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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午三時整,按照約定的時間,福爾特里格、麥克蘇恩和特魯曼准時來到雷吉·洛夫律師事務所的接待室。這房間不大,但非常雅致。克林特接待了他們。他請他們坐下,要倒咖啡,倒茶水,但他們都顯得很拘謹,一一謝絕了。福爾特里格鄭重其事地對克林特說,他是負責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區、新奧爾良的美國國家律師,來這里談業務,不想等候。然而他這樣想就錯了。
  他等了四十五分鐘。在這期間,那兩名特工坐在沙發上翻閱雜志,福爾特里格卻在屋子里踱來踱去,不時地看手表,在克林特身上出气,訓斥他,甚至兩次破口大罵,但每一次問起來,克林特還是說雷吉正在打電話,有要緊事,至于福爾特里格已來到這里似乎一點也不重要。他很想离去,但又不能。在他的一生中,像這樣被耍弄、卻又只好忍聲吞气的時候是极少的。
  最后,克林特請他們跟他去會議室,這是一個小小的會議室,周圍放著一排書架。書架上全是厚厚的法律書籍。克林特讓他們坐下、并告訴他們雷吉馬上就來。
  “她已經晚到了四十五分鐘,”福爾特里格抗議道。
  “對雷吉來說,她還提前了許多呢,先生。”克林特微笑著回答,并离開了會議室,隨手關上房門。福爾特里格坐在桌子的一端,兩名特工緊挨著他,一邊一個。他們等候著。
  “我說,羅伊,”特魯曼躊躇地提醒,“你得小心這個女人。她也許會把談話錄下音來。”
  “你怎么會有個想法?”
  “這個么,嗯,你很難……”
  “這些孟菲斯律師中,很多人喜歡錄音,”麥克蘇恩幫腔說,“在新奧爾良情況怎樣我不清楚,但在這里錄音搞得很凶。”
  “她必須事先告訴我們錄不錄音,對嗎?”福爾特里格回答,顯然沒有理解他們話里的含意。
  “用不著冒險,小心為好,對吧,”特魯曼說道。
  門開了,雷吉走了進來,她遲到了四十八分鐘。“各位請坐,”她說道。克林特跟在后面,隨手把門關上了。她伸出手來,主動与似站非站的福爾特里格握手。“我是雷·洛夫。你一定是羅伊·福爾特里格吧。”
  “是的,很高興見到你。”
  “請坐。”她朝麥克蘇恩和特魯曼笑了笑。一瞬間,他們三個都想起了錄音帶那段插曲。“很抱歉來遲了,”她說著獨自到會議桌的另一端。福爾特里格他們三人与她相隔八英尺,緊緊地挨在一起坐著。
  她打開會議桌里一個隱蔽的抽斗,從里面取出一台大錄音机放到自己的面前。“我想把這次小小的會晤錄下音來你們不介意吧?”她問道,同時插上了話筒。不管他們喜歡与否,把這次小型的會晤錄下音來已是無可爭議的了。“我很樂意向你們提供一盤复制帶。”
  “很好,同意。”福爾特里格說,裝出一付他似乎還可有所選擇的樣子。
  麥克蘇恩和特魯曼盯著那台錄音机看,心想真有她的,還問一聲。他們朝她笑了笑,她也朝他們笑了笑,然后三人都向錄音机看著,會意地笑了。這個女人猶如一塊破窗而入的石頭,令人難以捉摸。那台該死的微型錄音机一定就在附近。
  她撳下按鈕。“好啦,開始吧。”
  “你的委托人在什么地方?”福爾特里格向前一探身子問道,顯然下面的話都將由他代表著說了。
  “在醫院里。醫生讓他呆在病房里,留在弟弟的身邊。”
  “我們什么時候可以跟他談話?”
  “你認為你一定可以跟他談話嗎?”她注視著福爾特里格,眼睛里充滿自信。
  “我們需要和你的委托人談談,洛夫女士。”
  “叫我雷吉,行吧,羅伊。”
  “行,什么都可以。簡而言之,我們認為他知道一些事情。”
  “譬如說?”
  “這個嘛,我們深信杰羅姆·克利福德自殺前,小馬克曾在那輛汽車里。我們認為他和克利福德在一起的時間不是短暫的一會儿。克利福德顯然想自殺,而且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想把他的當事人馬爾丹諾先生埋藏博伊特參議員尸体的地方告訴別人。”
  “你根据什么認為他想告訴別人?”
  “這說來話長了,但是他曾跟我事務所里的一名助手有過兩次接触,暗示說他也許愿意做個交易,把秘密說出來。他害怕得要命,喝了很多酒,行為异常古怪。他十分惊慌,難以控制自己,想談一談。”
  “你憑什么認為他對我的委托人說過?”
  “只是一次偶然的机會。我們必須弄個水落石出,你一定明白。”
  “我明白你們有點走投無路了。”
  “不是有點,而是非常,雷吉,我對你開誠布公說了吧。我們知道是誰殺了參議員,但坦率地說,沒有找到那具尸体,因此開庭審判的條件不成熟,”他頓了頓,溫和地沖她笑笑。盡管他有許多惹人討厭的毛病,但羅伊畢竟在陪審團面前見過很多世面,知道應該怎樣顯得真心實意,什么時候應該真誠老實。
  在對付這一號人時,她也是個老手,知道怎樣區別真偽。“我并不是說,你不可以跟馬克·斯韋談話。今天你跟他談不了。但明后天也許可以。事態發展得很快。克利福德先生尸骨未寒,我們應該放慢一點節奏,一步一步慢慢地來,好嗎?”
  “好的。”
  “那么請拿出根据證明杰羅姆·克利福德開槍自殺前,馬克·斯韋与他一起在汽車呆過,好讓我心服口服。”
  沒問題,福爾特里格看了看記錄用的拍紙簿,一口气報了一長串指紋相符的地方:尾燈、行李箱、前車門把手、鎖開關、儀表盤、手槍、杰克·丹尼爾威士忌酒瓶等等。此外,在水龍帶上也測得相符的指紋,但還沒有最后确定。鑒定正在進行。福爾特里格這下子成了起訴人,正以無可辯駁的證据來确立一個案子。
  雷吉記了好几頁紙。她知道馬克去過汽車里面,但不知道他竟留下了這么多的痕跡。
  “威士忌酒瓶子?”她問道。
  福爾特里格迅速翻過一頁,查看詳細細節。“是的。上面有三個清晰的指紋。毫無疑問。”
  馬克跟她說起過槍,但沒有講到酒瓶的事。“這似乎有點奇怪,是嗎?”
  “在這一點上的确非常奇怪。跟他談過話的警官們都回想不起他說話時帶有酒精味,因此我認為他沒有喝酒。如果我們可以跟他談一談,他肯定能解釋清楚的。”
  “我會問他的。”
  “那么,看來關于酒瓶子的事他沒有對你說過。”
  “沒有。”
  “他講了那支槍的事沒有?”
  “我不能透露我的當事人對我說的話。”
  “這么說,他沒有把一切情況告訴你?”福爾特里格問道。
  “他告訴我很多事,但漏掉某些細節完全可能的。”
  “這些細節可是至關重要的。”
  “我會判斷什么是至關重要的,什么不是。你還掌握了一些什么?”
  “把字條讓她看看,”福爾特里格命令道。特魯曼從案卷里抽出那張字條,遞給了她。她慢慢地看了一遍,接著又看了一遍。馬克沒有提過這張字條的事。
  “顯然是用兩枝不同顏色的筆寫的,”福爾特里格解釋說。
  “我們在車子里找到了那支藍色筆,一支廉价的比克筆,沒有墨水了。我們推測,馬克离開汽車后,克利福德好像想加上几句話。‘何處’這個詞似乎表明那孩子已經离去,很明顯他們兩個人交談過,互通了姓名,而且那小孩在車子里逗留的時間很長,有足夠的時間東摸西摸的。”
  “在這上面沒有發現指紋?”她揮了揮手中的字條問道。
  “沒有,我們已仔細查過,那孩子沒有碰過它。”
  她若無其事地把它放在法律記事拍紙簿邊上。
  “那么,羅伊,我想最大的問題是你們這些人怎樣對上他的指紋的?你們怎樣取得他的指紋,然后又与汽車里的指紋對上號?”她問道,口吻里充滿自信,又帶著嘲弄。麥克蘇恩和特魯曼四個小時前已領教過這种滋味,當時她拿出錄音帶來時就是用的這种口气。
  “很簡單。昨晚在醫院里我們從一只飲料罐上取得了一個指紋。”
  “取指紋前你們有沒有征得馬克或他母親的同意?”
  “沒有。”
  “這么說來你們侵犯了一個十一歲孩子的隱私權。”
  “不,我們只是想取得證据。”
  “證据?什么證据?我敢說不是犯罪的證据吧。罪早已犯了,尸体也被處理掉了,你們怎么也找不到。在這里我們還有何罪可言?自殺?看到人自殺?”
  “他看到那人自殺了?”
  “我不能告訴你他做了什么或看到什么,因為我是他的律師,他信任我。他有權對向我所說的話保密,羅伊,你知道這一點。你們從那孩子身上還取到了什么?”
  “沒什么了。”
  她哼了一聲,似乎并不相信。“你們還有其他什么證据?”
  “難道這一證据還不夠嗎?”
  “我要所有的證据。”
  福爾特里格迅速地翻動宗卷里的一頁頁材料,漸漸失去了原先那种心平气和的樣子,不覺怒火中燒:“這孩子的左眼腫起,額頭上有塊腫疙瘩,你應該看到了。警方說他們在現場發現他時,他的嘴唇上有血跡。克利福德的尸体剖檢時,他的右手背上發現了一滴血斑,血型化驗表明,這血不是他的。”
  “我猜想是馬克的。”
  “也許是,屬于同一血型。”
  “你怎么知道他的血型的?”
  福爾特里格放下他的法律事務記錄拍紙簿,搓了搓臉。能干的辯護律師部善于把辯論引离問題的要害,然后在案件的枝節問題上大作文章,以便轉移原告及其律師以及陪審團的注意力,從而開脫他們當事人顯而易見的罪行。如果有什么事實要隱瞞,他們就向對方大叫大嚷,指責對方違反了技術上的細節。此刻,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必須确實弄清克利福德告訴馬克的一些實質性東西。本來這事很簡單,但是現在這小孩子請了律師,他們反而要在這里向她解釋他們是怎樣取那些至關重要的證据的。本來不征得對方同意,從一只飲料罐上取得指紋是無可非議的,這是警方的杰作。然而到了一位辯護律師的嘴里,它突然成了嚴重侵犯隱私權,下一步她就會威脅著要向法院起訴,打官司。現在又冒出一個血型問題來了。
  她是一位能干的律師。福爾特里格很難相信她干律師才只有四年時問。
  “從他弟弟的入院登記中得知的。”
  “你們怎樣得到醫院的病歷?”
  “我們當然有辦法。”
  特魯曼作好准備等待挨罵。麥克蘇恩縮在卷宗后面不敢露頭。他們兩個曾陷入這樣的窘境,結結巴巴,無言以對,干著急。現在輪到羅伊啥這种滋味,簡直有點滑稽。
  但是她仍很沉著冷靜。她的手指瘦削,涂了白色的指甲油,她緩緩伸出一指,指著羅伊說,“如果你們再走近我的委托人,未經允許企圖從他身上獲取什么,我就向法院起訴,控告你和聯邦調查局。我將向路易斯安那和新奧爾良州法院起訴,控告你們違反職業道德。而且我還將送你這個笨蛋上這里的少年法庭,要求法官把你關起來。”她說這番話時心平气和,不動感情,但實實在在,從而會議室內的每一個人,包括羅伊·福爾特里格在內,都知道她是言出必行的。
  福爾特里格微笑著點點頭。“很好。如果我們有所出格的話,請原諒。不過我們很著急,必須与你的委托人談談。”
  “你把有關馬克的所有材料都告訴我了嗎?”
  福爾特里格和特魯曼核對了他們的記錄材料后說,“我想是的。”
  她細細地看了一遍她的法律事務記錄拍紙簿后說,“我們明天再見吧。”与其說她在提建議,還不如說她在作指示。
  “我們真的很急,雷吉。”福爾特里格懇切地說。
  “好啦,我不急。我想我是在發號施令了,是嗎?”
  “我想是的。”
  “我需要時間進行分析,還要和我的委托人談話。”
  這一結果不是他們所希望得到的,但事實上他們也只能得到這么多,他們不得不痛苦地接受這一事實。福爾特里格做作地擰上鋼筆套,將記錄材料塞進公文包。特魯曼和麥克蘇恩照著他的樣子也收拾起東西來。他們整理文件、檔案和一切,動作特別大,使會議桌都晃動了起來。
  “明天什么時候?”福爾特里格問道,并砰的一聲關上了公文包,手猛然一推,离開了會議桌。
  “十點鐘,在這里。”
  “馬克·斯韋來嗎?”
  “不知道。”
  他們一個個站起來,魚貫地走出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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