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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索菲亞和亞伯拉罕离開許久了,我還是呆坐在自己昏暗的辦公室里。這時,莫迪凱走進門來,坐在一張結實的折疊椅上。椅子有一對,是我花六塊錢從跳蚤市場上買來的。椅子的前主人把它們漆成了褐紫色。它們看上去很丑,但我至少不必擔心來訪者說到一半時跌坐在地上。
  我知道他打了一下午的電話,但我沒去他的辦公室。
  “我接了許多電話,”他說,“事情變化得比我們想象的快。”
  我听著,一言不發。
  “与阿瑟打拉鋸戰,与德奧里奧法官討价還价,你認識德奧里奧嗎?”
  “不認識。”
  “他是個強硬派,但他人很好,公平,思想較開明。多年前他從一家大公司起家,為了某個原因決定要當法官。放棄了掙大錢的机會。經他手調解的案子比華盛頓任何一位承審法官都要多,因為他使律師們處于他的影響之下,而且很有手腕,他喜歡調解紛爭,如果一件案子調解不成功,那么他就要求盡早開庭。他极力主張調解所有應審案件。”
  “我想我听過他的名字。”
  “我想應該如此。畢竟你在這個城市做過七年的律師。”
  “反托拉斯部,在一家大公司,就在那邊。”
  “那,最后的時刻終于到了。我們已同意明天下午一點在德奧里奧的審判室見面,每個人都得去——三名被告,他們的律師,我,你,我們的受托人,以及任何涉及此案的人。”
  “我?”
  “對,法官要求你在場,他說你可以坐在陪審團的席位上旁听,但你得去。他想索回那份失竊的文件。”
  “樂意奉上。”
  “許多人都知道,他特別痛恨媒体。他從不允許記者進入他的審判室,禁止電視攝像机進入离他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對這件案子鬧得沸沸揚揚大為不滿,他決定這次不對外公開。”
  “訴狀將成為公共檔案。”
  “是的,但他可以封存它,如果他想的話。我認為他不會那么做,他喜歡恫嚇。”
  “這么說他想庭外調解此案?”
  “當然如此,他是法官,難道不是嗎?每個法官都想庭外調解,好有更多的時間打高爾夫球。”
  “他對我們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他捂著底牌,但他堅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場,而不僅僅是他們的手下人,我們在現場會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會到場,我跟他的律師談過了。”
  “他知道入口處裝了金屬探測器嗎?”
  “也許吧,他以前去過法庭,我和阿瑟把他們的條件告訴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會惊訝,他見過的大場面多了,也了解陪審團的成員。”
  “我的問題怎么說?”
  莫迪凱好一會儿沒開口,他搜腸刮肚想找一种既講了真話同時又能安慰我的說法。“他將采取強硬路線。”
  這种說法一點也安慰不了我,“什么是公平,莫迪凱?這事對我來說性命攸關,我的前途完了。”
  “這不是公平与否的問題,你取走文件是為了糾正過錯,你沒有存心偷它,只是暫時借用。這是一樁值得稱道的舉動,但仍屬于盜竊行為。”
  “德奧里奧提到過它是盜竊行為嗎?”
  “提過,一次。”
  這樣看來法官認為我是個賊。看來人人都是一樣的看法。我沒有勇气問莫迪凱的看法,他也許會講實話,我不想听。
  他挪了挪龐大的身軀,我的椅子吱吱直響,但一點都沒陷下去,我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說一句話,我們立即撤回這個案子。我們不要這個庭外和解,沒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們的繼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個好結果絲毫不會改變我的生活。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奪。”
  “事情沒那么簡單,莫迪凱。”
  “為什么?”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應該害怕,但他們不會那么做,也不會再向律師協會申訴。我可以立即打電話給阿瑟,告訴他我們握手言和,雙方一拍兩散,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這事很好辦。”
  “媒体會活吞了我們。”
  “會那樣嗎?我們刀槍不入。你以為我們的客戶真會在乎《郵報》對我們的看法嗎?”
  他在故意唱反調——只是嘴硬罷了,莫迪凱想保護我,但他同時又不愿放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傷害。
  “好吧,我們放棄,”我說,“那我們能得到什么呢?他們雙手沾滿了鮮血卻不受任何懲罰;他們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們要為那次非法驅逐負全部責任,而且最終導致了我們當事人的死亡;可是我們竟然要讓他們逍遙法外?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嗎?”
  “這是保住你的律師執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凱。”我說,語气中帶著一絲苦澀。
  但他是對的。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來做關鍵的決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個愚蠢的行為。
  我要是突然臨陣退縮,莫迪凱非气得昏過去不可。他的全部事業在于幫助窮人們重新振作起來,他的工作對象是那些沒有希望、沒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們所求的無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飯,一張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間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當事人的問題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錢對莫迪凱來說算不了什么,因為高額賠償對他的生活不會有什么影響,因為我們的當事人,正如他所說,不是已經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為我,他絕不會考慮在庭審前与對方媾和。他需要一場審判,一場巨大的轟轟烈烈的審判,有聚光燈,有攝像机,有新聞報道。他要這些不是為了個人出風頭,而是為了向世人展示無家可歸者每況愈下的窘境,審判不總是針對某個人的罪行,有時也可以充當宣傳的工具。
  因為我而使事情复雜化了,我的松弛的蒼白的臉會出現在鐵窗之后,我的律師執照會被吊銷,從而生計也成了問題。
  “我不會臨陣脫逃,莫迪凱。”我說。
  “我知道你不會。”
  “讓我來為你描繪一幅場景吧,如果我們說服他們出一筆我們能接受的錢,他們放棄刑事起訴,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師執照,將會怎么樣?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師資格一段時間,又會有什么后果?”
  “首先,你將為這种處罰而承受名譽上的損失。”
  “盡管听起來不雅,也還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強辯道,對于那种尷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納,我的雙親,我的朋友,法學院的同學,克萊爾,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們听到這個消息時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銷執照期間,你不許辦案。”
  “我會丟工作嗎?”
  “當然不會。”
  “那我干些什么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創建非暴力社區’、撒馬利亞慈善中心、耶穌會,和其它一些你曾去過的地方接受咨詢,你仍是事務所的正式合伙人。我們將稱你為社會工作者,而不是律師。”
  “這么說与過去沒什么兩樣?”
  “沒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亞,她接見的客戶比我們其余的人加起來還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認為她是個律師,需要出庭時,我自會處理。對你來說,一切照常。”
  貧民法是由那些實踐它的人制訂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么辦呢?”
  “沒人會那么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間的界線不是那么明晰。”
  “兩年時間太長了。”
  “說長也不長。我們不一定非得同意停業兩年不可。”
  “我想這沒有商量的余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點調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話,看看類似情況下是怎樣裁決的。”
  “你認為以前曾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也許。現在像我們這樣的人有一百万,律師向來善于吹毛求疵。”
  他錯過了開會的時間。我謝了他,我倆一起鎖上辦公室的門。
  我驅車奔向國會山附近的喬治頓法學院。那里的圖書館半夜才關門。對一個前途莫測的律師來說,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地方讓他藏身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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