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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星期六晚,三月份的第一天。年輕,無家室拖累,雖然肯定不如我以前那樣富有,但也不至于囊中如洗。滿滿一衣櫥的好衣服,還沒穿過。全城一百万人口中,美女如云,她們被吸引到這個政治權力的中心;据傳她們很愿意逢場作戲。
  我獨自呆在家中,比薩餅佐以啤酒,觀看電視中的大學籃球賽,心中倒也自得。今人晚上我要是去公共場所,保准會有人不客气地問我:“嗨,你不就是那個被抓的人嗎?今天上午的報紙上登了。”
  我打電話給露比,看她有沒有呆在室內。電話鈴響了八次她才接,我差點嚇坏了。她過得很好,沖了一個長淋浴,吃了很多糖果,不停地看電視。她沒离開過房問。
  她在二十英里之外,那個小鎮在州与州交界的地方,地處弗吉尼亞州的鄉村。我和她都不認識人,她沒法得到毒品,我再次為自己的決定而得意。
  在杜克-卡羅琳娜節目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放在塑料儲物箱上比薩餅旁的手提電話響了,嚇了我一跳。一個非常柔和的女聲道:“哈囉,獄中鳥。”
  是克萊爾,語調平和。
  “哈囉。”我邊答邊擰小了電視的音量。
  “你還好嗎?”
  “我很好,你呢?”
  “我也很好。我在今天早晨的報紙上看到你的笑臉啦,我正為你擔心哩。”克萊爾只看星期天的報紙,現在她看到了那篇關于我的報道,一定有人看到了轉告她。也許正是上次接電話的那個熱心的醫生。她今天晚上也像我一樣獨自一人嗎?
  “這是一种体驗。”我說,接著告訴她事情的來龍去脈,從加斯科開始,到我被釋放為止。她想找個人講話,當我緩慢地敘述我的遭遇時,我意識到她确實是獨自一人,也許是百無聊賴,也許是寂寞難耐。也許她真的為我擔心,也不是沒有這种可能。
  “這件事究竟有多嚴重?”她問。
  “嚴重盜竊罪最多可判十年。”我表情嚴肅地說。我喜歡被她牽挂。“但我不害怕。”
  “那只是一份文件,對嗎?”
  “對,那不能算是盜竊。”當然是,但我心里不愿承認。
  “他們會吊銷你的律師執照嗎?”
  “會,如果盜竊罪名成立的話。執照自然會被吊銷。”
  “太可怕了,邁克。那你怎么辦呢?”
  “坦率地講,我還沒想過。那不會發生。”我說的完全是實話,我還沒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也許這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但我目前無暇顧及。
  我們禮貌地詢問對方家人的近況,我還記得她的哥哥詹姆斯,以及他的惡性腫瘤病。他正接受治療,她的家人感到樂觀。
  我謝謝她打電話來,而且互相承諾要保持聯系。我把電話放在原處,盯著沒了聲音的電視屏幕,心中不得不承認我确實想她。
  露比沖澡后穿上梅甘昨天給她的新衣,顯得容光煥發。她住的旅館房間在底層,房門正對停車場。她正等我。她走進陽光,緊緊地擁抱我。“我成功了!”她滿面笑容地說,“二十四小時內我沒吸毒!”我們再次擁抱。
  一對六十几歲的夫婦從鄰近的房間走出,愕然地看著我們。天知道他們在想些什么。
  我們返回市區,到“內奧米之家”去。梅甘和別的工作人員正等我們的消息。當露比宣布她成功后,人群中爆發出一陣小小的歡呼。梅甘告訴過我第一個二十四小時最值得慶祝。
  今天是星期天,一個本地的牧師過來組織《圣經》學習。婦女們集中在大廳內唱圣歌,做祈禱。我和梅甘在花園里喝咖啡,計划著露比的下一個二十四小時。除了做禱告,露比還得經過兩次大劑量的療程。但我們并不十分樂觀。梅甘生活在癮君子中間,她知道只要露比一回到街頭肯定會故態复萌,她見得太多了。
  讓露比再多住几天汽車旅館,我還能付得起賬,而且我也愿意付這筆錢。但我下午四點要動身去芝加哥,去找赫克托,也不知道會在那儿呆多久。露比喜歡汽車旅館,她表現出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們決定一次只考慮一天的安排。梅甘開車送露比去那個郊區旅館,由我付賬,讓她在那儿過夜,星期一早晨梅甘再把她接回,然后我們再考慮下一步做什么。
  与此同時,梅甘要承擔勸說露比离開街頭的任務。她的第一站是戒毒中心,第二站是婦女臨時避難所,她要在那儿呆六個月,系統接受生活指導,技能培訓和康复治療。
  “二十四小時只是一大步,”梅甘道,“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匆匆告辭了。她邀我回來共進午餐,就在她的辦公室,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要討論重要的事情。她的眼睛暴露了一切,在她火辣辣的目光逼視之下,我只得應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師總是坐頭等艙,他們覺得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他們住四星級賓館,吃在豪華餐館,在乘車上更挑剔、更講究,非林肯不坐。所有的出差費用都攤在客戶頭上。既然客戶享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服務,他們對這种要求也沒有什么好說的。
  在去芝加哥的航班上,我選擇了經濟艙,臨登机前才訂好座,因此座位在令人不快的中間座位。靠窗的位子被一個膝蓋有籃球那么大的魁梧的男人占了,靠中間過道的是一名十八九歲的渾身散發著气味的年輕人,一頭漆黑的頭發理成印第安人的發式,頭上綴滿了奇形怪狀的黑色的皮革和閃亮的金屬片。我縮著身子,閉著眼睛度過了兩個小時,也不去想那些坐頭等艙的不可一世的家伙們。以前我也享受過那樣的待遇。
  這次出行直接違反了我的保釋協議——如果沒得到大法官的允許,我不能离開華盛頓。但我和莫迪凱都認為這只是一次小小的違反,只要我返回就不會有不良后果。
  在歐海爾机場,我叫了一輛計程車。我讓車駛向鬧市區的一家廉价旅館。
  索菲亞沒能找到帕爾馬一家的新住址。如果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分部找不到赫克托,那我們的處境就不妙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芝加哥分部擁有一百零六名律師,在規模上僅次于華盛頓和紐約。房地產部尤其龐大,總共有十八名律師,比華盛頓分部還多。我猜這就是把赫克托送到芝加哥的原因——容易安插。這里有足夠的工作要做。我依稀記得在我工作后不久德雷克和斯威尼就兼并了芝加哥一家頗為興旺的房地產公司。
  星期一早晨七點剛過,我來到了“聯合生命大廈”。天空灰蒙蒙、陰沉沉的,從密執安湖面上吹來了一陣刺骨的寒風。這是我第三次來芝加哥,前兩次的天气也是如此陰冷。我要了咖啡和報紙,用報紙遮臉,我在一樓大廳的角落里找了一張桌子,那里是絕佳的觀察點,自動扶梯可以把人送到二樓、三樓,在那里有許多部電梯再把人送到高層。
  七點三十分,一樓大廳里擠滿了忙碌的人們。八點鐘,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振作精神,隨時期待著那個人的出現。自動扶梯上裝滿了上百名的經理、律師、秘書,所有的人都裹在厚厚的大衣中,外表极其相似。
  八點二十分,赫克托·帕爾馬從大廈的南邊走進大廳,和其他的上班族一樣行色匆匆。他用手梳了一下被風吹亂的頭發,徑直走向扶梯。我盡量裝做不經意的樣子,走向另一部扶梯,放慢自己上樓的腳步。我瞥見他拐過牆角,在等電梯。
  絕對沒錯,是他,我決定不再心存僥幸。我的猜想沒錯,他是連夜從華盛頓轉移到芝加哥的,在這里他易于監視,用更多的錢收買他,如果必要,再威脅威脅他。
  我知道他辦公的地點,也知道接下來的八到十個小時內他不會离開,在二樓大廳,湖面的美景一覽無余,我給梅甘打了電話。露比又成功地度過一夜,現在她已挨過了四十八小時了,還要繼續觀察。我也給莫迪凱打了一個電話,向他報告了我的發現。
  根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手冊,芝加哥分部房地產部有三個合伙人。大廳中的大廈指南上列出了他們的名字,全都在第五十一層,我隨意挑了一個:迪克·海勒。
  九點鐘,我乘電梯來到第五十一層,走下電梯看到了熟悉的場景——大理石舖地、金字招牌、胡桃木家具、嵌入式的燈具、精致的地毯。
  我從容地走向迎賓台,目光四處搜尋著洗手間,可惜沒發現。
  她戴著耳机正在接電話,我鎖緊眉頭,裝出一副痛苦万狀的樣子。
  “先生?”在接電話的間隙她面帶笑容地招呼我。
  我咬緊牙關,深吸一口气道:“我約了迪克·海勒九點鐘見面,但我好像病了,可能我吃的東西有問題,我能用一下洗手間嗎?”我捂住腹部,合攏雙膝,我的樣子使她相信我快吐出來了。
  笑容消失了。她猛地跳起來,指向一邊:“就在那邊,轉過牆角,向右。”
  我已經挪動雙腳,彎下腰來,好像隨時都會吐出來,“謝謝。”我擠出兩個字來。
  “你要幫忙嗎?”她問。
  我搖搖頭,痛苦得說不出話來。轉過牆角,我低頭進了男廁所,把自己鎖進小隔間,在那里等著。
  看情形她的電話很多,她不會有空想到我。我穿得就像大公司的律師,外表不會露出破綻,十分鐘后,我走出男廁所,离開迎賓台沿著大廳向前走去,在第一個空桌子上我隨手從疊好的文件中抓了几張,邊左邊在上面胡亂地与著,裝出一副有要事要辦的樣子,我的目光投向四面八方——門上的名字,辦公桌上的名字,忙得抬不起頭來的秘書,長著灰白頭發只穿襯衫的律師,虛掩著門的正在打電話的年輕律師,敲鍵盤記下口授內容的打字員。
  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
  赫克托有一間小小的單獨辦公室,四處看不到他的名字。我從半掩著的門看到他,搶身而入,“砰”的一聲關上門。
  他吃了一惊,几乎要跳起來,舉起雙手,好像有人拿槍對著他。“怎么回事?”他叫道。
  “你好,赫克托。”
  沒有槍,沒有突襲,只有一段糟糕的回憶。他把雙手放到辦公桌上,竟然笑了,“怎么回事?”他又問道。
  “在芝加哥過得怎樣?”我問,一屁股坐到辦公桌上。
  “你到這儿來干什么?”他狐疑地問道。
  “我應該問你這個問題的。”
  “我來工作。”他說著搔了搔頭皮。在离地向五百英尺的高處,被塞進一個沒有標記沒有窗戶的小房間,被那么多大人物隔离開來,他還是被他唯一不想見的人找到了。“你是怎樣找到我的?”他問。
  “這很容易,赫克托,我現在是一名貧民律師,既老練又聰明。你再躲一次,我還能找到你。”
  “我不想再躲了。”他移開目光。這不僅僅對我一人有好處。
  “我們明天就要起訴。”我說,“被告是河橡公司、TAG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你無處藏身。”
  “誰是原告?”
  “朗蒂·伯頓和她的家人。隨后,我們會找到其他的被驅逐戶,把他們追加為原告。”
  他閉起雙眼,使勁地壓著自己的鼻梁。
  “你還記得朗蒂吧?她是那個与警察沖突的年輕母親,當時你正執行公司的命令。你看到了一切,你也知道那樣做是違法的,因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她付房租給甘特利。你把這一切都寫進了備忘錄,就是一月二十七日的那份。你把備忘錄按順序歸檔,你辦妥了這一切,你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你知道布雷登·錢斯會瞅准机會把它抽走,他确實這么干了。這就是我到這里來的原因,赫克托。我想要一份備忘錄的复印件。那份文件的其余部分我都有,它即將被公開。現在我要那份備忘錄。”
  “你怎么會認為我有呢?”
  “你要是不留一份才怪呢,你知道錢斯會抽走原件,以掩蓋他的過失。現在他就要暴露了,別与他一起完蛋。”
  “那么我到哪里去呢?”
  “哪儿都去不了,”我說,“你無處可去。”
  他知道這個結果。既然他知道真相,他必須在某個時間以某种方式作證,他的證詞會毀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還有他自己。整個事件的發展會不出我和莫迪凱所料,我們手中已有几名證人。
  “如果你給我備忘錄,”我說,“我不會說出它的來源,我也不會讓你出庭作證除非迫不得已。”
  他搖搖頭,“我可以不講真話。”他說。
  “你當然可以那樣,但你不會,因為你會因此而被捕,你的備忘錄先歸了檔,然后才被抽出,這一點很容易證明。你不能否認你寫過備忘錄,我們會找到被你赶出的人,讓他們作證,他們會在全由黑人組成的陪審團前澄清事實。而且我們已經和一月二十七日陪你去執行任務的那名保鏢談過。”
  每一句話部像一記重拳正中他的下巴,赫克托墮入彀中而不自知。事實上,我們并未找到那名保鏢,文件中也沒提及他的名字。
  “別想說假話了,”我勸道,“那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
  赫克托本是個至誠君子,畢竟是他暗中提供給我被驅逐者的名單,偷愉塞給我竊取文件的鑰匙。他有靈魂和良心,躲在芝加哥,逃避過去也非他所愿。
  “錢斯告訴他們真相了嗎?”我問。
  “不知道,”他答道,“不過我怀疑他沒有。那樣做需要勇气,而錢斯是個懦夫……他們會解雇我。”
  “有這個可能,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告他們。我替你辦妥這件事,我們會再次起訴他們,我不會收你一個子儿。”
  門上響起了敲門聲,嚇了我倆一大跳,我們的談話及時地改變了話題。“請進。”他說,一名秘書進來了。
  “派克先生在等您。”她說著上下打量著我。
  “我馬上來。”赫克托道,她慢慢退出,讓門半開著。
  “我得离開了。”他說。
  “沒有備忘錄的复印件我不會走。”
  “中午在樓前的噴泉邊等我。”
  “好的。”
  我通過大廳時向那位接待小姐眨了眨眼,“謝謝,”我說,“我現在好多了。”
  “別客气。”她答道。
  從噴泉沿林陰大道向西走,我們來到一家猶太熟食店,排隊買三明治時,赫克托遞給我一個信封,“我有四個孩子,”他說,“請保護我。”
  我接過信封正要開口,他后退,轉身消失在人群中。我看見他擠出大門,從熟食店前經過,大衣領子豎起來罩著耳朵,几乎是跑著擺脫了我。
  我也顧不上吃午飯了。我步行通過四個街區,赶到賓館,結賬出門,把隨身物品塞進一輛計程車,我壓低身子在汽車后座上坐下,鎖上車門,計程車司机昏昏欲睡,這世界上沒人知道我此時身在何處。我打開了信封。
  備忘錄的格式是典型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風格,在赫克托的電腦上打出,文件上有客戶代號、文件號碼,左下角用小號字体印著日期,日期是一月二十七日,由赫克托,帕爾馬呈交給布雷登·錢斯,是有關河橡/TAG公司清理非法住戶和佛羅里達街倉庫財產的備忘錄。那天赫克托在一名武裝保鏢的陪同下去倉庫執行任務。保鏢名叫杰夫·麥凱爾,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派出,他們上午九點十五分到達,中午十二點三十分离開。倉庫共三層,赫克托注意到第一層有非法占住者,第二層無居住痕跡。在第三層,他看到了垃圾,舊衣服,還有几個月前火堆的殘燼。
  在第一層的西端,他發現了十一間臨時公寓,用膠合板和石板草草搭就,未經油漆,但明顯系同一人在同一時間所建,建房者也想使房子錯落有效。從外面看每間公寓的面積大致相等,赫克托無法進入。每扇門也相同,由一种輕型的中空的合成材料也許是塑料制成,門上裝有球形把手和暗鎖。
  浴室很髒,有人用過,最近一段時間內沒人修過。
  赫克托遇到過一個自稱叫赫爾曼的男人,赫爾曼無意交談。赫克托問他公寓的租金,他什么也沒說,只說他是擅自占住的,有穿制服的武裝保鏢在場,他不敢多說。
  在倉庫的東端發現了十間同樣結构的公寓。孩子的哭鬧聲把赫克托吸引到其中一扇門前,他讓保鏢退后,不要讓人注意他。听到敲門,一名年輕的母親前來開了門,她抱著一名嬰儿,還有三個圍在她腿邊。赫克托告訴她他為一家法律公司工作,這座倉庫已經易手,几天之內她就得搬离,她起初說自己是擅住的,但很快就破口大罵起來,這是她的公寓,她從一個名叫約翰尼的男人那里租下了它,他每月十五號左右來收一百美元,沒有任何收据,她不知道誰擁有這座倉庫,約翰尼是唯一的聯絡人。她已經住了三個月了,离開這個地方就無處可去,她在一家雜貨店里工作,每周二十個小時。
  赫克托讓她收拾收拾准備搬家,倉庫十天內就會被夷為平地。她悲憤欲狂。赫克托進一步用言語激她,問她有沒有付房租的證据。她從床下找出錢包,遞給他一張紙條,那是一張雜貨店收銀台的清單,清單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跡:今收到朗蒂·伯頓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號。
  備忘錄的正文有兩頁,但附了一張几乎不可讀的收据。那是赫克托從她那儿拿來的,复印后將原件附在備忘錄后。雖然字跡潦草,拼寫有錯誤,复印效果不佳,但這張收据足以作為證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聲音,以至于司机扭頭在后視鏡中觀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這份備忘錄十分清楚地記錄了赫克托的所見所聞。文件中沒有結論,也沒有對他上司的提醒,他當時一定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們會不會往里跳。他只是一個職位低微的律師幫辦,無權建議或提出自己的主張,更無權阻止一樁交易。
  在歐海爾机場,我把備忘錄通過傳真發給莫迪凱,如果飛机失事,或者我受到襲擊,或者文件被竊,我想在十四街律師事務所保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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