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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美國記者


  威爾伯看著芬因克酒吧牆上的招貼畫,有點擔心它粘得不牢,會掉下來把自己砸一下。酒吧是那种在中東地區隨處可見的小酒吧,雖然小但情調還不錯,加上它的野火雞肉做得別具風味,客人們在這儿都可以得到暫時的放松,不用再去想那些煩心事。
  威爾伯抿了一口酒,咂了咂舌頭,仿佛要讓酒勁傳遍全身似的,做完這個,他又拿起一份(耶路撤冷通訊),隨便翻了翻。
  當可怕的凶殺案發生時,記者威爾伯正在倔意地享受著自己的假期:整整十天的徹底放松。因為《國際論壇》上沒有登有關這起凶殺案的消息,威爾伯是在回家的航班上才第一次听說這起凶殺案的:當時他手里拿著一份《耶路撒冷通訊》,上面有關于這起案子的報道。
  和許多外國記者一樣,威爾伯既不會說希伯來語也不會說阿拉伯語,他的消息來源就是那些當地的報刊:他從《耶路撒冷通訊》上了解以色列人的態度,從《阿拉伯事務》的英文版上了解阿拉伯人的看法。盡管兩份報刊的政治色彩都很濃厚,但威爾伯擅于把二者結合起來折衷地看問題,而不被某一派的謊言所迷惑。當地記者總喜歡在報紙上互相攻擊,像偏執狂似地拼命指責對方,把自己這一方說成是受盡欺凌、忍無可忍的犧牲者。經常有些性急的外國記者跑出去實地采訪,但他們總是悻悻而回。大街上負責軍事檢查的軍人們并不因他們是外國記者就网開一面;相反,往往對他們嚴加盤查,弄得他們只好掃興而歸。
  威爾伯的假期過得不錯。他在沙灘上認識了一個意大利的女攝影記者。她有一個很好听的名字:吉娜。吉娜略微有點瘦,長著金黃色的頭發,有著一雙迷人的藍眼睛,她時不時還來點可卡因。在沙灘上他們彼此交換了自己得意的照片,一起品嘗了她放在沙灘背包里的一小瓶威士忌。然后他們一起回了旅館,住在威爾伯的房間里。吉娜把自己的房間也退了。接下去的几天他們過的很開心,天天在一起游泳、跳舞、打网球、做愛。當然一切都是威爾伯買單。一天早上,吉娜接了個電話,她得回去工作了。在匆匆吃了早飯之后,吉娜沖著床上的威爾伯來了個飛吻就關門出去,直奔机場回了羅馬。威爾伯一想起她,耳邊就又響起她做愛時的惊叫聲,心中暗暗說道:這個瘦姑娘,長得雖然不漂亮但還是挺刺激的。
  威爾伯又吃了一大口火雞肉,在嘴里慢慢嚼著,細細品嘗它鮮美的味道。兩起凶殺案,也許這還只是剛剛開始,后邊還有更多的凶殺案要發生呢。這條消息應該發回去,國內總部要的就是這种消息。毫無疑問,《時代》雜志駐中東地區的記者已經知道了這兩起凶殺案,但他們并不關心這個,他們只對政治事件感興趣。像這种事一般都是威爾伯報道的。這一次,他認為也可以試一試,說不定能發掘點什么東西出來呢。
  离開美國,在報社的駐外記者站工作并不是件好差事,開始,威爾伯很想家。但在以色列呆了六個星期以后,他也就不怎么想家了。因為沒有時間鬧下來讓你想家。這儿一切都是快節奏的,快得簡直要把人逼瘋了。
  沒有人會停下來陪你聊天,所有的人都忙忙碌碌的,到處都鬧哄哄的,格瑞鮑斯凱卻偏偏很喜歡這個。他精力充沛,一天到晚到處跑。在他出事之前,他創下了駐中東記者的發稿紀錄。但是有一天,一切都結束了:他跑得太遠了,結果睬了地雷,被炸掉了一只胳膊,一條腿。總部把格瑞鮑斯凱召回了美國,又把威爾伯調到了中東。
  在巴西舒舒服服呆了三年之后,回到曼哈頓真不習慣。曼哈頓到處都是鬧糟糟的,讓人不舒服。“歡迎你回來。”馬克在總部舉辦的迎送儀式上熱情洋溢地講著,總部辦公室那幫只會拍馬屁的家伙拍著格瑞鮑斯凱的肩,親熱地跟他打著招呼:“真正的榮譽屬于格瑞鮑斯凱,讓我們為這個獨臂海明威干杯!
  讓我們好好合作,一塊儿把好萊塢搞個天翻地覆。”(威爾伯真怀疑格瑞鮑斯凱能否忍受這种令人作嘔的虛情假意?)這不是他想過的生活。很久以前,威爾伯就已經厭倦了戰地記者的工作。他只想找個輕松點的活,好好地享受人生。威爾伯并不适合和那幫以色列的官僚們打交道。
  在別的地方一件可以成為大家好几個禮拜的話題的事,在這儿人們第二天就不注意它了,每天都有新的大事發生,誰還去關注昨天的新聞。耶路撒冷有二十多個政党,威爾伯對其中的大部分都不太了解。它們組成了一個聯合政府,但從來就沒有安宁過,為了一丁點權力,不同的政党就要互相攻擊吵個不停。議會也是這樣,上個禮拜議會開會,開著開著,議員們打了起來。阿拉伯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們總是纏著你,向你哭訴他們的所謂悲慘遭遇。目的只不過是想上上報,如果能配上照片,那就更好了。
  威爾伯已經在這儿呆了六個禮拜了,過去的每個禮拜都發生過大規模的政治示威游行。有的禮拜甚至發生了不止一次。醫生、護士、郵遞員都舉行過示威游行。上個禮拜,出租車司机們也罷工了,他們要求交通部給他們長工資,他們堵住了主要街道,在喬治王大街燒了一輛報廢了的破車,當時濃煙滾滾,直沖云霄,搞得人心慌慌的。威爾伯只好把車停在家里,自己步行出去采訪,這使他很惱火,這幫猶太人真不好打交道,不知不覺中,威爾伯對一向討厭的以色列政府有了几分好感。
  威爾伯喝完了杯中的波旁酒,將杯子放在吧台上,朝四周望了望。酒店里一共有六張桌子,有五張都空著。角落里有兩個記者:瑪格麗特,阿若羅夫,這兩個記者威爾伯都不太熟。他們兩人一邊吃著餡餅,喝著姜汁啤酒,一邊用很低的聲音談著什么。
  姜汁啤酒,又是一個問題,這個國家沒有規定多少歲以上的人才可以喝酒。一個十歲的小孩就可以大搖大擺地走進酒吧,為自己點上一瓶威士忌,坐下來慢慢地品嘗,但事實上沒有小孩這么做。當地人把在美酒面前的自制視為一种美德,而認為貪杯是一种惡習。
  威爾伯又要了一杯波旁酒,調酒師是老板的侄子,一個很不錯的小伙子,話不多,沒有顧客的時候,他就埋頭學他的數學。他點了點頭表示知道了,然后拿著酒瓶過來,給威爾伯倒了滿滿一杯,又問威爾伯還想吃點什么。
  “您還需要別的嗎?”
  “你們這儿都有些什么吃的?”
  “我們這儿的蝦,龍蝦不錯。”
  “有湯嗎?”威爾伯笑著說,“來點儿雞湯。”
  小伙子很有耐心:“我們這儿也有雞湯,威爾伯先生。”
  “再給我來几只龍蝦。”
  小伙子微微鞠了個躬,轉身進了廚房。威爾伯無事可做,就又看起了貼在牆上的張貼畫。有一張畫上寫著:“要想當國王,就得持之以恒;要想行俠仗義,只需當一次騎士就可以了。”
  朝街的門突然開了,《耶路撒冷通訊》的記者羅帕伯特走了進來。“太棒了,說曹操,曹操到。”威爾伯心想。就是羅帕伯特報道的系列凶殺案。他是一個美國人,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以前是個嬉皮士,為此甚至曾經被拘留過。羅帕泊特人很年輕,有猶太血統,說話很快,喜歡喝兩口,有點貪杯。
  威爾伯用手指了指自己左邊的空位子,羅帕伯特一點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了下去。
  “哈羅,史蒂夫,你這老家伙近來怎么樣?”
  “哈羅,馬克。我近來還可以。你呢?怎么樣?”
  “還行。”
  羅帕伯特穿著一件短袖襯衣,斜紋運動短褲,腳上沒穿襪子,就這么空穿著涼鞋。
  “很悠閒嘛。”威爾伯贊許地說。
  “天太熱了。”羅帕伯特從襯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個煙斗,一個裝著煙草的小皮袋子,把它們放在桌上。
  威爾伯注意到坐在角落里的兩個以色列記者穿得也很隨便:雖然都穿著長褲子,但都穿的是短袖運動襯衣。威爾伯禁不住下意識地看了看自己:深色的西褲,長袖襯衣,還打著領帶。早上出門時威爾伯還自我感覺不錯,這時才意識到自己的打扮不合時宜。
  威爾伯松了松領帶,指著桌上放的圈起來的《消息》對羅帕伯特說:“剛剛拜讀完你的大作,寫得不錯,史蒂夫。”
  “寫得一般,”羅帕伯特說,“有個哥們儿在警察局,他給漏了點風,所以我們才搶先登了。當初警察發現第一具女尸時,給我們的消息不太准确,為了赶時間,我們也就馬馬虎虎赶了這篇稿子。現在有消息說事情沒有這么簡單,我們已經又派人出去摸情況了。等他們回來后,我們再來個追蹤報道。”
  威爾伯笑了笑:“你們這是老套路啦!”他拿著報紙當扇子扇著,“從你的文章看,凶手是個极其卑鄙的家伙。”
  “對,他的作案手法极其殘忍!”
  威爾伯等的就是這句話,他慢慢地把話題往自己感興趣的方向引。
  “有什么線索嗎?”
  “什么線索也沒有。”羅帕伯特說。他留著長頭發,嘴邊的胡子也很長,但梳得很整齊。
  “這儿的警察還沒有能力破這种凶殺案。”
  “想不想業余時間去了解點情況?說不定還能做個業余福爾摩斯。”
  調酒師把威爾伯點的龍蝦端了上來。
  “我也來點龍蝦,再來一杯啤酒。”羅帕伯特說。
  “記在我的帳上。”威爾伯對調酒師說。
  “馬克,太不好意思了。”羅帕伯特說。
  威爾伯笑了笑:“別客气,我要是不花點錢,總部那幫人還認為我天天呆在賓館里享清福,沒有出來跑新聞了。”
  “我們可比不上你們,經費老是緊巴巴的。”羅帕伯特皺著眉頭說。
  “你們警察局的那個朋友有沒有再透露點線索?”威爾伯想把話題引回去,忍不住又問道。這一問問的太直接了,似乎引起了羅帕伯特的警覺,他拿起煙斗,往里邊裝了些煙葉,點燃后深吸了一口,然后就在升起的縷縷輕煙中注視著威爾伯。
  “跟在國內一樣,我們互相透露點消息以減輕彼此的壓力。”威爾伯說。
  “不行,這儿的情況跟國內不一樣,”羅帕伯特說,“在這儿,重大的刑事案件可是搶手的新聞材料。像安全問題、炸彈事件這种新聞沒有什么人注意。這樣的凶殺案,人們還沒怎么見過。我去查過資料,在過去的三十年里,這樣的凶殺案才發生了十二起,只有一起是系列殺人案。一個雜种去年干的。警察到現在都沒有抓住他。”羅帕伯特抽著煙,搖了搖頭:“在巴爾的摩的時候,我六個月見的凶殺案就超過了十二起。”
  “去年發生的系列殺人案?會不會是一個人干的?”
  “有可能。但他們的作案手法不太一樣。”
  “作案手法不一樣,這家伙一定是偵探小說看多了。”威爾伯心想。
  “一次殺兩個,”威爾伯說,“也許情況變了。”
  “也許就是一個人干的。”羅帕伯特說,他看起來很關心這件事。“一個好市民不必要的操心,”威爾伯心想,“要想在這件事上搞出新聞,我可不能像他那樣。”
  “史蒂夫,還有別的新聞嗎?”威爾伯不想顯得太注意這起凶殺案。
  “星期六,有些人在紀念牆上貼傳單,就這些,沒別的新聞了。”
  “又是些不知名的家伙干的吧?”
  羅帕伯特還沒來得及回答,他的龍蝦和啤酒來了。威爾伯掏出自己的信用卡結帳,同時又點了一杯波旁酒。
  “謝謝!”羅帕伯特說。他在桌子上磕了磕煙斗,把里邊剩的煙葉磕出來,然后把煙斗隨手擱在桌上:“我不知道是我們變了還是我們成熟了。以色列的一個締造者杰波丁斯基說過,只有當以色列有了自己的殺人犯和妓女之后,以色列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國家。”
  “我們?這家伙太自以為是啦。”威爾伯心想,“這些人老以為,上帝創造出他們這些精英分子就是讓他們改造世界,美化世界的。我在曼哈頓,為《紐約通訊》干了四年。
  我知道現實社會是什么樣子。我才不會像他那樣也認為以色列是太平盛世了,以色列的殺人犯多著呢。”
  威爾伯笑著對羅帕伯特說:“歡迎回到現實中來,史蒂夫。”
  兩人一邊喝啤酒,吃龍蝦,一邊聊著女人、老板、工資這些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
  聊著聊著,又聊到凶殺案上了。威爾伯又哄羅帕伯待喝了三瓶啤酒,几瓶酒下肚,羅帕伯待有了几分醉意,說話也有點不太清楚了。他向威爾伯吹噓起了自己做學生時普林斯頓是如何的安全,如何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盡管威爾伯知道羅帕伯特是自欺欺人,但他仍裝出一副听得很認真的樣子。當兩人互道晚安,各自回旅店時,威爾伯已經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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