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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您自己就能回答:我要付房租,要去市場購物,買些漂亮衣服穿,一句話,為了生活。”
  “別的工种有的是嘛。”
  “是嗎?羅伯特,您知道什么是生活嗎?您生長在一個良好的、有父母庇護的家庭……您父親是干什么的?”
  “處長。”
  “您瞧,您從未吃過苦,挨過餓,沒有難題,沒有繼父的打扰,沒有對你動手動腳的老板,也不會因為拒絕他們而被解雇……”
  “難道這儿就沒有人動您?”他停頓了一下,“就像您現在這副模樣?”
  “這是我的事。羅伯特,您喝完就走,好不好?”
  “我還想再要一杯雞尾酒。”
  “我不會給您的。”
  “那我向別的小姐要。”
  “好吧。”她歎了口气,拿起喝空了的杯子,“但只有您保證喝完就走,我才給您。”
  “我保證。”
  酒吧里人越來越多,有几對男女走到隔牆后面去了,羅伯特沒有在意,他坐在吧凳上看烏麗克怎么招待其他客人,有個顯然喝醉了的男人把一張50馬克的鈔票塞進烏麗克的胸口。他很惱火,心想怎能這么對待一個女人,尤其是烏麗克。可是她居然還笑!她有什么辦法呢?這就是她的工作,一种髒活!
  他喝了兩杯雞尾酒,自己付了錢,到快11點時烏麗克對他說:“您真的該走了,羅伯特。”他服從了。
  他點點頭,烏麗克如釋重負。羅伯特問:“明天能在游泳池見到您嗎?”
  “我不知道。”
  “要是見不到,我明天晚上再來。”
  “這簡直是訛詐……”
  “這只是我的愿望。”他同她握手,拉著她的手的時間比一般握手的時間要長。“您是我的球面三角學。”
  “我是什么?”
  “我今天本來應該去复習球面三角形的邊和角的關系,學數學!可是您的雞尾酒更好,對我更重要,明天再見……”
  他放開她的手,沖著有點不知所措的她笑了笑,离開了酒台。在前廳他又碰上被烏麗克稱為博羅的看門人。那家伙狠狠地看著他。
  博羅為他開門的時候,羅伯特說:“這下你認識我了吧,下次就少囉嗦……”
  博羅拉開門說:“等著瞧吧,快走,呼吸點新鮮空气有好處……”
  羅伯特剛一离開酒吧,就有一個人從陰暗的角落走到酒台。他是個南歐人,長著黑頭發,薄薄的小胡子,他靠在酒台邊上,等烏麗克打發完一個客人。
  “剛才那人是誰?”他說話帶意大利口音。
  “你說誰?”烏麗克反問。
  “烏拉,別裝蒜啦!剛走的那個年輕人。”
  “一位客人。”
  “你几乎是在為他一人服務。”
  “我看不出來。”
  “你現在喜歡年輕小伙子了?”
  “去你的,他是頭一回來這儿。”
  “博羅說,你認識他。”
  “博羅是個白痴!”
  “烏拉,你要小心,跟這么個年輕人不值得……他經過頭一個回合就會掉下床來,但是他什么都看在眼里。看在圣母瑪利亞的分上,千万別冒險,盡管你喜歡他。”
  烏麗克怒喝一聲:“你來試試!”
  “只要你樂意,我薩爾瓦多隨時奉陪。”
  他哈哈大笑,接著又消失在酒吧的陰暗角落里,倚著牆觀察著客人。
  他叫薩爾瓦多·布魯內里,來自西西里山區的圣馬可村,他的職業是電工。
  他無疑是個值得注意的人。
  “我們接到一個重要的舉報:有20公斤純海洛因,正從越南經過波蘭運往慕尼黑。”匿名舉報人沒有說更多的情況,沒有接頭地點,沒有時間,只提供了一個信息:“有東西來”。
  對慕尼黑刑警毒品科的彼得·賴伯探長來說,這個舉報就意味著他們要進入一級戒備狀態,他認定這情報屬實,而不是開玩笑,開玩笑的事他也經常遇到,對匿名舉報電話先要搞清虛實。他在科長辦公室里緊急召集了這次會議。
  賴伯探長遺憾地聳聳肩說:“舉報人有東歐口音,可惜我們沒有錄下來——不可能每個電話都錄音,他很可能是個波蘭人,我在想,如果越南人和波蘭人聯手,為什么波蘭人會舉報這筆能賺好几百万的生意呢?此外,越南人也是新出現的。這個新團伙的手段极其毒辣。換句話說,在慕尼黑形成了一個新的戰場,有我們干的了。”
  “除電話以外,沒有別的情況嗎?”科長問。
  “沒有,只知道20公斤海洛因已經上路。”
  “這就是說,也可能早已到了慕尼黑。”
  “那舉報就沒意思了。”
  “基本上沒意思。這筆生意沒有地點,沒有時間,我們怎么辦?”
  “應當要求立即加強監視波蘭邊界。”
  賴伯說是這么說,可他知道,這個建議只是一廂情愿。波德邊界漏洞之多就像一個篩子,加強監視從技術上和人力上說是根本不可能的。科長的話同賴伯是一個意思:
  “那我們就得沿著波蘭邊界修一道‘柏林牆’。說正經的,我們怎么辦?”
  “沒辦法!”賴伯說得這么直截了當,有几位同事嚇了一跳。“沒辦法”這個說法在警界是個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詞儿。“沒辦法”意味著對犯罪活動束手無策,人們不得不眼睜睜看著國際犯罪日益泛濫,看著犯罪分子把德國變成他們理想的活動場所。寬松的德國法律是各种犯罪滋長的沃土。波恩政治家們頑固地禁止監听電話,向犯罪分子打開了德國的市場。賴伯探長曾在小范圍內一針見血地說過:
  “團伙作案只判四年,而一個人偷稅漏稅卻判五年。一個殺人犯只要請個好律師,律師提出犯人在童年時曾受過心理損害,就只能判10年。在這10年里,犯人乖乖地參加監牢教堂合唱團,在牢房里畫圣母像,六年之后就被認為可以‘重返社會’而獲釋。我們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嗎?請大家回想一下發生在德國北部的一個案件:一個女人在牢里表現良好被提前釋放。可是,几個月以后,她搶劫另一個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傷。她又被捕受審,案情很明白。但檢察院什么反應呢?把她放了!据說她有可以證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沒有理由監禁她!這算什么事儿呢?再舉個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后用啤酒杯把你的腦袋砸碎了。怎么辦?沒事儿。我可以證明,我几年以前出過車禍,得了腦外傷。精神病專家可以證明,我在行凶時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時沖動,而最重要的是‘一時’這個詞……法院決不會判我謀殺罪,至多判我誤殺罪,加上我當時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肯定從輕發落。而實際上,我就是要殺死你,是冷酷的謀殺!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我們的司法實在大有問題。”
  這會儿賴伯在會上接著說:“我們只有憑運气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們打進去的偵察員給我們通風報信。不過那時候海洛因早已運到港口了。”
  “我們有人打進越南人的圈子嗎?”
  “沒有,但我們打進了波蘭人的圈子。”
  科長說:“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如果波蘭人參与了,那為什么會有波蘭人向我們舉報呢?”
  賴伯一時語塞,覺得口渴,便喝了口水說:“可能是那個人想自己搞點什么名堂。”
  “通過出賣自己的伙伴?”
  “有可能,也許是為了報私仇……”
  “那他應該講具体點儿,而不是空洞的暗示……我倒以為,是有人要讓警察明白,將來警察得跟一個新的團伙打交道。”
  “搞地下勾當的人不會傻到公布自己的存在的。”
  “有人故意制造混亂,動搖警察的軍心,說現在有了個新團伙,你們就抓瞎吧。”科長站起來說,“我認為這是對警察的侮辱!怎么辦?等著瞧,看看近期內有沒有跡象表明這個波越團伙确實是在活動。”然后他又無奈地說:“還有什么別的辦法?”
  賴伯的偵察員沒有報來新消息。在整個圈里,沒人知道這20公斤海洛因的生意,有人還表示怀疑:沒人听說過有什么越波團伙,要是真有的話,會在圈里很快傳開,因為涉及到“市場安全”問題。尤其是如果壓价出售,意大利人和亞洲人會大肆活動。
  在那個神秘的電話過去四天之后,凶殺案組的組長特奧·沃特克來電話找賴伯。
  “我們法醫研究所這儿有一具尸体,”他說得很隨便,整個警察總局對此類事都習以為常了。一個人在跟死于非命者打了18年交道之后,他的心靈早已長出了一層老茧。“經過辨認,他的名字叫卡利爾·波德涅夫斯基,波蘭人,我听說你們那儿……”
  “我馬上就來!”賴伯說完就把電話挂了。
  半小時以后,賴伯和沃特克站在了尸体面前。經過冷藏的尸体看上去像一個熟睡的人,法醫掀開蓋布,報告說:
  “他是被人用細鋼絲繩勒死的,肯定是從背后受到襲擊致死,因為未發現任何搏斗的痕跡。死亡時間是昨天17點到18點之間。他中午吃了青豆炸豬排……”
  “這有那么重要嗎?”賴伯有點不耐煩。
  “對我們很重要。”法醫把死者重新蓋好,“另外,他是吸毒者,身上有許多針眼,体內還有殘余的海洛因。”
  沃特克拍拍賴伯的手臂說:“所以我們找到你了,這是你的弟兄們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帶著證件,波蘭護照,德國入境簽證,有效期30天,旅行目的是旅游,一切正常。不幸的是他被人用鋼絲繩勒死了。你看出點什么問題來了嗎?”
  “沒有。”
  “先是有個波蘭人打電話給你,現在有個被殺的波蘭人躺在我們法醫研究所里,這兩者有聯系嗎?”
  “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也可能只是巧合。”賴伯向法醫點頭示意后走出停尸房。他不像沃特克那樣久經鍛煉,能把死人看作一樣東西,把這种案子看成一樁一般的有待辦理的案件。只有當吸毒者吸毒致死,必須調查吸毒案情的時候,賴伯才面對死尸,而且往往是沒有多少結果的。由于自殺案件歸凶殺案組管,所以賴伯和沃特克經常碰頭。每次遇到這种情況沃特克都說:“又有人升天了!彼得,你的事比我多,要不是你們,我們可以舒舒服服下象棋了。”這當然是夸張,但沃特克就喜歡這么說話。
  賴伯在外面走廊上問沃特克:“關于這樁案件,你們有什么線索沒有?”沃特克聳聳肩膀,意思是沒有。
  “尸体是在公園里找到的。一名退休老太太晚上9點左右出門遛狗,在一叢灌木后面發現了這具尸体,說准确一點是狗發現的。老太太休克住了醫院,發現地點不是作案地點……据法醫分析,在17點到18點之間是不會有人在公園里殺人的,這太顯眼了,沒有哪個凶手有這么大的膽子。”
  “除了亞洲人以外……”賴伯若有所思地說。
  “你接触各國的人,你有經驗。”
  “他們殺人是閃電式的,就在你身邊,在人群里,在公共汽車里,在電車里,在火車里,在百貨大樓里,在体育場里看足球賽時,到處都能下手,我想起了索維托的系列凶殺案,只是索維托不在亞洲而是在非洲,是約翰內斯堡附近的一個土著人城鎮,那里發生的案子就是典型的快速無聲殺人案。每逢周末,工人們領到一周的工資,下班高峰期公共汽車上人貼人,乘客都快擠得喘不過气來,這時人倒下來是不可能的,有個人站在你背后,緊緊貼著你的身子,把一根磨尖了的自行車輻條從你背后直刺進你的心髒。你只覺得被針刺了一下,馬上就死了。直到車到終點,所有人都下了車,一個人倒了下來,那就是被殺害的人。這些凶手還從來沒有被逮著過。”
  沃特克說:“試想這种情況出現在此地的公園里。作案人從后面走來,一下用鋼絲繩套住被害者的脖子,使勁一勒就切斷了喉頭,然后把死者扔進灌木叢。這一切只要几秒鐘,不過,彼得,這從理論上說是可能的,但實際上不可能。從17點到21點,一個死人躺在公園里不可能不被發現,因此這個波蘭人應該是在老太太的狗發現他以前不久才被扔進灌木叢的。但我同意你的看法,這像是一种亞洲人的殺人方法。這樣,就要找你所說的越南人了。”
  “我們像是在黑暗的隧道里摸索!然而俗話說得好:瞎貓還能碰上死老鼠呢!”
  沃特克說:“那你們就好好碰吧,有一點我現在就可以肯定,死者的護照是假的,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誰。我最討厭這种情況了!我們去喝杯啤酒好嗎?”
  真是好主意。賴伯也想喝杯新鮮啤酒。跟死人打交道已使他口干舌燥了。
  羅伯特鼓起勇气,第二天晚上又去了托斯卡納酒吧,倒不是要去尋釁鬧事,而是因為他口袋里還有50馬克,其中30馬克是入場費,只剩下可怜巴巴的20馬克買杯雞尾酒喝。羅伯特頭一回真正感到,作為處長爸爸的獨生子,他活得比在大街上拉琴要錢的人還窘迫。
  博羅打開大門上的小窗,又嘟嘟囔囔地問:“你來干嗎?”
  “就像童話里說的,你可以猜三次。”
  大門打開了,衣帽間女郎收了30馬克的入場費。當羅伯特要推開那道雙重門時,博羅拉住了他的手臂。
  他警告說:“你會有麻煩的。”
  羅伯特掙脫他的手說:“跟誰有麻煩?只要我付錢,我就和別人一樣是顧客。”
  “那你就錯了。”博羅讓他進去,但說:“這儿我可見過有人被抬著出去。”
  羅伯特不再環顧四周,而是徑直往酒台走去,從老遠他就看到烏麗克在和一個客人調笑。此人白發蒼蒼,大腹便便,身穿訂做的西服,儼然是個闊佬。烏麗克笑得兩個乳房都在抖動,羅伯特直覺得惡心。當她看見他過來時,不由得把裙子的開胸往上提了一提。羅伯特在那個白頭發男人的旁邊坐下,不聲不響地看著烏麗克。直到她問:“這位先生要什么?”他才說:“一杯雞尾酒。”
  她猶豫了一下,但還是拿來了伏特加、白甘蔗酒、檸檬汁、苦檸檬,給羅伯特調了一杯雞尾酒。這時羅伯特旁邊的那位先生去廁所了。
  羅伯特嘗了一口酒,味道很好,但很厲害。“您沒有去游泳池……”
  她搖搖頭說:“我得洗衣服。您不該來這儿。”
  “這也是最后一次了。”他把雙手往台上一攤說:“這最后20馬克買酒喝了。不過我會想辦法弄到錢……我一定要見您……”
  “偶爾在游泳池見吧……”
  “不,天天要見!”
  “別胡扯!”烏麗克的聲音有點生气,但也帶些同情,“您跟我不是一路人。”
  “就因為我才18歲,而且沒有剛才那個男人的一頭白發嗎?”
  她听出了他的責備之意,朝酒吧的陰暗角落里望了望,薩爾瓦多又躲在那儿看他們說話了。
  “我的工作就是讓客人開心,一切為了賺錢,這是主要的。誰瞪著眼看我的胸口,誰就會多喝酒。”
  她的油腔滑調,說話時上身的動作,讓羅伯特心里感到矛盾。他試圖說服自己:這不是真正的烏麗克……這只是外表,是職業所需要的偽裝,她自己也深受其苦,想逃脫又逃脫不了。他認為有個真正的烏麗克,那就是躺在游泳池邊草地上的年輕女郎,不管男人們怎么看她,她都無動于衷,這才是真正的她,站酒台的烏麗克是在演戲,是個身不由己的悲劇演員。
  羅伯特問她:“您還要熬多久?”
  她笑了:“熬?羅伯特,您錯了。我在這儿感覺很好,掙得不少,我還比較年輕,可能再干七年,干到40歲。希望那時候我有足夠的積蓄,可以開一家服裝店。”她又笑笑說,“或者我嫁給某個闊佬。要樹立什么人生目標,那多半是幻想。人生的真面目是看不見的,就因為人們老在它頭上踩來踩去。除非是出現什么意外……”
  “我要成為您的意外,烏麗克。”羅伯特說這話時一本正經,絕對不是開玩笑,也不是順口說說而已。可是他沒有看見烏麗克眼中的惊愕,他不知道自己的話很不理智,他是怎么想就怎么說,根本不考慮現實。
  烏麗克·施佩琳這個名字,要是從字義上理解,那是不幸而言中了:施佩琳是一只“家雀”。她的童年沒有歡樂,青年時期老是受欺負。她繼父對她不怀好意,喝醉了酒在家里光著屁股走來走去。她參加体操和游泳時,小伙子們總想摸她的胸脯。她15歲時和班上同學去法國旅游三天,結果被一個男同學破坏了貞操,這對她打擊太大,以致她很長時間拒絕同任何男人接触。她進芭蕾舞學校后,發現同事們把女人視為一种“中性人”。后來她進了芭蕾舞團,發現女的同性戀者比男的追求者還多,當然也有一些男人經常在演出結束后等在戲院門口,用高級轎車和鑽石金表來引誘她。
  那時的烏麗克還是冷若冰霜,不為任何高級轎車所動。可是當她离開芭蕾舞團,在一家酒吧跳起“表情舞蹈”以后,情況就變了。她終于明白,她的身体也可以是一筆資本,可以是一棵任意利用的搖錢樹。
  于是,烏麗克把她的道德觀鎖進了裝滿鈔票的錢箱,不過她還不是毫無區別地讓任何男人上她的床,而要經過仔細選擇,并且絕不跟某個人保持長期的關系。她有取有舍,這純粹是交易,洗個澡就可以抹掉痕跡,只有一次她忘了自己所定的規矩,上當受騙了。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她30歲時結識了一名來自瑞士伯爾尼的商人。此人對她彬彬有禮,在一個周末帶她到伯爾尼去,讓她參觀了他的企業——一家信托和資產管理公司,位于一座古色古香的寫字樓里,辦公室里裝有七台電腦。就在那個星期天,他倆在圖納湖畔度過了柔情繾綣的時光。烏麗克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幸福,以為找到了一個她可以信賴的男人。
  他們共同生活了四個月,烏麗克辭去了工作,結束了以往的生活,心甘情愿地扮演情婦的角色。那個名叫貝阿特的瑞士人把烏麗克捧在手里,對她有求必應,從現實到夢境,從夢境到滿足,烏麗克終于覺得自己有了盼頭。
  一個秋季的一天,貝阿特建議烏麗克把她的財產投到有利可圖的股票生意里去。畢竟烏麗克積蓄了六万馬克,這是她賣身賺來的錢,但他們已經不把它當回事儿了。烏麗克高高興興地把錢交給了貝阿特,貝阿特果然給她拿來了股票,印得花花綠綠的,說保證有至少10%的股息,并把股票存進了銀行的保險箱。
  兩個星期以后貝阿特失蹤了。保險箱里的股票是一堆廢紙,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那個股份公司。伯爾尼的辦公室人去樓空,只有七台電腦是真的,為的是唬弄那些輕信的顧客,經過長時間的打听,烏麗克得知貝阿特躲到塞內加爾去了,那是個安全的地方。
  烏麗克的錢被騙得一干二淨,她的夢想和前途全毀了。她心里充滿了恨,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恨這個欺騙了她的心靈的世界。但同時她也下定決心,不再讓人欺騙,而是要自己來欺騙這個社會。《圣經》里所說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成了她的信條。從此以后她要按照這一信條做人,要報复所有的人,即使誤傷無辜也在所不惜。她本人不也是無辜者嗎?不照樣被人毀了!她現在知道,生活就是不斷地搏斗,只有比敵人更加無情的人才能成為胜者。
  烏麗克又重操舊業,她的床就是她的店,她在床上認識了弗蘭茨·馮·格來欣先生。他一見面就解釋,他不需要花錢買虛假的愛情,他是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慕名而來的。烏麗克說,她不想听這一套,問他有什么要求,要多長時間,并說好不許有變態行為。馮·格來欣先生看來相當滿意,因為過了兩天他就打電話給烏麗克,請她去一趟托斯卡納酒吧。
  對烏麗克來說,這不是一個陌生地點。上酒吧屬于她的“業務范圍”,在街頭拉客才丟人。她認為,街頭拉客是道德淪喪的最低點,是徹底拋棄自己的人格。所以她總是上酒吧,跟人聊天,先要扭扭怩怩一番,然后才把“財神爺”帶到家里。她要讓男人有一种占有者的胜利感,這樣會得到經濟上的利益:占有者愿意為胜利而投入更多的錢。對一個聰明的女人來說,男人的虛榮心就是一個金庫。
  在托斯卡納酒吧,烏麗克首先遇到的是看門人博羅。他一听是找馮·格來欣,問都不問就把門開了。薩爾瓦多在酒吧里迎接她,顯然是等待多時了。他帶她走進酒吧背后的一間大辦公室,馮·格來欣先生從寫字台后面站起來,薩爾瓦多馬上就退下了。
  馮·格來欣說:“很高興,您接受了我的邀請。我昨天就在等您了。”雖然他倆兩天以前還睡過覺,他仍稱她“您”。這种稱呼造成了隔閡,使烏麗克感到奇怪,兩天以前,馮·格來欣和她共同度過了兩小時,走時給了她1,000馬克,這會儿怎么裝得像初次見面似的。
  “我需要時間考慮。”烏麗克用眼光掃了一下房間,沒有長沙發,只有皮椅,書架,柜子和寫字台。“您喜歡在哪儿,在椅子上,還是在寫字台上?”
  “別說傻話了!”他有點不快,又有點命令式地說:“我請您來是……”
  “請我來?”她重复一遍,好像這是個陌生的字眼。
  “是的,我請您來!”馮·格來欣走回寫字台坐下,也沒有請烏麗克坐。烏麗克找了一把皮椅坐下,疊起她那雙長長的腿,露出裙子里面的小褲衩。但看來這對馮·格來欣不起作用,他看她的眼睛,而不是看她的雙腿。“我有些想法。”
  “我倒要領教領教。”
  “您沒有必要出賣皮肉。”
  “這种話只有有錢人才能說。難道您要給我做道德問題的報告嗎?就憑您?兩天以前……”
  “別再提那個晚上了。我跟您說過,我不需要花錢買女人。”
  “您玩女人說跟摘苹果似的。”她的聲音像在挑釁,“您找我干嗎?”
  “我想跟您說說我的打算。”
  “說具体點儿。”
  馮·格來欣從寫字台里拿出一瓶白蘭地和兩個杯子,問道:“您也來點儿?”
  “謝謝。我只有上班時間才喝酒。”
  “上班時間,說得好。”馮·格來欣笑著斟滿了自己的杯子,“我發現您還挺幽默,這沒坏處。”
  弗蘭茨·馮·格來欣在慕尼黑某些人士中間首先以“酒吧男爵”的外號聞名。這個看上去像是很有教養、很正派的四十開外的人,專長卻是收買夜總會和酒吧間。他父親留給他一筆400万馬克的遺產,那是父親從事啤酒花加工掙來的辛苦錢。但學過經濟學的弗蘭茨卻并不把啤酒花加工視為自己的前途,而是干起了房地產。他選擇的不是住房或者辦公樓產業,而是一种特殊的“物業”。他先買下了三座舊房,經過裝修改建,辦起了“私人俱樂部”——這就是高等妓院的雅稱。當然顧客也是高等的,其中包括產業家、社會名流、政治家、銀行家,直至政府官員。他說過一句俏皮話:“聯邦議院經常在我這儿舉行小型會議……”這自然是夸張,但每個知情人都明白他這話是什么意思。這些俱樂部頗有名气,而且在每次的警察搜查中都安然無事。他們是不會對那些正在洗泡沫浴的檢察官進行審問的。
  馮·格來欣成立俱樂部以后,就開始關注慕尼黑的夜生活。他買下別人的酒吧,或者自己開辦酒吧,這些酒吧都設有搞性活動的暗室。由于這种“專項服務”收入以百万計,父親傳給他的啤酒花加工厂反而成為副業了。如今,馮·格來欣已擁有一個妓院王國,成了一位不可侵犯的人物。
  此刻他以斷然決然的口气對烏麗克說:“您停止‘上班’吧,馬上停止。”
  烏麗克從椅子上一跳而起:“您讓我喝西北風啊?您想支配我,沒門!我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我愛干什么就干什么,永遠如此,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跟人睡就跟人睡!一切都由我自己決定!別人甭想指手畫腳,您就更沒資格了!”
  “誤會了,可能是我說得不夠清楚。”
  “您什么也沒說。”烏麗克走到他的寫字台前,雙手撐在台面上,用憤怒的目光看著馮·格來欣,使他又是震惊,又是著迷。他想,這真是個絕色而奔放的女子,有如一頭半馴化的野貓,就這樣正好,他不要徹底馴化她。
  她生气地問道:“我可以走了吧?”
  “還有几句話。”
  “何必呢?”
  “您喜歡這托斯卡納酒吧嗎?”
  “跟別的酒吧一樣,都是撈錢的。”
  “它是我開的。”
  “我諒您也不過如此,”面對烏麗克的譏諷,馮·格來欣處之泰然,而且微笑起來。這倒使烏麗克感到不解,我老在刺激他,他還笑得出來?
  “我給您提供一個活儿,就在我這個酒吧,當吧女。”
  “讓我站酒台,您當老板,謝謝,不干。”
  這話听起來像是最后的決定,但在女人身上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熟悉女子心理的人把它不當一回事儿。只不過是語言上的圍牆罷了,很容易推倒。
  “您可以拿營業額的15%,而且不必再為了錢而去跟男人睡覺。”
  “就跟您一人睡,我說得對嗎?”
  “不對,我從不跟我的女職員睡覺,也許我在這方面和別人不一樣,我對新雇員從不測試。”
  “那前天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說過了:忘了那一天吧!您站酒台是暫時的,我還有事讓您干。”
  “您能解釋一下嗎?”
  看到她的反感在加強,他搖搖頭說:“現在還不能,我得對您進行觀察。”
  “那就算了吧。祝您晚安。”
  她轉身向門口走去,正要握門把時,听見他說:“烏麗克……您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成為一名富婆,擁有私家別墅,帶大花園和游泳池,開高級轎車,到巴巴多斯和塔希堤去度假,穿戴時髦,在瑞士銀行開賬戶……難道您不感興趣?”
  烏麗克轉過身來問:“站酒台能掙這么多錢?”
  “當然沒這么多。”
  “那我得做什么?”
  “以后再說。掙大錢往往要走彎彎道。我得先看看您轉彎是不是夠靈活。烏麗克,我提供給您的可是千載難逢的机會啊。”
  “為什么就看中我呢?”
  “因為我感到您干這一行夠格。我的感覺向來就可靠,從未出過差錯。”
  “馮·格來欣先生,您這是在出謎語。我一向不喜歡猜謎,不像我母親抓住謎語就不放。”
  “考慮考慮吧,烏麗克。”馮·格來欣的口气表明,他要結束談話了,“過三天您再來找我。您要是拒絕,那就是我把您估計過高,那您就是個傻瓜。您別再‘上班’了,听我的不會錯。”
  “您讓我想想。”
  她走出房間。薩爾瓦多從見她出來起就開始研究她的面部表情,但她不動聲色。博羅也在門口好奇地看她,并悄悄問道:
  “咱們還會見面嗎?”
  烏麗克說:“您去算一卦吧。”她來到了街上,深深吸了口气,沉重的大門在她身后砰然關上。這會儿她才感覺到馮·格來欣的最后几句話給她造成的困惑。那些話所描繪的前景一直是她夢寐以求的東西。以前她總以為那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而如今真有人為她提供這么個美差,也不說明怎么個做法。馮·格來欣只是說要走彎彎道,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烏麗克走進一家附近的咖啡館,要了一杯咖啡。一個男人想与她共用一張桌子,被她赶走了。“那儿不有的是空桌嘛!”
  同馮·格來欣的會面產生了效果。在三天的考慮時間內,烏麗克放棄了她平日的收入,去逛了慕尼黑的動物園,遛了市中心的步行街,看了馬克西米良大街上的服裝店櫥窗,對那些樣品和標价惊歎不已。她頭腦里亂成一團:我只要說一聲“行”,所有這些東西我都能買得起!可下一步怎么辦?我會不會徹底落入馮·格來欣的手掌而失去自我呢?這是不是在同魔鬼簽合約,為了人世的歡樂而出賣自己的靈魂?這個馮·格來欣究竟是什么人?
  連著三個晚上,烏麗克走遍了慕尼黑的酒吧間,不是尋找“顧客”,而是搜集信息。無論她問到哪儿,回答几乎是一樣的:
  “弗蘭茨,那個‘男爵’?你找他干嗎?姑娘,你認識他嗎?這地方的夜生活全有他的份儿,是個大人物。你怎么找到他頭上去了?你配不上吧!”
  這樣的回答沒有讓烏麗克惊慌,而是讓她放心。她原先怀疑,馮·格來欣是不是個吹牛皮的,而當她看到別人對他肅然起敬的樣子,她的疑慮也就消失了。不過還是有個問題她很難解釋:為什么偏偏看中了她?她的确很漂亮,可是慕尼黑的漂亮女人成千上万,有的還比自己更漂亮呢。看來馮·格來欣的興趣不在于此,他甚至不愿回憶起曾跟自己睡覺的事,這表明他并不想要自己做他的情婦,成為他的炫耀物。可他向她做出的天花亂墜的物質許諾,又應該怎么理解呢?
  這三天的等待對烏麗克來說簡直無法忍受。在最后一夜,她輾轉反側,難以成眠,只得坐起來,對著黑暗的牆壁反复考慮:我該不該答應?不妨試試看,如果不守諾言,還可以隨時洗手不干嘛。我要對他說清楚,我有自己的意志,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屈服,哪怕用什么別墅、首飾、裘皮和美洲虎式敞篷轎車來引誘。
  三天后的一個晚上,烏麗克又去托斯卡納酒吧找馮·格來欣,向他說出了那句她練習了一整天的話:
  “我決定接受您的建議。”
  “烏麗克,您做出了一個明智的決定。”
  “不,只是好奇的決定而已。我想知道,您打我的什么主意?”
  “您從明天起就在我酒吧工作。”
  “還有呢?”
  “沒有了。”
  “能不能掙點外快?我知道,后屋里有一排房間,留給有錢的客人。”
  “我禁止您……”
  “一上來就禁止!”烏麗克搖著頭說,“您知道,我不會讓人禁止的。禁止?對我來說這意味著我沒法和您共事。馮·格來欣先生,我們談不到一塊儿去。”
  “您會認識大人物的,但不是在后屋里。烏麗克,別老像個刺蝟一樣!您先看看情況發展嘛。偉大藝術品的產生是需要時間的。”
  “我跟藝術有什么關系?”
  “按我的計划,那是件藝術品,是逐漸形成的……”
  “您說具体點。”
  “等以后吧。您不喜歡出乎意料的事嗎?”
  “要是讓我走上邪路,我就不喜歡。”
  “邪路……”馮·格來欣笑笑說,“虧您說得出口!您在您那條邪路上可沒少賺錢。”烏麗克正想說什么,馮·格來欣打斷了她。“不提這個了,都是過去的事了!明晚9點您開始上班。”
  “當吧女我沒有經驗。”
  “雷內調酒,您管上酒,對客人微笑……就干這些。要是有客人向您傾訴他的內心想法,向您宣泄他的苦悶,您就耐心听著,表示同情,這會使客人感到好受。您要設法讓他一杯又一杯地喝酒……這有什么難的?”
  烏麗克點點頭說:“我再問一遍,為什么偏偏選中了我?”
  “您真想听我的回答嗎?”
  “是的!”
  “這是因為您既有天使的外表,又是魔鬼的女儿。”
  “從來沒有人這么說我。”烏麗克惊呆了。馮·格來欣的微笑刺激著她,她真想打他一個耳光。她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只是握緊了拳頭。
  “那是因為說話的人不坦率,或者沒有認識到。只要給錢,您身上可以長出翅膀來,無邊無際地飛翔……”
  “沒有的事儿!我只要掙的錢夠我正常生活就行了。”
  “什么叫正常?正常的概念是因人而异的。對某些人說,有一套三居室住房,晚上能喝一瓶皮爾森啤酒,就算正常了。而某些人則要求住別墅,喝香檳。您喜歡什么:啤酒還是香檳?”
  “香檳。”
  “這不就對了!我看您還得花很多時間來發現自己的价值。”馮·格來欣做了一個有力的手勢,語气忽然變硬:“烏麗克,您可以走了。”
  烏麗克還在猶豫,她還有好多事要問好多話要說,但看到馮·格來欣嚴峻的臉色,也就算了。她默默地點點頭,走出了房間。薩爾瓦多在外面等她,把她帶到一個長長的、閃光的酒台前。
  他高興地說:“為歡迎新同事,本店請客喝一杯雞尾酒。你現在屬于我們這儿的人了,想喝點什么?”
  “隨你的便。”
  “來一杯‘蒙特哥海灣’?”
  “行啊……”
  過了一會儿,烏麗克走出酒吧,凝視著霓虹燈廣告,她問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決定。馮·格來欣對她的評价使她震惊——又是天使,又是魔鬼的女儿,真是豈有此理!她的看法完全相反,她認為自己一輩子都在受欺負,從來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她一直在掙扎,以免被壓死和淹死。她身上哪有什么魔鬼的影子?難道爭取生活中有點安全感,就成魔鬼了嗎?
  烏麗克移開目光,快步走到街上,坐了一輛出租車回家。她一進屋就把舖在床上的大毛巾扔到房間的角落里去,那是用來防備“客人”弄髒她的床的。一切都過去了!她的生命之路走到一個十字街頭,她決定朝正确方向拐彎。這條路選對了嗎?人們很快會看到它通向何方。
  次日晚上准9點,烏麗克開始站酒台。
  這工作看起來似乎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
  羅伯特的母親首先發現自己儿子有了變化。
  蓋爾達·哈比希和她那位當官的丈夫不一樣,她喜愛藝術和音樂。她從儿子的鋼琴彈奏中听出來了儿子的變化,認為是一种成熟的標志。一天晚上,當羅伯特在“音樂室”里有力地敲擊琴鍵時,她就和丈夫談起這事。
  “胡伯特,你听見了嗎?”她一邊問,一邊傾听。
  “什么?”胡伯特抬起頭問。他正在讀一篇關于巴伐利亞州議會最近一次會議的報道。他對綠党的一項新提案很是不以為然:該党反對在某個地方造房子,因為得砍掉三棵古樹。房子是為一家醫院的擴建工程而造的,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爭論:究竟什么更重要,保證人的健康,還是保留三棵老掉牙的樹?
  “羅伯特在彈肖邦……”
  “他不一直都在彈嗎?”
  “可是他現在彈出來的音樂像是青年貝多芬的……這么強勁,這么粗獷,這么熱烈……”
  胡伯特點了點頭。他根本沒有發現這一變化,他听不出這种細微的差別。說到音樂,這位處長先生就像只熊瞎子一樣。有一次他太太動員他去慕尼黑國家歌劇院看歌劇《西格弗里德》,謝幕時他竟然說:“那家伙用劍把石砧砍碎了,這從材料學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看完《萊茵河的黃金》后他又說:“眾神仙在一條彩虹上飛往圣賢祠,這算怎么回事儿呢?彩虹只不過是一种幻景而已。”自從那個晚上以后,蓋爾達總覺得自己很寂寞。
  “羅伯特在起變化,”她現在肯定地說,“音樂表現人的心靈……羅伯特像有什么問題。”
  “對,在數學方面。”
  “不是指這方面。”
  “那是什么呢?”
  “問題在深層次。”
  “我儿子羅伯特還會有什么別的問題?他在補習數學,表明他能正視自己的問題,也能解決問題。”
  對哈比希博士來說,討論就到此為止了。他更關心的是綠党向州議會的提案,盡管他對此是無從插手的。哈比希屬于那种靜悄悄搞政治的人,他們的政治天才只有在自己家里方能得到發揮,而且搞的是“改天換地”的政治。可惜這种天才從來不為人所知,這就是孤家寡人式的世界改良者的悲劇。
  那天晚上蓋爾達為羅伯特做了他喜歡吃的巧克力布丁。吃完后她問他:“羅伯特,你有什么心事嗎?”
  “沒有啊,媽,怎么啦?”
  “哦,我只是問問而已,是不是在學校里或者是……”
  “沒有,媽,一切都很正常。”羅伯特故作高興地說,“我能把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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