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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出來怎么分法。”
  “因為您想得還太复雜,我們可以成為平分秋色的伙伴。”
  “我看不出有這個必要。”
  “如果要改變市場狀況,就有必要了。您根据不同實驗室的條件,供應不同形狀和成分的搖頭丸,而我們則生產‘生態搖頭丸’!不是藥丸,而是無臭無味的藥粉。這种生態搖頭丸的成分屬于非禁品,在美國的任何一家商店,在歐洲的藥材店里都能買到。全是永遠不會被禁止的純天然產品,否則的話那些保健食品店得全部關門。”
  范·德·羅勒搖頭說:“不可能有這种東西!”打電話的人是個騙子,只能這么解釋,此人想利用這七起凶殺案引起的人們的恐懼心理,是典型的“搭車”行為,對此只有一笑了之。他冷嘲熱諷地說:“您是在用李子干做搖頭丸吧?別浪費我的時間了!”
  “關鍵在于配方,我們把藥粉裝在小小的、彩紙做的金字塔形的三角包里。”
  范·德·羅勒差一點笑出聲來,紙做的金字塔!發瘋了!“您把它叫做‘阿依達公主’或者‘拉美西斯法老’吧。我們的談話是否可以結束了?”
  “我們才談了一半。”客气的語調又變得軟綿綿的,“我們設想了一种最簡單的伙伴關系:你們負責銷售一半我們的小三角包,我們負責銷售一半你們那种很快就要過時的貨色。所得利潤兩家平分。”
  羅勒嘲笑說:“有這么簡單嗎?我不是只有半個腦子,我有一整個腦子。您的胡說八道,真是滑稽透頂了。”
  羅勒把電話挂了,但他馬上采取防衛措施,因為瘋子是危險的,而亞洲的瘋子更應視為現實的危險,不管是中國人還是什么人發明了金字塔藥粉,這些人具有強大的暗中破坏的能力。
  范·德·羅勒加強了他的保鏢隊伍,用最好、最先進的沖鋒槍加以裝備。對他來說,搞到這种武器是毫不困難的。但是布雷達這個地方卻太平無事。全是嚇唬人的嗎?
  圣誕節前三星期,打電話的人終于說到做到:花菜出口公司的三輛卡車還沒走到德國邊界,就在荷蘭境內爆炸了,司机們葬身火海。
  范·德·羅勒苦于無可奈何,只有等對方再給他打電話。
  他愿意談判。
  在慕尼黑,弗蘭茨·馮·格來欣弄不明白,為什么羅先生至今還讓那個拿著烏麗克照片的哈比希博士逍遙自在?
  弗蘭茨又一次打電話時問道:“您對烏拉不再感興趣了?哈比希手里的那張照片始終是個危險,那是唯一一張有用的照片!”
  “在荷蘭的行動更重要。烏麗克是次要的。”
  “我的看法不同,要是您……”
  “這就是您的思維錯誤,因為您害怕了。您不用怕,馮·格來欣先生,要是烏麗克想毀掉您的話,她在過去的五個月內早就這么做了。然而她卻保持了沉默,而且還會繼續沉默,我看她并不危險,就讓哈比希到處去找吧。我們在監視哈比希,要是他真找到了烏麗克,我們的動作會比他更快。馮·格來欣先生,把烏麗克忘了吧,她在我們這儿已經沒有什么重要性了。”
  馮·格來欣說:“盡管如此,我還是感到不妙。”
  羅笑著說:“您應該改變您的感覺。”羅對過去几周的發展很滿意,歐洲銷售网的擴張取得了成績。“我們不需要感覺,而是需要分析性的思維。”
  圣誕節前一周,在一個星期一,郵局給哈比希送來一封薄薄的信,裝在便宜的淺藍色信封里,沒有發信人的名字,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連郵票也沒有貼,哈比希不得不補交郵費。蓋的郵戳是慕尼黑一號郵局。這要是在以前,哈比希會把信退回去,在上面注明:拒絕收信。可現在他想知道:誰給我寫信而不寫上自己的姓名?
  他拆開信封,里面有一張小紙條,是從學生練習本上撕下來的,只寫著短短几句話,也是用打字机打的:
  “前些日子您來過我們這儿,給我們看了一張照片。我們騙了您。我們認識那個女人,她名叫烏麗克·施佩琳。她已不在慕尼黑了,如今她在漢堡,我們對您表示同情。”
  沒有署名……可是哈比希馬上知道,信上寫的是真話。烏麗克·施佩琳,現在到了漢堡。海梅斯大夫的猜測,即那個女人早已不在慕尼黑,終于得到證實。
  好啊,去了漢堡,躲在大城市的叢林里。可是叢林也是可以闖的,在自然界人們要用砍刀開路……而哈比希將用一張照片。他把紙條裝進衣袋,給海梅斯打了個電話,就開車去了診所。在那里,哈比希耐心地等到最后一個病人看完病,才走進診室,海梅斯大夫正在寫字台上填寫病歷卡,哈比希進來時他只是抬眼看了一下,接著寫他的卡片。
  海梅斯說:“您不用脫衣服,您的毛病長在腦子里。”
  哈比希坐了下來,不吭聲。海梅斯把寫好的卡片放到一邊,對他說:“左半腦開始發痒了吧?我建議用涼水澆几遍。”
  “尤利烏斯,我是來告訴你,我要出門旅行去了。”
  “這是你最近几個月來最好的想法。”
  “也許時間比較長。”
  “离開慕尼黑越遠越好。”
  “比較遠,我去漢堡。”
  “漢堡?什么意思?”
  “我現在知道那個害死羅伯特和蓋爾達的女人是誰了,她如今在漢堡。”
  “你又要在那儿一家一家地造訪夜總會,給人看照片?”
  “是的,我會找到她。”
  “你知道在圣保利或者圣格奧根這些娛樂區轉一圈要花多少時間嗎?那儿可真是個大世界,相比之下慕尼黑是窮鄉僻壤,你要跟那些紅燈區的种种組織打交道。他們不會把你當做一名窮鰥夫來對待,而會把你看成是一只討厭的虱子。那女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告訴你。”
  “你算什么好朋友!”
  “我怀疑你會馬上把名字告訴刑警。”
  “我發現,你畢竟還沒有丟掉邏輯思維。”
  “我們彼此最了解,尤利烏斯,我只是請你不時地去看看我的房子,你的女佣人可以去開開窗,透透气,打掃打掃,看看暖气,取取信件……”
  “讓我再轉到你住的旅館……”
  “我不住旅館,太貴了。我在圣保利區租一套帶家具的住房。”
  海梅斯舉起雙手,伸向哈比希,央求地說:“胡伯特,你坐著別動,把手放在膝蓋上……你的妄想症又發作了……”
  “你的挖苦讓我受不了!”哈比希跳起身來走向門口,“我要說的都說了,我把你當朋友,可你是一只有毒的蛤蟆!”
  “你說得不對!”海梅斯糾正哈比希道,“沒有有毒的蛤蟆,只有有毒的青蛙……”
  隨著門砰的一聲,哈比希离開了診所。海梅斯在猶豫,要不要打電話給警察,告訴他們哈比希知道了那女人的名字,据說那女人去了漢堡……
  海梅斯考慮了好久,還是沒打電話。他在做決定時感到自己很可怜。為了擺脫內疚,他找了個借口:哈比希是作為病人來找他的,向他說了知心話,而醫生跟神甫和律師一樣,都有責任保密。人們可以坦白:我是吸毒者,我打海洛因針,我犯了罪……可這是供詞,應當保密才是。我作為一名醫生,同時也是听取病人忏悔的神甫。
  這樣一想,海梅斯大夫也就安心了,他保持了沉默。
  第二天,哈比希的別墅人去樓空,他坐了頭班飛机從慕尼黑飛往漢堡。
  他成了闖叢林的勇士。
  羅先生來電話,馮·格來欣嚇了一跳。
  羅說:“哈比希昨天飛往漢堡了,看來他有了線索。”
  “您認為烏麗克逃到漢堡去了?”
  “哈比希去漢堡可以證明,他肯定得到了信息。我們要問:是誰給的?警察發表的那張徹底畫錯的模擬圖,對烏麗克來說是最好的保護,它不可能提供信息,馮·格來欣先生,信息恐怕來自您的酒吧間吧!”
  “不可能!我的姑娘們跟魚一樣從不說話。”
  “跟魚一樣可是不好。”羅的聲音還那么客气,“根据最新研究,魚類能夠彼此表達意思,通過一种人類听不到的聲音,通過鰭和尾的動作……您瞧,這世界上充滿了奇跡和未被發現的事實。我勸您別那么相信您的姑娘們。”
  “我馬上找她們問個明白!”羅怀疑他的姑娘中間有人出賣了他,這使他感到沉重和忿恨,同時也使他不安,還有這么個問題:為什么有人告訴了哈比希,而不向警察報告?不能想象托斯卡納酒吧內部會有人泄密。
  馮·格來欣請對方不要急于下結論:“哈比希也可能出于無關緊要的原因去了漢堡,要在那儿度假。”
  “為什么偏偏去漢堡?”
  “為什么不能?有人愿意去馬約卡島或特納里夫島,有人愿意去大都市。”
  “那他滿可以留在慕尼黑。”
  “呆在他那個人去樓空、不堪回首的家里?我要是他,我也會逃走,逃离寂寞,我們要設身處地想一想。”
  羅先生看來對心理分析不以為然,他說:“我們會日夜跟蹤哈比希。要是他真的找到烏麗克,我們會赶在他前頭下手。你放心了吧,馮·格來欣先生?”
  “我從來不會不放心,羅先生,我干嗎不放心?跟您相反,我說過了,我不認為烏麗克會出賣我們,她絕對不會!”
  “女人就像一朵花,花開花落要有時間的,您懂嗎?”
  “不懂。”
  “女人做決定要比男人花的時間更多,女人心里積累的東西也更多,往外傾吐的時候則一點不留。”馮·格來欣承認,羅說話很形象,有說服力。“我要等她全吐出來。”
  在圣誕節前一周,賴伯探長又做了一個關于“當前形勢”的報告。
  賴伯現在出了名了,他不遺余力地搜集資料來證明警察的工作受到阻礙,已是盡人皆知。警察總局、州刑偵局還是聯邦刑偵局的辦案業績有力地駁斥了种种沒有根据的指責,說什么德國警察是一幫半瞎的殘廢,是凶暴的打手,或一個總是走調的合唱團,各种媒体對德國警察的批評實在是到了不像話的地步,而正是它們對民眾的情緒和判斷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它們散布的歪曲性言論使警察的威信大大降低,以致在老百姓眼里警察只是些可笑的“壯漢”。
  賴伯搜集所有這些資料,目的是要編成一部言之有据的文件,以證明德國的司法工作,特別是法制,正處于危机之中。賴伯可以說是承擔了一項危險的任務。不光新聞界要向他扑來,還有政治家,主要是波恩的政治家也會不高興,并會記住賴伯這個名字,因為在一個民主國家,最招人恨的莫過于對一名選舉出來的民眾代表指出他的工作違反了人民的意志,可确實有不少政治家提出的決策和提案是愚蠢的。
  因此,每當賴伯邀請人們去听他的報告時,警察總局都很關切,賴伯說的許多情況是人所共知的,但他的提法和結論總是令人耳目一新,能夠引起人們的不滿和憤慨。听了報告以后人們會有足夠的談論話題,從心底深處痛罵當前的政府!
  這么做有道理嗎?
  每一個听了賴伯報告的人都能回答這個問題。
  沃特克把哈比希案件作為未了案件放到了一邊,對攝政王游泳池工作人員的詢問也沒有什么新的結果,他們雖然回憶起了那個女人,但沒有誰能提供詳細情況。而令沃特克惱火的是,所有的人都認為那張按照救生員普爾弗的描述所制成的模擬圖是對的。
  “對,她就是這個樣,沒錯!”
  沃特克向賴伯發牢騷說:“真沒想到,像我這樣的傻瓜也能當上警官!”
  接著他把檔案扔進了文件柜。
  當賴伯走上講台時,警察總局會議室里座無虛席。他看見了各個部門的頭面人物,州刑偵局局長,市警察總局局長,一些部里的局長,慕尼黑市市長,州議會議員。賴伯可以有的放矢,他很高興。除此之外,還有經濟界人士,各工會的書記,各党的代表,總而言之,各負責部門都來了人,只是他們之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責任。
  賴伯開始報告以前再次看了一遍會場,他想,我的報告將會像雞蛋大小的冰雹砸下來,你們縮起腦袋吧。
  “女士們,先生們!我今天給你們說說刑警工作當前的情況,首先我要說,情況很糟糕!請別害怕,你們將看到一些你們原本認為不可能的事實。先談談我們近年來最擔心的、也是我的工作直接面臨的問題,那就是形形色色的黑手党在德國的活動。最近我們還看到,越南的香煙黑手党如何威脅著柏林,他們通過最殘忍的凶殺——就是槍擊后頸——和別的黑手党幫派爭奪市場。這樣,柏林就成了新聞報道的焦點,然而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情況都跟柏林差不多,只是人們不說而已,為什么要這么諱莫如深呢?原來這涉及到令政治家們坐立不安卻又忌諱談論的外國人犯罪問題,或者用緩和的德國官腔來說:非德國人的犯罪問題。”
  賴伯這時看了看座中的政治家們,他們的表情不以為然,好像不是針對他們說的。
  “請允許我用具体數字來說明黑手党問題,黑手党,不論是干什么勾當的,正日益滲透著整個經濟生活。根据聯邦情報局的一份秘密報告,世界經濟已有一大部分被黑手党所控制。單單在俄羅斯,黑手党已控制了四千多家銀行和工厂。黑手党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億万利潤就在這些銀行里洗錢,根本不需要拿到瑞士和盧森堡去洗。大家也知道,俄羅斯黑手党已經向西班牙陽光海岸的項目投資了數十億馬克,他們通過假商號牢牢控制著度假村、夜總會、超級市場、公寓樓、旅館和野營地。這就是說,誰去陽光海岸晒太陽,誰就是向俄羅斯人付錢。意大利黑手党發現了東歐,他們在波蘭擁有旅館,參与工厂和賭場的股份,參加人口販賣、賣淫、生產毒品,在最近又參加生產搖頭丸!眼下我和我領導的那個科正在与此作斗爭,但成效不大,這以后我再向你們解釋。黑手党在前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也站住了腳,羅馬尼亞人還把他們的團伙發展到德國來。例如專搶加油站的團伙,殺人害命也在所不惜。据最近了解,最大的危險是黑手党和其他恐怖組織互相勾結。可以肯定,愛沙尼亞的黑手党向英國的愛爾蘭共和軍提供武器和恐怖活動器材。毒品市場的老巢哥倫比亞有好几個黑手党集團。秘魯的恐怖組織‘光輝道路’在生產和輸送毒品,我引用聯邦情報局報告里的一句話:‘有組織犯罪已經發展成為對全世界社會和經濟制度的一种應予重視的威脅。’你門也許會想,秘魯、哥倫比亞,這跟我們有何關系?那是美國人門口的事,應由美國人來對付。女士們,先生們!這樣推卸責任下去會要我們的命的!”
  賴伯拿出新的統計數字,喝了一口水,看了一眼沃特克。沃特克坐在頭一排最靠左邊,他握緊拳頭,好像在說:伙計,給他們几下子,使勁揍!讓這些坐享其成准備領養老金的家伙嘗嘗挨打屁股的滋味!肯定要給那些搞政治的膽小鬼几個耳光,可不知道他們過后听覺會變得更靈敏還是更遲鈍。
  賴伯繼續說:“我這儿有關于德國的黑手党統計數字,摘自聯邦刑偵局的一份報告。從1991年以來,黑手党團伙通過犯罪活動,在德國造成了105億馬克的損失,獲得了41億馬克的利潤!聯邦刑偵局說這是一种應認真對待的犯罪現象。說得好,這确實是一种嚴重的現象,可我們對此几乎是束手無策。我們再看一些數字:到今天為止,也就是接近年底的時候,我們根据787起案件對黑手党做了調查。結果表明,來自87個國家——請注意,87個國家——的7,922名作案嫌疑人犯下了52,181樁罪行。作案人有36.4%是德國人,14.6%是土耳其人,7.5%是前南斯拉夫人,5.7%是意大利人,5.7%是波蘭人。還沒有統計多少罪行是俄國和亞洲黑手党干的,因為我們還是兩眼一抹黑。這方面几乎從未得到過信息,所有的人都嚇得不敢說話,誰要是招供了,那么等待他的是什么就不用我說了。盡管如此,今年還是有128名棄暗投明的證人,警察給了他們新的身份和人身保護。只是由于他們的協助,我們才得以打開少數几扇門,要想派秘密偵察員打入亞洲人的圈子,那是几乎不可能的。除此以外,國際黑手党還給自己披上了難以看穿的偽裝,越來越多的罪行是通過正常的商號干的,例如餐館、公司、計算机營業部、房地產公司、廉价珠寶店、理發店,甚至面包房和蔬菜店,誰也弄不清。聯邦情報局有關人士說:‘合法的商業結构為非法的生意提供了理想的基礎。’女士們,先生們!我從你們的眼光里看到了你們的問題:那怎么辦?多年以來我也問我自己:怎么辦?用新聞媒体的話來說,警察是在打瞌睡。為什么?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警察老是背后挨人揍,我們警察成了國家的賤民,法律和規章捆住了我們的手腳,使我們無法采取強有力的打擊措施。那些政治家害怕世界上又有人說:看哪,德國是個警察國家!這樣,德國就成了有組織犯罪的樂園,我們在歹徒們的眼里成了笑料。”賴伯緩了一口气。“下面我再給你們舉一些例子,這些例子會引起各位對德國司法工作的效率表示怀疑,大部分國民已經在怀疑了。”
  會議室里出現了騷動,州議員們發出喃喃的抗議,刑警官員們發出贊同的噓聲,警察總局局長對自己這位勇敢的探長頻頻點頭,州刑偵局長滿意地靠在椅子背上,好像在說:這人真是在玩命……好樣的,伙計!就得這么指名道姓地說。明天報紙上一登,看波恩的那些老爺難受不難受。
  慕尼黑市的市長是所有在座人之中最了解民情的人,他不得不承認賴伯說得在理,盡管下面還要提到的某些事情可能對自己的党不利,例如電話監听,他的党就堅決反對,因為反對党就該提反對意見。
  賴伯繼續說:“有一個問題本來應該對公眾保密的,現在由聯邦刑偵局在一份內部材料中披露出來了,那就是德國官員犯罪這一可悲的事實,德國官員犯罪越來越多,据聯邦刑偵局統計,今年一共發生8,500起,比去年增加1,300起,犯罪行為包括:貪污、枉法、人身傷害、迫害無辜、持械搶劫——不久前一名搶劫加油站的人被認出來是名警察——尤其是破坏對黑手党罪行的偵緝。還有‘其他不法行為’計5,600起,比去年多一半,主要是逼供、偽證、腐化、泄露調查情況、阻撓懲處罪犯等。各位可能會說:這家伙在往自己臉上抹黑。不對!這些話非說不可,目的是要說明警察的處境,因為隊伍內部的犯罪往往使我們的工作更加困難。回過頭來說柏林吧,各位請別得意,一會儿我還要談慕尼黑的情況。在柏林有過這樣的事:‘羅馬尼亞’調查組對羅馬尼亞人團伙的巢穴——柏林市威丁區奧塔維大街上的一所房子——已經觀察了好几個星期。5月11日,星期六,下午4點30分,刑警的一個特別行動隊對該樓發起攻擊,隊員們裝備有防彈背心、鋼盔和沖鋒槍,沖上二樓,扔出手榴彈。受到突然襲擊的罪犯們無法拿起武器,但他們頑強抵抗,什么空手道、功夫、拳打腳踢都使上了。一名會空手道的彪形大漢好不容易被武力制服。整個過程歷時20分鐘,抓獲16名團伙成員,是所謂‘近衛隊’的隊員,警方通知了法院值班的主管拘捕的法官。由于那個大漢不斷掙扎,刑警隊員信花了20分鐘才把這些黑手党分子押送到了法院。特別行動隊的人要法官下拘捕令。可是居然沒有能下拘捕令的法官,因為那天是星期六,主管拘捕的法官不愿多等而准時下班了。結果是:沒有拘捕令就不能抓人,不得不釋放這些羅馬尼亞犯人!特別行動隊的一名隊員評論說:‘我有時候想,司法部門不是在幫助我們,而是在阻礙我們。’這話說得多苦啊!女士們,先生們!你們別把這件事看成是個別情況!德累斯頓的州法院曾審理過一起案子,一個家伙用棒球棍把兩名無辜的行人打得半死,沒有什么原因,就因為他喜歡打人。檢察官要求判三年徒刑,單是這點就有點可笑。在辯護發言以后到了午休時間。法官肚子餓了,宣布:‘午間休息!’,自己就走了出去,要求派兩名警察來看守這名被告,但是法院里找不出兩名警察,以致在法官享用午餐時被告處于無人看守的狀況,他便利用這机會不慌不忙地离開了法院,從而逃脫了估計要判三年的鐵窗生涯。最后只好缺席審判:三年半徒刑,現在德累斯頓的警察正在緝拿此人。這段故事不是可以編人某本‘笑話大全’嗎?”
  賴伯望了望沃特克,他的确笑了,而且笑得那么響,許多人都吃惊地看著他。警察總局局長直搖頭,好像是說:這种事在我們這儿不可能發生!賴伯臉上露出微笑,心想:親愛的局長先生,你等著,我還沒有講完呢。
  賴伯接著說:“還是柏林的事。這件案子其實應該歸檢察官辦的。在柏林的州法院,上午11點。站在法官面前的是一名哆哆嗦嗦的年輕越南女子,被告罪名是行竊。法官不斷問她后台老板是誰,因為人們知道這姑娘不過是奉命行竊而已,可是這越南女子不吭聲,到最后才結結巴巴地說:‘請你們別逼我,外面有個殺手在等我。’法官當即下令封鎖法院大樓,警察抓到一名越南男子,此人躲在一個角落里,褲腿里藏著一枝手槍。經過不斷審訊,在法院保證對他進行保護之后,他招供了。根据他的口供,‘越南’調查組的特別偵緝員沖進一所住宅,破獲了兩個窩藏點,抓獲了九名越南人,起獲了武器、手槍和兩支俄式沖鋒槍。人們斷定,他們就是用這些沖鋒槍在柏林的一座高層建筑里處死六名越南人的。偵緝人員和檢察官一致肯定:終于抓到了這個殺手團伙!經過好几小時的審訊,人們把凶殺嫌疑人帶到主管拘捕的法官面前,可那是一名年輕的試用法官,他怀疑事情并非這些被捕者所為,對他來說證据還不充分!檢察官、主要調查人和特別行動隊隊長試圖說服他,簡直是懇求他,再三地說:‘所有的人都跟5月10日的屠殺案有關!’可是怎么說也沒用,試用法官稱證据不足,拒絕對六名黑手党分子下拘捕令,只有三人因非法擁有武器而被拘留。警察不得不釋放其余六名歹徒!由于主要調查人的抗議和檢察院的投訴,三天以后另一名法官才下了拘捕令,可是歹徒們早已逃之夭夭。這就是說,柏林的偵緝人員又得從頭干起,面對這樣的司法狀況,我得問:我們還要不要費那工夫去緝拿罪犯?如果我們不得不奉命釋放殺人犯的話,警察豈不成了傀儡?這有多丟人!剛才說的事發生在5月,現在都12月底了,我還沒听說那個偏要准時下班的法官和那名試用法官受到什么追究,蒙著眼睛的司法女神真是兩眼一片漆黑!還是老百姓說得好,這叫做官官相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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