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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哈維爾著 崔衛平譯 一蕌 我年幼時曾經在鄉村住過一段時間。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的一种經驗：我沿著穿過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學校上學，一路上瞥見出現在遠方地平線上的巨大煙囪，從那里釋放的滾滾濃煙播散于天空，那十有八九是為生產軍需而倉促建成的工厂。此時，我便有一种強烈的感覺，感到有什么地方十分不對頭，感到人們在污染天空。我不知道當時是否有生態學這樣一种科學， 即使有， 我對此也毫不知情。但對于“污染天空”這种事情令我本能反感。在我看來，人們這樣做是對某些東西犯罪，他們破坏了某些重要的東西，任意地攪亂自然秩序，這樣的舉動不能不受到懲罰。當然，我的厭惡主要是審美意義上的；當時我并不知道這种有害的的釋放終有一天會破坏森林、滅絕野生動物和危及人們的健康。蕌 假如一個中世紀的人外出狩獵，他突然發現地平線上有像大煙囪般的東西。他或許以為這是魔鬼所為，或許會跪下來祈禱，請求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平安無事。蕌 究竟什么是中世紀的農夫的世界和小男孩的世界之間共同點呢？ 我想是一些根本的東西。小男孩和農夫比大多數現代成年人都更為熱切地植根于哲學家們所說的“本來的世界”(the natural world) 或“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他們還沒有從其真實的個人經驗中异化出來，這樣一個世界有它的早晨和夜晚，有它的下方(大地)和上方(天空)；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穿行于天空，然后在西邊落山；在那里這樣一些概念諸如“在家中”与“在他鄉”、善与惡、美与丑、近与遠、責任与權利，仍然有著活生生的和一望即知的含義。小男孩和農夫們仍然植根于這樣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知道區分什么是為我們熟悉親近，并合情合理地作為關注對象的東西，而另外一些東西在它們之外，因其神秘性而使得我們應該對此謙卑地彎下腰來。我們的“我”從一開始就信任這個世界，視之理所當然；這是我們生動活潑的經驗的世界，一個還沒有變成冷漠的世界，所有我們的愛、恨、尊敬、輕蔑、傳統、利益和使得文化得以產生的未經反省的丰富的含義等，都与之密切相關。這是使得我們的歡樂和痛苦不可取代、不可出讓、不可涂抹的領域，于其中、并通過它和為了它，我們因而得以發問，產生個人的責任感。 在這個世界中，諸如正義、誠實、叛逆、友誼、背信、勇气或同情這樣一些概念，有著和實際的人們及實際生活的重要性相聯系的全部切實的內容。在這個世界的底部所蘊含的价值，甚至在我們的去談論、關照和探索它們之前，便早已存在并一如既往地存在著。這樣一個世界將它的內在統一性歸因于某种“前思辯”的假設，假設世間万事万物之所以得以運行，是因為存在著超出人們視野的地平線之外的東西，存在超出或凌駕于我們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東西，同時也正是這個東西，它賦予這個世界以堅實的基礎，帶來了秩序和尺度，并成為世間所有法則的習俗、戒規、禁令、標准的隱秘來源。 “本來的世界”，出于其自身的存在，內在地擁有某种絕對的前提——這個絕對安置、界定、激勵和引導万事万物的，沒有它便是難以想像的，對此我們也只能默默地加以尊敬，任何試圖摒棄絕對、試圖控制它、用別的東西去取代它，在“本來的世界”這個框架中，都顯得狂妄自大，為這种狂妄自大的人類必須付出沉重的代价，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樣。蕌 就我個人而言，污染天空的煙囪并非僅僅是不去顧及“生態因素”的一种令人遺憾的景觀，如果是那樣，人們可以通過加裝合适的過濾器便可糾正過來。對我來說比這更進一步的是，它象征著一個時代，這個時代試圖越過“本來的世界”的界限及某种規定，將其弄成僅僅私人的興趣，主觀愛好，僅僅是個別人的幻想偏見及异想天開。它象征著一個紀元，這個紀元將個人陷入失去聯系的隔絕狀態，包括与神秘的東西及絕對之間的聯系，取消作為這個世界之尺度的個人經驗到的絕對，而代之以一种新的、人造的、既不神秘也缺少主觀“奇想”的非個人、非人類的東西，它被稱之為客觀的絕對，即對于世界的科學模式的客觀和理性的認同。蕌 現代科學，以其所建立的關于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沖垮了“本來的世界”的种种界限，將這個世界僅僅視為偏見的牢獄，而我們則必定要沖破這個牢籠去追求客觀的經過證實的真理之光，對它來說“本來的世界”無异于我們落后的祖先遺留下來的不幸殘余，是他們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這种眼光來看，它視我們“本來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內在的基石僅僅為虛构而加以抹殺，它殺死了上帝放上一個真空的王位，從此將科學作為唯一合法的監護人和仲裁人，把存在的秩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說到底，只有科學能凌駕于所有個人的主觀真理之上，并代之以一种居于高位的、超主觀、超個人的真理，它完全是客觀和普遍的。蕌 盡管現代理性主義和現代科學這樣的東西，像所有人類作品一樣，也在我們的“本來的世界”中發展出來，但現在它們卻系統地背棄了這個本來的世界，否定它，誹謗它——當然，同時仍在開掘它。一個現代人，其“本來的世界”已被科學和技術徹底征服，只是在當嗆人的气味彌漫于他的房間，才會對煙囪冒煙發出抗議。而即使這樣，他也不會發出形而上的抗議，因為他知道擁有該煙囪的工厂生產著他所需要的東西。作為一個技術時代的人，他可以考慮僅僅在技術的限度之內作些補救，比如說在煙囪上安一個淨化裝置。蕌 請勿誤會，我并不是提倡人們取消煙囪，禁止科學或籠統地返回中世紀。何況，絕非偶然的，現代科學某些最深奧的發現表明，客觀性的神話有著极大的爭議性，經過一個奇怪迂回之路，重新將我們帶回到人類主体和他的世界。我無非是希望在最一般和最普通地被接受的輪廓之內，考慮現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和它今日危机的根源。并且盡管反省將首先從政治開始而不是生態方面的，但也許我更宁愿以一個生態方面的例子來闡明我的出發點。 許多世紀以來，歐洲農業的基本組成是家庭農場。在捷克文中，用來表達它是一個更古老的詞—— “grunt” ， 這個詞具有其詞源學上的意義。 它來自德文“Grund” ，實際意味著土地或基礎，而在捷克文中，具有了一個特殊的語義學上的色彩。作為“基礎”一詞的口語同義詞，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的不容置疑的、傳統的和“前思辯”的那种既有的确鑿和可信。當然，家庭農場也是各种各樣的難以平息的社會沖突的根源，即使這樣，我們仍然不可否認：家庭農場适得其所，受到世代農民的檢驗，并為他們的工作成果所体認。同時，在家庭農場所屬的全部事物數量上和种類上都達到了最佳平衡：田野、牧草、邊界、森林、牲口、家畜、水、路等等。許多世紀以來，沒有農民把它當做系統研究的課題，然而，它卻构成了一個通常說來令人滿意的經濟的生態系統，于其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著千絲万縷的有意義的聯系，以此保證了農場的穩定性和農民收成的穩定。不同于今天的“大型農場”，傳統的家庭農場是生机勃勃和自給自足的。盡管它也受制于常見的自然災害，但這不是它的過錯——惡劣的天气、牲畜瘟疫、戰爭和其他巨大災難是在農民的力所能及之外。 當然，現代化和社會科學擁有改善農業、提高產量、減少勞動強度、消滅最惡劣的社會不平等的上千种途徑，但是，要實現這些，包括現代化，要在一种相當的謙卑引導之下才有可能，得知道尊重自然秩序的神秘性和從中產生的适度性，這种适度內在于個人經驗和責任中的“本來的世界”。現代化不應該由服務于“科學世界觀”的新型農學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种非個人的客觀科學，實際上是一种妄自尊大、驕橫、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蕌 然而，這正是發生在我們國家的情況：我們稱之為“集体化”。30年前，它像一陣旋風一樣席卷了捷克斯洛伐克，遍及每一個角落。作為其后果，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生命在監獄里遭受蹂躪，他們被奉獻于更加光明的明天所提供的科學烏托邦的祭壇上。另一方面，是社會沖突和勞動強度的減少減輕，農業產量大幅度提高。這還不是我要提及它的原因。我的理由在于，當旋風把家庭農場從地球表面掃蕩殆盡之后的30年，科學家惊訝地發現即使是一個識字不多的農民也早已知道的事情：人類每一次激進地、一勞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圖取消曾經謙卑地尊敬的“本來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謹慎的個人知識，都將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們還將會為試圖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价；同樣也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价。事實上這些已經發生了。隨著村篱和森林被砍伐，野鳥絕跡，農作物便失去了抵抗害虫的天然屏障。大量統一管理的農田每天無可避免地流失數百万立方米的表層土壤，而它們是經歷了數世紀才積聚而成；化肥和農藥已經災難性地污染了所有的蔬菜產品、土地及水。重型机器經年不息地壓在土壤上面，令其空气不能流通導致貧瘠；巨型乳牛場的母牛因患神經机能症不能產奶，同時農業甚至更多地從工業那里吮吸机器制造、人工肥料，在一個地區分工專業化時代增加運輸費用等等。簡言之，情況可怕而沒有人知道未來數十年內將會有著怎樣令人震惊的變化。蕌 這是一個悖論：在科學技術的年代人們相信自己可能改變生活，因為他們能夠掌握和探索自然的复雜性及其運作規律。但到最后，這些規律顯然悲劇性地揭示了人們的失誤，并使人們受挫。人們認為他們能解釋和征服自然；但結果卻摧毀了它，剝奪了自己繼承自然的權利。“脫离自然”是一种怎樣的前景呢？ 歸根結底，科學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類身体不過是數百万有机微体繁忙的互相工作和影響，它們一道构成了覆蓋于我們地球的那個巨大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物圈”。蕌 這不是科學本身的錯，而是科學時代人們狂妄自大的錯，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導致殘酷后果。人們取消了他們所擁有的所有聯系的絕對地平線，否定了他生活著的世界中他個人的“前客觀”的經驗，同時把個人經驗和良心放逐到浴室，仿佛那純粹是個人私事。人們視他的責任為一种“主觀幻覺”，而代之以現在已證明是所有的幻覺中最危險的那种：剝奪了所有具体人類生活內容的有關客觀性的杜撰，一种所謂的對于宇宙的理性的理解，一种假設的“歷史必然性”的抽象圖式。所有這些幻想的极致是，人們可以构想一個可以精确地計算出來并在技術上可以實現的“普遍的福利社會”，僅僅需要試驗机构和工業及官僚主義的工厂便可以將其轉變為現實。數以百万的人們被奉獻于這個幻覺之前，大多數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除非他偶然置身于這個鐵欄之外，并被猛然扔回他的“本來的世界”。歸根結底，這种想像中的移情現象，應該歸結于被取消的個人所產生的偏見，這樣的個人不得不從屬于科學、客觀性、歷史必然性、技術、制度和政党組織，以及所有這些非個人的東西，它們當然不會出錯。它們是抽象的、無人身的、功利主義的，因而甚至是天生“無辜”的。蕌 至于未來，如果說永恒的前景還沒有徹底被驅逐到童話世界，但卻被鎖進浴室，那么，還有誰作為個人去關心它，甚至為它擔憂？ 如果一個當代的科學家慮及兩百年后將要發生的情況時，基本上是以一個冷漠的旁觀者，他不可能去關心當下他所研究的有關跳蚤的問題新陳代謝、脈沖的放射信號或地球的天然气儲存將來會怎樣。而一個現代政治家呢？ 他絕對沒有理由要關心這些，尤其是這會影響到他在競爭中的机會，只要他生活在一個有競選的國家。蕌 二 捷克哲學家瓦茨拉夫·別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發展出這樣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個人的客觀性假設上的現代科學理性主義精神，不僅有其自然科學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著其政治學方面的奠基人——馬基雅維里，他首次把政治理論表述為有關權力的技術理論(盡管帶些惡意諷刺的口吻)。雖然有著全部歷史錯綜复雜性，我們仍然可以說，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權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這里，一旦人類理性從人類個体、他的個人經驗、個人責任感中分离出來，他也就背棄了“本來的世界”的框架，背棄了与之相聯的具体的責任感，背棄了他的絕對地平線。正像現代科學愛將作為生活在經驗世界中的個体——實際的人類個体拋置于腦后一樣，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更是如此。蕌 可以肯定，權力變成匿名的和非個人化的過程，減縮至僅僅是一种操縱技術的過程，有著1000种面具、變种和表現形式。有時它是隱蔽的、難以察覺的；有時它是完全公開的；有時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時卻又是殘忍而直接。然而，總的來說，這是一种普遍趨勢。它是所有現代文明基本特征，產生于現代文明的精神結构，并盤根錯節地扎根于這個精神結构，包括其技術本質、大眾品格和消費趨向。蕌 統治者和領袖，在他們擁有的權力中曾經有過個人面貌和個人品質，在某种程度上也曾為其自身的善或惡的行為負起責任，不管他們是建立在世襲傳統、還是人民的意志或戰爭胜利及陰謀詭計的基礎之上。但是現在，他們被經理、官僚、党政干部(專業的統治者、操縱者)和种种擅長管理、操縱和惑人技巧的專家所取代，他們被安置于各种功能性的非個人化交叉點上，作為國家机器的一枚螺絲扮演著被指派的角色。這個專業的統治者是“無辜”的匿名權力的“無辜”工具，其合法性來自科學、控制論、意識形態、法律、抽象性和客觀性，總之，來自對于作為個人和鄰人的責任以外的東西。 一個現代政治家沒有任何東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審慎的詞令背后，那种植根于“本來的世界”之內一個人的愛、激情、興趣、個人看法、恨、勇气和憤怒等，一點痕跡都沒有，他也將所有的這些東西鎖進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們還在這張面具后面瞥見了什么，那只能是一個胜任或不胜任的權力技術員。制度、意識形態和党政机构剝奪了人們的良心、常識和自然的談話及實際的人性內容，這對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樣的。國家甚至越來越像一部机器，人民被轉化成統計學意義上的投票人、生產者、消費者、病人、旅游者和士兵。 在政治里，“本來的世界”中好与坏的概念因而變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殘余，失去了全部絕對的意義；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績。權力成了“先驗的”和“無辜”的，因為它并不從一個“有罪”和“無辜”仍然有其意義的世界中生長出來。蕌 這种非個人化的權力在极權主義制度中獲得了最徹底的表達。像別洛赫拉德斯基指出的，非個人化的權力及其對人類良心、人類語言的成功征服与一种歐洲之外傳統即有關帝國的“宇宙性”概念聯系在一起 (認同帝國，將其當作世界的唯一中心，而人類不過是其財產) 。但是正如极權主義制度清楚表明的，這并非意味著現代非個人化的權力是一件歐洲以外的事情。事實剛好相反：恰恰歐洲和西歐，提供了和強加于這個世界的已經變成這种權力基礎的這樣一些東西：自然科學、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工業革命和類似于這种革命的那种幻想的抽象性，通過將“本來的世界”赶到浴室而代之以對消費、原子彈、一些主義的崇拜。也正是歐洲——民主的西歐，今日正面對著這种矛盾的輸出而感到困惑。對它從前輸出現在又回溯的擴張主義是抵制還是認可，這种當代的兩難處境說明了這一點。由來自歐洲的精神和技術潛能所制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准著歐洲，那么歐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參与這樣完全不道德游戲的代价，來表明其要捍衛已失去的价值的決心？ 抑或歐洲應該退讓，從而顯示出對于地球命運的責任感，并通過這种責任感的神奇力量，來影響這個世界其余部分？ 蕌就西歐和极權主義的關系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誤莫過于誤解了到底什么是极權主義——它是全部現代文明的凸透鏡，是需要對這种文明應當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聲尖銳的、也許是最后的呼喚。 如果我們加以忽視，歐洲文明將不會致力于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在歐洲自身的理性主義傳統中，它很可能視极權主義制度為一种地域性的試圖建立普遍福利社會的奇特做法，視其為某种邪惡的人擁有的擴張主義的傾向。或者，在同樣的理性主義傳統中，這回是在馬基雅維里將政治視作權力技術的概念中，人們可能視极權主義制度純粹是來自擴張主義鄰國的一种外部威脅，可以通過适當的示威，便可以將其赶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內，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是能和濃煙滾滾的煙囪和解的人，因為盡管那儿又髒又難聞，但它最終服務于一個美好的目的，是為了生產大量的必需物質。持第二种看法的人是那种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工藝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藝學的范圍便可以消除，如裝上一個過濾器之類的淨化裝置。蕌然而現實情形呢，我相信將不幸地更加嚴重。污染天空的煙囪不僅僅是可以修補的技術上的失誤，或為更加美好的消費主義明天所付出的代价，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這种文明拋棄了絕對，無視“本來的世界”，蔑視其命令。并且，极權主義所提出的警告遠比西方理性主義愿意接受的要嚴重得多。 最重要的，它們是理性主義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凸透鏡，是理性主義自身深層趨向得到奇特夸張之后的意象，是理性主義自身膨脹的不祥產物。它們是對理性主義自身危机的深刻而富有啟示的反映。极權主義制度并不僅僅是危險的鄰國，也不是某种世界進步的先驅；恰恰相反，它們是這個文明全球性危机的“先驅”，這种危机先是歐洲的，然后是歐美的，最后是全球的。它們是西方世界的未來科學研究一個可能的話題，這并不是說有朝一日這些東西將要侵襲和征服全世界，比這更為深刻人意義在于——它們鮮明地勾勒出的別洛赫拉德斯基“非個人化的末世學”的后果。蕌 這是一种膨脹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義的權力的全面統治，不僅是不負責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運行，建立在一种因為与真實相脫節所以能使任何東西合理化的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虛构上面。這种權力作為操縱、壓迫、制造恐懼的全面壟斷而存在，它壟斷性地制定思想道德、個人生活，進而將它們非人性化；這种權力很久以來只是和少數專橫的統治者相關，而毋宁說攫取和吞噬了每一個人，因而將所有的人都結合到其中去，至少通過他的沉默。沒有人真正擁有這种權力，因為這种權力擁有每個人，它是一頭怪獸。不但不受人們的指引，而是拖曳著每個人，沿著其“客觀的”自身勢頭——所謂“客觀”意味著它脫离了全部人類尺度、包括人類理性，因而成為徹底的非理性——奔向一個可怕的、未知的將來。蕌 我想重申：极權主義是對當代文明的一個巨大的提醒。也許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將這种制度從地球表面鏟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這無异于一個相貌丑陋的女子通過打碎鏡子來擺脫她的窘境一樣。這樣一种“最終解決”是非個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夢想之一，正像“最終解決”這個詞鮮明地提醒我們的那樣，它可能將夢想轉變為現實，也因此把現實轉變為噩夢。它不僅解決不了當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終還有人活著，便只能反過來加深這种危机。它只能給這個已是沉重負擔的文明進一步增添數百万人的死亡，卻不能阻止走向极權主義的基本趨勢，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將是一場代价昂貴的胜利，因為其胜利者來自于這樣一個矛盾：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戰敗的敵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們所愿意接受和能夠想像的。 這只是一個小例子：想像在國家、民主、進步和軍事紀律的名義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么巨大的古拉格群島，才能將所有的那些拒絕參加這种行動的人拘禁起來，而不管這樣做是出于無心、原則、恐懼還是邪念！ 蕌沒有一种邪惡可以通過掩蓋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們需要進入原因本身進行探討。蕌 三蕌 我常有机會和訪問我們國家的西方知識分子談話，他們的日程表上包括訪問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有人這樣做是出于真正的關怀，或希望理解和表達支持，也有人純粹出于好奇。在哥特式和巴羅克式的紀念館之外，持有不同政見者顯然是這個沉悶單調的環境中唯一令人感興趣的事情。這些談話通常是頗有啟發的，我從中學習和理解了不少東西。問題通常是這樣一些：你們人數這么少？几乎沒有什么影響力，你覺得真可以改變事情嗎：你是反對社會主義呢還是僅僅想改進它？ 你是否譴責在西歐部署潘興Ⅱ導彈和巡航彈？我們能為你們做什么？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為你帶來迫害和牢獄之災，又沒有什么明顯的效果，那么驅使你這樣做的動力是什么？ 你想要在你們國家看到資本主義复辟嗎？ 蕌提出這些問題有著良好的動机，出于渴望理解的愿望顯示了發問者本人關心這個世界的現在和將來。蕌 但我仍要說，再三向我提出的這些或類似的問題表明了西方知識分子如何完全不理解——從某些方面來說，是不可能理解——這儿所發生的事情，究竟我們這些被稱之為“持不同政見者”是受什么驅動？ 并且最重要的，我們的所做所為最終說明了什么？例如這樣的問題：“我們能為你們做些什么？”當然，可以是很多。這個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們越多地支持、關心我們，和我們團結一致，那么我們被抓起來的危險越小，我們的聲音不至成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這個問題的深處存在著內在的誤解。說到底，這不是一個幫助我們這些少數“持有不同政見者”至少暫時不致入獄的問題。甚至也不是幫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讓人們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這儿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幫助自己。我們曾經太多地等待別人的幫助，太多地依賴這种幫助，同時也導致更多的災難：不是在最后一刻撤走答應的援助，就是轉向人們期待的對立面。在最深刻的意義上，還有某些東西更為生死攸關——救助我們全体，不管是我本人還是來訪的我的對話者。難道事情不是和我們所有的人都相關？ 難道我們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過來說不也是他們的黯淡前景和希望？ 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對于他們的一擊？他們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對我的一擊？對布拉格人的鎮壓不也是對全体人類成員的一個鎮壓行為？ 如果對這里正在發生的事情無動于衷甚至抱有幻想，那么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發生悲慘的事情作准備？ 他們的受難不正是我們受難的先決條件？ 關鍵并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見者需要幫助，而是作為這個地區的人需要幫助。 我可以最好地幫助自己擺脫煩扰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見者”。關鍵是持不同政見者徒勞的努力和他的命運告訴了人們什么，關于環境、命運、机遇和這個世界的問題，他們的行動證實了什么？ 他們擁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為其他人思想養料的東西？他們以何种方式解釋自己的命運并且使之成為与我們共享命運？究竟是以什么樣的形式，他們成為前來訪問的人們的一個警告、挑戰、危險和教訓？蕌 還有關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 我得承認這個問題給我一种上個世紀深處的感覺。對我來說，這些完全是意識形態和在語義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變味了。問題完全不在于此，它更為深刻并和我們每個人有關：我們是否不管以何种途徑恢复“本來的世界”以此作為真正的政治的領域？是否重建人類成員的個体經驗，當作評判事物的首要尺度？ 是否將道德置于政治之上、將責任置于欲望之上、使得人類的社會富有意義及人類的語言重新獲得內容？ 是否將自發的、完整的、有尊嚴的人類個体“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會活動關注的焦點？ 是否要對我自己負責，因為我們存在和某种更高的東西相聯系？ 是否為生命給出一個意義，能夠犧牲某些東西，在极端的情況犧牲一切，個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揚·巴托契卡所說的“日常規則”？ 在這場反對非個人化的權力擴張的朴素但卻是全球性的嚴峻斗爭中，是面對一個西方的經理還是一個東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點上的區別，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可以保衛自己的人性，也許還存在一線希望——我們也許將找到某些更有意義的途徑，在我們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參与經濟決策之間，以及有尊嚴的社會形象之間造成一种平衡，并賦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動力，在真正的市場交易中實現富有人性的冒險精神。然而，一旦我們不能捍衛我們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經濟運作的技術或組織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們，就像在工厂煙囪上安裝淨化裝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趨勢一樣。 歸根結底，一种制度朝著什么目標運作，比它如何運作要來得重要。而那种服務于全面毀滅的運作不也可以是甚為順暢的嗎？ 蕌我這樣說是因為，從命運分配給我的眼光來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這樣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們對我們時代真正面臨的真正危机知之甚少。蕌 例如，我們只要瞥一眼當今西方知識分子搖擺于其間的兩种基本不同的政治，顯而易見，它們不過是玩弄同一种游戲的兩种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權力所操縱。因此，它們不過是朝著同樣的全球化极權主義邁進的兩條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性游戲的一种形式是繼續戲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進一步發明和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然，所有這些開始都被說成意在“保衛民主”，而實際上民主卻被貶為“不切實際幻想”，這在我們所處的歐洲的這塊土地上，早已經變得如此。而這种匿名游戲的另一种形式謂之曰“為和平而斗爭”，這股誘人的旋風將許多善良忠實的人們卷入其中。當然，它并不總是需要如此。我經常有這樣的印象，這股旋風是同一個制造表面的、無孔不入的非個性化權力設計和調度的，它作為一种更為詩意的手段征服人類良心。 請注意，我頭腦中的非個人化的權力是作為一种原則，一种全球化的現象，并非僅僅指莫斯科——說實話，莫斯科還沒有組織如此廣泛的當代和平運動這樣的能力。然而，在這個极權主義和意識形態的世界里，要使得一個誠實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脅所有匿名權力的主要對手)變得無用，還有比給他提供盡可能簡單的主題、伴隨著全部擁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標更好的辦法嗎？ 你能想像有什么事情比“一場反對戰爭的斗爭”更能有效使人頭腦發熱嗎？ ——先是受其迷惑，然后加以占領、最終喪失所有的批判力量。還有什么比這更聰明的欺騙人的辦法，讓他們相信這樣的幻覺即如果他們干預部署武器(它們總得在什么地方部署) 他們就能阻止戰爭？很難令人想像人類精神通往极權主義的更為簡單的途徑。如果武器總要部署這一點越來越顯而易見的話，那么，頭腦中完全認同阻止這种部署的人就會變得激進，越狂熱，最終從其本來目標中异化出來。 因此，被最高貴的動机所驅使的人發現，在其旅途的終點，完全匿名化的權力需要他這么做：在极權主義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為了另外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他放棄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務于這樣的目標，我們將這幻想稱之為“人類幸福”、“社會主義”或“和平”都無關緊要。蕌 當然，從防御的立場和西方世界的利益來看，有人宣稱“赤化總比死要好”的确不是太妙，但是，從全球化的、非個人化權力的眼光，即從它君臨一切和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惡魔般誘惑的眼光來看，沒有比這樣更好的了。這口號毫無疑問地表明說這番話的人已經放棄了他的人性。因為他已經放棄了某种能力，放棄了以個人的方式承擔某种超越他本人之上的東西，甚至為這种給生命提供意義的東西獻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經寫道，一個人若不愿獻身于令他的生命具有意義的東西，那么他便不值得活著。正是在如此放棄意義和如此一种“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規則”之下，戰爭最容易發生。在這樣的世界里，不存在由最高的犧牲勇气來保障的道德屏障來進行抵制。那种非理性地“保衛我們的利益”的大門充分敞開著。知道自己為什么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樣被屠殺的堆積如山的尸体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這個口號作為向蘇聯投降的表達并沒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為西方人放棄任何有意義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個人化權力的表達卻十分令我震惊。這句口號實際說的是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一個人為之獻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犧牲的水平線，所有的犧牲就變得沒有意義，因此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价值，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意義，結果是一种徹頭徹尾否定我們人性的哲學。對蘇聯极權主義制度而言，這种哲學只是提供稍許政治上的幫助，而對西方极權主義而言，這种哲學直接和原發性地构成了其本身。蕌 簡言之， 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印象。西方文化對它自身的威脅，遠遠超過SS-20導彈。當一個法國极左派學生帶著懇切的目光對我說，古拉格群島是為社會主義理想所納的稅以及索爾仁琴不過是一個心怀怨恨的人時，他將我投入深深的憂慮之中。歐洲真的不能從自己的歷史中學到什么嗎？ 那個熱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夠明白——即使是最誘人的“普遍幸福”的計划要求一個人非自愿地去死，即不是為了獲得生命的意義自覺地去死，便證明了它是反人性的？ 是否只有到了發現自己也被禁閉在靠近圖盧茲的某個蘇式監獄里，他才明白點什么？ 我們世界的新語言是否如此滲透到本來的人類語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經驗也使得人們之間無法溝通？蕌 四蕌 在提出了全部這些尖銳的批評之后，我想人們希望我談談在當代世界的政治難題面前，我認為什么是西方人富有意義的選擇。蕌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對我來說我們所有的人，東方和西方的，都面臨著一個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余都是從屬性質的。這項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個人化的、非人性的權力，抵制這种非理性的趨勢，它以种种意識形態的、制度的、党政机關的、官僚主義的、偽飾的語言及政治口號的方式出現。這項使命需要我們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慮并全神貫注，在每個步驟和每個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們必須抵制它的复雜性和全面异化的壓力，不管它采取消費、廣告、鎮壓、技術，還是陳詞濫調的形式，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狂熱主義的親兄弟，是极權主義思想的溫床。我們必須從我們“本來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确認它的被否認的真實性，而不怕被嘲笑。我們必須以智慧的謙卑之心，尊重“本來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認顯然有超出我們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東西。我們必須和我們存在的絕對地平線保持聯系，只要我們愿意，我們將會不斷地去發現和体驗這种聯系。我們的所有行動、所有個人的和未經意識形態審查的生活經驗，都要以价值和責任為出發點。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論，不去發明良心的呼喚之外的其他責任。我們不必為我們能去愛、擁有友誼、團結、同情心和寬恕而感到羞恥，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將我們人性中的基本尺度從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來，將以此作為有意義的人類社會唯一真正的起點。我們必須受我們自身理性的引導，在任何條件下將為真理服務作為我們自己的基本經驗。蕌 我知道所有這些听起來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我向你們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來源于非常具体難得的与世界的經驗，請允許我說，我知道自己正在說什么。蕌非個人化的權力的先鋒隊拽著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沿途盡是被蹂躪的自然和火箭發射台，它构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极權主義政權。無論是忽視、原諒、屈服和接受它們的游戲方式，從而將我們變為它們，都是不應該的。我确信我們可以最好地面對它們，可以不帶偏見地去研究它們，与之徹底划清界限，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這种邪惡作持續的斗爭，這种邪惡除了表現為大量的顯而易見的方面，還居留于所有地方甚至我們內部。构成對這种邪惡最大的威脅不是把火箭對准這個或那個國家，而是在當代人的心靈結构中否認和鏟除它的存在：人回到自身并承擔起對世界的責任，重新理解人的權利；堅持不懈地抵制宣稱其超越善惡之外的非個人化權力每种形態，不管它如何偽裝狡詐，甚至頂著反對极權主義制度的名義。蕌 最好的抵制极權主義的做法是將它從我們自己靈魂中、我們周圍的環境中、我們的大地上徹底地驅逐出去，從當代人性中徹底地驅逐出去。對全部极權主義制度下受害者最好的幫助是正視之所以构成极權主義制度的那种邪惡，极權主義正是從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鋒隊”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沒有這种先鋒隊，沒有由此發展出來的最狂熱的萌芽，极權主義制度便失去了基礎。重新強調人的責任是對付一切不負責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發達國家的智慧和技術潛力能真正負責任地得到傳播，而不僅僅是在一种純利潤的自私利益的壓力下進行，我們便能阻止不負責任地將其轉化為殺傷性武器。著眼于事情的原因肯定比僅僅是在對結果做出唯一可能的反應要有意義得多。否則，其結果將是用同樣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應。而遵循這條路線，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繼續散布不負責的邪惡，因此正好是產生滋生极權主義毒素。蕌 我贊同“反政治的政治”這种提法，也就是說，政治不再是權力的伎倆和操縱，不再是高于人們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一個人尋找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道路，是保護人們和服務于人們的途徑。我贊同政治作為對人類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關怀。我能想像得到，這樣一條道路在這個世界上是十分難以實現的，運用于正常生活也极為困難。但是，我看不到別的選擇。蕌 五蕌 當受審和服刑時，我直接感受到國際援助的重要和有益的力量。我永遠會感激那些聲援。然而，我不認為我們這些在自身的環境中尋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處于呼吁和接受幫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來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幫助。蕌 我相信在“蘇聯陣營”中稱之為“持有不同政見者”是一种特殊的現代經驗，是一种在非人性的權力堡壘下的生活經驗。正因為如此，“持有不同政見者”有机會甚至有責任去反省這种經驗，做它的見證并將其傳達給有幸沒有這种經歷的人們。因此我們有机會以某些方式去幫助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在我們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類利益的意義去幫助它們。蕌 這些基本經驗之一為：我稱之為“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并且可以是有效的，盡管本質上它無法事先計算出其效果，肯定和西方考慮政治成效完全不同。它是隱蔽的、間接的、長期的和難以測量的；經常僅存于看不見的社會良心、社會意識和下意識的領域，因而几乎不可能去估算其价值將在何种程度上，對推動社會發展有何貢獻。但顯然我以為這是一种基本的和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一個孤獨的似乎無權無勢的人敢于發出真理的聲音，在這种行為背后，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撐著，他准備付出昂貴的代价，他有著令人震惊的更大的力量，盡管表面上被剝奪了公民權，但卻有著數以千計的無名的支持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是在狂風呼嘯的前沿哨所，都有可能以個人經驗和“本來的世界”來反抗非個人的權力，去揭示它的罪行，像《古拉格群島》的作者所做的那樣。 今天已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為政治提供一個新的起點，擁有一种不可否認的政治力量。一個勇敢的科學家盡管被圍困在偏僻的鄉間，經受著被唆使的周圍世界的恐嚇，但他發出的警告的聲音仍然能夠穿洋越海，并更能清晰地對這個世界大多數人的良心發言，遠甚于全部成群結隊的受雇的宣傳机器。同樣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像善与惡這樣純屬個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內容，在某些情況下足以動搖看起來是不可動搖的權力及其軍隊、警察和官僚。還有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政治決不僅僅是專家的事情，一個工程師，只要他心術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東西，并擺脫恐懼，便能夠影響其民族的歷史。蕌 是的，“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來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來自人的內心，而不是來自一個命題。并非偶然的，這种充滿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這种嚴酷的斗爭的基礎之上，處于“日常規則”之中，我們必須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見星星。蕌 當揚·巴托契卡寫《七七憲章》時，他用了一個概念：“無權者的團結”這個詞語。他想到的是那些運用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東西——自己的人性——來反抗和面對非個人化的權力。這种“無權者的團結”將超越國界、政治制度、政治集團的樊篱，超出傳統政治的高級游戲，不去追求頭銜和職位，從被權術家嘲笑的對象——人類良心——中創造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一种有關未來的更美好的前景不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嗎？蕌 1984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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