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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405號公路上驅車向南，直奔机場而去。康納凝神望著車窗外。外面的世界籠罩在一層淡淡的薄霧之中。 “在日本人的組織机构中，永遠不會有人給你打這樣的電話。局長把你給晾了出去。他自己一點責任都不承擔——現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与你不相干的事也怪罪到你的頭上，像格雷厄姆的事，還有我的事。”說到這里康納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日本人就不干這种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決問題，不要委過他人。在美國人的組織机构中，總是追究是誰的過失，然后這個人就該倒霉了。在日本人的組織机构中，首先考慮的是問題在哪里，該怎樣解決，而不是去責怪什么人。他們這种辦法就比較好。” 康納眼睛望著窗外，沉默下來。此刻，我們正飛速駛過斯勞頓，濛濛薄霧中，馬里納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輪廓在我們頭頂上方依稀可見。 我說道：“局長不過是有些蒙頭轉向罷了。” “是啊，跟以往一樣，不了解情況。即使如此，听他的口气，我們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連夜就把案子了結。” “能做得到嗎？” “只要石倉交出錄像帶就行。” 這時電話鈴又響起來。我抓起電話。 是石倉打來的。 我把電話遞給康納。 我隱約可以听見電話听筒里傳出的石倉的聲音。他似乎很緊張，用日語急促地說：“喂，喂，康納先生。我給警衛室打過電話，可是沒有人接。” 康納用手捂著受話器，用英語翻譯了他的話：“他給保安值班室打了電話，但沒有人接電話。” “后來，”對方仍然在說日語，“我跟中央警衛室聯系，讓他們派人下來檢查錄像帶。” 康納用英語重复了他的話：“后來他跟保安中心聯系，讓他們派人下去檢查錄像帶。” “錄像帶統統都在錄像机里，沒有被人換過，一切都沒有問題。”石倉說的還是日語。 康納一邊翻譯他的話，一邊直皺眉頭。接著他用日語說：“我看錄像帶是被人換走了。你要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先生，一切都沒有問題，你叫我怎么辦？” 康納听完后對我說：“他咬定一切都沒有問題。” “把帶子找回來！”康納用日語對他下命令似的說道，然后他對我說：“我告訴他我要那些錄像帶。” “我已經說過帶子沒有問題，你為什么老纏著我要找帶子？” “我知道帶子已經不在了。”康納說著又冒出一句英語：“石倉先生，我了解的情況比你想象的要多。”接著又是日語：“我再說一遍，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挂斷電話，靠在坐椅上憤憤地罵道：“這幫狗雜种。他們一口咬定說沒少帶子。” “這意味著什么呢？”我問道。 “他們決心与我們較量一番。”康納望著窗外的車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齒。“他們敢于如此猖狂，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處于強有力的地位，一個難以攻克的地位。這就意味著……” 康納陷入了沉思。隨著路燈在我們頭頂上方不斷地掠閃而過，我從反光鏡里看到他沉思的面孔不時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与某個人談話似的說了這几個字。 “不什么？” “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搖搖頭。“格雷厄姆膽子太大，而且過去的辮子太多。也不會是我。我的事已經是陳年舊賬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說什么呀？”我問道。 “石倉認為有一件事情讓他抓住了把柄，”康納說道，“我覺得這件事跟你有關。”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個人的事情。你過去有什么能讓人抓把柄的事嗎？” “什么樣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過啦，接受過內部事務調查啦，受過諸如酗酒、同性戀或跟蹤婦女等不軌行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參加過吸毒康复治療，与父母關系或与上司的關系上有沒有問題等等。任何涉及個人的或職業上的問題，不管是哪個方面的問題。” 我聳聳肩說：“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納只是靜靜地看著我，然后，他說道：“他們認為他們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彼得。” “我离了婚，現在一個人帶著孩子。我有個小女儿，叫米歇爾，才兩歲。” “唔……” “我現在的生活很平靜。我負責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檢察官辦事處的律師。” “你們什么時候离婚的？” “兩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剛出生。” “為什么要离婚呢？” “天啦，別人為什么离婚呢？” 康納一聲沒吭。 “我們結婚只有一年。我們認識的時候她很年輕，才24歲。她對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是在法庭上相識的。她以為我是個剛毅、堅強，每天都在潛在的危險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歡我有一支槍。就這樣，我們便有了關系。她怀孕之后不愿意做人工流產，而是提出要結婚。這只是出于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怀孕的日子很不好過，而且再做流產也為時太晚。沒過多久，她就覺得她不喜歡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掙的錢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倫特伍德，而是住在卡爾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時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滅了。她說她鑄成了一宗大錯，說她要追求自己的事業，說她不想跟一個警察過一輩子，也不想帶小孩。她說一切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她感到很遺憾，最后就离開了這個家。” 康納閉著眼睛听我講。“唔……” “我不明白這些事上有什么把柄可抓的。她兩年前就离開這個家了。從那以后，我就無法、也不再愿意干警探了，因為我有個孩子拖累著。于是在通過考核之后，我就被調到特勤處去跟新聞界打交道。在那儿工作也沒出什么差錯，可以說干得還挺好。到了去年，負責亞洲人聯絡事務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請。” “唔……” “我是說，我真的用得著那筆錢呢。眼下我有額外的開銷，比如給米歇爾找個保姆之類的事。你知道為一個兩歲小孩找個白天照顧她的保姆費用是多少嗎？我雇了個人專門在家里照看她，而勞倫在多數情況下連孩子的撫養費也不付。她說她那點薪金還不夠花的，可是她卻買了一輛寶馬車。我不知道該怎么辦。跟她上法庭？可她是為該死的地區檢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納依然一語不發。我已經看見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飛机。快到机場了。 “不管怎么說吧，”我說道，“我干上聯絡官的差事之后還是挺高興的，因為這种工作從時間上來說比較理想，薪水也高。這就是我會到這里來，和你一起坐在這輛車里的原因。就這樣。” “后輩，”康納平心靜气地說道，“我們兩人現在是拴在一起了。還是告訴我吧，出了什么問題？” “沒有什么問題呀！” “后輩。” “真沒有哇。” “后輩……” “喂，我說約翰，我跟你說吧，在申請去特勤處工作的時候，我的檔案要經過5個委員會的審查。當聯絡官的人必須在歷史上沒有污點。我的檔案經過那些委員會的審查，他們沒有發現什么實質性的問題。” 康納點了點頭：“可是他們發現了一些問題。” “見鬼，”我說道，“我干了5年警探。干這么長時間難免會被人投訴，這你也知道。” “投訴你什么呢？” 我搖搖頭。“沒有什么，雞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過一個人，他指控我對他濫用暴力，但經過了解之后，那個指控被認為是不實之辭。我曾經逮捕過一個持槍搶劫的女人。她說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進行栽贓，其實那是她自己身上帶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個殺人嫌疑犯說我在審訊的時候打他踢他，可是整個審訊過程中還有其他警官在場嘛。一樁家庭暴力案中，一個醉醺醺的女人事后打電話指責我騷扰她的孩子，后來她撤回了這個指控。一個青少年團伙的頭頭因殺人而被逮捕，他說我跟他搞同性戀，后來也撤回了指控。就這樣。” 你要是個警察，你就會明白這類投訴就像馬路上的車輛發出的噪音一樣，令人毫無辦法。你總是處在那些人的對立面，指控他們犯有這樣那樣的罪行。他們就反過來咬你一口。事情就是這樣。只要這些投訴的內容不是固定的說法，不是反复抱怨同樣的事，局里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兩年之中有三四個投訴都說你濫用暴力，那么局里就要進行一下調查。或者說有一連串的投訴都說你搞种族歧視，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調查。其實嘛，就像局長助理吉姆·奧爾森經常說的，當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納老半天沒吭聲。他皺起眉頭沉思起來。然后，他問道：“那么离婚的事呢？那有沒有什么問題？” “沒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現在相互還講話嗎？” “講的。還可以吧，不是很熱情，但還說得過去。” 他仍然雙眉緊鎖，仍在尋找問題之所在。“你是兩年前离開刑偵處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剛才說過了。” “你說是干警探的工作時間對你不合适。”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還有呢！” 我聳了聳肩。“离婚之后我就不想再干這种与殺人案有關的差事了。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滅吧。我身邊拉扯一個嬰儿，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個有本事的檢察官搞上了。我倒要來帶孩子。我感到喪气，再也不想當警探了。” “當時你進行過心理咨詢沒有？或心理治療？” “沒有。” “有沒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沒有。” “有沒有相好的女人？” “有。” “還沒有离婚的時候就有？” 我猶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長辦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后來的事了。” “可是，沒有离婚之前你有過相好的？” “是的。她現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調動了。” “她以前也在局里？” 我聳了聳肩。 康納靠在坐椅上。“好啦，后輩，”他說道，“如果只有這一點事情，那你就沒問題了。”他看著我。 “就這些。” “不過我得告誡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時就碰到過這類事情。當日本人決心与你對抗的時候，他們可以使事情變得非常棘手。确确實實很棘手。” “你是想嚇唬我？” “不是。只是告訴你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去他媽的日本人，”我說道，“我沒有什么虧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現在就打電話找新聞界的朋友，告訴他們，我們處理完下一件事之后就到他們那儿去。”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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