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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雪花在飄落著,我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開著車。我已不記得我上一次是何時驅車駛過特區的街道而沒有耽誤開會的時間。坐在車里,我感到又熱又有些口渴,我只是隨著車流在向前行駛著,沒有什么地方可去。
  這時最好不去辦公室,要是阿瑟對我發火怎么辦?我得接待一百個來訪的不速之客,几乎都以同樣的聲調虛情假意地問:“你怎么樣啊?”
  我車上的電話鈴響了起來,是波利打來的,听聲音有點惊慌,“你在哪儿?”她問道。
  “是誰要知道我在哪儿?”
  “很多人都想知道,阿瑟就是其中之一,還有魯道夫,一位記者也打來電話。還有几位客戶想向你咨詢。克萊爾也從醫院打來電話。”
  “她要干什么?”
  “她擔心你,就像我們大家一樣。”
  “我沒事,波利,告訴大家我在醫生這儿。”
  “你現在就在醫生那儿嗎?”
  “不,我很可能去那儿,阿瑟說了些什么?”
  “他倒沒打電話來,是魯道夫打的電話,他們在等你。”
  “讓他們等一會儿吧!”
  她停了一會儿,又接著慢慢地說:“好吧,那你什么時候回來呢?”
  “我也不知道,我想醫生讓我走時我就會回來的;你怎么不回家?我們現在正在風暴的中心區,我明天打電話給你。”我說完把電話挂了。
  這座公寓我在白天是很少看到的,一想到一邊烤著火一邊賞雪更是情不自禁。如果我去了一個酒吧,我可能就不會离開了。我駕著車駛上大街,這時家住在馬里蘭和弗吉尼亞郊區而在城里上班的人們正匆匆向家赶去。我輕松地沿著几乎沒有什么車輛的街道又回到城里,在体育場附近我找到了那塊墓地,他們就是在這里把那些沒人認領的死者埋葬的。在十七大街我經過了循道宗使命大街,我們昨天還沒來得及吃的晚餐就是從這儿運來的。我駛過城里的几個地段,這些地段我几乎從沒見過,以后可能也不會再見到了。天气越來越黑了,雪下得很大,路上積雪已足有好几英寸了,但預報說雪還要下得更大。
  當然,就是暴風雪也不會讓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關門。我知道那儿的律師喜歡半夜和星期天,因為只有那些時候電話鈴是不會響的。大雪也是令人歡喜的,因為它可以推遲那些單調乏味的沒完沒了的各种會議的電話。
  在大廳里一個保安告訴我所有的秘書和大部分職員已在三點鐘時回家了。我又進入了電梯,還是昨天那位先生用過的那一部。
  我桌子上整齊地擺了一排粉紅色的電話留言條,足有十多個,沒有一個讓我感興趣的,我走到我的計算机桌旁開始尋找我那些客戶的索引。
  河橡公司是德拉維爾總公司的成員,一九七七年成立的,其總部設在馬里蘭的黑格斯頓。它是一家私人公司,因此資金情況不易了解。他們的法律代理人是N.布雷登·錢斯。我對這個名字不熟悉。
  我在大的數据庫查找到了他。錢斯是我們房地產部的一個股東,就在四樓。他年齡四十四歲,已婚,杜克大學法學院畢業,本科階段在葛底斯堡大學學習。這是一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且十分富于預見性的簡歷。
  由于公司一共有八百名律師每天接受各种訴訟案件,我們有三万六千份使用中的檔案。為了确保我們紐約辦公室不起訴我們在芝加哥的客戶,每一份新的檔案都立即輸入到我們的數据系統中去。我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師、秘書和律師幫辦們人手一個特殊用卡,用它就可以進入總信息庫查詢所有檔案。如果我們棕櫚海灘的任何一個遺囑驗證代理人處理一件有錢的客戶的房地產的話,只要我想要了解,都可以按几個鍵去了解我們事實陳述的基本情況。
  關于河橡公司,這儿共有四十二份檔案,几乎都是這個公司購買下來的不動產轉讓。錢斯是每份檔案記錄的代理人,其中四份有驅赶住戶的行為,有三起是在去年發生的,調查的第一個階段是容易的。
  一月三十一日,河橡公司買下了佛羅里達路的那份房產,賣方是TAG三股份有限公司。二月四日,我們的客戶從這份房產的一個廢舊倉庫中驅赶出一批擅住者,其中之一就是我所認識的哈迪先生。他個人曾要通過法律程序追回這份財產,因而就來找到律師。
  我把這份檔案的名稱和號碼抄了下來,就向四樓走去。
  來到這個大公司的律師几乎沒有人是愿意做不動產律師的,因為有不少更有吸引力的領域,可以施展才華,建立名气,訴訟無論何時都是更有利的,而且在公司里訴訟律師也最受尊敬。一些法人領域吸引了极富才華的律師,吸收和獲得仍然是熱門,保證和抵押一直受人青睞。我的領域是反壟斷,是深受尊敬的行業。稅法是相當复雜的,但這方面的開業律師卻很讓人羡慕的。政府關系(即在議會外為影響議員投票而進行的疏通或游說話動)方面的律師是人們所討厭的,但收入卻十分可觀,所以在特區的每家律師公司都染指其中。
  但誰也不是主動想當不動產律師的。其原因我也說不清楚。他們不与人交往,他們也無疑要閱讀那些抵押文件中印刷精美的文字,但總被公司的其他律師認為低人一等。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每個律師都在他的辦公室內保存一些現時的檔案材料,公司的其他部門能得到的都是已過時的檔案材料,每個律師都沒有義務把自己的檔案材料出示給其他律師看。除非公司高級股東或委員會的執行人員要求他這樣做。
  這次驅赶擅住者的檔案材料仍然屬于現時性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說,經過哈迪事件之后,這份檔案材料一定會作為特殊保護對象的。
  我看見一位幫辦在秘書處旁邊的一張桌子那儿看一張藍圖,我就問他布雷登·錢斯的辦公室在哪儿,他用頭向我示意就在大廳對面的一個開著門的辦公室。
  令我吃惊的是錢斯正在自己的辦公室那里顯出很忙的樣子,我的突然闖入讓他有些不安,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禮貌的做法是我應先打個電話預約時間,然后才能來訪。對這些繁文縟節,我也不太在乎。
  他沒有給我讓座,不過我也照樣坐了下來,這倒也沒影響他的情緒。
  “你就是其中一位人質?”當他把我的來訪与人質事件聯系起來之后,說話時顯得有些焦躁。
  “是的,我就是。”
  “當時一定挺嚇人的吧。”
  “現在一切都結束了,那個家伙,就是那位哈迪先生,在二月四日被人從一所舊倉庫中驅赶了出去,是不是由我們公司驅赶的?”
  “是的。”他冷冰冰地說,由于他的防范態度,我猜想那份檔案在白天就已挑出來了。他一定和阿瑟以及高層人物都仔細研究過了。“有什么事儿?”
  “他是擅自強住的嗎?”
  “他當然他媽的是了。他們那些人都是擅自強占的住戶。我們的客戶打算清除這幫家伙。”
  “你可以擔保他是擅自強住的人嗎?”
  他把頭低下,眼睛有些紅,然后又喘了口气:“你想要知道什么呢?”
  “我可以看一看檔案嗎?”
  “不行,這件事与你無關。”
  “很可能有關。”
  “誰是你的監督股東?”他猛地把筆從衣袋里掏出來,好像要記下這個人的名字,好讓這個人來責備我。
  “魯道夫·梅斯。”
  他狠狠地把這個名字寫了下來。“我很忙,”他說,“請你离開好嗎?”
  “我為什么不可以看一看檔案?”
  “因為它是我的,我說不行就不行。怎么樣?”
  “恐怕這樣不太好吧?”
  “這樣對你有好處。你怎么還不走?”他站起身來,當他指著門時,他的手直顫抖。我沖他笑了笑,离開了。
  那位幫辦把一切都听在耳里,當我走過他的辦公桌時,我們交換了一下眼光,都感到有些困惑。“真不是東西。”他說這話時几乎是只做個口形而沒有真正說出聲來。
  我沖他也笑了笑,點了點頭表示同感。不是個東西但是是個傻瓜。如果錢斯剛才態度和藹,向我解釋說是阿瑟或其他的什么頭儿叮囑過這份檔案已經封存起來,我就不會產生疑心了。這樣一來,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里邊肯定有問題。
  能否得到這份檔案將是個關鍵問題。
  我和克萊爾有各种電話机,無論是衣袋里或提包中的手机,還是汽車里的電話机,更不用說兩只尋呼机,所以我們之間的聯系是十分容易的,但我們的婚姻狀況使得什么都變得不那么容易了。我們要在晚上九點鐘才能湊到一起。她每天工作都很忙,一天下來已是精疲力竭,她的每一天當然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累,而我的工作則更為重要,因為我是博士,又是律師。我們的生活就像一种不顧規則的比賽。
  我已厭倦這种比賽,我看得出來,她很高興看到我這次死里逃生所產生的余悸,看到我离開辦公室滿街閒逛。她的一天要比我更富成效,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她的目標是要成為全國最有名的女神經外科醫生、腦科醫生,甚至是男醫生在無計可施時都要向她求教的名人。她學習時成績优异,意志异常堅定,有女中豪杰的男子气概。她要超過所有的男性,就像她現在正在超過我這個老練的有耐力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師一樣。這种比賽已經不新鮮了。
  她開的是一輛米亞塔牌跑車,不是四輪驅動的,所以,天气不好時我很擔心。她再過一小時就該下班了,我要開車去喬治頓醫院也得一個小時左右。我到那里把她接來,然后再找一家餐館,不然就去中國餐館買些外賣,這是我們常有的事。
  我開始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和物品,認真地駁回了最近的十份檔案材料,在桌子上我只有十份材料,這是我從魯道夫那里學來的,我每天處理一份,按小時付酬是個很主要因素。我最重要的十份材料中當然包括那些最有錢的客戶,不管他們的問題是多么緊迫。這也是從魯道夫那儿學來的伎倆。
  我預計每年要有二千五百小時是按小時付酬的,即每周五十小時,每年五十周。而付酬的數目是每小時三百美元,這樣每年我可以從公司拿到七十五万美元。其中他們付給我十二万,外加三万保險金和二十万間接費用,股東把其余的留下,每年年終時按一個复雜得嚇人的公式計算再分配給個人,結果每一次都爭個你死我活。
  我們公司的股東們很少有人收入不足一百万,有人甚至達到二百万美元,一旦我也成為股東,我就會成為終身的。所以,如果我在三十五歲就順利地當上股東的話,以后的三十年收入就相當可觀,財產也是巨大的了。
  正是這個夢想讓我們沒日沒夜地守在辦公桌旁。
  我正在桌子上計算著這些數字,這是我經常干的,我想也是公司其他人經常干的。這時電話響了,是莫迪凱·格林打來的。
  “布羅克先生嗎。”他很禮貌地稱呼,他的聲音十分清晰,但也可以听到電話里的背景聲音在叮叮地響著。
  “是的,請叫我邁克爾。”
  “很好,你看,我已打過几次電話了,你不必擔心,血檢的結果是陰性。”
  “謝謝。”
  “不客气。”
  “我想你可能急于知道這個結果。”
  “謝謝,”我又一次道謝,這時他身后一陣吵鬧聲,“你現在在哪儿?”
  “在一個流浪漢的避難所里,雪太大了,他們一下子都跑到這里,結果飯不夠吃了,我們都忙著這件事,好把他們安頓下來。”
  辦公桌是桃花心木制作,樣式古朴,地毯是波斯地毯,椅子包的是紅色真皮,顯得十分富麗,技術制造很具藝術性。我端詳著這精美的辦公室,多年來第一次考慮這樣的問題:這些東西得花多少錢?我們難道不是在追逐金錢嗎?我們為什么這么賣力地工作?就是為了買更高級的地毯,或更古老的辦公桌嗎?
  在我溫馨漂亮的房間里,我想到了莫迪凱·格林,他這時正在義務地為避雪的無家可歸的人忙活,為饑寒交迫的人布施食物,可想而知,他這時是滿臉微笑,語言親切。
  我們兩人都有法律學位,我們都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我們都具有律師的雄辯的口才,在某种程度上我們是同宗同源的。但我是在幫助我的客戶吞掉他們的競爭對手,讓他們的進賬金額上再加几位數,我也從中獲了利發了財,而他卻在幫助他的客戶吃上頓飽飯有張溫暖的床。
  我看著我在記事本上寫的數字——每年一共收入多少,一共多少年,這樣一步一步走上發財之路——一种愧疚攫獲了我的心,多么露骨,多么無恥的貪婪。
  這時電話鈴把我惊醒了。
  “你怎么還在辦公室?”克萊爾問道,每個字都說得那么慢,因為每個字上都蒙著一層冰。
  我看了看表,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呃,噢,西海岸的一個客戶打來電話,那邊沒下雪。”
  我知道這是常撒的謊,這沒什么關系。
  “我在等你,邁克爾,是不是我得走回去?”
  “不,我盡快赶到你那儿。”
  我以前也讓她等過。這也是競賽的一部分,我們都太忙了,很難准時的。
  我匆匆走出大樓,走進風雪之中,不太在乎又一夜被白白浪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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