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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哈維爾著 崔衛平譯 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周圍存在著某些听上去是荒謬的和充滿幻想的說法，其中有件事与我有關，即我有責任再三去強調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和標准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中的意義，包括經濟活動，并且去闡明如果我們不在自身之內嘗試去做、去發現或重新發現并培育我稱之為“更高的責任”，我們國家的事情真的會變得很糟。 當自由回到一個道德混亂的社會，產生了一些必然會產生的東西。其中某些是我們預料的，但另外一些比任何人所能預料的遠為嚴重：各种令人難以想像的人類惡習巨大地、令人眩目地總爆發了。許多成問題的，至少是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人類積習，多年來暗中受到鼓勵，同時也在壓力之下微妙地服務于极權主義制度的日常運作，忽然從它們所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得到隨心所欲的發揮。獨裁政權曾給這些惡習建立了某种秩序——如果這樣表達是正确的話 (在某种意義上也是為使它們合法化) ，現在這個秩序崩潰了，但是去限制這些惡習并自愿向全体社會負責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當然也不可能這么快地建立起來，這樣一個秩序需要若干年的發展和培養。蕌 于是，我們便目睹了一個怪現象：确實，社會解放了自己，但某些方面比原來在枷鎖之下表現得更糟。犯罪在驟增；當歷史翻轉時，人們所熟悉的那些污水，總是從集体心理的隱蔽領域中滋生，眼下已經侵蝕到大眾傳媒，尤其是在低級趣味的報紙中。然而，還有其他更嚴重、更危險的症狀：民族之間的仇恨、猜疑、种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跡象；純粹為了某种利益進行的拉選票、毫無節制的和輕率的斗爭，十足的野心，各种想得出來的狂熱，新的、前所未有而五花八門的劫掠，不同的秘密犯罪組織的出現，以及普遍的缺乏容忍、理解、趣味、節制和理性。還有，不只是一种意識形態有了新的吸引力，好像馬克思主義留下了一個巨大的、令人不安的空白，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地將其填補起來。 只要環顧我們的政治場景便已足夠 (其中缺乏教養僅僅是更為廣泛的教養危机的一個反映)。离1992年6月的選舉只差几個月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動，包括議會中极為重要的立法辯論，都在競選之前的陰影下發生，一些人肆無忌憚地追求權力，為博得迷惑的選民的好感而提出許多五顏六色、漂亮但毫無意義的東西。政治對手們之間互相指責、恐嚇和誹謗無邊無際。一個政客僅僅因為對方屬于不同的党派就去暗中瓦解他的工作。党派考慮顯然比實事求是地找到理性和切實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更為重要。報紙上的分析文章已被張揚丑聞所取代。出于好意支持政府簡直是可恥；出于惡意踢他一腳反而值得稱贊。嘲笑那些宣稱支持另一党派的政治家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找借口指責別人從事陰謀、沒有能力、有不光彩的過去或存有不良企圖。蕌 蠱惑人心的活動盛行，甚至是一個人向往自主權這樣自然的要求，也被納入權力的游戲，并向公眾說謊的競爭比賽。許多所謂的“中央管理干部”的會員們直到最近，還在假裝關心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卻几乎在一夜之間摘下了他們的面具，公然變為投机者和竊賊。許多曾經令人畏懼的共產主義者現在變成了肆無忌憚的資本家，公然無恥地當面嘲笑那些他們一度答應要維護其利益工人們。公民們越來越厭惡所有這一切。可以理解，他們的厭惡針對他們自己選出的民主政府，一些道德上可疑的人利用這個局面，為討好公眾，拋出諸如將整個政府扔到伏爾塔河的主意。蕌蕌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然有著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們處于某种松散的、受壓制的、混淆的、破碎和困惑的狀態，仿佛不知道它們依靠什么，從何處開始，在何處或怎樣發現有意義的出口。蕌 在這种情況下，政治家有責任去喚醒這种沉睡的潛力，給它提供方向，打開通道，鼓勵它和為它提供空間，或賦予其希望。人們說什么樣的民族擁有什么樣的政治家。在某些意義上，這是正确的；政治家的确是他們社會的一面鏡子，它的潛力的一种具体表現。非常矛盾的是，這句話反過來也同樣成立，即社會是其政治家的一面鏡子。一般來說，是由政治家來選擇釋放哪些社會力量和抑制什么，由他們來選擇依靠每個公民的善還是他們的惡。(我們的)前政權有系統地動員了人類最坏的品質，例如自私、嫉妒和仇恨。這樣的政權和我們應得的東西相去太遠了，這也正是我們面臨新的狀況所提出的責任。因此，那些身處政治中的人們對于社會道德狀況擔負著更高的責任，他們有責任發掘社會中最好的東西，發展和加強它們。蕌 順便地說，甚至那些以其短見和怨恨經常令我生气的政治人物，其中大多數并非就是惡毒的。更毋宁說，他們缺乏經驗，容易受一時一地机遇的影響，受潛在傾向和流行習慣的擺布，他們并非自覺地卷入了坏的政治漩渦，發現自己已不可能擺脫，因為他們害怕自己將承擔的風險。蕌 有人說我是一個天真的夢想家，總是試圖在將兩种不可能結合的東西結合到一起：政治和道德。我听了很多這樣的話，我一生中都在听這种東西。80年代，一位居住在加利福尼亞的捷克哲學家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來批評《七七憲章》 中的“反政治的政治”，尤其是我的文章中對這一條的解釋。困陷在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謬見中，他相信作為一個學者，他已科學地解釋了整個世界歷史。他視其為一部暴力革命和惡勢力斗爭的歷史。而如果不靠武力，不靠對權力的欲望及政治陰謀，憑借真理的力量、真實的力量、自由精神、良心、責任感的力量來改變歷史的狀況，便大大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圍。當然，如果有人將正派僅僅理解為生產力的“上層建筑”，他將永遠不能以正派的意義來理解政治。蕌 因為他的教條告訴他，資產階級絕不會自動交出他們的主導地位，因此必須以武裝革命為來把他們扔進歷史的垃圾箱中。這位哲學家假定同樣沒有其他途徑可以除去我們的前政府。但結果證明是可能的。尤其是事實證明這是唯一有意義的途徑，因為我們知道，暴力孕育更多暴力。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革命墮落為吞食自己子女的獨裁統治，造就了一批醞釀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們是在自掘墳墓，促使社會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馬燈式的循環。蕌 我們從前的政權是被生命、被思想、被人類的尊嚴推翻的。我們最近的歷史已經證實那位加州的捷克教授錯了。同樣地，那些仍然宣稱政治主要是操縱輿論、道德在其中無法容身的人真正是大錯特錯了。政治陰謀不是真正的政治，盡管在一段時間內也許在表面上說得過去，但不可能帶來最終成功的希望。通過陰謀，一個人也許能變成總理，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他不大可能以陰謀改進社會。蕌 我很高興自己遠离同他人的政治陰謀，我將不与這些人競爭，當然也不去使用他們的武器。蕌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這個名稱、也是我愿意致力的唯一的政治——就是為你周圍的人們服務，為社會服務，為未來的人們服務。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為它是一种責任，對全体人民和為了全体人民通過行動來体現的責任，這是一個可稱之為“更高的”責任的東西，它擁有一個形而上學的出發點：它產生于意識或無意識之中的一個信念，即我們的死亡并不意味著結束，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在別的某處被永遠地記錄了下來， 永遠地給予評价， 這是 “高于我們”(above us)的某處，我將之稱為“神的記憶”——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奧秘秩序中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信徒們將之稱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 說到底， 真正的良心和責任感， 只有被解釋為一种沉默的假設， 假設上面(from above)有人在觀看我們，每一件事情都不會遺漏，沒有東西被遺忘，因此塵世歲月并不能抹去人間失敗招致的尖銳痛苦：我們的靈魂知道并非只有自己意識到這些失敗。蕌蕌 作為總統，我所做的，難道不是仍然保持對這种政治理念的信仰，并且至少部分地將它實現 (歸根結底，沒有后者，前者不是可想像的。不去將部分我的理想付諸實踐只能有兩個結果：或者我被從總統府掃地出門，或者我變成一個心怀叵測的家伙，面對漫不經心的听眾胡吹海夸——這不只是有損体面，也是更為不誠實，因為這意味著另外一种辭職的形式，對于我自己和我的理念的背叛)。蕌 像在別的每件事情中那樣，我必須從我自己開始做起：即在任何情況下，爭取做到正派、正直、寬容和理解，同時力爭反對腐敗和欺騙。換句話說，我必須盡最大可能和我的良心保持一致。實際上，我經常听到一些忠告，說我應該更加“策略”一些，不要對每件事馬上表態，要學會巧妙地掩飾自己，不要害怕去乞求某人，哪怕這違反我的內心，以及要和反對我的人保持距离。在為鞏固我自身的利益中，我多次被勸告要認同某人追逐權力的野心，要去討好某人因為這會使他高興，或者不顧事實地去排斥某人，因為別人不喜歡他。蕌 我還听到另外一种勸告，我必須變得更強硬、更果斷、更權威一些。出于良好的動机，我不必害怕偶然地拍桌子，對人大喊大叫，以及激起別人稍微的恐懼和顫栗。但是，如果我想保持對我自己和對于我的政治概念的忠誠，我必須去听這樣一些忠告：不僅是出于對我個人精神健康的考慮 (它可能完全被看作一個私人的、自私的考慮) ，更主要的是根据我最關心的對象考慮：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坦率不可能通過不坦率而建立起來，真實不可能通過謊言而建立起來，或者民主的精神不可能通過權威命令而建立起來。當然，我并不能肯定坦直、真實和民主的精神是否取得成功，但我知道怎樣不會取得成功，即采取和預料的結果相抵触的途徑。正如我們從歷史中知道的那樣，這是將我們從一開始就尋求的結局排除在外的最好方法。蕌 換句話來說，如果存在最起碼的成功的机會，唯一的途徑就是追求正派、理性、負責、誠懇、有教養地和寬容地去做。我意識到在日常政治中，這并非被認為是最有效的辦法。但是我有一個优越條件：在我許多坏品質中，我恰如缺少一种，即對于權力強烈的欲望和愛好。由于不受此束縛，比起那些牢牢抓住他們的權力和位置不放的人，我從根本上要自由得多，并且這使得我沉迷于不使用手腕的奢侈之中。蕌從那古老的熟悉的訓誡：“生活在真實中”，我看到前進的唯一的道路。但是，當一個人成為總統，將如何去做，如何付諸實踐？我看到3种基本的可能性。蕌蕌 第一种可能性：我必須一次又一次大聲重申某些事情。我不想重复我自己，但在這种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的許多公開言論中，我感到我必須重复分析和解釋所有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尺度。并且這也是事實，在我的工作中，當我遇到一個問題并試圖作深入分析時，我總是發現存在某些道德方面的問題，如冷漠、意識不到個人的錯誤和愧疚、不愿放棄個人的某些地位和好處、嫉妒、無節制地自大等等。蕌 我感到人們中沉睡的善意需要被激發。人們需要听到行為正派、幫助別人和置共同利益于個人利益之上、尊重人們和平共處的基本原則是有意義的。他們希望被大聲地告知這一點。他們想要知道“最高層”的人們站在他們一邊的，他們需要感到自己是得到支持和确認的，是有希望的。善意渴望被認可和被培育。善意的發展壯大取決于它必須听到整個世界都沒有對它加以嘲弄。蕌收听我對全國廣播講話節目的普通听眾，經常要求听到關于可以稱之為“哲學的”和“倫理學”的思考見解。因為怕過多地重复自己，我偶爾省去這些內容，但是人們總是再三要求听見它們。我從未試圖給出有關如何對付他們身邊惡行的具体建議，即使我想要那樣做也不可能，但是人們想要知道正派和勇气不是無謂的，在与肮髒的詭計作斗爭時有時必須冒風險。他們想要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不是被遺忘和被勾銷的。蕌蕌 第二种可能性：在被稱之為高級政治的世界，我可能試圖在我周圍創造一种積极的气氛，一种慷慨、容忍、開明、寬宏大量的气氛，創造一种根本性的友誼和互相信任。在這個領域，我遠非是那种決定性因素，但我可以擁有一种心理上的影響。蕌蕌 第三种可能性：作為總統處于我的位置上，我擁有直接的政治影響。我必須作出某些政治決定。于其中，我可以而且必須帶進我的政治理念，注入我的政治理想，那些有關正義、正派、克制以及我稱之為“道德國家”的近期目標。當然，我的成功与否是由別人來評价的，結果也總是參差不齊，因為像任何別人一樣，我也是個難免有錯誤的人類成員。 記者們尤其是外國記者，經常問我“生活在真實中”、“反政治的政治”是什么意思，或者政治從屬于良心如何可能，如何將其付諸實踐。他們很想知道，當我身處高位時，我是否必須大大修改以前我作為一個前“持不同政見者”對政治的期望，換言之，他們的意思是說，我從“持不同政見者經驗”中提出的標准，現在是否仍然适用。蕌 可能有人不會相信，在我擔任總統兩年來，這片國土上充滿了那些穩定的國家的總統做夢也沒想到的各种問題。我完全可以說，我從未被迫撤消我從前寫下的任何東西，或改變任何看法。這似乎是難以置信的，但确實是這樣：不僅我沒有改變我的想法，而且它們還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蕌盡管有著我每天必須面對的政治煩惱，我仍然深信政治并非本質上即不光彩的事情；就其不光彩的一面來說，只有不光彩的人們令政治不光彩。我得承認，比起人類其他活動領域來，政治更能誘惑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它對人的要求更高。但是，如果說一個政治家必須撒謊或搞陰謀，那是不切實際的，那簡直是荒謬的說法。出于某些原因，總是有人散布這种說法，借此打擊別人對公共事務產生興趣。蕌 當然，在政治生活中，像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樣，不可能對任何人把任何事情說盡，并且那樣也毫無意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必須說謊。你所需要的全部是得体，是适合的直覺和良好的趣味。“高級政治”中的一种令我惊异的經驗是：這主要是一個形式問題：知道話說多長，什么時候開始和結束；如何有禮貌地表達你的對手可能不愿意听的話，永遠知道在某一既定時刻說出最重要的東西，而不說不重要的或無關緊要的東西；知道如何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不傷害別人；如何去創造一种友好的气氛來使复雜的談判變得輕松；如何將談話繼續下去而不要刺探對方或表現冷淡；如何以更輕松、更緩和的話題來平衡嚴肅的政治問題；如何審慎地安排你的官方旅行，知道什么時候不去某地更為合适，以及什么時候應該坦率，什么時候沉默不語，以及它們到達一個什么樣的程度。并且還不止于此，這就是說對于時間、時代气氛、人們的情緒，他們擔憂的實質和思想狀況要有恰當的直覺，這也許比社會學的調查還要有用。受過政治學、法學、經濟學、歷史學和文化等教育是任何政治家的寶貴財富，但是我越來越傾向于相信，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財富。這樣一些素質如同情心、与他人談話的能力、洞察力、不僅能迅速抓住問題而且也能敏銳地体察人性，會与人交往以及一种适度感，所有這些在政治中十分重要。我并不是說自己擁有這些素質，老天寬恕我，決無此事。這僅僅是我的觀察。蕌 總之，如果你心術正，有良好的趣味，那么你不僅有資格從事政治，而且命中注定要從事政治，絕對屬于這一領域。一個政治家不在于有說謊的能力，而是需要敏感，知道什么時候、對什么人、怎樣去說必須說的話。認為一個有原則的人不屬于政治是不符合實情的；如果在原則之上，再加上耐心、謹慎、分寸感和理解別人的能力，那么便已足夠。認為只有冷酷的犬儒、虛榮、無禮、粗鄙的人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是不對的，雖然這樣的人容易被政治所吸引，但實際上，正派和良好的趣味總是占上風。蕌我的經驗和觀察證明了政治作為道德實踐是可能的。然而，我并不否認踏上這條道路并非容易，而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是一件容易的事。蕌蕌 從我的政治理想出發，我將強調文化作為我的政治實踐中每一條可能的道路，這是顯然不過的。在“文化”這個詞可能擁有的最廣泛的意義上，她應包括被稱為來自“日常生活”文化的每一個方面，或曰“教養”——相對于我們所說的高級文化諸如藝術和科學。 我并不是說國家應更多地補貼作為一項特殊的人類實踐的文化活動，也不是說我同意許多藝術家擁有的某种憤慨和恐懼，認為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摧毀文化并最終要毀滅文化的階段。我們大多數藝術家不知不覺地習慣于社會主義國家沒完沒了的慷慨。 它資助了一大批文化机构和部門，對一部電影要耗資100万還是1000万克朗毫不關心，甚至不去在意到底有沒有人看它。它也不去管到底有多少無所事事的演員在其工資名單上；主要的是每個人都在上面，從中拿錢。這樣的國家比那位捷克-加利福利亞哲學教授更知道在知識界和精神領域隱伏著巨大危机， 它知道通過荒謬的慷慨來首先安慰誰。國家的這种做法越來越失靈是另外一回事，——盡管扔下了大把的賄賂、獎金和頭銜，藝術家們還是首先起來造反。蕌 喜歡記住從前的社會保障的藝術家們戀舊的抱怨并不能使我動搖。文化必須——至少部分地——知道如何自己尋找出路。其中許多必須通過免稅、基金會、發展資金等諸如此類的途徑獲得經費，也就是說，尋找适合她自身的多元化和自由的途徑。藝術和科學的資金來源越多樣化，這些領域中便越有競爭性并面貌紛呈。國家將以某种适度的、經過公開調查和深思熟慮的方式，支持某些文化方面的事情，如真正具有民族個性和代表這片土地上文明傳統的東西，它們不可能通過市場途徑來保存。我想到的是那些遺址 (不可能通過將其變成一個旅館來保證每一個城堡的維修，也不可能指望舊貴族們為維護家族榮耀而回來維修它們) 、圖書館、博物館、公共檔案館等這些机构，實際上它們今天已處于令人吃惊的失修狀態 (況且前“遺忘的政權”故意毀坏這些有關我們過去的重要見證) 。此外，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難以想象大教堂或一般的教堂將有辦法恢复所有小禮拜堂、修道院和其他教會建筑，在過去40年內，它們已遭到破坏，它們是整個國家文化保護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大教堂的頂端。蕌 我提到所有這些只是開個頭，而我主要的論點并不在此。我視之為十分重要的我們和文化的關系不僅指它作為許多人類活動當中的一种，而且包括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每一件事情的文化”方面，即人們行為方式的普遍水准。我主要是把它看作人民之間的聯系方式，即存在于強者和弱者之間、健康的人和病弱的人之間、年輕的和年長的之間、成年人和孩子之間、商人和消費者之間、男人和女人之間、老師和學生之間、官員和士兵之間、警察和公民之間等的聯系方式。蕌 除此之外，我還想到了這樣一些聯系的本質：人們与自然、与動物、与空气、与風景、与鄉鎮、与花園、与他們的家——房屋和建筑的文化，公共娛樂設施，大企業和小商店的文化，工作和廣告的文化以及時尚、舉止、消遣的文化等等。蕌 更進一步，所有這一切如果沒有一個法律方面的、政治的和管理的文化，沒有國家和公民之間聯系的文化，便是難以想像的。戰爭爆發之前，我們這個地區已經達到了當時西方民主繁榮的同等水平，如果不說是更高的話。我知道普遍文化水准、公民習慣舉止水平的災難性衰退，是和我們經濟上的衰退聯系在一起，在一個更大范圍內，甚至可以說是經濟衰退的一個結果。然而，它比經濟衰退所能引起的更使我震惊。它更顯而易見，比物質上的東西更能對一個人產生沖擊。作為一個公民，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我去一個小酒店里面，顧客們互相吵鬧而侍者沖我舉止粗魯，這比我不能支付每天去那里費用更使我煩惱。同時，到處尋不見漂亮的房子引起的惱怒，也不亞于一個人不能支付一個家庭房費的困扰。蕌 也許我想說的事情其實一目了然：不管恢复經濟對我們有多么重要，但遠遠不是我們所面臨的唯一任務。為了提高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文化水准而做的每一件事完全同樣重要。它必須与經濟發展同步地在任何地方展開。我們必須為提高普遍的文化水准制定規模廣泛的綱領。我們不能等到富起來了，才做這件事，我們可以立即著手，甚至口袋里沒有一分錢。我從來不相信只有付更高的報酬，一個護士才會對病人更加周到，不相信只有一套昂貴的住房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不相信只有一個富有的商人會才對他的顧客更加殷勤和在室外弄出一個漂亮的招牌，以及只有一個富裕的農民才可能好好對待他的牲畜。我將把話說得更遠一點，在許多方面，諸如供求文化、貿易和企業文化，它們完全与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有關。蕌 我愿意做我可能做的每一件事，致力于旨在提高普遍的教養水平的事業，或者至少盡力表達我在這方面的個人興趣，這樣去做不論身為總統還是其他。我感到這是我的政治理念——作為道德實踐和更高責任的組成部分和邏輯結果。歸根結底，對于公民和身為公民的政治家來說，還有什么比力圖使生活更愉快、更有趣、更加多樣化和更具有承受能力值得關注？ 蕌雖然我在這里談論我的政治——或更确切地說，我的文明——綱領，有關我希望為之斗爭的政治、价值觀念和理想，這并不是說，我想在一天之內實現它們，要弄出一個地上的天堂，人們之間相親相愛，每一個人努力工作，舉止良好，有善心，這片土地上果實累累，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妙和光明的，一切如令上帝稱心如意的那樣和諧地運行，——根本不是這回事。恰恰相反，邪惡仍然存在，沒有人能夠消除人類苦難，政治競爭場也只是吸引那些不負責任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和騙子。總有人不停地去破坏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抱任何幻想。蕌 不管是我還是任何人，都不會一勞永逸地贏得這場戰爭。更有可能的是，我們只能贏一兩個戰役。但是我仍然認為持續地進行這場戰爭是有意義的。它已經進行了數個世紀，并且還將進行下去。我們必須持之以恒地這樣做，因為它是适合去做的那种事情。或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說上帝需要我們這樣做。這是一場永久、沒有終結的斗爭，不只是好人(我把自己或多或少算在內)反對坏人，它實際上發生于每個人的內部。它使得一個人成為一個人，使得生活成為生活。蕌 因此，任何宣稱我是一個夢想家、指望把地獄變成天堂的人都是不正确的。我很少有幻想。但是我感到有一种責任，為我所認為好的和正确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能否改善某些事情還是不能。這兩种結果都有可能。但有一件事情我不相信：為一個好的事業努力是沒有意義的。蕌蕌 我們正在建設新的國家。命運將我安排在一個位置上，比起其他我的同胞，某种程度上我更能影響這個進程。因此，請允許我談論這個國家未來的形象，說出它引導我的前景，或者說，從我理解的政治中自然得出的前景。蕌 也許我們都同意我們想要一個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國家，一個民主的 (政治上多元化的) 、和平的、有著繁榮的市場經濟的國家。有人堅持這個國家仍應是社會公正的。另外有人從社會主義的殘余的角度來理解它因而加以反對。他們反對“社會公正”這個概念，說它含糊不清，因而等于什么也沒說，并且一种運作中的市場經濟永遠不可能保證任何真正的社會公正，他們指出人們的勤勞、才能程度不一，甚至還有運气不等(這是最后的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因此顯而易見，社會平均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是市場經濟本質上不可能提供的東西。進一步說，強迫市場這樣去做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們從前的經驗足以告訴我們為什么不能這樣做)。蕌 然而，我不明白，為什么一個有著立法机构、可以制定預算的民主國家，卻不可能去追求某种社會公平，諸如通過撫恤、養老政策、稅務政策、以及資助失業者，補貼公共事務方面的雇員、幫助年老的獨居者和健康有問題的人以及因為各种原因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每一個文明的國家都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標准提出那個地區合理可行的政策，甚至連那些熱情的市場經濟的支持者也不可能在原則上加以反對。說到底，這是一個術語上的而不是信念上的沖突。蕌 出于整体的考慮，我再三重复這些基本的、自明的、毋宁說是普遍事實的東西。但是我更想說的是另外一些方面，那些在某种程度尚未明了東西，因而也更少被說起的東西，但這并不是說它們更不重要——因為它們給予被認為是自明的每件事情以合法性和可能性。蕌 我相信如果不同時建設一個人性的、道德的、智慧的、精神上的和文化的國家(姑且不在乎這樣說，在一個政治科學家听起來是多么地不科學)，那么我們也將不可能建立一個基于法治的民主國家。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某种人性的和社會价值所支持，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和自由及人權。例如，如果一項法律沒有人去尊敬它、捍衛它和試圖負有責任地執行它，它有何益處可言？ 僅僅是一張空文罷了。如果投票人只能在更大的和更小的惡棍之間做出選擇，這种選舉還有什么用？ 如果的确有一個廣泛的政治上的多党制，但其中沒有一個政党從根本上擁有普遍的社會影響，它又有什么意義？蕌沒有一种國家(即一种憲法的、法律的政治制度) 是超出歷史的時間和社會空間之外的東西。這不是某些聰明專家的技術發明，像計算机和電話机那樣。相反，每個國家，都生長于特殊的精神和文化傳統，這些東西給國家注入實質和給出其意義。蕌 現在讓我們返回到相同的一點上來：沒有共同擁有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价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它們全部是人類精神的產品，所有机构應假定和承擔人類精神需要它們為其服務，這些机构應尊重人類精神的產品，所有机构應假定和承擔人類精神，信任和保護她，理解她的意義和愿望，必要的話，可以為之斗爭和為之犧牲。蕌 我將再次運用法律作為例子。法律無疑是正義的一個工具，但是如果沒有人負責任地使用它，它也就變得完全沒有意義。從我們自己的近期經驗中，我們太了解即使是一條正當的法律，如果落在一個肆無忌憚的人手中可能發生什么樣的情景，以及肆無忌憚的人如何輕易地運用民主制度而引進專制和暴力。法律和其他民主制度如果不是掌握在有勇气的正派人手中來反對某些人的濫用，將變得自身難保。顯然這些机构可能幫助我們變得更加富有人性，這就是為什么它們被創造出來而我們現在仍在建設它們的理由。但如果想要它們保護我們的話，首先我們必須保護它們。蕌在某种意義上，那些圍繞著有關國家建設技術性方面的混亂臨時的活動，對于讓我們偶而記起國家的含義也許不無裨益，即國家必須保持真正的人性，換句話說，國家必須是有精神、有靈魂和有道德的。蕌 我們并不存在一套簡單的命令或指示。僅僅通過一种政体或者法律及指令是不能建成一個有道德、有精神的國家的，這只有通過包含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內的長期复雜、永無終結的工作來進行。所需要的是富有生气地和有責任感地考慮每個政治步驟及每個決定，是持久地強調道德立場和道德判斷；是繼續自我檢查和自我分析；是一再地重新考慮我們應优先考慮的東西。這不是我們可以簡單地宣稱和表白的某种東西，而是需要我們切實地去做，要求我們將道德和精神的動机引進每一件事當中，尋找所有事物當中的人性尺度。科學、技術、各种專業知識、專家主義并不是全部。某些東西是更必需的。簡單地說，可以稱之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蕌 蕌199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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