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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魯記載的數字是正确的。里厄醫生也掌握了一些情況。看門人的尸体運走后,他曾打電話給里夏爾,詢問關于腹股溝淋巴結炎的情況。
  “我在這方面一點也不懂,”里夏爾說,“兩人喪命,一個是兩天,另一個是三天內死去的。那天早晨,我离開后者的時候,他的病情從各方面看來似乎都已好轉。”
  “如有別的病例,請通知我,”里厄說。
  他又問了几個醫生。調查結果是在几天里同樣的病例有二十來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奧蘭醫師公會主席里夏爾提出要求:把新發現的病人隔离開來。
  “我可辦不到,”里夏爾說,“這應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說,誰告訴您這有傳染危險的?”
  “沒人跟我說過,可是這些症狀是令人擔憂的。”
  然而里夏爾認為他自己“沒有權”辦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長匯報。
  正在談論時,天气卻變坏了。在看門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霧漫天。驟急的傾盆大雨沖擊全市;驟雨后就是暴熱。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藍色,在霧天之下,只見一片銀灰色的刺眼的反光。這又熱又潮濕的春天還不如夏天的盛暑舒服。在這座像蝸牛那樣隆起在高原上的几乎全面背海的城市里,籠罩著一片憂郁陰沉的气氛。在這些粗涂灰泥的長牆之間,兩旁盡是積滿塵垢的玻璃櫥窗的街道中,以及肮髒發黃的電車里,到處都覺得有點被天气困住似的。只有里厄的那個年老病人哮喘沒有發作,因而感到這种天气是一种享受。
  “熱得難熬,”他說,“但這對支气管倒挺不錯。”
  熱得的确難熬,其程度正如發燒一樣。整個城市在發燒,這至少是里厄醫生當時的印象。那天早上他去費代爾布街,參加科塔爾自殺未遂事件的調查。但是他覺得自己這种感覺毫無根据。所以產生這种印象,他認為原因在于焦躁的情緒和大量的心事在糾纏著他,因此他覺得必須快點使自己的頭腦鎮定下來。
  他抵達那儿的時候,警官還沒有到。格朗在樓梯口等著,他們決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門開著。這位市府職員住兩間房,陳設很簡單。令人注目的只有一只白本書架,上面放著兩三本字典,還有一塊黑板,上面寫著雖已拭去一半但還能認得出來的“植花的小徑”等字樣。据格朗說,科塔爾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來,頭部痛得不能動彈。格朗顯得疲倦和心煩,不住在房里踱來踱去,把桌上一只裝滿稿紙的大文件夾,打開了又合起來。
  他告訴醫生,他對科塔爾不太熟悉,只是認為他有點小積蓄。科塔爾是個古怪的人。他們之間長時期來只有樓梯上相遇時打個招呼的關系。
  “我只跟他談過兩次話。几天以前,我在樓梯口打翻了一盒帶回家來的粉筆,有紅色的也有藍色的。這時,科塔爾走到樓梯口,幫我拾起來。他還問我,要這些不同顏色的粉筆作什么用。”
  格朗于是向他解釋:他想重新學點拉丁文。自從离開中學后,他已經忘記得差不多了。
  “對呀!”他對醫生說,“有人向我保證:這對更好地掌握法語的詞義是有益的。”
  他就把拉丁文的單詞寫在黑板上,用藍粉筆再抄一遍詞尾的變化——性、數、格的變化和變位,又用紅粉筆抄寫那不變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爾是否懂得,但是他對這表示感興趣,并向我要了一支紅粉筆。我當時感到有點奇怪,但這畢竟……當然我沒想到他會用它來完成他的計划。”
  里厄正在問他第二次談話的內容是什么,但是警官帶著秘書來到了。他首先要听听格朗的陳述。醫生發覺格朗在談到科塔爾時,總是稱他為“絕望者”。他甚至一度用上“致命的決定”這种詞儿。他們討論了自殺的原因,格朗卻顯得咬文嚼字。最后大家同意選用“內心痛苦”一詞。警官問從科塔爾的態度上是否事先一點也看不出他的所謂“決定”。
  “昨天他來敲我的門,”格朗說,“問我要火柴。我就把自己的一盒給了他。他一邊表示歉意,一邊對我說鄰居之間……然后他向我保證一定把火柴還來。我叫他留著。”
  警官又問這位職員,科塔爾有沒有异常的表現。
  “我覺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要跟我談話。但是我正有事。”
  格朗轉向里厄,有點尷尬地說下去:
  “一件私人的事情。”
  警官于是要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認為最好讓科塔爾在訪問前有個准備。當里厄走進科塔爾的房間時,他只穿了一件灰色法蘭絨衣服,在床上豎起身子,帶著不安的神情,轉身向門日望著。
  “是警察局吧?”
  “不錯,”里厄說,“且別激動。完成兩三項手續后,就沒您的事了。”
  但是科塔爾回答說這毫無用處,再說他是不喜歡警察局的。里厄不耐煩了,說:
  “我也對他們并無好感。如要一次就完事,必須對他們的問話回答得快、回答得正确。”
  科塔爾不吭聲了,醫生轉身向門口走去,但這個矮胖子叫住他,井在他走近床邊時拉住了他的手:
  “他們不會傷害病人,一個上吊過的人,您說對嗎,醫生?”
  里厄看了他一會,然后向他保證從來也沒有發生過這种事,而且自己也是為了保護病人,才來到這里的。病人似乎松了口气,里厄就叫警官進來。
  他向科塔爾宣讀了格朗的證詞,并已問他能否清楚地說明他這行動的种种動机。他兩眼不望警官,只是回答說,“內心痛苦”,當時正是這個動机。警官追問他是否還要再犯。科塔爾激動起來,回答說不想再干了,只想人家不要來煩他。
  警官气憤地說:“我要提醒您,現在是您在找別人的麻煩。”
  里厄當即做了個手勢,這對話也就到此為止。
  警官走了出去,歎了口气,說:“您想吧,自從大家議論這個高燒的事儿以來,我們要做的事可真不少呢……”
  他問醫生高燒的事儿是否嚴重,里厄說他完全不知道。
  “這全是天气關系,沒有別的原因,”警官下了這個結論。
  的确,這是天气關系。就在這一天里,各种東西變得愈來愈粘乎,而里厄每出診一次,他的擔憂也就增加一分。當天下午,郊區那個老病人的鄰居,雙手緊壓著腹股溝,邊說吃語,邊在嘔吐。淋巴結比看門人的要大得多。其中一個開始流膿,很快就潰爛得像只爛水果。里厄一回到家,就打電話給省里的藥物倉庫。他那天的工作記錄上寫著:“他們答复說沒有”。而別處又有人來叫他去處理同樣的病情。顯而易見,必須打開這些膿腫。用手術刀划上個十字,淋巴結就溢出帶血的膿水。病人流著血,四肢叉開,腹部腿部出現斑點。有的淋巴結停止出膿,繼而重新腫大。大多數情況就是病人在難聞的奇奧中死去。
  報紙只在老鼠事件上大事渲染,對這些情況卻只字不提,這是因為老鼠死在路上,人卻死在屋里,而報紙只管路上的事情。但是省政府和市政府開始商議起來。在每個醫生只掌握兩三個病例的情況下,當然沒有人會想到采取行動。其實只要有人想到把這些數字加一加,就會發覺總數是惊人的。不到几天工夫,死亡病例大大增加。誰要是關心這种怪病的話,都能肯定這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行、年齡比他大得多的卡斯特爾,就選中這個時候前來找他。
  他對里厄說:“里厄,您當然知道這是怎么回事?”
  “我在等待化驗結果。”
  “我知道的,我倒用不著化驗。我曾在中國做過一段時期醫生,約在二十年前在巴黎也見過這樣的病例。只不過是在疾病發作的當儿沒有人敢直說出它的名字罷了。輿論不可惊動:不能慌亂,切不能慌亂。而且就像一個同行說的:‘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這种病在西方已經絕跡了。’不錯,大家都知道,除非是死人。得啦,里厄,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一樣明白。”
  里厄思忖著。他從診所的窗日眺望那遠處遮住海灣的峭壁懸崖。天空雖然一片蔚藍,但色彩暗淡,隨著夜幕的降臨而逐漸消逝。
  里厄說:“對!卡斯特爾。這是難以相信的。但是看樣子,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爾站了起來,朝著門口走去。
  這位老醫生說:“您知道人家會怎樣回答我們:它在溫帶地區已經絕跡‘多年’了。”
  里厄聳了聳肩膀說:“絕跡?這怎么理解呢?”
  “對,而且不要忘記:約在二十年前巴黎還發生過。”
  “好吧。但愿這次的情況不比過去更嚴重。不過這簡直難以叫人相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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