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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關于年假的想法被執行委員會否決了,誰也不會知道這些人在私下開會時會是怎么說的,他們只是讓魯道夫通知我,說這樣會開一個坏的先例。因為公司這么大,人這么多,如果給一個非股東成員放一年的年假,可能會引發別的人提出各种無理要求。
  這樣一來就沒有什么保險可言了,我一旦邁出公司的大門,它就會把我關在門外。
  “你知道你這樣做的后果嗎?”他問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面。他身邊有兩個大箱子。波利已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全都裝在了里面。
  “我當然知道,”我微笑著回答,“別為我擔心。”
  “我已盡力了。”
  “謝謝你,魯道夫。”他搖著頭,走開了。
  在克萊爾昨天晚上給我一個突然襲擊之后,我就不再想年假的問題了,我腦子里考慮的是許多更為緊迫的問題。我离婚后也成了一個單身漢,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應關心的是一個新的公寓的問題,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辦公室和新的事業問題,于是我關上門,開始翻報紙,找到租房、招聘之類的那一欄,瀏覽起來。
  我要把車賣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后我再買一輛舊車,花重金給它保險,然后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區某天夜里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這個區域,就等于把我今后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飯,我用兩個小時在華盛頓中心區開車轉了轉,發現這個地區的公寓最低租金价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這對于一個貧民律師來說是太高太高了。
  當我吃過午飯回到辦公室時,桌子上又放著一份檔案袋,一個空白的馬尼拉法律用紙的袋子,外面什么也沒有寫,在我桌子上放著,里面有兩把系在一起的鑰匙,上面有一個條子,上面寫道:
  
  上邊的鑰匙是錢斯辦公室門的鑰匙,下邊的是窗子下面檔案柜的。复印后把檔案返還,千万當心,錢斯是個多疑的人,用后把鑰匙丟掉。

  波利突然進來了,她常這么干,也不敲門,也不出聲,總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現在屋里。這時她滿臉的不悅,也沒有理我。我們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說我這一走把她搞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實我們之間關系沒有那么近。過几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為人很不錯,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個人。
  我立刻把檔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見。她在整理我那兩個箱子,我等了一會儿,直到确信她沒有注意到什么,但是由于她看見了在我辦公室周圍樓道里發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別的什么人如何能進來而又不被發現地离開。
  巴利·納佐,也是我們同做過人質中的一員,又是我的朋友,來到我的辦公室,很嚴肅地和我談了一會儿,他關上門,從箱子旁繞了過來。我不想討論离開公司的事,所以我只和他談了談關于克萊爾的情況,他的妻子和克萊爾都是從普羅斯登來的,這在華盛頓這個大城市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我們和她們在過去几年中曾有過多次交往,后來這种社會交往就逐漸形成了婚姻。
  他听了之后有些惊訝,接著又很難過,過了一會就好了。“你這一個月可真不怎么順,”他說道,“我很替你難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說道。
  我們談起過去的日子,那些來來去去的伙計。我們一起喝啤酒時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現在那件事對我來說都已有些陌生。我們這兩個朋友都曾面對死亡,又走出這個陰影,而事后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無暇互相幫助。
  但是我終于還是談起了那件事,兩只大箱子擺在屋子中間,是很難躲開這個話題的。我意識到這一事件是我們談話的原因。
  “很抱歉,我讓你失望了。”
  “說哪里話,巴利。”
  “不,真的,我應該早點來看你。”
  “為什么?”
  “因為很明顯,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邊說邊笑著。
  我很想欣賞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點發瘋,我想,不過我很快會過去的。”
  “不,說真的,我听說你有了麻煩,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為你擔心的,但我在審理案子,你知道,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沒能來的确感到不應該,邁克,很抱歉。”
  “得啦,別提它了。”
  “我們大家都嚇坏了,而你差一點給子彈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們都殺死的,巴利。炸藥要是真的,如果一槍打不著,他轟的一聲我們就全完了。好啦,別提它了。”
  “當我們向外爬時,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滿臉是血,尖叫著。我以為你被子彈打中了。我們跑到外面,擠在一塊儿,人們也抓住我們,一邊喊叫著,我當時還以為一會儿就得有爆炸聲,我想邁克還在里面,他一定受傷了,我們停在電梯旁,有人把我們手上的繩子割斷了。我回過頭去看,正看見警察把你給架出來。我還記得你身上的血,渾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發。他也不希望我說什么,這樣能讓他感到更好受些。因為他可以向魯道夫或別人報告說他已勸過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問:‘邁克受傷了沒有?邁克傷著沒有?’當時誰也說不清楚,直到一個多小時后他們才說你沒事。我回家后想給你打電話,可是孩子們圍著我不放,我本該打個電話的。”
  “別提這件事啦。”
  “很抱歉,邁克。”
  “請別說了,事已經過去了,也沒事了。我們就是談上几天,也什么都改變不了。”
  “你是什么時候想到要离開公司的?”
  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實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這個時候,當比爾把蓋尸体的布單拉下來的時候,我看到小奧塔里歐平靜地躺在那里,就在那一時間,那一地點,就在那個停尸間里,我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
  “就在周末前后。”我說,我沒做進一步的解釋,他也不需要听什么解釋。
  他搖了搖頭,好像我收拾東西要离開公司是因為他的緣故。我必須讓他明白這一點。“巴利,你陰止不了我,誰也阻止不了。”
  這時他開始不住地點頭,就好像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
  一支槍指向你的臉,鐘也停止了走動,這時立刻涌現出一些最需要考慮的東西:上帝,家庭,朋友。錢降到最低的位置,公司和事業隨著每秒鐘嘀嘀嗒嗒地過去,你會意識到這可能是你生命的末日。
  “你怎么樣?”我問他道。
  公司和事業,在這几個小時之內也已降至到最低層的位置。
  “我們在星期二正開始一個審判,實際上,當那位先生來打扰時,我們正在做准備工作,我們無法要求法官延期審理,因為我們那位客戶已為審判這一天等候整整四年了。而且我們也沒有受傷,你知道,起碼身体上沒受到什么傷害。所以我們一鼓作气開始了審理,就一直沒有停下來。那次審理救了我們。”
  當然如此。工作是最好的藥方,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甚至連靈魂都可以得到救助。我真想朝他歇斯底里似的叫起來,因為兩周以前我也會這么說的。
  “好,”我說,真是太好了,“這么說來你一定挺好吧?”
  “那當然。”他是訴訟律師,很有男子漢气質,特氟隆色的皮膚,還有三個孩子,所以作為他這樣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說,要過太奢華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這時時鐘提醒了他,他該回去了,我們握手、擁抱,和通常一樣說一定保持聯系之類的話。
  我關上門以便好好看看那份檔案,然后決定下一步行動。沒有多長時間,我就做出几种推測。一、鑰匙好使。二、這不會是個圈套,我沒有樹過什么敵人,反正我要走了。三、檔案的确在辦公室,就在窗子下面的抽屜里。四、能取到它而又不被發現。五、在最短的時間內复印完。六、安全返回材料,就像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七、也是最為重要的問題,它的确有我所需要的證据。
  我把這些內容寫在一個記事本上。如果偷檔案材料被人發現,那就會立即遭到除名的處理,但我已不在乎除不除名的問題了。如果用不合法的鑰匙開錢斯辦公室的門被人知道,也是立即除名。
  复印可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公司里的檔案材料都有一英寸厚,就是說要复印一百多頁才能全部印完。也就是說我得在复印机旁站上好几分鐘才能印完,這時是無處躲,無處藏的,那太危險了。一般情況都是秘書和一些職員來搞复印,而律師是不干這類事的。复印机都是高科技的,很复雜,只要我一按電鈕,就毫無疑問地會面臨困境,而且它們也都編好了密碼,要先按几個按鈕,這樣机器就會把它复印的每一張紙的費用記到某一客戶的賬上。而且這些机器都放在十分明顯的地方,沒有一台机器是放在角落里的。我想或許我可以在公司的其他部門找一台复印机,不過我要是各處走動又太惹眼了。
  我可能只有把檔案材料帶出公司了,那可就和犯罪沒什么差別了。不過我算是借的,不是偷的。
  四點鐘時,我拿著一大沓檔案材料走過不動產部,好像我去干什么正經事儿。赫克托沒在他辦公桌那儿,錢斯在辦公室里,他的門雖然關著,但他打電話的尖尖的聲音可以听得出來。我從門前走過時,一位秘書沖我笑了笑。我注意到這里沒有保安攝像机,有些樓層有,有些樓層沒有。有誰會在不動產部安裝什么保安設施呢?
  我五點鐘時离開公司,在一個熟食店買了一個三明治,然后就開車去了我的新辦公室。
  我那几個同伴還沒走,仍在辦公室里等著我。索菲亞同我握手時笑了,但那笑容如曇花一現。
  “歡迎你与我們同舟共濟。”亞伯拉罕說,他態度嚴肅,就好像我爬上了一條正在沉沒的船一樣。莫迪凱在旁邊的一間小辦公室里向我揮舞著手臂。
  “這間屋怎么樣?”他說,“E號房。”
  “漂亮。”我說,邁進我的新辦公室。這個屋剛好有我原來那個辦公室的一半大小。我原來使用的辦公桌在這個屋都放不下,一面牆邊是四個檔案柜,顏色不一,照明的只是從天棚垂下來的沒燈罩的電燈泡,我也沒看見電話在哪儿。
  “我很喜歡。”我說,而且我說的是心里話。
  “明天我們給你裝一台電話,”他說,同時把AC單元窗子的遮陽屏放了下來,“在你之前這屋子是一個叫巴納布里奇年輕律師用的。”
  “他怎么了?”
  “不會處理錢財問題。”
  天漸漸黑了下來,索菲亞有些急于回家,亞伯拉罕也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我和莫迪凱在他的辦公桌上用餐,就是吃我買的三明治,喝一些低質量的咖啡。
  這里的复印机是八十年代的產品,体積挺大,看起來很笨重,沒有密碼板翼,以及鈴、哨之類裝備,這和我們公司那些是不一樣的。它就在大屋的一個角落上放著。室內有四張桌子,它就在一張辦公桌旁邊,上面放著不少陳舊的材料。
  “今晚你什么時候走?”我一邊吃一邊問莫迪凱。
  “我也說不准,大概一個小時以后吧,怎么?”
  “只是隨便問問,我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去几個小時。他們還有最后一些事要我完成。然后我辦公室里還有一些東西今晚上就運到這儿來。不知道行不行。”
  他還在嚼著東西,走到一個抽屜處,從里面拿出一串鑰匙,遞給了我,上面有三把鑰匙。“你隨便什么時候去或回來都行。”他說道。
  “這儿安全嗎?”
  “不安全,你可得小心點。把車就停在外面那個地方,靠門盡量近一點。走路要快些,然后把自己鎖在屋里。”
  他一定是看出我有點害怕,因為他對我說:“你會習慣的。精明著點。”
  我走得很快,也十分警覺地在六點半鐘時走到我的汽車停車處。這時人行道上空無一人,沒有那些流氓團伙,沒有槍聲,我的車上也沒有划痕。當我打開車門,開始啟動時心里有些高興。大概我能夠在這里生存下去。
  開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僅用十一分鐘。如果复印錢斯的那份檔案用三十分鐘,那么這份檔案就要离開他的辦公室一個小時左右。那當然是假定一切都十分順利才行。這樣錢斯就根本無法知道。我等到八點鐘,然后小心翼翼地走進不動產部,我的衣袖上卷,好像我在干著什么活。
  樓廳走廊中空空如也,我敲了敲錢斯的門,沒有回答。門已鎖上了,然后又看了看其他各個辦公室,先輕輕敲一敲,然后再重一點敲,最后再扭動一下門鈕。大半都是鎖著的。在每一個拐角處我都檢查一下是否有監視器。我同樣也檢查了一下會議室和打字間,一個人影都沒有。
  他那房間的鑰匙和我房間的很相像,大小顏色都一樣。鑰匙很好使,一轉眼我就已進入他那黑洞洞的辦公室,我琢磨著是否開燈的問題。我想從外面驅車而過的人是無法判斷是哪個屋子突然亮了燈的,而且在樓里的人也很難從門底下發現屋子里有光透出來。再者是我沒有帶電筒,屋里實在太黑。于是,我鎖好門,打開了燈,直奔窗子下面那個文件柜,用第二把鑰匙打開柜。我跪在地上把抽屜拉了出來。
  里面有几十份檔案材料都与河橡公司有關,都按某种方法十分整齊地排列著。錢斯和他的秘書做事有板有服,我們公司十分推崇這种作風。其中有一個很厚的檔案上面寫著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字樣。我輕輕地把它拿出來,開始迅速地翻閱、想确定一下是不是就是這一份。
  這時走廊中一個男人的聲音“嗨”了一聲,我當時嚇得真魂出竅。
  另一個男人的聲音從几個門以外的地方回答了一聲,然后這兩個人就在离錢斯辦公室不遠的地方談了起來,他們談的是籃球比賽的事,是子彈隊對尼克隊的比賽。
  我輕輕地走到門邊,關了燈,傾听他們談話。后來我又坐在布雷登先生的皮沙發上,坐了十來分鐘。如果有人看見我空手走出這間辦公室,他們對我無可奈何,反正我明天就已离開公司了,但是我還是拿不到檔案。
  如果要是有人看到我拿走檔案呢?那我可就沒救了。
  我拼命地考慮著這個問題,估量當時的形勢,分析各种可能性。要沉住气,我不斷地告誡自己。他們會走開的。他們談完籃球又談姑娘,似乎這兩個人都是未婚的。估計這兩個人都是喬治頓法學院畢業的職員,在這里做夜班。他們的聲音漸漸听不到了。
  我鎖好了抽屜,取走了檔案。五分鐘,六分鐘,七分鐘,八分鐘。我輕輕地打開門,把頭從門縫探出來,左右看了看,沒有人。這時我走了出來,經過赫克托的辦公室,直奔接待廳,盡量裝作沒事的樣子輕快地走著。
  “嗨。”身后有人在喊。我轉過拐角,回過頭看到一個家伙跟隨而來。這時离我最近的門是個小圖書館。我躲到了里邊,很幸運,里邊很黑,我在兩排書架中間穿過去,我找到另一側的另一個門。我打開門,在不長的一段走廊的盡頭我看到一個出口標志。我從那里跑了出去,我想我下樓總比上樓要快的,盡管我的辦公室就在這層樓的上面兩層,我還是直奔下面而去。如果万一他認出我來,他可能到那里去找我。
  我來到一樓,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沒有穿大衣,不想讓任何人看見,特別是電梯處,那里有保安人員以防止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進來。我到了側門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后我和波利為了躲避記者時曾用過的那個門。當我回到我車里時,外面很冷,還下著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賊那個笨手笨腳的情況,真是有點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沒有人看到我离開錢斯的辦公室,也沒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檔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應該跑。當他喊時,我應該停下來并和他聊兩句,就好像沒事儿的一樣。如果他要看檔案,我可以訓斥他并讓他走開。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听說過的一個下層職員。
  可是他為什么要那么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認識我,他為什么從樓道的另一端要攔住我呢?我駛進馬薩諸塞街,很快就把复印搞好,再設法把檔案送回原處。我以前也通宵干過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凌晨三點鐘再偷偷溜回錢斯辦公室的話,我也可以那么做。
  這時我感到輕松多了。車上的熱風一個勁儿地吹著。
  誰也不會料到一次打擊毒品交易的活動失利,一名警察被打傷,一輛毒品販子的豹牌汽車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馳來,我在新漢普郡大街時正是綠燈,可是那幫打死警察的家伙根本沒有什么交通規則的概念,那輛豹牌車在我左邊擋住了我的視線,我的汽車保護气袋一下子沖著我的臉炸開。
  當我醒來時,駕駛座旁的門夾住了我的左肩,几張黑臉正透過汽車破碎的窗子盯著我看。我听見警笛在叫著,又昏了過去。
  一個見習醫生把我的安全帶解開,把我從座位倉里拖了出來,“我沒有看到出血。”其中一個人說。
  “你能走嗎?”一個見習醫生問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試著站起來,但腿不听使喚。
  “我沒有事。”我坐在擔架的邊上說。我身后一陣喧鬧聲,但我轉不過身去。他們用安全帶把我固定在擔架上,當我被推進救護車時,我看到身旁有一輛豹牌汽車,已翻倒在路邊,周圍有警察和醫護人員。
  我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沒事儿,我沒事儿”,但他們還是要量血壓。這時車開動了,笛聲也住了。
  他們把我送到喬治·華盛頓大學醫療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視顯示我沒有傷著骨頭,只是一些擦傷,但很痛。他們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后把我推進一個單人病房。
  我夜里醒來時,克萊爾正睡在我床邊的一張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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