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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也無法解釋為什么會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追隨他這么久。”惠勒說,“特別是最近,經過對宗教信仰者的攻擊和科學時代的來臨,怎么也不能讓人保持忠實的信仰。”
  “還有,非基督教徒也寫過耶穌,”蘭德爾想起來,“如猶太籍歷史學家約瑟福斯就是一個,另外還有一些羅馬法學家。”
  “可是,史蒂夫,這些還不夠,也不是很有結論性,甚至沒有基督教徒寫的東西有參考价值。一些羅馬人的證据談到基督教的存在,卻并沒有描繪出基督的模樣。不過,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如果基督徒的敵人承認它的存在,那一定存在過基督。事實上,我們真有兩位猶太人說過基督。”惠勒把煙蒂放進煙灰缸。“你剛才提到的約瑟福斯,先是自稱為牧師和猶太歷史學家,后成為了羅馬人。他大約是生于公元37年,卒于公元100年前后。如果我們能相信他遺留下來的手稿的話,那我們就承認四福音書。約瑟福斯在公元93年完成了《古老的猶太人》一書。他在兩篇中明顯提及基督。內奧米,你手頭有這些資料嗎?”
  內奧米·鄧恩早已拿出了她准備好的文件。“約瑟福斯兩篇中較長的一篇寫道:‘這時出現了一個智者耶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被稱為人。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實在是超凡脫俗,他是人類的導師,他還吸引了許多猶太人和希腊人。他是基督。當那位當政者判其釘死在十字架上時,那些從一開始就追隨他的人們并沒有放棄他們的信仰,到他的神圣的預言所述的那樣再次活生生地回到他們中間后的第三天,信徒的隊伍又擴大了一万。即使到現在還有以他命名的基督教。’下面是第二篇——”
  惠勒抬起手。“足夠了,很可說明問題了,內奧米。”他又對蘭德爾說,“現在,如果約瑟福斯真是自己寫的,那將是有關耶穌的最早的參考文獻。不幸的是,我還沒有見到一個相信是約瑟福斯完完整整地寫了那文章的學者。沒有誰認為它是真實的,因為它出自一位早期猶太人作家之手就顯得太親基督教了。這太令人費解,一個非基督教徒的歷史學家稱耶穌是一位智者,如果能夠稱他為人的話,他并宣布‘他就是基督’。這后者被認為是中世紀時一位想創造一個頗具歷史意義的耶穌的基督法學家。另外,我們有几位二次复活的專家,其中一位伯納德·杰弗里斯博士是你將結識的,相信約瑟福斯的确提到耶穌兩次,但他們也同意說約瑟福斯所寫一定不是恭維的話,几個世紀后被一位不喜歡這些篇章的神圣的基督法學者改動了。”
  “換句話說,你的那些學者們還是覺得約瑟福斯本人承認耶穌的存在的?”
  “是的。但他們只是推測,所以證明不了什么。我們關心的是歷史事實。另一份描寫過耶穌的猶太材料是猶太的宗教法典。這是部二世紀時由猶太法學者們寫的專著,這些猶太法學者們的作品主要是基于道听途說,對耶穌說了些不好的話,說他施用魔法,最終用异端邪說和引導人民誤入歧途而被絞死。稍微值得相信的要數异教徒或羅馬人筆下的耶穌。第一位是——”
  他眼眉微蹙,努力要回想起來,內奧米迅速接口說:“第一位是撒拉斯,他在大約一世紀中葉寫了三部歷史書。”
  “對,第一位是撒拉斯。他記錄了耶穌死后巴勒斯坦的黑暗景象。他認為是日蝕引起了世界一片混亂,然后未來的基督教作者們卻堅持說那其實是一個奇跡。接著,小普利尼在作比提尼亞的總督時,大約在公元110年給羅馬皇帝差使的一卦信中提到他与轄區內的基督教徒抗衡之事。他認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活動,但他寫道那种追隨者們似乎并無大害,只在黎明前聚在一起唱‘給上帝和基督的贊美詩’。再后來,泰西徒斯在他的編年史中提到,大約在公元110年和120年之間,尼羅皇帝為了赦免自己火燒羅馬城的罪行,而將焚燒羅馬城的罪名嫁禍于基督教徒……內奧米,把那篇文章給我。”
  惠勒從她那儿接過兩頁用打字机打好的紙,對蘭德爾說,“我想讓你至少听听泰西徒斯對那件事描述的部分內容。‘尼羅越來越感內疚,就對被大眾稱為基督教徒的一群人進行百般折磨,基督在那個王朝受盡折磨。后來不僅在約旦而且在羅馬都有了‘魔鬼’,有了迷信活動……’”
  惠勒抬眼看看。“最后,我們還有一位隨筆歷史作家蘇托尼斯,在公元98年到138年之間寫過一本《羅馬帝國的生活》一書。蘇托尼斯在談到克勞迪厄斯國王時,寫道:‘他把所有猶太人都赶出羅馬,因為他們在基督的鼓動下不斷扰亂社會’。從中看出以下這點是很重要的,史蒂夫,這就是羅馬歷史學家筆下,在耶穌死后半世紀到一世紀之間所提到的基督。因此,我們從猶太和羅馬歷史中得出的是也許只有基督教三個名稱。如果我們想知道更多的東西,那只有靠极具偏見的四福音書。我們就是沒有一本由耶穌基督同時代的人所寫的客觀的傳記。我們只有一些為自己的信仰所歪曲了的描寫与理解。”
  “可是,”蘭德爾說,“我們不必對沒有真正的傳記而持怀疑態度。伊文斯博士曾跟我說過,耶穌傳教的時間很短,他的死對羅馬人來說也并不重要,所以自然也就沒有理由把他的所作所為記錄下來了。”
  “很對,”惠勒表示同意,“我認為《死海古書》的專家米勒·伯羅斯說得最好。他指出如果耶穌曾是個极有影響的、有很多響應者的革命家,如果他曾与羅馬當權者作戰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國的話,那一定會有記于金石上的文字來報道他的革命与失敗。伯羅斯說,然而耶穌只是個四處漫游的傳道者而已。他沒寫過書,沒修過建筑物,也沒有組織過什么學會机构之類。他沒有動羅馬帝國一草一木,他只努力要在地球上建天堂之國,期望一些窮苦的漁民會把他的意旨口述給人類。拿伯羅斯的話來說,荷洛德王朝還在倒塌的柱子上留下過誓言。而基督教的開始卻沒有建筑上的證据留下來,因為耶穌留下的只有基督教堂,連塊碑記也沒有。”
  “可現在,几乎在一夜之間,世界會看到巨大的變化。”蘭德爾沉思,“世界將知道有兩位認識耶穌的人為耶穌立了傳。喬治,這真不可思議。”
  “這個奇跡純屬偶然,太幸運了,”惠勒說,“耶穌居然有一個弟弟,這層關系足以使他了解耶穌,尊重他,為他們所作所為而感動到把他的生活記錄下來,其結果將是,兩個月后,詹姆斯的這一記錄一旦公布于眾,將如在這個毫無思想准備的世界投下一枚炸彈。但如果說詹姆斯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那么還有公元30年羅馬的權力斗爭和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最后日子以及他被釘在十字架的記載,這都告訴我們耶穌基督的确存在過。而這些資料是我們從一份不帶偏見的异教徒資料中得到的。”
  蘭德爾點著了煙斗。“你還沒告訴過我這些呢,喬治。”
  “以后几周你會了解整個故事的。現在來簡單談談彼得羅納斯羊皮文可能是如何形成的。如你所知,耶穌在羅馬殖民地巴勒斯坦傳教之時,羅馬皇帝是老泰比里厄斯。由于种种原因,泰比里厄斯愿意住在卡普里島。他把皇帝衛隊的司令官,頗有些野心的盧修斯·埃劉斯·西加努斯留在羅馬作他的全權代表。泰比里厄斯國王通過西加努斯統治羅馬,但事實上是西加努斯在控制羅馬帝國,他計划擺脫泰比里厄斯,自己登上寶座。在羅馬殖民地和各省,西加努斯選擇對自己忠實的人做地方長官,同時又設立間諜网,定期向他匯報任何一點不忠實或叛逆行為或是帝國中的起義。是西加努斯派龐修斯·皮拉特去巴勒斯坦擔任要職的。很顯然,皮拉特手下的軍官們受令定期通過朝臣向西加努斯匯報——有時是秘密地——巴勒斯坦地區發生的不管大小的騷亂、審訊和絞刑。”
  蘭德爾對此頗為不解,“也就是說在對耶穌審訊并判其釘死十字架時,盡管是小事,也會有一位羅馬軍官按常規向羅馬的西加努斯匯報嗎?”
  “差不多就是這么回事,”惠勒說,“或者是皮拉特自己同意并把對耶穌的審訊作為日常工作報告送給大馬士革的長官,再由他轉交給羅馬的西加努斯,也或者派皮拉特并沒費這個力把報告往上交,但監督他的私人士兵隊長帶耶穌到十字架前,監督執行后,以皮拉特的名義寫了一份匯報,并由軍隊信差送給西加努斯。這位皮拉特手下的隊長就是彼得羅納斯。然而還有一件有趣的事,西加努斯也許從來就不曾看到那份報告。”
  “從未見到?”蘭德爾說,“你的意思是?”
  “根据那份報告,耶穌在泰比里厄斯王朝的第17個年頭4月7日赴刑——也就是公元30年。到這份報告寫好并可以被送走時,殖民地傳來了謠言,說西加努斯和皇帝之間有了麻煩。這份關于耶穌釘死于十字架上的報告和其他匯報一起被擱置起來,直到西加努斯的地位鞏固。然后,一定是羅馬或大馬士革傳來消息說羅馬已經安定,西加努斯仍大權在握。這樣一來,這份報告和許多其它報告一起又被送往羅馬。等到信差乘商船抵達意大利的奧斯蒂亞港時,時間一定已是下一年,公元31年了。他一上岸,信差就從官兵口里得知西加努斯及所有与之有聯系的人都受怀疑。西加努斯本人其實已倉皇出逃。”
  “他真的逃走了嗎?”
  “哦,那當然,”惠勒說,“羅馬帝國的國王泰比里厄斯覺察出西加努斯企圖顛覆他的王朝,篡權奪位,于是下令于公元31年10月把西加努斯處死。信差在听說了這些之后意識到事態嚴重,害怕若把這些報告交給西加努斯會引起國王的憤怒,那樣做太冒險。也許這位信差為安全起見,就把包括基督審訊和執刑的報告及其他匯報,丟給了一些普通士兵,甚至一些市民朋友,自己返回了巴勒斯坦,繼續未盡的職責。”
  “我開始有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蘭德爾說。
  “我們還不能十分肯定,”惠勒提醒他說,“但我們可以做些邏輯猜想,最有可能的是,那位接收報告的人一直保存到西加努斯被殺。不久這份有關基督的報告因過期而被擱置一邊,被他們遺忘。那人死后,一個親戚可能發現了它,而這位親戚正好是個秘密的基督教徒,這一轉机使得這份報告能和詹姆斯所寫的文件一起得以保存下來。另一個更簡單些的猜想是那人自己就變成一個基督教徒,他最有价值的收藏自然就是彼得羅納斯羊皮文和詹姆斯的傳記。不管是哪种情況,在當時由于基督教徒受壓迫,所以這些文章就被封在一個雕像的底座里,不被當局者們發現。几十年,几個世紀過去了,底座被廢墟所掩埋,直到蒙蒂教授6年前發現它們并不讓其重見天日。目前,我們有幸先睹為快,對外界還是秘密,但不久它們就會在《國際新約》中与公眾見面而成為全世界的財產。”
  “太棒了,”蘭德爾說。他把椅子向出版商挪近了些。“但是,喬治,你還是沒有把秘密全告訴我。我們第一次會談時,你只告訴了我一點點就足以讓我把一切推到一邊去而跟你走。現在我想知道剩下的。”
  惠勒點頭表示理解。“你當然會知道的,會告訴你的。”他翹起食指。“史蒂夫,但可不是現在。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給你准備了書的校樣。你一到那儿,就可以讀到完整的兩部分的內容了,我不想告訴你只言片語而影響你自己讀的樂趣。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介意,不過我想等几天,至少告訴我耶穌長得什么樣?”
  “既不像達·文西、廷托里圖、拉斐爾等人所描寫的那樣,也不像世界上千千万万個家庭從商店買回的十字架上的人。他的弟弟詹姆斯了解他,他是個人而不是個受人崇拜的殉道者。”惠勒笑了。“耐心點,史蒂夫。”
  “還有一件事困扰著我,”蘭德爾打斷他的話說,“你告訴過我耶穌并未釘死在十字架上一事,也是想象的嗎?”
  “絕對不是,”惠勒強調說,“詹姆斯親眼見到耶穌沒有死在十字架上,沒有升上天國——至少在公元30年沒有,而是活了下來繼續他的傳教工作。詹姆斯給出了具体看到耶穌安全逃离巴勒斯坦的證人。”
  “他去了哪儿?”
  “凱撒里亞、大馬士革、安提卡斯、塞浦路斯,最后到了羅馬。”
  “我還是覺得這太令人難以置信了。耶穌在羅馬呆過,太不可思議了。”
  “史蒂夫,你會相信的,你不會有任何疑問,”惠勒自信地說,“你一旦親眼看了那些經權威測定過的證据,你就不會再怀疑了。”
  “那去了羅馬之后呢?”蘭德爾問,“他在羅馬時候該有54歲。他以后又去了哪里?他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死的?”
  惠勒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你會在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二次复活里找到答案的。”惠勒向他許諾。出版商向門口的一個人揮手,“那邊是尼可爾森小姐吧。我想咱們該休息休息,吃午飯了。那邊宣布讓入座進餐呢。”
  這就是蘭德爾記得的他在船上的第二天,現在他躺在床上,已經是第五天,也是在這艘豪華客輪上的最后一天了。
  他听到達麗娜聲音從隔壁客廳傳來,“史蒂夫,你起來了嗎?早飯來了!”
  他坐起身。大腿上還有三張每日活動安排。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日,6月9日
  那是第三天,在喬治·L·惠勒的堅持下,他們休息了一天。11點時惠勒、內奧米和達麗娜在船上的劇院里參加了禮拜。蘭德爾借口沒去而是去娛樂室看了“你的法語課”。然后他們在錢博得餐廳共進了午餐。下午有橋牌會、品酒會和雞尾酒會,晚餐后會又有舞會和賽馬游戲。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一,6月10日
  那是第四天,也就是昨天。他和惠勒及內奧米·鄧恩就以前的新《圣經》是如何准備出來的進行了几小時的問答,他們又向他灌輸了《國際新約》是如何籌備的。長時間的對話使他十分疲倦,在晚上的宴會中又喝了太多紅酒和蘇格蘭威士忌。
                每日活動安排
                星期二,6月11日
  今天,他將第一次了解阿姆斯特丹“第二次复活”行動的組織結构,他們會簡要向他介紹明天在倫敦英國博物館將會見的專家,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員及其他為了公關而可以自由造訪的巴黎、美因茨、法蘭克福和羅馬的專家。
  “史蒂夫,你的蛋快涼了!”達麗娜又喊。
  他把最后一天的活動安排扔到一邊,翻身下床。
  “這就來,親愛的!”他喊道。
  海上的最后一天開始了。
  到了午后,他們三人搬到戶外,還在繼續聊著。他剛才看到達麗娜和一個色迷迷的匈牙利人打乒乓球。現在,蘭德爾靠在椅墊上,惠勒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內奧米在第三張椅子上坐著,身上蓋了一條紅色的毯子,還在抖動。
  他們已經在北大西洋上,离英國越來越近,海面除了偶爾几個小浪外,海水是平靜的。在他們上空,太陽被几片烏云遮住,風也涼起來了。蘭德爾瞪著地平線,被大船船尾拖著的白色痕跡弄得昏昏欲睡。他木然地盯著旗杆,很奇怪為什么沒有法國的三色國旗,然后又立刻想起船只有在港中才升國旗。后來,蘭德爾努力集中思想听出版商說話。
  “那么你現在至少對我們阿姆斯特丹總的情況有個大致的了解了,”惠勒繼續說,“目前這一階段我們最關心的也是我要強調的問題是安全問題。再想想我們的周圍環境,在阿姆斯特丹最繁華的廣場有一個豪華大飯店,克拉斯納波斯基,正對著皇宮。‘二次复活’行動在克拉斯納波斯基五層中就整整占用和控制了兩層。我們裝修了那兩層后就搬了進去。我們五個人導演了這一行動計划——五位出版商——德國的埃米爾·戴克哈德博士是我們的組長,大不列顛的特雷弗·楊先生,法國的查爾斯·方丹先生,意大利的盧吉·蓋達先生,還有你面前的美國喬治·L·惠勒——我們還得把那兩層完全密閉。可是除了我們那兩層,它畢竟還是個公共旅館。史蒂夫,相信我,我們一旦准備充分了,就著手改版了的新約印刷工作,我們要在安全問題上花費很多時問。如何填補漏洞,如何改進弱點以及如何預測出所有潛在的危机都是艱難的工作。”
  “你到底有多大把握?”蘭德爾問,“克拉斯納波斯基飯店絕對安全嗎?”
  惠勒聳聳肩。“我想是吧,我希望是。”
  內奧米往椅子上端挪了挪。“史蒂夫,你會發現惠勒先生在對待這類問題上總是過于謹慎与悲觀。我可以告訴你,我目睹了克拉斯納波斯基改裝的全過程。那簡直是天衣無縫,就如堡壘般絕對安全。事實上整個過程在那個飯店中進行了20個月,外面的人沒有一個知道里面在進行的巨大工程……惠勒先生,您應該告訴史蒂夫您的安全記錄——沒有給新聞界透露一個字,沒有把這一消息賣給任何一家電視台和電台,甚至沒有對當代一些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漏一點口風。”
  “是這樣的,”惠勒表示同意,同時抓抓脖子。“但是,在我們接近尾聲的這關鍵的最后兩個月里,我還是擔心。保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雖然我成立了最有經驗的私人安全隊,所有的士兵和便衣都曾在美恩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國家的安全部門工作過的人,該隊隊長由曾為國際刑警軍官的荷蘭人赫爾德林探長擔任,我還是擔心。我的意思是,我們曾被謠言中傷,外界給我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新聞界和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正千方百計要打听出我們所要做的事情。”
  蘭德爾听到一個被提了兩遍的詞——“持不同意見的神職人員”。蘭德爾說:“我還認為所有的神職人員都會無一例外地想与你們合作,對這一消息保持緘默直到最后一刻呢。當你們的新聞問世后,神職人員也會和公眾一樣受益的嘛。”
  惠勒向海面望去,想了一會儿。“你听說過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外斯特科克的主教梅爾廷·迪·弗魯米嗎?”
  “我看過關于他的一些材料,”蘭德爾想起了在橡樹岭与湯姆·柯羅的談話,“我家鄉的一位朋友也是牧師,他非常崇拜迪·弗魯米。”
  “可我就不崇拜他,我与他的看法正好相反,那些年輕的土耳其神職人員想要推翻傳統教堂,把它變成為社會工作而設的社區和披著忠實的基督教外皮的魔鬼,他們是迪·弗魯米的支持者。他在荷蘭改革的教堂中很有勢力。我們的飛揚跋扈迪·弗魯米——飛揚跋扈是他的外號——他的爪牙無處不在,他努力要影響整個西方世界的天主教方向。他是我們最大的威脅。”
  蘭德爾給弄糊涂了。“他為什么會對你們构成威脅呢——對一群要出版一本再版新約的出版商?”
  “為什么?因為迪·弗魯米是學形式批判主義的,受德國理論學家魯道夫·布特曼的影響的。迪·弗魯米對福音作者們所描寫的事情持怀疑態度。他相信新約是憑空捏造的,故意把事情描寫得很神秘——把水寫成酒,迎合大眾口味,复活,升天——而這些在現代科學家看來是毫無意義的。他相信對耶穌的歷史無處可查的,他對耶穌的存在不屑一顧,他甚至提出耶穌可能是基督教為傳播新的啟示而發明出來的,對現代人來說只有啟示本身才有意義。”
  “你是說迪·弗魯米信仰的只是基督教的教義嗎?”蘭德爾說,“他用那些教義能干什么呢?”
  “按迪·弗魯米自己的話來說,他想要一個集社會性和政治性于一体的教堂,該教堂主要還是對我們自己的生命感興趣,而反對天堂之說,拒絕把基督看作是救世主,也排除盲目地忠誠。他還說了很多,你不久就听得到。僅以這你就可以看出迪·弗魯米會怎么看詹姆斯寫的福音書及彼得羅納斯的羊皮書,及我們這本披露一位真正基督的整本《國際新約》。迪·弗魯米會立刻看到我們的新啟示將使教堂堅定內部制度及傳統信仰,并且會讓動搖不定的神職人員及信徒們放棄宗教激進政策而重新回到老教堂中。這有可能使迪·弗魯米不能實現其雄心壯志并且迫使他停止基督教會的革命。”
  “迪·弗魯米知道‘二次复活’這一行動嗎?”蘭德爾問。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怀疑我們在克拉斯納波斯基飯店進行著什么事。他有很多間諜,比我們安全隊的人數還多。我們只能肯定,到目前為止他還不了解我們所發現的細節。如果他知道了,我們應該在几個月前就有所聞了。他一定會在我們把整個故事和證据公布于公眾之前就攻擊我們。可現在,一天比一天更危險。因為《新約》印出來后,有多余的,其中一些就有可能在我們正式發行日以前落入迪·弗魯米之手。如果發生了這种事,他可能不擇手段地傷害我們——也許會毀了我們,給新聞界或迪·弗魯米一點點口風都會毀了我們。我之所以告訴你這些,史蒂夫,是因為一旦迪·弗魯米知道你和我們在一起,你會成為他的主要目標之一。”
  “他從我這儿什么也得不到,”蘭德爾說,“沒有人能從我這儿得到任何東西。”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你每天每分鐘都得保持高度警惕。”惠勒又陷入了沉思。“讓我想想我有沒有落掉什么事情沒告訴你,有沒有把你該知道的有關‘二次复活’都告訴你。”
  結果,惠勒忘了說的事又讓他說了一個小時。
  出版商又談了直接參与《國際新約》工作的人員情況。有一位意大利考古學家奧古斯圖·蒙蒂教授,就是他找到了那些有意義的材料。蒙蒂教授与羅馬大學有聯系,以及和他的二女儿安杰拉、蒙蒂住在羅馬的一幢別墅里。還有一位法國人,亨利·奧伯特教授,一位學問精深得無可比擬的科學家,在巴黎的家中為我們的發現作了權威性的鑒別。他和他那位頗有涵養的妻子加布麗里是美滿的一對。
  還有一位叫赫爾·卡爾·亨宁,他是德國名畫家,在美恩茲有几家印刷厂,在法蘭克福有業務辦公室。亨宁尚未成家,他是印刷博物館的捐助人。最后一位是伯納德·杰弗里斯博士,他是位有資歷的神學家,精通阿拉米文,現任牛津大學神學院院長,他的年輕的助手佛羅里安·奈特博士一直在英國博物館中為杰弗里斯博士作調查研究。杰弗里斯博士是這支國際隊伍的指導者,翻譯了詹姆斯的福音書。
  隨后,惠勒奮力從甲板上的椅子中站起來。“我累坏了。我想在晚飯前睡一會儿。反正是在船上的最后一夜了,晚餐也不用穿正式服裝。對了,史蒂夫,杰弗里斯博士和奈特博士是你明天在倫敦要見到的我們隊伍中的兩員。我想內奧米可以簡單地給你介紹一下他們的情況。”他稍稍轉了一下身子,“內奧米,我把我卓越的社交家交給你了,好好招待。”
  蘭德爾目送出版商走遠了,這才收回目光,正好与對面內奧米的視線相遇。
  突然,內奧米掀開毯子把它扔到一邊。她坐直了身子。“再在這儿多呆一分鐘,我就要成冰柱了。”她說,“如果你知道我多么想喝水的話,你可以買杯請我。”
  蘭德爾站起身。“我請客。我們去哪儿?你喜歡去里維埃拉隆基嗎?”
  她搖搖頭。“太大,人太多,音樂太刺耳。”她一貫僵直的身体柔軟了許多。“亞特蘭大更親切些。”她取下寬邊眼鏡,“難道你不喜歡親切些的東西嗎?”
  他們在亞特蘭大飯店找了個空桌坐了下來,不遠處的舞池旁一位法國鋼琴家彈著优美的曲子,他們倆已經快喝完兩杯威士忌了,蘭德爾開始感到放松了許多。
  他們不時地交談著,蘭德爾覺得這地方真不錯。這成了他在法國最好的休閒場所。他們的位子介于兩個柜台之間,酒吧柜在正前方,三四個乘客隨隨便便地坐在高凳上,那位英俊的服務員正為一個顧客介紹裝飾在酒吧牆上的旗。蘭德爾身后是一個馬蹄狀的食品部,在午夜時分開業,出售味道好极了的法國風味湯、熱狗和各种美味佳肴。
  “史蒂夫,我們將在早晨6點到達南安普頓。”他听到內奧米說,“檢查完護照后,大約上午8點我們下船到海關接受檢查。我不知道惠勒先生有沒有派車帶我們去倫敦,如果沒有,得坐定點火車帶我們到維多利亞車站。我們一到倫敦就安排你下榻多徹斯特。惠勒先生和我只等把你帶到英國博物館并与杰弗里斯博士和奈特博士開始工作,在确保你一切安排妥當之后,我們就离開。我們得馬上去阿姆斯特丹。你可以繼續和兩位博士呆在一起,把你要問的問題都問明白,記下他們的回答,再在一個晚上想想第二天還有沒有需要知道的事情,隨后來阿姆斯特丹和我們匯合。我保證你會發現和這兩位男士在一起很有趣。”
  “希望如此。”蘭德爾說。兩杯酒下肚他覺得熱乎乎的,他不想這份感覺消失。又向服務員打了個手勢,問內奧米:“再來一杯怎么樣?”
  她很樂意地點點頭。“你要我陪多久我就陪你多久。”
  蘭德爾又要了酒之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內奧米身上。“我要共事的那些英國人——有關他們的背景和‘第二次复活’中的确切作用,我需要知道嗎?”
  “對,我最好赶快告訴你,不然我會醉得滑下椅子了。”
  “你看上去不像是……”
  “我喝過酒之后別人從來都看不出來,”內奧米說,“從來沒有,但我開始有點頭暈了。我們說到哪儿了?對了,先說伯納德·杰弗里斯博士。他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神學家,是巴勒斯坦一世紀時的語言方面的專家。你知道的,希腊語,為侵占者羅馬人所用。希伯來語是巴勒斯坦讓猶太教領袖用的語言。阿爾馬依克,是希伯來語的一种,為普通人及耶穌所用之語。杰弗里斯長得如北美凶猛的灰熊,小頭,小身体,戴夾鼻眼鏡,快70歲時馬六甲手杖成了他親密朋友。他是牛津大學東方學院的高級成員,同時也是神學院院長。一句話,在他的研究領域里,他是最棒的。”
  “他的領域是研究語言嗎?”
  “其實遠不止這些,史蒂夫。他不僅僅是語言專家,他也是草紙古文專家,而且還是《圣經》与比較宗教方面的專家。他領導國際委員會翻譯了彼得羅納斯和詹姆斯的手稿,他會跟你說這事的。不過,盡管他是高級成員,但他對你的生活遠不如他的助手弗洛里安·奈特博士重要。”
  他們的第三杯酒又來了,蘭德爾端起高杯与內奧米的碰了碰,兩人都喝了些。
  “現在,”內奧米接著說,“該談談奈特博士了。在牛津被稱為大學導師,也就是說,他一直在東方學院替杰弗里斯博士作大部分的講座和教學工作。他是被杰弗里斯博士看中作自己的后繼人的。杰弗里斯博士必須在70歲時退休——他會成為名譽教授——然后,我們認為,會指定奈特博士接任他的職位。無論如何,奈特与杰弗里斯一點儿都不同,就如黑夜与白晝一般。”
  “怎么會這樣?”
  “外表、气質,一切都不一樣。奈特博士是一個早熟而怪异的英國天才。他還很年輕卻已得今天這般地位。他大約不過34歲左右,長得很像烏布里·比爾斯利,你見過比爾斯利的照片嗎?留一頭布斯特·布朗式的頭發,深陷的雙眼,鷹鉤鼻,突出的下唇,大耳朵,又長又瘦的手,這就是弗洛里安·奈特博士。他的聲音尖利,有點神經質地緊張,不過在新約的語言和學術方面絕對有不凡的成果。后來就發生了這件事:兩年前,杰弗里斯博士需要有人幫他搞調研——也就是為翻譯委員會——是在英國博物館,因為那儿藏有珍貴的早期新約抄本。他安排奈特博士向牛津請假离開一段時間,這樣他就可以搬到倫敦,以讀者的身份在里面工作。”
  “讀者?讀者是什么?”
  “英國人管研究人員叫讀者。反正你明天就可以見到奈特博士了,然后他作為你的顧問專家之一和你一起去阿姆斯特丹。你會發現在你准備你的公關大戰時他是個有用的無价之寶,我相信你能和他處好。哦,對了,只有一個小難題,奈特博士耳朵不行,對一個這么年輕的人來說可真糟,他用助听器,這使他很自卑,极為敏感而易受傷害。不過你能行,你會征服他的。我想你對此很擅長。”
  她舉起空杯,用要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好吧,”蘭德爾說,“我也還能再喝一杯。”
  他向酒吧打了個手勢,服務員看見了,明白他們還要喝。他把注意力引回到內奧米·鄧恩身上,挽在腦后的棕發,棕黑的膚色,高挺的鼻子,薄薄的唇讓她看起來仍很嚴肅。三杯酒過后,她那灰色的眼睛溫柔了許多,也講完了那些宗教方面的瑣事。他對她越來越感到好奇,同在一條船上呆了近5天,可她對自己的事只字未提,他想她是不是不肯或不愿說。
  “我們說的正事已經夠多了,內奧米,”他說,“我們聊聊別的事好嗎?”
  “如果你愿意。你想談什么?”
  “首先,說說你,還有你怎么看我的。還有你剛才說的最后一句話,你說你認為我一定能征服弗洛里安·奈特,你說你覺得我擅長這些。你說的這些話是什么意思呢?是諷刺?還是贊揚?”
  她還沒來得及回答,服務員來到他們桌邊給他們換上了兩杯新酒。服務員走后,內奧米沉思地握著杯子,然后抬起頭。“我初次見到你時,并不太喜歡你,”她說,“因為我是帶著偏見看你的。我討厭公關人員,他們來自一個不真實的世界,他們對公眾花言巧語,他們代表不真實与不誠實。”
  “大多數是這樣的。”
  “那天你來了,看上去高不可攀,极傲慢,對人間的事似乎毫無興趣可言。我就討厭你那樣,你好像比我們都高出一等,而我們不過是一群搞宗教的傻冒。”
  蘭德爾忍不住笑了起來。“真逗,”他說,“我第一次見到你,我覺察出你不喜歡我,因為——因為我太平常,不信教,又不是滿腹經倫。”他頓了頓說,“那你現在還這么看我嗎?”
  “如果那樣的話,我就不會跟你說這些了,”她坦白地說,“跟你呆了這么几天,我對你有了新的認識。有一點,我覺得你對你的職業感到恥辱。”
  “其种程度來說,你說得不錯。”
  “而且我發現你比我當初想象得要脆弱,敏感。至于我說的你能征服奈特,你對此很擅長,我是想贊揚你。你很有魅力。”
  “謝謝。我要為此干一杯。”
  他們慢慢地喝著。
  “內奧米,你在惠勒的布道團出版社有多久了?”
  “5年了。”
  “在此之前你作過什么?”
  她陷入沉思,然后直視著他。“我是修女,作了兩年圣若濟會修女。我那時被稱作修女里吉娜,你奇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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