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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



  以后我常听父親笑著提及當晚的惊訝:“當時我像是失去了一個儿子似的——”父親說外公威爾·帕墨繞到外婆面前來,把我從她手里抱起來,然后“一語不發地把你抱到院子去和房子后頭的某處。他几乎待了有半個鐘頭才回來。而辛茜亞、貝莎或是我也沒對他說半個字,我想一則是因為他是威爾·帕墨,再則是我們都知道他多年來一直渴望有個儿子,因為你是貝莎的儿子,所以就取代了這個位置。”
  大約一星期后,父親獨自回伊薩卡,把母親和我留在漢宁鎮。他們認為在他全力沖刺碩士學位的當時,這种安排會比較好。而外公和外婆簡直就把我當成剛剛領養的儿子一般——特別是外公。
  甚至在我尚未學會說話之前,外公就把我抱到木材行去。當他招呼生意時,就把我放在身旁一個他親手做的搖籃里。在我學會走路后,我們經常一起走到鎮中心去。我要走三步才赶得上他的一步,我的小拳頭總是緊緊地抓著他那巨大的食指。他的側影在我身旁像是一棵高聳粗壯的黑樹;偶爾,他會在路上停下來和熟人聊天。外公教我說話時要直視對方,而且要說得清楚有禮貌。有時候,那些人會惊歎我的家教真好,長得又相當不錯。“嗯,馬馬虎虎還可以啦。”外公總是如此回應。
  在帕墨木材行時,外公會讓我在橡木、杉木、松木和山胡桃木堆中玩耍,那些木材有各式不同的長度和寬度,而且散發出芬芳的气味。我曾幻想自己介入各种不同的刺激冒險中,沉醉在遙遠古代的英雄故事里。有時候,外公會扶我坐在他辦公室內那張高背的旋轉椅上,再把他那綠色的遮陽帽放在我頭上,然后用力地旋轉椅子直到我頭暈目眩,即使停下來時我仍覺得天旋地轉。無論我和外公在何處,我都會玩得相當愉快。
  可是當我快五歲時,他去世了。我當時變得歇斯底里,哭鬧不停,使得迪拉醫師不得不讓我喝下一种奶液狀的東西使我人睡。可是在我昏昏欲睡之前,我記得瞥見許多人,包括黑人和白人,聚集在房子前滿布塵埃的路上。大家的頭都低垂著,女人們綁著頭巾,男人們手中則拿著帽子。往后的几天對我而言,似乎世上的每個人都在哭泣。
  當時几乎已快完成碩士論文的父親從康奈爾赶回來接管木材厂,而母親開始在當地的學校教書。由于深愛著外公,又看到外婆痛不欲生的哀慟,我很快地就和外婆親近起來。她每去一個地方,一定帶我前去。
  外婆為了排遣外公走后的空虛,每年一到春天她就開始邀請墨瑞家族的女性親戚夏天時前來一同消磨時光。她們都在她的年齡上下,大約四五十歲的人,大都來自一些听起來像是异地風味的地方,諸如田納西州的戴爾斯堡、密歇根州的英克斯塔、圣路易和堪薩斯市等地,這些人中有普拉絲姨婆、伊莉莎白姨婆、蒂爾姨婆、維妮姨婆和喬姿亞表姨婆。晚餐的盤子洗完后,她們都會坐在前廊的搖椅上,而我就穿梭其間玩耍,蹲坐在外婆椅背后的彎形搖架上騎木馬。每天傍晚,我記得當黃昏的暮色轉為夜晚的漆黑,螢火虫的閃光在忍冬藤中明滅不定時,除非當地有些特殊的消息好聊,否則她們都是一成不變地談著相同的事。片段的記憶使我后來知道,那是我們家族世代累積下來的歷史。
  記憶中,就是那种話題經常引發母親和外婆之間的摩擦。有時候即使外婆那些夏天的女伴不在場時,她也是繼續談著那話題,而母親總在她話剛說沒多久就突然沖口說:“哦,媽,我求你不要再提那些舊日的奴隸故事,好嗎?真是難為情!”而外婆也會轟她:“假如你不在乎你是誰、你的根在哪里的話!但是我在乎!”然后她們會一整天都不吭聲說話,有時候更久。
  可是不管怎樣,在我的印象中,無論外婆和其他的白發老婦談到往日的什么事情或是有人突然憶起儿時的情景時,就會用指頭指著我說:“我當時還沒這個孩子大呢!”可是,這些滿布皺紋的老嫗在我這年紀時所經歷的一切似乎都超乎我的理解力之外。就是因為如此,使得我了解到她們所談論的那些事情一定是發生在許久許久以前。
  當時還只是小男孩的我真的听不懂她們談話的大部分內容,我不知道“老主人”和“老夫人”是什么,也不知道“農場”為何,不過感覺像是片農田。可是慢慢地,我開始能夠辨認她們在故事中經常提到的人名。她們所提過一個最古老的人叫作“非洲人”,而且她們總是說他被一艘大船運到這個國家一個叫作“納波利斯”的地方。她們也說他被一個在“弗吉尼亞州斯波特瑟爾維尼亞郡”有片農場的“約翰·華勒主人”買走,然后不斷地逃脫,直到第四次逃亡時,很不幸地被兩名職業抓奴的白人逮到。他們決定懲罰他,于是這個非洲人面臨被閹割或被剁腳的抉擇。“多虧上帝的庇佑,否則我們今天就不可能在這里談論此事——”他選擇了腳。我實在無法理解白人為何會做出那樣卑鄙下流的事。
  那些老婦人說這個非洲人的生命被約翰主人的哥哥威廉·華勒醫生所救。他气他弟弟太不人道,因此用自己的一塊田換買了這個非洲人。雖然他當時已瘸了,可是還能做某些活儿,于是那個醫生便指派他在菜園里工作,因此這個奇特的非洲人被留在同一個農場上很久——在那時候的奴隸,特別是男奴,經常被賣來賣去,以至于他們的小孩長大后都不曉得自己的親生父親是誰。
  外婆和她們說:那些下了奴隸船的非洲人都被他們的主人取了個新名字。這個奇特的非洲人名字就叫“托比”。可是她們說每當其他的奴隸以這個名字叫他時他就會厲聲吼叫,說他的名字是“金塔”。
  他破行地在菜園里工作,后來又改為他主人駕車。“托比”——或是“金塔”——后來認識了一個名叫“蓓爾”的大房子廚娘,并和她結了婚。他們生了個小女儿,取名叫“濟茜”。在她四五歲時,她那非洲父親就開始牽著她的手到處散步,然后指著不同的事物用他的非洲母語重复說出它們的名字給她听。例如,他會指著一把吉他,說出听來像“可”的聲音,或是指著農場旁的那條河——實際上是瑪他波里河——說出像是“肯必·波隆河”的字眼,還有許許多多事物和非洲音。當濟茜較大時,她的非洲父親也比較懂了一些英語,于是他開始對她講起自己、非洲族人和非洲家鄉的故事點滴——以及他如何被擄走的。他說他當時在离自己村落不遠的森林里砍木頭准備做個鼓時,被突然出現的四個人圍住,在一番打斗掙扎奮不顧身地抵抗后,他終于還是被綁架成為奴隸。
  帕墨外婆和墨瑞家族的其他女士們說:當濟茜十六歲時,她被賣給了一個叫做湯姆·李的新主人,這個人在北卡羅來納州有塊小農場,濟茜就在這塊小農場被湯姆·李強奸生下了一個男孩,湯姆·李為他取名為喬治。
  當喬治四五歲時,他的母親開始告訴他有關他祖父的故事和那些非洲字眼,直到他完全記熟為止。我后來在前廊大廳里又听外婆說當喬治十二歲時,他成為一個老“明珂伯伯”的學徒。明珂當時是個中年人,專為李主人訓練斗雞。喬治后來在斗雞界里聲名大噪,以至于大家給他封了一個直到他去世都還是隨著他的綽號:“雞仔喬治”。
  雞仔喬治十八歲時結識了一個名叫“瑪蒂達”的黑奴女人,并与她結婚,她后來為他生了八個小孩。外婆和其他人說,隨著每個小孩的出世,雞仔喬治就把全家人聚集在他的奴隸木屋內,重新說起他們非洲那名叫“金塔”的曾祖父,他把吉他叫做“可”,把弗吉尼亞的一條河叫做“肯必·波隆河”,還有其他的非洲字眼,他當時是在森林內砍木頭准備做個鼓時被擄去當奴隸的。他的八個孩子長大后都各自成家,也有自己的小孩。他的第四個儿子湯姆是名鐵匠,當時隨著全家人一起被賣到北卡羅來納州阿拉曼斯郡里一個擁有煙草農場的“墨瑞主人”家。在那儿,湯姆結識并娶了有一半印第安血統的女奴叫“愛琳”,她是來自當地一個擁有一間紡棉厂的“赫德主人”農場。愛琳最后也生了八個小孩,而且隨著每個孩子的到來,湯姆就把家人聚集在爐床旁,承繼家族傳統講述他父親雞仔喬治和他們的非洲曾曾祖父的生平以及延續下來的后代子孫。
  當我專注地聆听這些我從未見過面而且又活在那么遙遠的祖先生平時,我當然相當訝异故事最后會延續到辛茜亞外婆身上……而我就坐在她身旁看著她!還有維妮姨婆,小瑪蒂達姨婆和伊莉莎白姨婆。外婆的姊姊們當時都在遷移的馬車隊列中。
  我在漢宁郡外婆家住到兩個弟弟喬治和尤里烏斯相繼出生。他們生于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九年。父親替外婆把木材行賣掉,然后當起農業教授,帶著母親和我們三個男孩隨他教書的地點遷移居住,我們待最久的一次是在阿拉巴馬州諾默爾郡的農業机械大學。一九三一年就在那里,有天我在學校上課時,有人帶來消息要我赶緊回家,而當我沖進家門口時,听到父親泣不成聲地哭號。自從我們离開漢宁郡后一直臥病在床的母親已僵直地躺在床上去世了。享年三十六歲。
  每年暑假,我就帶喬治和尤里烏斯回漢宁郡探望外婆。可是很明顯地,她的精神和思緒似乎已隨著外公和母親的去世而每況愈下。路過的人都會向坐在前廊搖椅上的她打聲招呼說:“辛茜亞,近來好嗎?”而她通常會慢慢地回答他們說:“只能坐坐——”
  兩年后,父親續了弦,對方是他一個名叫吉歐娜·哈奇的教授同事。她來自俄亥俄州的哥倫布,也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她忙著教養我們這三個成長快速的男孩,同時又為我們添了個妹妹,名叫蘿依絲。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已完成大學二年級的課程,并在十七歲那年應征入伍加入美國海防隊當傳令兵。當我在西南太平洋的彈藥運輸艦船服務時,漫長的征途中我開始了著手寫《根》這本書的歷程。
  在海上的運補行程有時一連長達三個月之久,船上人員最頭痛的不是敵人空中的轟炸或潛水艇的偷襲,而是長期的煩悶無聊。當初在父親的堅持下,我在中學時就學會了打字,而我在這艘船上最珍貴的寶物就是我那架手提打字机。我寫信給所有我記得的人,而且也讀遍船上圖書室內的每本書或是其他人所擁有的書籍。自孩童起,我就相當喜歡閱讀,特別喜歡看冒險的傳奇故事。在讀了船上的所有藏書三通后,我想自己該試著寫些故事。而把空紙張卷人打字机并在上面打些別人愛看的東西的這個念頭振奮了我,讓我极好奇地想去嘗試這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我不知道在嘗試寫作的過程中還有什么其他的動机激勵我。我一星期七天,每天晚上不斷地寫,然后寄出我嘔心瀝血的文章給雜志社,然后收到堆積如山的回絕函——直到八年后我的第一篇故事才被采納。
  戰后,由于不斷有編輯采用我的稿,美國海防隊授予我一個新的頭銜——“戰地記者”。我盡可能地利用每一分每一秒來寫,因此相繼出版的就更多。在一九五九年,我三十七歲那年,我整整在軍隊中服役了二十年,因此獲准退伍。之后,我決定從那時起嘗試職業作家的生涯。
  起初,我賣了一些文章給男性雜志社,那大多是歷史上的海上探險故事,因為我愛海。后來《讀者文摘》指派我寫有著戲劇性人生經歷的那些偉人的傳記。
  然后在一九六二年,我正巧記錄下与名爵士號手邁爾斯·戴納斯的一段談話,后來這竟成了“花花公子名人專訪欄”中的第一篇。在我后來的訪錄專題中有伊斯蘭教世界的代言人馬爾科姆·艾克斯,一個讀了這篇專訪的出版商要求我寫一本關于此人一生的書。于是馬爾科姆·艾克斯要我与他共同研究,我答應了。往后的一年內我就展開一連串的密集采訪,然后再利用一年的時間寫《馬爾科姆·艾克斯自傳》。但就如他事先所預言的一樣,他并沒有活著看到這本書,因為在手稿完成后兩個星期他就被暗殺了。
  很快地,一家雜志社派我到倫敦會,在与人約談之外,我為每處的丰富歷史感到惊歎。在抵達后几天內,我几乎沒有錯過任何對倫敦地區的參觀。有一天,當我在大英博物館內閒逛時,我發現自己無意間看到某种我似乎曾听過的東西:“羅塞達石”。我不知道自己為何竟被它深深地吸引,于是我在博物館內的圖書館借了一本書以便仔細地探討研究。
  我從書本得知,這塊石頭是在尼羅河三角洲發現,表面被鑿上三种不同的文字:第一种是為人所知的希腊文,第二种則是當時尚沒人知曉的文字,第三种則是大家已認定無人能翻譯破解的古象形文字。可是有個名叫吉思·商博良的法國學者在不斷地用已知的希腊文來逐字配對那沒人知曉的語文和象形文字后,他提出一個理論說那三篇文字的意思完全相同。基本上,他已破解了原本認為無法譯說的象形文字,借此得以進窺人類最遠古的歷史。
  這個開啟過去歷史大門的鑰匙令我深深地著迷。我似乎覺得那對我個人具有某种特殊的重要性,但我摸索不出究竟是什么。然后就在返回美國的飛机上,一個念頭突然敲醒了我。那個法國學者利用刻鑿在石頭上的已知語言來逐字配對以至于完成了詮譯一段未知的歷史。那提示了我一個粗略的類推:自孩童時在前廊上從外婆、伊莉莎白姨婆、普拉絲姨婆和喬姿亞表姨婆那里听來的口述歷史中,我一直不懂那几個奇怪的非洲音。我現在得好好地想一想;那非洲人說他名叫“金塔”,他又把吉他說成“可”,把弗吉尼亞州的一條河叫做“肯必·波隆河”。這几個音听來都很尖高,而且都是由英文字母“K”帶頭。這几個音經過世代的口述相傳也許已走了調,可是不容置疑,它們代表了我那個非洲祖先家鄉母語中的語音片段。當我從倫敦飛向美國的飛机在天空中盤旋准備降落紐約市時,我內心納悶著:那是何种非洲語言呢?世界上有哪种方法可供我查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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