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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這可是我的嘍,”格雷厄姆說道,“這是我的案子。我要去把這小子抓來。”
  “那當然。”康納說道。
  “我是說我獨自一人去。”格雷厄姆說道。
  “那還用說,”康納說道,“這是你辦的案子,湯姆。你認為什么辦法最好,就用什么辦法。”
  康納把埃迪·板村的地址寫給了他。
  “這倒不是因為我不想讓你們幫忙,”格雷厄姆解釋道,“我想親自去解決問題。這樣,我先把事情說清楚:你們二位今晚早些時候曾經跟他談過話,可你們并沒有把他抓起來,是吧?”
  “是的。”
  “好吧,別擔心,”格雷厄姆說道,“我在報告里只字不提它,所以這事不會找到你們頭上,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格雷厄姆顯得非常寬宏大量。他想到自己即將把板村捉拿歸案,不禁喜不自胜。他看了看表。“太棒了!從最初的報案電話到現在為止還不足6個小時,我們已經找到了凶手。這倒真不錯。”
  “我們現在還沒有抓住凶手呢,”慷納說道,“我要是你,我馬上就去抓他。”
  “我這就去。”格雷厄姆說道。
  格雷厄姆朝門口走的時候,康納喊住了他。“哦,湯姆,埃迪·板村是個很怪的家伙,但他不使用暴力。我不大相信他身上會帶槍。也許他連一支槍也沒有。他离開宴會回去的時候帶了個紅發女郎,此刻也許正摟著她睡覺呢。我想你應該抓活的。”
  “嘿,干嗎要你們二位操心?”格雷厄姆說道。
  “只是提個建議嘛。”康納說道。
  “你真以為我會對這個小雜种開槍嗎?”
  “你准備帶兩輛警車去作為接應,是嗎?”康納問道。“巡警們也許會頭腦發熱。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嘿,謝謝你的關照嘍。”格雷厄姆說著便离開了。他人太胖,稍稍側過身才鑽進自己的車里。
  我看著他開車离去,隨口問道:“你為什么讓他獨自去干呢?”
  “這是他的案子嘛。”康納聳聳肩說道。
  “可是你今天晚上一直在為這個案子奔忙,為什么現在撒手啦?”
  “讓格雷厄姆去立一功吧,”康納說道,“說到底,這种事与你我有什么相干?我是個休長假的警察,而你不過是個腐敗的聯絡官。”他指著錄像帶說:“你開車送我回去之前,是不是把那段錄像放給我看一下?”
  “好的。”我把錄像帶倒了回去。
  “我想我們不妨來它一杯咖啡。”康納說道,“在技偵處,他們的咖啡煮得不錯。至少以前是這樣。”
  “你是想讓我去弄咖啡,你在這儿看錄像,是嗎?”我問。
  “這就太好了,后輩。”康納說道。
  “行啊。”我給他按下放像鍵后,轉身准備离開。
  “哦,后輩,你去弄咖啡的時候,順便問一下值班警官,局里有哪些電視錄像設備。因為這些帶子都得复制下來。我們也許需要翻拍某些畫面。要是局里說我們是在攻擊日本人,尤其是在逮捕板村之后,那就用得著了。到時候我們也許有必要公布一張照片,為的是保護我們自己。”
  這話說得很在理。“好的,我去問一下。”
  “我的咖啡不要加奶,只要一塊方糖。”說完,他轉過身去,看著監視器屏幕。
  技偵處位于帕克中心大廈的地下室里。我到那儿的時候已是凌晨兩點多鐘,大多數部門都沒有人了。這儿的人大多是7點至5點的長白班。當然夜間他們也派人前往犯罪現場采集證据,不過當晚他們先把這些證据鎖在分局或處里的柜子里,第二天上午再開始檢驗。
  我走到印跡科隔壁那間有煮咖啡机的小屋里,只見牆上貼了許多標語:“你洗過手沒有?說的就是你!不要給你的同事造成危害!要洗手!”這是因為技偵處,尤其是從事犯罪偵查學的人,常常使用一些有毒化學物質。從前,這里隨處可以見到水銀、砷、鉻之類的東西;有時,一些警官就是因為使用他人触摸過的杯子喝咖啡而出現中毒反應。
  當然他們現在小心得多了。我弄了兩杯咖啡,然后來到夜間值班室。值班員杰基·萊文這時正把腿蹺在辦公桌上看雜志。她塊頭很大,穿了條緊身褲,戴著一只橙紅色假發套。盡管她這副模樣很怪,可她卻是局里公認的一流印跡取樣員。我見她正在翻閱一本《現代新娘》雜志,便打趣地說道:“杰基,還想當一回新娘子嗎?”
  “嗨,哪儿的話呀。是我女儿要結婚。”她答道。
  “和誰結婚?”
  “我們還是談點令人舒心的事吧,”她說道,“有一杯咖啡是給我的嗎?”
  “恐怕不是,”我說道,“不過我想問一下,這儿誰負責錄像證据方面的事?”
  “什么錄像證据?”
  “比如說,從監視攝像机上錄下來的東西,誰能進行分析、翻錄、拍照之類的事?”
  “喲,我們倒沒怎么干過這類事,”杰基說道,“這种事以前是由電子偵察科負責,不過他們好像已經不干了。現在,錄像的事不是由瓦利大廈那邊管就是由梅德拉大廈管。”她挪到辦公桌前面,翻動著一本電話號碼簿。“如果愿意,你可以打電話找梅德拉的比爾·哈瑞爾森。不過,如果是很特別的事,我想我們就送交噴气推進器實驗室或南加州大學的高級影像實驗室。你是要這兩處的電話號碼還是想找哈瑞爾森?”
  听她說話的口气,我就知道該干什么了。“我還是把那兩個電話號碼記下來吧。”
  “是啊,換了我也會這么做的。”
  我記下電話號碼后便离開了技偵處。康納已經看完了錄像,正在反复推敲著板村的臉反射在鏡子里的那一段。
  “怎么樣?”我問道。
  “是埃迪,錯不了。”他的語气平和,几乎有些冷漠。他接過咖啡呷了一口。“真難喝!”
  “是啊,我知道。”
  “以前的比這好喝。”他把杯子放在一旁,關掉錄像机,站起身伸了個懶腰。“好啦,我覺得今天晚上干得不錯。我們去睡一會儿覺,你看怎么樣?明天早上我還要到日落山去參加一場高爾夫球比賽呢。”
  “行。”我表示同意。我把錄像帶放回紙箱后,把錄像机也小心翼翼地放了進去。
  “這些帶子你打算怎么辦?”
  “我把它們放到處里的柜子里去。”
  “這些都是原始錄像帶,我們還沒有复制呢。”
  “這我知道。我得等到明天早上才能進行复制。”
  “我想說的正是這點。你為什么不把它們帶回去呢?”
  “帶回去?”局里曾三令五申,禁止把證据帶回家。這樣一來,少說也是違反規定。
  他聳聳肩說:“我是不會把它們隨便亂放的,帶回去以免發生意外,明天上午你親自安排复制。”
  我把紙箱夾在手臂下面。“你覺得局里的人不會……?”
  “當然不會,”康納說道,“這些證据至關重要。我們不想讓別人趁我們睡覺的時候,帶上一塊強磁鐵從柜子旁邊走過去,不是嗎?”
  听他這么一說,我就把錄像帶拿在身邊。我們走到外面,看見石倉依然心情沉重地坐在那里。我們從他身邊經過時,康納用日語跟他很快地說了几句話。石倉立即站起身,鞠了個躬便匆匆离去。
  “他當真那么害怕嗎?”
  “是的。”康納說道。
  石倉在我們前面不遠處,低著頭很快地沿大廳走去。他的樣子活像只受惊的老鼠,被嚇得魂不附体。
  “那為什么呢?”我不解地問道。“他在這一帶住了這么久,完全了解我們對他這种隱匿證据的指控不會太嚴重。而且,我們無法對中本公司提出什么指控。”
  “問題并不在這里,”康納說道,“他擔心的不是法律責任方面的問題,而是擔心要出丑聞。在日本,這种事就會成為丑聞。”
  我們拐過彎,站著等電梯。石倉也在那儿等著。一時里出現了令人尷尬的局面。第一部電梯到了,石倉往旁邊一讓,請我們先上。電梯門關上時,他正站在那儿朝我們鞠躬。接著,電梯開始向下運行。
  “在日本,他和他的公司可能因為這种事而徹底完蛋。”康納說道。
  “為什么呢?”
  “因為在日本,靠丑聞改變強弱座次或是用丑聞擊敗強勁對手都是屢見不鮮的。這是他們那儿一种常見的慣用伎倆。你找出對手的一樁丑聞,把它透露給新聞界或是政府有關部門。這個丑聞一旦張揚出去,有關的人或有關組織就會身敗名裂。有一首相就是因為里庫利特受賄事件而倒台的。兩年前,通用電气公司就是被日本人用丑聞整了一下。”
  “他們整了通用電气公司?”
  “是利用橫川丑聞。听說過沒有?沒有?唔,這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戲。兩年前,通用電气公司生產的醫院用掃描設備在醫療器械市場獨占鰲頭。通用電气公司在日本成立了橫川醫療器械公司,負責在日本的銷售業務。通用電气公司在生產經營方面采用了日本人的做法:為了占領市場,他們把生產成本降得比競爭對手低;同時提供优質的服務和維修,還給顧客以优惠——向可能的買主提供飛机票和旅行支票。在我們看來這种做法是行賄,但在日本這是正常的生產手段。橫川公司迅速壓倒了像東芝這樣的日本公司,領導了市場。這下惹惱了許多日本公司,它們紛紛抱怨,說橫川公司采取了不公平的競爭手段。有一天,政府有關部門的人員突然搜查橫川公司辦公樓,發現了賄賂的證据。橫川公司的几名雇員因此而遭逮捕。這一丑聞使該公司名譽掃地。當然,它并沒有對通用電气公司在日本的銷售業務產生很大影響。其它日本公司行賄的做法也并沒有因此而有所收斂。不知為什么,每次抓住的往往都不是日本公司。這种事著實令人費解。”
  “這种事果真有那么厲害嗎?”我問道。
  “日本人有時候确實很厲害,”康納說道,“他們常說‘商場即戰場’,而且他們的确也是這么看的。你知道,雖然日本人總是說他們的市場對我們是開放的,其實不然。在過去,如果一個日本人購買了一輛美國生產的汽車,政府有關部門就要對他的財務進行檢查。所以,很快就沒有人再買美國汽車了。官員們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聳聳肩:他們無能為力。他們的市場大門是敞開的,但如果沒有人想買美國汽車,他們也愛莫能助。他們還設下層層關卡。每一輛進口汽車在港口都必須逐一接受商品檢驗,看它是否符合廢气排放規定。外國生產的藥品只允許在日本人身上進行試驗性臨床應用。連外國生產的雪橇也一度不准進口,据說是因為日本的雪比歐美的雪要潮濕。他們就是這樣刁難其它國家的。所以,這一次,他們擔心我們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不足為奇了。”
  “這么說,石倉是擔心會出丑聞?而這在日本就可以算一樁丑聞?”
  “是的,他擔心中本公司會因此而一蹶不振。但我們不會這樣做。很可能他們明天在洛杉磯照樣做生意。”
  我用車把康納送回公寓。他下汽車的時候,我對他說:“唔,真有意思,上尉。你花了這么多時間幫我,太感謝了。”
  “不必客气,”康納說,“用得著我的時候,盡管來電話。”
  “但愿你明天那場高爾夫球賽不要開始得太早。”
  “不瞞你說,明天上午7點就開始了。不過像我這樣年紀的人,睡覺已經不多了。我會到日落山去打球的。”
  “是日本人修建的球場嗎?”日本人最近買下了日落山鄉村俱樂部。這事在洛杉磯地區引起強烈不滿。西洛杉磯高爾夫球場是1990年日本人花高价買下的:兩億美元!當時買下球場的日本人說,他們對球場的一切都維持現狀,不做變化。可是,他們現在采取了一個很簡單的辦法就使俱樂部里美國人的數量逐步減了下來:只要有美國人退出,他們的成員資格就由日本人來接替。日落山高爾夫俱樂部的成員資格在東京要花100万美元才能買到,而且還是一樁很俏的買賣,因為要求加入的人太多。
  “呃,我要和日本人打球。”康納說道。
  “常打嗎?”
  “你知道日本人特別喜歡打高爾夫。我爭取一星期去打兩次。有時可以听到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情。晚安,后輩。”
  “晚安,上尉。”
  隨后我就開車回家了。
  我剛拐上圣莫尼卡公路,車上的電話就響了起來。市分局的接線生說道:“中尉,我們接到一個電話,要求特勤處派人去,是現場的警官要求派聯絡官去幫忙。”
  我歎了口气說:“好吧。”她把巡邏車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
  “嘿,朋友!”
  接電話的是格雷厄姆。“你好啊,湯姆!”我說道。
  “就你一個人嗎?”
  “是的,准備打道回府了。什么事?”
  “我想也許在逮捕他的時候應當有負責日本事務的聯絡官在場。”格雷厄姆說道。
  “我原來以為你是想單獨去干呢。”
  “是啊,不過,也許你可以過來助我一臂之力。這樣做并不違反什么規定。”
  “是想推脫一些責任嗎?”
  “哎呀,你是幫忙還是不幫?”
  “當然幫了,湯姆。我馬上就到。”
  “我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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