿呆好一會儿,”他說著,試圖表現出某种程度的強制性。警衛們相互看了一眼,似乎從未听到過這种要求。他們很快拿出鑰匙,摘除了手銬。
  薩姆并沒有被感動。在警衛開關門的聲音中,他仍然透過隔板上的窗口瞪著亞當。門在砰的一聲巨響中關上了。
  他們單獨在一起了,這是凱霍爾式的家庭團聚。空調轟隆轟隆地響著,漫長的一分鐘里這是唯一的聲響。雖說他努力鼓足勇气,卻仍無法使自己的目光与薩姆相對超過兩秒鐘。他忙乎著往紙上記下些重要的筆記,在他自言自語地念叨著每一行字時他能感覺到薩姆灼熱的目光。
  最后,亞當從窗口遞過一張名片。“我叫亞當·霍爾。我是庫貝法律事務所的律師,總部在芝加哥,孟菲斯設有分部。”
  薩姆耐心地從正面到反面察看著那張名片。亞當留心地看著他的每一個動作。他的手皺紋很多,而且被煙熏成了深黃色。他的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唯一的顏色是來自像粘在臉上的鹽和胡椒一樣的五天不曾刮的胡子茬。他的頭發很長,灰白,而且油膩,光滑地梳在腦后。亞當很快明白了他和錄像中定格的形象完全不同,也同一九八一年受審時他自己最后那些有名的照片不同。他如今已是一個相當老的老人了,不健康的皮膚,眼睛周圍布滿了皺紋,年齡与苦難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前額上。他臉上唯一吸引人的那雙銳利、湛藍的眼睛正從名片上抬起。“你們這些猶太小子從不打退堂鼓,是嗎?”他的聲調愉快、平靜,听不出里面有怒气。
  “我不是猶太人,”亞當說,不再躲閃薩姆的凝視。
  “那么你怎么會給庫貝事務所干事?”他把名片放在一邊。此時他的語調溫和而緩慢,帶著一個在六英尺乘九英尺的囚室中單獨生存了九年半的人所能有的耐心。
  “我們雇人主張机會均等。”
  “很好,我想你們做事一律恰當而合法,完全符合所有的民權決議和那些聯邦改良法案。”
  “當然。”
  “庫貝事務所現在有多少合伙律師?”
  亞當聳聳肩。這個數字每年都不同。“在一百五十左右。”
  “一百五十個合伙律師,有多少是婦女?”
  亞當本想去數又遲疑了一下。“我實在不知道,也許有十二名。”
  “十二名?”薩姆重复著,嘴唇几乎不動。他的手穩穩地握在一起,眼睛一眨也不眨。“所以婦女合伙律師不到百分之十。你們有多少黑鬼合伙律師?”
  “咱們能不能稱呼他們黑人?”
  “啊,當然,但是這個稱呼也過時了,他們現在愿意被稱為非洲裔美國人。你在政治上那么正确,肯定足以能明白這一點。”
  亞當點點頭什么也沒說。
  “你們有多少非洲裔美國人合伙律師?”
  “我想是四個。”
  “少于百分之三。我的天哪,庫貝事務所,提倡民權公正和政治活動自由的偉大堡壘,事實上是在歧視非洲裔美國人和女性美國人。我真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
  亞當仍在他的紙上胡亂涂抹。當然他可以辯解,將近三分之一的助手是婦女,而且事務所盡了最大努力去聘法學院最优秀的黑人學生,以至使兩位在最后一分鐘失去了工作机會的白人男士控告他們歧視白人。
  “你們有多少猶太裔美國人合伙律師?百分之八十?”
  “我不知道。這對我來說并不重要。”
  “但是,對我來說可重要得很。我總是覺得讓這些明顯的帶有偏見的人來代理我使我尷尬。”
  “很多人會發現雇用本事務所很合适。”
  薩姆小心地從他的連衣褲上唯一看得見的口袋里掏出一盒藍色的蒙特克萊煙和一個一次性打火机。連衣褲沒有系扣子,露出胸前厚厚的一層灰白的胸毛。連衣褲用的是很薄的棉布。亞當無法想象這里沒有空調怎么生活。
  他點著了煙并向房頂噴了一口。“我以為我和你們的人已經沒關系了。”
  “不是他們派我來的,我自愿來的。”
  “為什么?”
  “我不知道。你需要個律師,而且——”
  “你怎么這么緊張?”
  亞當連忙把手指從牙縫中拔出,并讓兩腿停止哆嗦。“我一點也沒緊張。”
  “你就是緊張了。我在這儿見過不知多少律師,從沒見過像你這么緊張的。怎么了,孩子?你怕我穿過這隔板把你抓住?”
  亞當嘟囔著并試圖擠出點笑容。“別開玩笑,我沒緊張。”
  “你多大了?”
  “二十六。”
  “你像二十二。什么時候從法學院畢業的?”
  “去年。”
  “太棒了。猶太混蛋送了個新手來拯救我。我早就知道他們背地里盼著我死,現在證實了。我殺了些猶太人,現在他們想殺我。我從來都是對的。”
  “你承認你殺死了克雷默家的孩子?”
  “這他媽的是什么問題?陪審團說是我干的。過去九年來,各上訴法庭都說陪審團的決定是正确的。就是這么回事。你他媽的是誰?問我這种問題?”
  “你需要個律師,凱霍爾先生,我是來幫助你的。”
  “我需要的可多了,孩子,但我他媽的肯定不需要一個像你這樣熱情的小童子軍給我忠告。你是危險的,孩子,而且你太笨了,沒有自知之明。”這些話同樣是從容不迫地說出來的,不帶一點感情色彩。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夾著煙卷,漫不經心地把煙灰彈進一個嵌在台子里的煙灰缸里。他的眼睛偶爾眨一下,臉上卻不動聲色。
  亞當還是在記著一點意義也沒有的筆記,并試圖透過隔板上的窗口与薩姆的目光相遇。“听著,凱霍爾先生,我是個律師,我在道德信念上是堅決反對死刑的。我受過良好的教育,良好的訓練,研讀了第八修正案的文件,我能給你幫助。這就是我為什么到這里來。免費服務。”
  “免費服務,”薩姆重复著,“多大方。你知道嗎?孩子,現在每個星期起碼會有三個律師提出要免費代理我,都是大律師,有名的律師,有錢的律師,一些真正狡猾的蛇。他們全都巴不得坐在你現在坐的地方,推敲所有那些最后關頭的請求和申訴,接受采訪,搶鏡頭,在最后的時刻拉著我的手,接著觀看他們用毒气處死我,然后再開記者招待會,和書商簽約,和電影制作人簽約,或許會簽約拍個反映正宗三K党謀殺犯薩姆·凱霍爾的生活与時代的電視系列劇。你看,孩子,我有名气,我現在的所作所為就是傳奇。當他們臨近殺死我的時刻,我會變得更有名气。因此,律師需要我。我值大把的錢。一個病態的國家,對嗎?”
  亞當搖搖頭。“你所說的那些我都不想要,我保證。我要寫個書面保證。我要簽一個完全保密協議。”
  薩姆笑了笑。“是啊,等我死了誰會去執行它?”
  “你的家人,”亞當說。
  “別提我的家人,”薩姆斷然地說。
  “我的動机非常單純,凱霍爾先生。我的事務所代理了你七年,所以我几乎知道你檔案中的一切。我也對你的背景做過深入研究。”
  “你們都一樣。有上百個蠢驢記者鑒定過我的褲衩。有不少人都似乎對我所知甚多,可是眼下所有這些知識加起來對我都毫無用處了。我只剩下四個星期了。你知道嗎?”
  “我有一份裁決書复印件。”
  “再過四個星期,然后他們就會毒死我。”
  “所以咱們還是著手工作。我向你保證除非你授權給我,否則我不會向新聞界說一句話。我不會重复你告訴我的任何事,我也不會和任何書商或制片人簽約。我發誓。”
  薩姆又點燃一支煙,盯住了台子的某一個地方。他用右手的拇指撓右邊的鬢角,煙頭离他的頭發只有一英寸。很長的時間只听見窗戶上的空調器在轟轟作響。薩姆抽著煙,沉思著。亞當在紙上胡亂地涂抹著,他的腿不再抖了,胃也不再疼痛,為此他頗感得意。尷尬的沉默使他想到薩姆可能就是這樣坐著邊吸煙邊想事,在可怕的沉默中度過了多少天。他想得不錯。
  “你對巴羅尼熟悉嗎?”薩姆很快地問。
  “巴羅尼?”
  “是的,巴羅尼,上個星期第九巡回法院判下來的,加利福尼亞的案子。”
  亞當從他的記憶里搜尋巴羅尼的線索。“我也許看到過。”
  “你也許看到過?你受過良好的訓練,閱讀廣泛,等等,現在你說你也許看到過巴羅尼的案子。你是什么樣的二把刀律師?”
  “我不是二把刀律師。”
  “對的,對的。那么關于得克薩斯州控艾克斯案呢?你當然看過這一個?”
  “是什么時候判下來的?”
  “六個星期之內。”
  “什么法院?”
  “第五巡回法院。”
  “与第八修正案有關?”
  “別犯傻,”薩姆滿臉不屑地嘟囔著,“你認為我會花時間去讀有關言論自由的案子?到時候是我自己的屁股坐在那邊,老天,是我自己的手腕子腳脖子給捆得緊緊的,是我自己的鼻子給毒气熏著。”
  “不,我不記得艾克斯。”
  “你都看過什么?”
  “所有重要的案子。”
  “你看過貝爾富特的案子?”
  “當然?”
  “說說貝爾富特。”
  “這是什么,小測驗?”
  “這是我想知道的。貝爾富特是哪儿人?”薩姆問。
  “我記不得了。但是案名是貝爾富特控埃斯特爾,是一件划時代的案子,一九八三年最高法院裁定死刑犯在申訴時不得將有确鑿根据的要求留在日后提出。大概的意思是這樣。”
  “噢,噢,你讀過它。不使你吃惊嗎,同一個法院竟可以隨時改變想法。想想吧,兩個世紀來美國最高法院允許合法的死刑。他們說死刑是合乎憲法的,在第八修正案中有明确的規定。而到了一九七二年,美國最高法院卻對同樣的、沒經過修改的憲法有了新的解釋并把死刑列為非法。接著,在一九七六年美國最高法院又說死刑其實最終是符合憲法的。這全都是穿著同樣黑袍的一群蠢貨在華盛頓同一座樓房里干的事。現在美國最高法院在同一部憲法下又一次改變了規則。里根手下的小子們沒有耐心閱讀太多的申訴,所以他們宣布要關閉某些通道。我覺得不可理解。”
  “好多人都不理解。”
  “那么杜拉尼呢?”薩姆問,狠狠地吸了口煙。屋子里几乎沒有空气流通,煙霧在他們的頭頂上聚積著。
  “哪里的?”
  “路易斯安那。你肯定讀過。”
  “我是肯定讀過。事實上,我讀過的案子可能比你多,但我不想費心去記住它們,除非我用得著。”
  “在什么地方用?”
  “請求或申訴。”
  “那么說你經手過死刑案。有多少?”
  “這是第一個。”
  “為什么我對他們派你來這事感到不放心?那些庫貝事務所的猶太佬律師們送你來是為了在我身上積累經驗,對嗎?讓你獲得實踐經驗,以后可以寫在你的履歷上。”
  “我告訴過你——不是他們派我來這儿的。”
  “加納·古德曼怎么樣?他還活著嗎?”
  “是的,他和你的歲數差不多。”
  “那么他活不了多久了,是不是?泰納呢?”
  “泰納先生很好。我會轉達你的問候。”
  “噢,請你務必轉達。告訴他我實在想他,事實上是想他們兩個。他媽的,几乎用了我兩年的時間去解雇他們。”
  “為了你他們倆干得几乎脫了一層皮。”
  “叫他們給我寄帳單來。”薩姆自己咯咯地笑出聲來,這是他進來后第一次笑。他不時地把煙頭捻滅在煙灰缸里然后點著另一根。“事實是,霍爾先生,我討厭律師。”
  “那是美國人的習慣。”
  “律師追逐我,起訴我,控告我,迫害我,強迫我,最后把我送到這個地方來。等我到了這里,他們追逼我,更加強迫我,欺騙我,現在他們又用你這個盲目的、根本不知道該死的法院門朝哪面開的新手來替他們對付我。”
  “沒准我會讓你惊奇的。”
  “你要是能把你的屁眼和地上的洞分清,那將是一個絕妙的惊奇,孩子,你將會是庫貝事務所里第一個擁有這种知識的小丑。”
  “是他們使你能有七年時間不進那個毒气室。”
  “那我就該感激涕零了?這個死監里有十五個居民比我的資歷更長。為什么我就該是下一個?我來這里九年半。特里蒙特來了十四年。當然,他是非洲裔美國人,這對他有用。你該知道,他們有更多的權力。要想處死他們更難,因為無論他們干了什么都是別人的錯。”
  “那不是事實。”
  “你他媽的知道什么是事實?一年前你還在學校,還整天穿著條褪色牛仔褲和你那些充滿幻想的伙伴們在高興的時候喝啤酒。你還沒有生活過,孩子,別對我說什么是事實。”
  “所以你希望盡快把非洲裔美國人處死?”
  “不是個坏主意。實際上那伙流氓多數都想進毒气室。”
  “我相信在死監里這是少數的意見。”
  “你可以這么說。”
  “而你,當然,是不同的,并且不屬于這里。”
  “對,我不屬于這里。我是個政治犯,我是被一個极端利己主義者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送進來的。”
  “我們能否討論一下你是否有罪?”
  “不。但是我沒干過陪審團加給我的罪名。”
  “那么說你有一個同案犯,是另一個人放的炸彈?”
  薩姆用他的中指搓著他前額深深的皺紋,像是在冥思苦想什么。不,他是突然深陷到一种拖延時間的沉思中。會議室比他的牢房要涼快得多。談話漫無目的,但總是在和一個人談話,而不是和警衛或隔壁看不見的難友說話。他要盡量地拖延,使這次談話越長越好。
  亞當研究著他的筆記,准備著下邊該說什么。他們隨便地聊了二十分鐘,東拉西扯,沒什么明确的方向。他決定在臨走前一定要把他們的家族史挑明。但他不知從何開始。
  又過了几分鐘,誰也不看誰。薩姆又點燃了一支蒙特克萊。
  “你為什么煙抽得這么凶?”亞當終于開口了。
  “我情愿死于肺癌。這是死監里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一天多少盒?”
  “三到四盒。”
  又過了一分鐘。薩姆不緊不慢地抽完他的煙,和藹地問:“你在哪儿上的學?”
  “法學院在密執安。大學在佩珀代因。”
  “那是在什么地方?”
  “加利福尼亞。”
  “你是在那儿長大的嗎?”
  “是。”
  “多少個州有死刑?”
  “三十八個州。雖說多數并不實行。似乎只在南方比較流行,得克薩斯、佛羅里達和加利福尼亞。”
  “你知道我們尊敬的州議會修改了法律。現在我們可以死于致命的一針。這樣就更人道了。不是很好嗎?但是這不會用在我的身上,因為我的判決是在几年前。我得去吸毒气。”
  “也許不會。”
  “你是二十六歲?”
  “是。”
  “一九六四年生的。”
  “對的。”
  薩姆從煙盒里又拿出一支煙,在台子上磕了几下。“在什么地方出生?”
  “孟菲斯,”亞當沒有看他。
  “你不懂,孩子。這個州需要來一次死刑,而我恰好是最近的一個犧牲品。路易斯安那、得克薩斯和佛羅里達處死人就像殺個蒼蠅一樣,而我們這個州的良民百姓們弄不懂為什么我們的小小毒气室至今沒有被使用。暴力罪行越多,就有越多的人企盼死刑。那會讓他們感覺好些,好像司法系統正在努力消除謀殺案件。政客們在競選時許下諾言,要建更多的監獄,實行更嚴厲的刑法和更多的死刑。這也是為什么那幫杰克遜的小丑們表決通過以致命注射方式處決。那應該是更人道,更不使人反感,因而更容易實行。你明白嗎?”
  亞當微微點點頭。
  “現在是該執行死刑的時候了,我的劫數就要到了。所以他們玩命地赶,你阻止不了他們。”
  “我們總可以試試。我要爭取這個机會。”
  薩姆終于點燃了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從兩唇之間的小縫中徐徐吐出。他用雙肘支撐著將身子微微向前探了一點,從隔板的窗口中向外凝視著。“你從加利福尼亞的哪一部分來?”
  “南洛杉磯。”亞當瞥了一眼那雙銳利的眼睛,移開了目光。
  “你的家還在那里?”
  一陣輕微的痛苦在他的前胸擴散,他的心髒几乎停止了跳動。薩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噴出一口煙。
  “我父親死了,”他的聲音有些發抖,并向椅子里縮了縮。
  長長的一分鐘過去了,薩姆安穩地坐在他的椅子邊上。最后他問:“你的母親呢?”
  “她住在波特蘭,又嫁人了。”
  “你的妹妹在哪儿?”他問。
  亞當閉上眼睛垂下頭。“她在上大學,”他喃喃地說。
  “我想她是叫卡門,對嗎?”薩姆柔聲問。
  亞當點點頭。“你怎么知道的?”他從牙縫里擠出一句話。
  薩姆從隔板前退回,縮進那張金屬折疊椅里。手里的煙頭掉在地板上,他看也沒看。“你為什么來這里?”他的聲音變得堅定而嚴厲。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
  “聲音。你的聲音像你的父親。你為什么來這儿?”
  “埃迪送我來的。”
  他們的目光匆匆相遇,這次是薩姆先移開了。他慢慢向前探了一下,把雙肘放在兩個膝蓋上。他凝視著地上的某一點,一動不動地呆在那里。
  然后他用右手捂住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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