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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再次与露比一起喝咖啡。我七點四十五到達辦公室時,她已在前門外等我。她看見我很高興。她在一輛廢棄的小轎車后座上睡了八個小時,可以想象她見到我有多高興。
  “有油炸餅圈嗎?”我按電燈開關時她問道。
  這已成為慣例。
  “我找找看。你坐吧,我去煮咖啡。”我在寬敞的廚房里忙起來,清洗咖啡壺,找吃的東西,油炸餅圈昨天已不新鮮了,現在變得更硬了,但除此以外,別無他物。我在腦子里記下明天一定要買些新鮮的,以防露比連著第三天來。我有預感她會再來。
  她拿起一個餅圈,小口斯文地吃著。
  “你在哪儿吃早飯?”我問。
  “通常不吃。”
  “中飯和晚飯呢?”
  “中飯在第十大街‘內奧米之家’吃;晚飯在十五街的耶穌會吃。”
  “你白天干什么呢?”
  她又蜷起身子,緊握著咖啡紙杯,這樣會給她虛弱的身体增加點熱量。
  “大部分時間我呆在‘內奧米之家’。”她答道。
  “那里有多少婦女?”
  “不知道。有很多。他們對我們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開放。”
  “那里只收留女流浪者嗎?”
  “對。他們下午四點關門,大部分婦女住在避難所里,一些人露宿街頭,至于我,我有一輛車。”
  “他們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嗎?”
  “我想是的,他們要我戒毒。那里不止我一人吸毒,許多人都吸。”
  “昨晚你過癮了嗎?”我問,每一個字都撞擊著我的耳膜,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問出這樣的問題。
  她低下頭,下巴頂住胸口,閉上眼睛。
  “說實話。”我說。
  “我沒辦法,每天晚上都吸。”
  我不打算責備她。從昨天起我就束手無策,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
  她又要了一個餅圈。我用箔紙包好最后一個,給她添滿咖啡。“內奧米之家”有活動,她快遲到了,于是匆匆离去。
  游行示威從市政大樓開始。人群在大樓前集合。莫迪凱在無家可歸者的世界里是個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群中,躍上演講的高台。
  教堂合唱團的成員身著紫紅色和金黃色的袍子,在樓前的台階上排好隊形,于是上空便回蕩起澎湃的歌聲。几百名警察布滿了大街,他們筑起的路障阻斷了交通。
  “創建非暴力社區”出動了一千人,他們一齊赴到。那是一條令人生畏的自發結成的長龍,由無家可歸的男人們組成,他們為自己的隊伍而感到自豪,他們的到來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整齊的口號聲几個街區外都听得見,當他們在街的拐角處出現時,電視攝像机爭相上去拍攝。
  他們齊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樓的台階前,開始揮舞自制的標語牌。牌子上寫著“停止殺戮”、“救救避難所”、“我有權擁有一個家”、“工作,工作,工作”。他們把標語牌舉過頭頂,伴著圣歌的曲調和呼喊口號的節奏而翩翩起舞。
  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几百人。他們中許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頭者。他們是穿著整齊的教堂工作人員,絕大多數是女人。人群膨脹起來,我身邊的空間越來越小。除了莫迪凱以外,我一個人也不認識。索菲亞和亞伯拉罕在人群中某個地方,但我看不到他們。海報說這是過去十年來最大的一次無家可歸者游行——為朗蒂伸冤的大會。
  朗蒂·伯頓的照片被放大制成了許多大告示牌。人像的四周鑲了黑邊,下面寫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是誰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經散發下去,立即成了搶手貨,甚至那些來自“創建非暴力社區”的男人們也將手中原先的抗議旗幟棄之不用。朗蒂的臉在人海中跳躍起伏。
  一聲凄厲的警笛聲在遠處響起,很快越來越近。一輛送葬車在警車的護送下穿越路障,徑直朝市政大樓開來,在樓前的人海中停下。車的后門打開了,一個漆成黑色的仿制棺材被搬下來,六個無家可歸的男人充當了扈棺人。他們抬著棺材准備游行。車上還有四個同樣顏色和式樣的棺材,只不過小得多,它們也被人抬下來。
  人群中閃開一條路,人們抬著棺材緩緩地向台階走去,合唱團唱起了具有靈歌特色的安魂曲。我的眼淚差點掉下來。這是一個死亡游行,四個小棺材中有一個代表奧塔里歐。
  人們擠上前去,無數雙手舉起來触摸著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后不斷地晃動。
  這是非常令人激動的場面。無數台攝像机聚集在台子的四周,錄下了這庄嚴的時刻。在隨后的四十八小時內,電視台會一遍遍地播放。
  五個棺材并排放在台階中央的膠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凱所站的高台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前后左右都有人攝像拍照,接著演講開始了。
  游行的組織者是一位活動家,他在開場白中向幫助組織這次游行的所有團体表示了感謝。參加的團体真不少。听著他飛快地念名單,我既高興又惊訝,竟然有這么多的臨時避難所、慈善會堂、施食處、聯合机构、醫療站、律師事務所、教堂、中心、外圍團体、技能培訓中心、戒酒戒毒机构,甚至還有少數當選的議員,都關注這次游行。
  有這么廣泛的支持,怎么還會有無家可歸者問題呢?
  接下來的六個演講者回答了這個問題。缺乏足夠的啟動經費,預算被削減,聯邦政府的充耳不聞,城市當局的熟視無睹,富裕階層缺乏同情心,日趨保守的法院系統,原因還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凱外,每個發言人都重复了同樣的話題。他是第五個發言的。當他敘說伯頓一家臨終前的情形時,人群突然靜下來。當他說到給嬰儿換尿布,也許那是最后一片時,人群中鴉雀無聲,沒人咳嗽,也沒人耳語。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裝著那名嬰儿。
  隨后伯頓一家离開了避難所,他說,語聲緩慢、低沉、渾厚。他們又回到街頭,在暴風雪中只多活了几個小時。莫迪凱在這一點上极有發言權,因為沒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我雖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讓他來敘述。台下的觀眾和我一樣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動了。
  故事接近尾聲時,他說到朗蒂和她的四個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還是無濟于事,我听到身邊女人的哭泣聲。
  我忽然有點嫉妒他。如果這個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夠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數千名觀眾,那么當他試圖說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審員的時候,豈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時意識到伯頓的案子決不會鬧到對簿公堂的地步。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讓莫迪凱·格林有机會來鼓動這個城市的黑人陪審團。如果我們的估計是正确的,如果我們能證實它,絕不會有審判發生。
  听了一個半小時的演講后,人群變得躁動不安起來,准備出發。合唱團又開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領著隊伍离開大樓。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組織者,莫迪凱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后面。有人遞給我有朗蒂頭像的告示牌,我和別人一樣把它舉得高高的。
  有錢有勢的人不會參加游行,他們的世界安全、干淨,有法律保障他們的幸福。我以前從未在大街上游行過,為什么要游行呢?走過一兩個街區后,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舉著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個生了四個私生子的二十二歲的黑人母親的頭像,這會是我嗎?
  但我不再是几個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從前,即使我想。我過去只關心金錢、財產、地位,現在這些都變成了對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游行隊伍中感到輕松自如。我和他們一起呼喊口號,与別的人步調一致地揮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我初嘗游行示威的滋味,決定以后還要參加。
  路邊的路障保護著我們一路向國會山緩慢地移動。游行組織得很好,由于規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國會山前的台階上,我們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權運動家們和兩名國會議員發表的激烈的演講。
  演講無甚新意,我已經听夠了,對我的那些無家可歸的兄弟姐妹們也無多大實際的益處。從星期一人這個新行當以來,我已經接了三十一樁案子。三十一個活生生的人在等著我為他們排憂解難:申請食物配給券,尋找住處,調解离婚糾紛,答辯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驅赶出戶,幫他們戒毒。從某种程度上說,這對我并不太難。過去作為一名從事反托拉斯業務的律師,我很少要面對客戶,而現在做貧民律師就不一樣了。
  我在路邊售貨亭里買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廣場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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