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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們又驅車上路。這一次是去貝弗利山的一個地方。此刻是深夜一點多鐘,我已覺得很疲勞了。“大廳里那部付費電話怎么那么重要?”我問道。
  “因為,”康納解釋道,“我們對此案的整個构想都圍繞著是否有人用這部電話報過警。真正的問題是,是否有哪家日本公司与中本公司有直接利害沖突。”
  “哪家日本公司?”
  “是的。顯然是屬于另一個系列的一家公司。”康納說系列兩個字的時候用的是日語。
  “系列?”我問道。
  “日本人把他們的大企業集團公司稱之為系列。在日本共有6大系列,規模都极其寵大。比如說,三菱集團公司就是一個由七百多家公司組成的系列。這些公司相互協同動作,抑或在財政上有內在聯系,抑或相互間有各种各樣的協議。在美國不存在這种龐大的集團公司系列,因為這是違反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的。可是這卻是日本的標准形式。我們往往認為大公司都是獨立存在的。要弄懂什么是日本的集團公司,你得做這樣的設想,比如說,IBM公司、花旗銀行、福特汽車公司以及埃克森石油公司之間的聯合,它們達成了秘密協議,同意相互合作,財政上相互支持,科研上共享成果。這就是說,一家日本公司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總是与几百家其它公司之間存在著某种伙伴關系,跟其它集團公司的各個公司進行競爭。”
  “所以,你在考慮中本公司當前的所作所為時,得問問自己,中本集團公司在日本本土上正在干什么,有哪些集團公司在跟它作對。這樁謀殺案使中本公司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說是對中本公司發動的一場進攻。”
  “一場進攻?”
  “你想想看,中本公司安排了一次規模盛大、名人云集的大廈落成典禮,他們希望招待會能圓滿成功。由于某种原因,出席招待會的一位來賓被人勒死了。問題在于是誰打來的電話?”
  “誰報的案,是嗎?”
  “是的,因為中本公司畢竟完全控制著當時的局面:這是他們的招待會,而且又是在他們自己的大廈里。他們完全可以拖到11點,等招待會結束、所有來賓离開之后再向警方報告。如果我要考慮公司的面子、考慮公司在公眾中形象的微妙變化,我也會這樣做,因為任何其它做法對中本公司的形象都是潛在的危險。”
  “是的。”
  “可是報警時間并沒有拖延,”康納說道,“有人在8點32分就打來電話,而當時招待會仍在進行之中。這一來就使整個招待會蒙上了一層陰影。所以說這里始終存在著一個問題:誰打來的電話?”
  我說道:“你要石倉把那個打電話的人找出來,可他到現在也沒找到。”
  “是啊,因為他是找不到的。”
  “他會不知道是誰打的電話?”
  “正确。”
  “你認為電話不是中本公司的人打的?”
  “正确。”
  “是中本公司的一個對頭打的?”
  “几乎可以肯定。”
  “那我們怎么才能找到打電話的人呢?”我問道。
  康納笑起來。“所以我才要查大廳里那部電話嘛。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為什么呢?”
  “假定你為一家競爭對手的公司工作,你想打探中本公司的內部情況。你是打探不到的,因為日本公司所雇的管理人員是終身制的。他們覺得自己是公司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從不背叛這個家庭。這樣一來,中本公司的內部奧秘外人就無法看清。所以,一些細枝末節的事,像日本來的哪些經理現在在市里、誰和誰在見面、誰來了誰走了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含義。如果你能跟一名整天坐在監視器前的美國警衛拉上關系,尤其是如果這名警衛感受到日本人對黑人的歧視,你就能了解到這些細節。”
  “說下去。”我說道。
  “日本人經常拉攏收買一些公司雇佣的當地警衛人員。日本人是正大光明的,但干這种事似乎沒有超出他們的傳統所允許的范圍。戀愛和打仗都可以不擇手段嘛。在日本人眼里,商場即是戰場。只要你善于進行拉攏收買,那也沒有什么可以指責的。”
  “沒錯。”
  “你想想,在這樁命案發生后的數秒鐘之內,我們可以肯定只有兩個人知道有個姑娘被人給害了。一個是凶手本人,另一個就是那位從監視器上看到這樁殺人案的警衛特德·科爾。”
  “等等。特德·科爾從監視器上看見了?他知道凶手是誰?”
  “明擺著的嘛。”
  “他說他是8點1刻离開的。”
  “他說謊。”
  “可是,既然你知道這一點,當時我們為什么不……”
  “他是永遠也不會告訴我們的,”康納說道,“就像菲利普斯不肯告訴我們一樣。所以我就沒有把他抓起來訊問,因為那只能是浪費時間——我們沒時間跟他磨。我們知道他是不會告訴我們的。可是我有個問題:他是否告訴過別人?”
  我開始明白他的意思了。“你是說,他是否离開值班室到大廳里去打過電話?打給一個人,告訴他這儿發生了一起人命案?”
  “正确。他不想使用值班室的電話,所以就去使用那部付費電話給某個人通風報信。此人為中本公司的對手工作。”
  我接上去說道:“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沒有人用過那部電話。”
  “正确。”康納說道。
  “這樣一來你的整個推理就斷了線。”
  “其實不然。現在事情更清楚了。如果科爾沒有通風報信,那么又是誰打電話報的案呢?顯然報案的人只能是凶手自己。”
  我覺得一陣寒意。
  “他打電話報案是為了出中本公司的洋相?”
  “很有可能。”以納說道。
  “那他從哪儿打的電話呢?”
  “現在還不清楚。但我認為電話是從大樓里打出去的。此外,一些扑朔迷离的細節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理出頭緒。”
  “哪些呢?”
  這時汽車上的電話鈴響起來。康納抓起電話,接著遞給我說:“找你。”
  “不,不,”阿森尼奧太太說道,“孩子很好,我几分鐘前才看過。我想轉告你的是,戴維斯夫人來過電話。”她指的是我的前妻。
  “什么時間打的?”
  “我想有10分鐘了吧。”
  “她留回電號碼了沒有?”
  “沒留。她說今天晚上你沒法給她打電話。但她要我告訴你,她今晚有事,也許要到外地去,所以也許周末就不來接孩子了。”
  我松了口气。“行啊。”
  “她說明天給你打電話,給你個准信。”
  “那好吧。”
  我并不感到意外,因為勞倫就是這种人,總是在最后一分鐘時變卦。任何事情只要一涉及到她,你就無法安排計划,因為她總是不斷變卦。也許這次變卦說明她又新交了男朋友,所以她有可能跟他出去。這到明天才能知道。
  我以前總認為,這种變化無常、無法預測的做法對米歇爾沒有好處,會使孩子覺得沒有安全感。不過,孩子是很講求實際的。米歇爾似乎能理解她媽媽的行為方式,所以也就不覺得很難受或失望。
  感到難受的是我。
  “你是不是很快就回家,中尉?”阿森尼奧太太問道。
  “不,看來我得整夜呆在外面了。你能留在我家里嗎?”
  “行啊,不過早上9點我就得走。我可以把長沙發拖出來嗎?”
  我的起居室里有張長沙發床,她呆在我家時就睡在上面。“哦,當然可以。”
  “好吧。再見,中尉。”
  “再見,阿森尼奧太太。”
  “出了什么事?”康納問話的語气中有几分緊張不安,我感到有些惊訝。
  “沒事儿。我的前妻又犯怪了。她說周末不一定把孩子接去了。怎么啦?”
  康納聳聳肩說:“隨便問問。”
  我覺得他并不是隨便問問。我說道:“你說過這案子可能會變得很棘手,你指的是什么?”
  “也許不會很棘手,”康納說道,“我們最好的結局就是再過几小時就把案子結束掉。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到。前面左邊不遠的地方就是那家餐館。”
  我看見了霓虹燈的大招牌:玻拉玻拉。
  “這是板村經營的餐館?”
  “是的。實際上他只擁有部分資產。別讓侍者把車開走。把它停在紅燈區。我們也許很快就得离開。”
  玻拉玻拉餐廳是本周洛杉磯市最熱門的餐館。用來裝飾餐廳的是一堆玻利尼西亞人的面具和盾牌。從酒吧柜台向外伸出的歐椴綠的木質支架就像一排牙齒。露天廚房的上方有一個5米寬的大屏幕,上面播放的普林斯錄像片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供應的菜肴都是太平洋的海鮮。餐廳里一片震耳的嘈雜聲。顧客都是到電影城來求職的人,個個穿著黑色的衣服。
  康納笑道:“看來真像是剛遭到炸彈襲擊似的,一片亂哄哄,是不是?別愣著看啦。他們不太讓你出來玩嗎?”
  “是不太讓我出來。”我答道。康納轉身跟那位歐亞混血的女招待搭話。我的眼睛看著酒吧柜台,看見兩個女人嘴碰嘴地親了一下。再往前看,一個穿著皮夾克的日本男人用手臂摟著一個身材高大的金發女郎,兩人都在听一個頭發稀疏、一副好斗相的男人在說話。我認出他來了,他是位導演,導演過……
  “走吧,”康納的話打斷了我的思路,“我們走吧。”
  “什么?”
  “埃迪不在。”
  “他上哪儿去了?”
  “他到貝弗利山一家人家赴宴去了。我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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