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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常常与哲學家們糾纏—個神秘的“眾劫回歸”觀：想想我們經歷過的事情吧，想想它們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無休無止地重演下去！這癲狂的幻念意味著什么？ 從反面說“永劫回歸”的幻念表明，曾經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樣沒有分量，也就永遠消失不复回歸了。無論它是否恐依，是否美麗，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麗都預先已經死去，沒有任何意義。它象十四世紀非洲部落之間的某次戰爭，某次未能改變世界命運的戰爭，哪伯有十万黑人在殘酷的磨難中滅絕，我們也無須對此過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紀的兩個非洲部密的戰爭一次又一次重演，戰爭本身會有所改變嗎？會的，它將變成一個永遠隆起的硬塊，再也無法歸复自己原有的虛空。 如果法國大革命永無休止地重演，法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對羅伯斯庇爾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為他們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歸，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過變成了文字、理論和研討而已，變得比鴻毛還輕，嚇不了誰。這個在歷史上只出現一次的羅伯斯庇爾与那個永劫回歸的羅伯斯庇爾絕不相同，后者還會砍下法蘭西万顆頭顱。 于是，讓我們承認吧，這种永劫回歸觀隱含有一种視角，它使我們所知的事物看起來是另一回事，看起來失去了事物瞬時性所帶來的緩解環境，而這种緩解環境能使我們難于定論。我們怎么能去譴責那些轉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們的太陽沉落了，人們只能憑借回想的依稀微光來辯釋一切，包括斷頭台。 不久前，我察覺自己体驗了一种极其難以置信的感覺。我翻閱一本關于希特勒的書，被他的一些照片所触動，從而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成長在戰爭中，好几位親人死于希特勒的集中營；我生命中這一段失落的時光已不复回歸了。但比較于我對這一段時光的回憶，他們的死算是怎么回事呢？ 對希特勒的仇恨終于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里，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如果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鐘都有無數次的重复，我們就會象耶穌釘于十字架，被釘死在永恒上。這個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歸的世界里，無法承受的責任重荷，沉沉壓著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這就是尼采說永劫回歸觀是最沉重的負擔的原因吧。 如果永劫回歸是最沉重的負擔，那么我們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輝煌的輕松，來与之抗衡。 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慘，而輕松便真的輝煌嗎？ 最沉重的負擔壓得我們崩塌了，沉沒了，將我們釘在地上。可是在每一個時代的愛情詩篇里，女人總渴望壓在男人的身軀之下。也許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种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征，負擔越沉，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和實在。 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气還輕，會高高地飛起，离別大地亦即离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 那么我們將選擇什么呢？沉重還是輕松？ 巴門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紀正是提出了這一問題。她看到世界分成對立的兩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溫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稱為積极的（光明；优雅，溫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极的。我們可以發現這种積极与消极的兩极區分實在幼稚簡單，至少有一點難以确定：哪一方是積极？沉重呢？還是輕松？ 巴門尼德回答：輕為積极，重為消极。 他對嗎？這是個疑問。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輕、重的對立最神秘，也最模棱兩難。 多少年來，我一直想著托馬斯，似乎只有憑借回想的折光，我才能看清他這個人。我看見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越過庭院的目光，落在對面的牆上。 他与特麗莎初識于三個星期前捷克的一個小鎮上，兩入呆在一起還不到一個鐘頭，她就陪他去了車站，一直等到他上火車；十天后她去看他，而且兩人當天便做愛。不料夜里她發起燒來，是流感，她在他的公寓里呆了十個星期。 他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愛，卻很不習慣。對他來說；她象個孩子；被人放在樹脂涂覆的草筐里順水漂來，而他在床榻之岸順手撈起了她。 她同他呆在一起直到康复；然后回她离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鎮子上去。現在我們回到了他生活中那個關鍵時刻，即我剛才談到的和看到的：他站在窗前，遙望著院子那邊的高牆陷入了沉思。 他應該把她叫回布拉格嗎？他害怕承擔責任。如果他請她來，她會來的，并奉獻她的一切。 抑或他應該制止自己對她的親近之情？那么她將呆在那鄉間餐館當女招待，而他將不再見到她。 他到底是要她來，還是不要？ 他看著庭院那邊的高牆，尋索答案。 他不斷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忘記了以前生活中任何人的她。她統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個被放在樹腊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順水漂來他的床榻之岸。她睡著了。他跪在她的床邊，見她燒得呼吸急促，徽微呻吟。他用臉貼往她的臉，輕聲安慰她，直到她睡著。一會儿，他覺得她呼吸正常了，臉龐無意識地輕輕起伏，間或触著他的臉。他聞到了她高熱散發的一种气息，吸著它，如同自己吞飲著對方身体的愛欲。剎那間，他又幻想著自己与她在一起已有漫漫歲月，而現在她正行將死去。他突然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能死在她之后，得躺在她身邊，与她一同赴死。他挨著她的頭，把臉埋在枕頭里過了許久。 現在他站在窗前，极力回想那一刻的情景。那不是因為愛情，又是因為什么呢？是愛嗎？那种想死在她身邊的情感顯然有些夸張：在這以前他僅僅見了她一面！那么，明明知道這种愛不甚适當，難道這只是一個歇斯底里的男人感到自欺之需而作出的偽舉嗎？他的無意識是如此懦弱，一個小小的玩笑就使他選擇了這樣一個毫無机緣的可怜的鄉間女招待，竟然作為他的最佳伴侶，進入了生活！ 他望著外面院子那邊的髒牆，知道自己無法回答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瘋，還是愛。 更使他悲傷的是，真正的男子漢通常能果敢行動的時刻，他總是猶豫不決，以至他經歷過的一個個美妙瞬間（比如說跪在她床上，想著不能讓她先死的瞬間），由此而喪失全部意義。 他生著自己的气，直到他弄明白自己的茫然無措其實也很自然。 他再也無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們既不能把它与我們以前的生活相此較，也無法使其完美之后再來度過。 与特麗莎結合或獨居，哪個更好呢？ 沒有比較的基點，因此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檢驗何种選擇更好。我們經歷著生活中突然臨頭的一切，毫無防備，就象演員進入初排。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練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這就是為什么生活總象一張草圖的原因。不，“草圖”還不是最确切的詞，因為草圖是某件事物的輪廓，是一幅圖畫的基礎，而我們所說的生活是一張沒有什么目的的草圖，最終也不會成為一幅圖畫。 “EinmaliStKeinmal”托馬斯自言自語。這句德國諺語說，只發生過一次的事就象壓根儿沒有發生過。如果生命屬于我們只有一次，我們當然也可以說根本沒有過生命。 可后來有二天在醫院里，托馬斯正在手術間休息，護士告訴他有電話。他斷到話筒里傳來特麗莎的聲音。電話是從車站打來的。他格外高興，不幸的是他那天夜里有事，要到第二天才能請她上他家去。放下電話，他便責備自己沒有叫她直接去他家，他畢竟有足夠的時間來取消自已原來的計划！他努力想象在他們見面前的三十六小時里特麗莎會在布拉格做些什么，然而來不及想清楚他便跳進汽車驅車上街去找她。第二天夜里，她來了，肩上挂著個提包：看來比以前更加优雅，腋下還夾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看來情緒不錯，甚至有點興高來烈；努力想使他相信她只是碰巧路過這，她來布拉格有點事，也許是找工作（她這一點講得很含糊）。 后來，他們裸著身子并排躺在床上時，他問她住在哪。天已晚了，他想用車送她回去。她有點不好意思；說她的行李箱還寄存在車站，她得去找一個旅館兩天前他還擔心，如果他請她來布拉格，她將奉獻一切。當她告訴他箱子存在車站時，他立刻意識到她的生活就留在那只箱子里，在她能夠奉獻之前，它會一直被存放在車站的。 他倆鑽入停放在房前的汽車，直奔車站。他領了箱子（那家伙又大又沉），帶著它和她回家。 兩個星期以來他總是猶豫；甚至未能說服自已去寄一張向她問好的明信片，而現在怎么會突然作出這個決定？他自己也暗暗吃惊。他在向自己的原則挑戰。十年前，与妻子离婚，他象別人慶賀訂婚一樣高興。他明白自已天生就不能与任何女人朝夕相處，是個十足的單身漢胚子。他要盡力為自已創造一种沒有任何女人提著箱子走進來的生活。那就是他的房里只有一張床的原因.盡管那張床很大，托馬斯還是告訴他的情人們，只要有外人在身邊他就不能入睡，半夜之后都得用車把她們送回去。自然，特麗莎第一次來的時候，并不是她的流感攪了他的睡眠。那一夜他睡在一張大圈椅上，其它几天則開車去醫院，他的辦公室里有一張病床。可這一次，他在她的身邊睡著了。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她還握住他的手睡著。真是難以相信，他們整夜都這樣手拉著手的嗎？ 她在熟睡中深深地呼吸，緊緊地攥緊著他的手（緊得他無法解脫）。笨重的箱子便立在床邊。他怕把她弄醒，忍著沒把手抽回來，小心翼翼地翻了一個身，以便好好地看她。他又一次感到特麗莎是個被放在樹脂涂覆的草籃里順水漂來的孩子。他怎么能讓這個裝著孩子的草籃順流漂向狂暴洶涌的江濤？如果法老的女儿沒有抓任那只載有小摩西逃离波浪的筐子，世上就不會有《舊約全書》，不會有我們今天所知的文明。多少古老的神話都始于營救一個棄儿的故事！如果波里布斯沒有收養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就寫不出他最美的悲劇了。 托馬斯當時還沒認識到，比喻是危臉的，比喻可不能拿來鬧著玩。一個比喻就能播下愛的种子。 他和他妻子共同生活不到兩年，生了一個孩子。离婚時法官把孩子判給了母親，并讓托馬斯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為撫養費，同意他隔一周看望一次孩子。 每次托馬斯去看孩子，孩子的母親總是以种种借口拒之于門外。他很快明白了，為了儿子的愛，他得賄賂母親。多送點昂貴的禮物，事情才可通融。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沒有一處不与那婆娘格格不入，試圖對孩子施加影響也不過是堂.吉訶德式的幻想。這當然使他泄气。又一個星期天，孩子的母親再次取消他對孩子的看望，托馬斯一時沖動就決定以后再也不去了。 為什么他對這個孩子比對其他孩子要有感情得多？他与他，除了那個不顧后果的夜晚之外沒有任何聯系。他一文不差地付給撫養費，但不愿有舔犢似的多情去与別人爭奪孩子。 不必說，沒人同情他，父母都惡狠狠地譴責他：如果托馬斯對自己的儿子不感興趣，他們也再不會對自己的儿子感興趣。他們极力表現自己与媳婦的友好關系，吹噓自己的模范姿態与正義感。 事實上，他很快使自己忘記了妻子、儿子以及父母。他們給他留下的唯一東西便是對婦女的恐懼。托馬斯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在渴望与害拍之間找到一种調和，便發明出一种所謂“性友誼”。他告訴情人們：唯一能使雙方快樂的關系与多愁善感無緣，雙方都不要對對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 為了确保“性友誼”不發展成為帶侵略性的愛，他与關系長久的情婦們見面，也講究輪換周期。他自認為這一套無懈可擊，曾在朋友中宣傳：“重要的是堅持三三原則。就是說，如果你一下子与某位女人連續三次幽會，以后就肯定告吹。要是你打算与某位女人的關系地久天長，那么你們的幽會，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 “三三原則”使托馬斯既能与一些女人私通，同時又与其他許多娘們儿繼續保持短時朗交往。他總是不被理解。對他最理解的算是畫家薩賓娜了。她說：“我喜歡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國里，你是個魔鬼。” 他需要為特麗莎在布拉格謀一工作時，正是轉求于這位薩賓娜。按照不成文的性友誼原則，薩賓娜答應盡力而為，而且不久也真的把特麗莎安插在一家周刊雜志社的暗室里。雖然新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但特麗莎的地位由女招待升為新聞界成員了。當薩賓娜把特麗莎向周刊雜志社的人一一介紹時，托馬斯知道，他從未有道比薩賓娜更好的情人。 不成文的性友誼合同，規定了托馬斯一生与愛情無涉。一旦他違反合同條款，地位下降的其他情人就會准備造反。 他根据條款精神為特麗莎以及她的大箱子租了一間房子。他希望能關照她，保護她，樂于她在身邊，但覺得沒有必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想讓特麗莎睡在他房里的話柄傳出去，一起過夜無疑是愛情之罪的事實。 他從不与其他人一起過夜。如果在情人家里，那太容易了；他愛什么時候走就走。她們在他家里則難辦些，他不得不解釋自己患有失眠症，与另一個人的親近會使他無法入睡，這并非全是謊言，只是他不敢告訴她們全都原因：做愛之后，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強烈愿望，愿一個人獨處。他厭惡半夜在一個陌生的身体旁醒來，討厭早上与一個外來人共同起床，不愿意別人偷听他在浴室里刷牙，也不愿意為了一頓早餐而任人擺布。 那就是他醒后發現特麗莎緊攝著他的手時如此吃惊的原因。他躺在那儿看著她，不能完全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想了想剛才几個小時內的一切，開始覺出某种從中隱隱透出來的莫名快意。 那以后，他們倆都盼著一起睡覺。我甚至要說，他們做愛遠遠不具有事后睡在一起時的愉悅。她尤為感奮，每次在租下的那間房子過夜（那房子很快成為托馬斯遮入耳目的幌子），都不能入睡；而只要在他的怀抱里，無論有多興奮，她都睡得著。他總是輕聲地順口編一些有關她的神話故事，或者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單調重复，卻甜蜜而滑稽，蒙蒙朧朧地把她帶入了夢鄉。他完全控制了她的睡眠：要她在哪一刻睡覺，她便開始打盹。 睡覺的時候，她象第一夜那樣抓著他，緊緊攥住他的手腕、手指或踝骨。如果他想翻身又不弄醒她，就得用點心思，對付她哪怕熟睡時也未松懈的戒備。他從對方手中把手指（或手腕之類）成功地輕輕抽出，再把一件東西塞進她手中（卷成一團的睡農角，一只拖鞋，一本書），以使她安宁。而她抓住這些東西也就象抓住了他身体的一部分，緊緊不放。 一次，她剛剛被哄入睡了，還沒有完全入夢，對他仍有所感覺。他說：“再見，我走了。”“去哪？”她迷迷糊糊地問。“別的地方。”他堅決地說。“那我跟你走。”她猛地坐在床上了。“不，你不能走，我得永遠离開這里。”他說著已走到前廳。她站起來，跟著出門，一直盯著他，短睡裙里是她赤裸的身子，臉上茫茫然沒有表情，行動卻堅決有力。他穿過門廳走進公用廳房，當著她的面關上了門。她呼地把門打開，還是繼續跟著。她在睡意中确信托馬斯的意思是要永遠离開她，她非攔住不可。終于，他下樓后在一層樓的拐彎處等她。她跟著下去，手拉手將他帶回床邊。 托馬斯得出結論：同女人做愛和同女人睡覺是兩种互不相關的感情，豈止不同，簡直對立。愛情不會使人產生性交的欲望（即對無數女人的激望），卻會引起同眠共寢的欲求（只限于對一個女人的欲求）。 半夜里，她開始在睡夢中呻吟。托馬斯叫醒她。她看見他的臉，恨恨地說：“走開！走開！”好一陣，她才給他講起自己的夢：他們倆与薩賓娜在一間大屋于里，房子中間有一張床，象劇院里的舞台。托馬斯与薩賓娜做愛，卻命令她站在角落里。那場景使特麗莎痛苦不堪，极盼望能用肉体之苦來取代心靈之苦。她用針刺入自己的片片指甲，“好痛哩！”她把手緊緊捏成拳頭，似乎真的受了傷。 他把她拉在怀里，她身体顫抖了許久許久，才在他怀里睡著。 第二天，托馬斯想著這個夢，記起了一樣東西。他打開拍屜取出一捆薩賓娜的來信，很快找到那一段：我想与你在我的畫室里做愛，那儿象一個圍滿了人群的舞台，觀眾們不許靠近我們，但他們不得不注視著我們…… 最糟糕的是那封信落有日期，是新近寫的，就在特麗莎搬到這里來以后沒多久。 “你搜查過我的信件？” 她沒有否認：“把我赶走吧！” 但他沒有把她赶走。她靠著薩賓娜畫室的牆用針刺手指尖的情景，出現在他的眼前。他捧著她的手，撫摸著，帶到唇前吻著，似乎那雙手還在滴血。 那以后，一切都象在暗暗与他作對，沒有一天她不對他的秘密生活有新的了解。開始他全部否定，后來證据太明顯了，他便爭辯，一夫多妻式的生活方式絲毫也沒有使他托馬斯背棄對她的愛。他前后矛盾，先是否認不忠，接著又努力為不忠之舉辯護。 有一次，他在電話里剛与一個女人約好時間后道別，隔壁房里傳來一种奇怪的聲音，象牙齒打顫。 他不知道，她已意外地回家來了，正把什么藥水往喉管里倒下去。手抖得厲害，玻璃瓶碰擊著牙齒。 他沖過去，象要把即將淹死的她救出來。瓶子掉下去，藥濺在地毯上。她死死反抗著，他不得不象對付瘋子般地按住她約一刻鐘之久，再安撫她。 他知道自己處于無法辯解的境地，這樣做是完全不平等的。 特麗莎還沒有發現薩賓娜的信以前，有天晚上他們与几個朋友去酒吧慶賀特麗莎獲得新的工作。她已經在雜志社里由暗房技工提升為攝影師。托馬斯很少跳舞，因此他的一位年輕同事便替他陪特麗莎。他們在舞池里真是絕妙的一對。托馬斯惊訝地看著特麗莎，兩人每一瞬間的動作都极其精确而默契，還發現她比平時漂亮得多。這次跳舞看來是對他的宣告：她的忠誠，她希望滿足他每一欲求的熱烈愿望，并不是非屬于他一個人不可。如果她沒有遇見托馬斯，她隨時都准備響應任何她可能遇見的男人的召喚。他不難把特麗莎与他的年輕同事想象成情人，很容易進入這种傷害自己的想象。他認識到特麗莎的身体完全可以与任何男性身体交合，這想法使他心境糟糕透頂。那天深夜回家后，他向她承認了自己的嫉妒。 這种荒誕的、僅僅建立在一种假想上的嫉妒，證明他視她的忠誠為彼此交情的必要條件。那么，他又怎么能去抱怨她對自己真正的情人有所嫉妒呢？ 這天，她努力去相信托馬斯的話（盡管只是半信半疑），努力使自己和平常一樣快活。可白天平复了的妒意在她的睡夢中卻爆發得更加厲害，而且夢的終結都是慟哭。他只能一聲不吭地把她弄醒。 她的夢，重現如音樂主題，舞蹈重复動作，或電視連續劇。比如，她一次又一次夢見貓儿跳到她臉上，抓她的面皮。此中的含義我們不難譯解：在捷克土語中，“貓”這個宇就意味著漂亮女人。特麗莎看見女人，不，所有的女人都在威脅自己，她們都是托馬斯潛在的情婦，她害怕她們每個人。 在另一輪夢里，她總是被推向死亡。一次，她在死亡的暗夜里嚇得尖叫起來，被他晚醒，便給他講了這個夢：“有一個很大的室內游泳池，我們有大約二十個人，都是女人，都光著身子，被逼迫著繞池行走。房頂上接著一個籃子，里面站著個男人，戴了頂寬邊帽子，遮著臉。我可看清了，那就是你。你不停地指手划腳，沖著我們叫。我們邊走還得邊唱歌，邊唱還得邊下跪。要是有誰跪得不好，你就用手槍朝她射擊。她就會倒在水里死去。這樣，大家只得唱得更響也笑得更響。你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們，一發現岔子就開槍。池里漂滿了死人。我知道我再也沒有力气下跪了，這一次，你就會向我開槍了！” 在第三輪夢中，她死了。 她躺在一個象家具搬運車一般大的靈柩車里，身邊都是死了的女人。她們人太多，使得車后門都無法關上，几條腿懸在車外。 “我沒有死！”特麗莎叫道“我還有感覺！” “我們也有。”那些死人笑了。 她們笑著，使特麗莎想起了一些活人的笑。那些活著的女人過去常常告訴她，她總有一天也會牙齒脫落，卵巢萎縮，臉生皺紋，這是完全正常的，她們早已這樣啦。正是以這种開心的大笑，她們對她說，她死了，千真万确。 突然她感到內急，叫道：“你看，我要撤尿了，這證明我沒死！” 可她們只是又笑開來：“要撤尿也完全正常！”她們說：“好久好久，你還會有這种感覺的。砍掉了手臂的人，也會總覺得手臂還在那里哩。我們實在已沒有一滴尿了，可總會覺得要撤。” 特麗莎在床上靠著托馬斯縮成一團：“她們用那种神气跟我說話，象老朋友，象永遠是我的熟人。一想到永遠和她們呆在一起，我就害怕。” 所有從拉丁文派生出來的語言里，“同情”一詞，都是由一個意為“共同”的前綴（Com）和一個意為“苦難”的詞根（pasSio）結合組成（共——苦）。而在其它語言中，象捷文、波蘭文、德文与瑞典文中，這個詞是由一個相類似的前綴和一個意為“感情”的詞根組合而成（同——感）。比如捷文，son—cit；波蘭文，wSp'ox—Czucies德文，mit—gefUhI；瑞典文，med。 從拉丁文派生的“同情（共——苦）”一詞的意思是，我們不能看到別人受難而無動于衷；或者我們要給那些受難的人以安慰。另一個近似的詞是“可怜”（法文，pitiez意大利文，等等），意味著對受苦難者的一种恩賜態度。“可怜一個女人”，意味著我們比她优越，所以我們要降低自己的身分俯就于她。這就是為什么“同情（共——苦）”這個詞總是引起怀疑，它表明其對象是低一等的人，這是一种与愛情不甚相干的二流感情。出于這种同情去愛一個人，意昧著不是真正的愛。 而在那些同詞根“感情”而非“苦難”組成“同情”一詞的語言中，這個詞也有近似的用法，但很難說這詞表明一种坏或低一級的感情。詞源學給這個詞暗示了另一种解釋，給了它更廣泛的含義：有同情心（同——感），意思就是不僅僅能与苦難的人生活在一起，還要去体會他的任何情感——歡樂，焦急，幸福，痛楚。于是乎這种同情表明了一种最強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靈感應力，在感情的等級上，它至高無上。 在特麗莎向托馬斯道出自己針刺手指的夢的同時，她不甚理智地暴露了自己曾搜過對方的抽屜。如果特麗莎是另外一個女人，托馬斯再也不會与她說話了。特麗莎明白這一點，說：“把我赶走吧！”与之相反，他抓住了她的手，吻她的指尖。因為那一刻他自己也感到指尖痛，如同她的指尖神經直接連通著他的大腦。 隱私是神圣的，裝有個人信件的抽屜是不能被打開的。任何不曾得助于同情（同——感）魔力的人，都會冷冷地責備特麗莎的行為。可是，同情是托馬斯的命運（或禍根），他覺出自己跪在打開的抽屜前，無法使自己的眼光從薩賓娜的信上移開。他理解特麗莎了，不僅僅是他不能對特麗莎發火，而且更加愛她。 她的儀態越來越惶亂不宁。自從她發現他的不忠以后又過了兩年，情況越來越糟，毫無出路。 他真的不能拋棄他的性友誼嗎？他能夠，可那會使他內心分裂，他無力控制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也看不出有這种必要。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戰績并沒有威脅特麗莎，那么為什么要斷絕這种友誼呢？在他眼里，這与克制自己不去踢足球差不多。 可這事儿仍算一件樂事嗎？他去与別的娘們儿幽會，總是發現對方索然寡味，決意再不見她。眼前老浮現出特麗莎的形象，唯一能使自己忘掉她的辦法就是很快使自己喝醉。自他遇見特麗莎以來，他不喝醉就無法同其他女人做愛！可他呼出的酒气對特麗莎來說又是他不忠的确證。 他陷入了一個怪圈：去見情婦吧，覺得她們乏味；一天沒見，又回頭急急地打電話与她們聯系。 給她最多舒坦的還是薩賓娜。他知道她為人謹慎，不會把他們的幽會向外泄露。她的畫室迎接著他，如一件珍貴的舊物，使他聯想起過去悠哉游哉的單身漢日子。 也許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有了多大的變化：現在，他害怕回家太遲，因為特麗莎在等她。這一天，他与薩賓娜交合，薩賓娜注意到他瞥了一下手表，想盡快了事。 她裸著身子，懶懶地走過畫室，在畫架上一幅沒畫完的畫前停了下來，斜著眼看他穿衣服。 他穿戴完畢只剩下一只光光的腳，環顧周圍，又四肢落地鑽到桌子下去繼續尋找。 “看來，你都變成我所有作品的主題了，”她說：“兩個世界的拼合，雙重暴光。真難相信，穿過浪子托馬斯的形体，居然有浪漫情人的面孔。或者這樣說吧，從一個老想著特麗莎的特里斯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美麗的世界，被浪子販賣了的世界。” 托馬斯直起腰來，迷惑不解地听著薩賓娜的話。 “你在找什么？”她說。 “一只襪子。” 她和他一起把房子找了個遍，他又一次爬到桌子下面去。 “你的襪子哪儿也找不到了，”薩賓娜說，“你一定來的時候就沒有穿。” “怎么能不穿襪子來？”托馬斯叫道，看看手表，“我會穿著一只襪子到這里來嗎？你說？” “沒錯，你近來一直丟三拉四的，總是急匆匆要去什么地方，總是看手表。要是你忘了穿一只襪子什么的，我一點几也不惊訝。” 他把赤腳往鞋里套，薩賓娜又說：“外邊涼著哩，我借你一只襪子吧。” 她遞給他一只白色的時鬃寬口長襪。 他完全知道，對方瞥見了自已做愛時的看表動作，一定是她把襪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報复。外面的确很冷，他別無選擇，只得接受她的賜予，就這樣回家去，一只腳穿著短襪，另一只腳套著那只寬口的長襪，襪口直卷到腳踝。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們眼中，他對特麗莎的愛使他蒙受惡名，而在特麗莎眼中，他与那些情人們的風流韻事，使他蒙受恥辱。 為了減輕特麗莎的痛苦，他娶了她，還送給她一只小狗（他們終于退掉了她那間經常空著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條圣伯納德种狗生的，公狗則是鄰居的一條德國种牧羊狗。沒有人要這些雜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殺掉它們。 托馬斯看著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話，它們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個共和國的總統站在四個死囚面前，僅有權利赦免其中一個。最后，他選了一條母狗。狗的体形如德國牧羊公狗，頭則屬于它的圣伯納德母親。他把它帶回家交給特麗莎，她把它抱起來貼在胸前，那狗當即撤了她一身尿。 隨后，他們設法給它取個名字。托馬斯要讓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麗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來時腋下夾著那本書，建議讓狗名叫“托爾斯秦”。 “它不能叫托爾斯泰，”特麗莎說，“它是個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樣？”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馬斯說，“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臉，它太象卡列宁，對，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經常想象中的樣子。” “叫卡列宁不會影響她的性机能嗎？” “完全可能，”托馬斯說，“一條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們叫得多了，可能會發展同性戀趨向。” 太奇怪了，托馬斯的話果然言中。雖然母狗們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決心与特麗莎相好。托馬斯為此而感謝它，總是敲敲那小狗的頭：“干得好，卡列宁！我當初要你就為了這個。我不能安頓好她，你可一定得幫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幫助，托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是几年之后，大約在俄國坦克攻占他的祖國后的第十天。這是1968中8月，托馬斯接到白天從蘇黎世一所醫院打來的電話。對方是一位院長，一位內科大夫，在一次國際性的會議上曾与托馬斯結下了友誼。他為托馬斯擔心，堅持讓他去那儿工作。 因為特麗莎的緣故，托馬斯想也沒想便謝絕了瑞士那位院長的邀請。他估計她不會愿意离開這儿。在占領的頭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類似快樂的狀態之中，帶著照相机在街上轉游，然后把一些膠卷交給外國記者們，事實上是記者們搶著要。有一次，她做得太過火，竟然給一位俄國軍官來了一個近鏡頭：沖著一群老百姓舉起左輪手槍。她被捕了，在占領軍指揮部里過了一夜。他們還威脅著要槍斃她。可他們剛一放走她，她又帶著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為如此，占領后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惊訝。當時她說：“你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為什么要去？” “他們會給你吃苦頭的。” “他們會給每個人吃苦頭，”托馬斯揮了揮手。“你呢？你能住在國外嗎？” “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國，這會儿說到离開，又這樣無所謂？” “現在杜布切克回來了，情況變了。”特麗莎說。 這倒是真的：她的興奮感只延續了一個星期，那時國家的頭面人物象罪犯一樣被俄國軍隊帶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儿，人人都為他們的性命擔心。對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鎮上貼滿了成千上万的大宇報，有諷刺小品，格言，詩歌，以及畫片，都沖著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們而來。把他們嘲弄成馬戲團的無知小丑。可是沒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時，俄國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簽定了妥協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們回到布拉格。他在電台作了演說。六天的監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簡直說不出話來，結結巴巴，不時喘气，講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時長達三十秒鐘。 這個妥協使國家幸免了最糟的結果：即人人懼怕的死刑和大規模地流放西伯利亞。可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個國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來日方長，它將永遠結結巴巴，苟延殘喘，如亞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歡完了，接下來是日复一日的恥辱。 特麗莎向托馬斯解釋了這一切。他知道，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個原因，亦即她要离開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從未真正感受過快樂。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攝侵略軍的照片，面對种种危險，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時刻。只有在這樣的時間里，她才享受了少許几個歡樂的夜晚，夢中的電視連續劇才得以中斷。俄國人用坦克給她帶來了心理平衡。可現在，狂歡過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經明白，只有在某些條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強健和充實。她期望浪跡天涯，到別的地方尋找這一些條件。 “薩賓娜已經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馬斯問。 “日內瓦不是蘇黎世，”特麗莎說，“她在那儿，困難會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個渴望离開熱土舊地的人是一個不幸的人。因此托馬斯同意了特麗莎移居的要求，就象被告接受了判決。一天，他和特麗莎，還有卡列宁，發現他們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他為空空的公寓買了一張床（他還沒有錢添置其它），并以一個四十歲男人的狂熱，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開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個電話到日內瓦。俄國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舉辦了薩賓娜的作品展覽。她在日內瓦的贊助人出于對她弱小祖國的同情，買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虧了俄國人，我才成了闊太太。”她說著，在電話里笑起來。她請托馬斯去看她的新畫室，并向他保證，這間畫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間差別不大。 他不是僅僅因為高興過分而不能去見她，而是在特麗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是，薩賓娜到蘇黎世來了，使在旅館里，托馬斯下班后去見她。他先從旅客登記處給她打電話，然后上樓。她開門時，頭上戴著一頂黑色圓頂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褲和乳罩以外什么也沒穿，露出了美麗的長腿。腦站在那儿凝視著他，不動，也無任何言語。托馬斯也一樣。突然，他意識到自己深深地震動了，從她頭上取下禮帽放在旁邊的桌子上。他們一聲不響地開始做愛。 從旅館里回家來（現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發与地毯），他高興地想到，他肩負這种生活就象蝸牛肩負著自己的房子。特麗莎与薩賓娜代表著他生活的兩极，互相排斥不可調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實是，如果他每到一處都帶著這樣的生命支撐体系，象帶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么這意昧著特麗莎還得繼續她的噩夢。 他們在蘇黎世住了六、七個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發現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說，她已去了布拉格，說她离去是因為缺乏僑居國外的力量。她知道她應該盡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原來一直傻里傻气地以為國外的生活會改變她，以為經歷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會長大，長得聰明而強壯，但她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負擔，不愿意繼續成為負擔。趁眼下還來得及，她得作出這個必要的決定。她還向托馬斯道歉，說她帶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藥，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沒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慮眼下的形勢：他的祖國已同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斷了往來。電話和電報是找她不回來的。當局也絕不會讓她今后出國旅行。与她的分离看來已成定局。 意識到自己完全無能之后，他象挨了當頭一棒，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鎮靜。沒有人逼他作出結論。他也無須看著院子那邊的牆發呆，無須苦苦思慮于她的去留。特麗莎自己已決定了一切。 他到餐館里吃了午飯，沉郁沮喪。可他吃著吃著，絕望的情緒漸漸消解，沒有那么厲害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种憂郁。回想起与她一起生活的歲月，他覺得他們的故事不會有更好的結局。如果是別人來构設這個故事，他也不能不這樣來結束。 一天，特麗莎未經邀請來到了他身邊，一天，她又同樣地离他而去。她帶著沉重的箱子前來，又帶著沉重的箱子离別。 他付了賬，离開餐館開始逛街。他心中的憂郁變得越來越美麗。他和特麗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現在他認識到了，對這些歲月的回憶遠比它們本身更有魅力。 他對特麗莎的愛是美麗的，但也是令人厭倦的；他總是向她瞞著什么，哄勸，掩飾，講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靜，向她表白感情，說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夢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責，他辯解，他道歉……好，這一切令人厭倦的東西現在終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發現他獨自在蘇黎世的街上溜達，呼吸著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個角落里都隱伏著新的風險，未來將又是一個謎。他又在回歸單身漢的生活，回到他曾認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過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監視。如果能夠，她也許還會把鐵球穿在他的腳踝上。突然間，他的腳步輕去許多，他飛起來了，來到了巴門尼德神奇的領地：他正亭受著甜美的生命之輕。 （他想給日內瓦的薩賓娜打電話嗎？或者想与他在蘇黎世几個月內遇到的其他女人打電話聯系嗎？不，一點儿也不。也許他感到，任何女人都會使他痛苦不堪地回憶起特麗莎。） 奇异而憂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續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變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麗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寫告別信；感到她的手在顫抖；看見她一只手提著重箱子，另一只手引著卡列宁的皮帶。他想象她打開他們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門時怎樣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來的滿房棄物的气息。 兩天美好而憂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靈感應的禍根子）度假閒置，如同一個煤礦上緊張勞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為星期一的上班積蓄气力。 他給病人診治，卻總在病人身上看見特麗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對自己說，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實她的出走和我們不再相見，這都很好，盡管我想擺脫的不是特麗莎面是那种病——同情。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輕托他浮出了未來的深處。到星期一，他卻被從未体驗過的重負所擊倒，連俄國坦克數吨鋼鐵也無法与之相比。沒有什么比同情更為沉重了。一個人的痛苦遠不及對痛苦的同情那樣沉重，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他們的想象會強化痛苦，他們百次重复回蕩的想象更使痛苦無邊無涯。 他不斷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則俯首恭听，似乎自覺罪過。但同情心知道這只是他的自以為是，還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陣地，終于，在特麗莎离別后的第五天，托馬斯告訴院長（俄國入侵后曾打電話給他的那位），他得馬上回去。他有點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對院長來說太唐突，也沒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訴他特麗莎的事以及她留給他的信，可最終沒說出口。在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麗莎的走只能是發瘋或者邪惡。而托馬斯不允許任何人有任何机會視她為病人。 事實上，院長生气了。 托馬斯聳聳肩說：“ESmSSSein，Esmussein．” 這是引用了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樂章的主題： 為了使這些句子清楚無誤，貝多芬用一個詞組介紹了這一樂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譯為“難下的決心”。 對貝多芬這一主題的引用，的确是托馬斯轉向特麗莎的第一步，因為是她曾經讓他去買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鳴曲的磁帶。 出他所料，引用貝多芬的這一主題對那位瑞士大夫相當合适。對方是個音樂迷，他平靜地笑著用貝多芬的曲調問道：“Mussessen？” 托馬斯再一次說：cJaesmusssein！ 与巴門尼德不一樣，貝多芬顯然視沉重為一种積极的東西。既然德語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難”，又是“沉重”，貝多芬“難下的決心”也可以解釋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決心”。這种有分量的決心与他的“命運”交響樂曲主題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价值，這三個概念連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這是貝多芬的音樂所孕育出來的一种信念。盡管我們不能忽略這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這种信念應更多地歸功于貝多芬作品的注釋者們，而不是貝多芬本人。我們也或多或少地贊同：我們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頂天一樣地承受著命運，才會有人的偉大。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頂起形而上重負的人。 托馬斯臨近瑞士邊境。我想象這是一個神情憂郁、頭發蓬亂的貝多芬，在親自指揮鄉間消防人員管樂隊，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別進行曲。 他越過捷克邊境，迎接他的是一隊隊俄國坦克。他不得不停車半小時等他們先過。一個可怕的士兵，穿著裝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揮著車輛，似乎這個國家的每一條路都屬他管，屬于他一個人。 “非如此不可！”托馬斯心里重复著，但接著又開始怀疑起來，真的必須這樣嗎？ 是的，他實在受不了自個儿呆在蘇黎世卻想象著特麗莎一個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個一生嗎？或者一年？一個月？僅僅一個星期？ 他怎么會知道？他怎么能估計到？ 任何一個學生都能在物理實驗室里驗證各种科學假設，可一個男子漢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夠用實驗來測定他是否應當服從“感情（同——感）”。 他就帶著這些想法打開了他的家門。卡列宁一下跳到他身上，舔他的臉以示歡迎。而他想投進特麗莎怀中的欲望（他在蘇黎世上車時還想著的），頓時煙消云散。他覺得自己与她象是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面對面站著，兩個人都冷得直哆嗦。 從占領一開始，俄國的軍用飛机便成天在布拉格上空盤旋，托馬斯极不習慣這种噪音，無法入睡。 他在微微入睡的特麗莎身邊翻來复去，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閒聊中她告訴他的一件事來。他們談起她的朋友Z，當時她宣布：“如果我沒遇到你的話，我一定會愛上他。” 即使在那時，她的話都使他落人一种莫名的憂傷。而現在，他認識到特麗莎愛上他面不是他的朋友Z，只不過是机緣罷了。除了她与托馬斯圓滿的愛以外，很可能，還有著若干她与其他男人的不圓滿的愛。 我們都絕難接受這种觀點：我們生活中的愛情是一种輕飄失重的東西，假定我們的愛情只能如此，那么沒有它的話我們的生活也將不复如此。我們感到貝多芬，那陰郁和令人敬畏的音樂家在向我們偉大的愛情演奏著：“非如此不可！” 托馬斯常常想起特麗莎對朋友Z的評价，然后得出結論：自己的愛情故事并不說明“非如此不可”，而是“別樣也行”。 七年前，特麗莎家鄉的醫院碰巧發現一例复雜綜合性神經病。他們請了托馬斯所在的布拉格醫院的主治大夫去會診，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經痛，行動不便，于是派托馬斯去代替他。這個鎮子有几個旅館，托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麗莎工作的旅館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夠的時間閒呆在旅館餐廳里。其時特麗莎碰巧當班，又碰巧為托馬斯服務。正是這六個碰巧的机會把托馬斯推向了特麗莎，似乎并不是他自己決定与她結合。 他回布拉格是因為她。如此事關命運的重大決定僅僅系于如此偶然的愛情，而這一愛情如果不是七年前主治大夫坐骨神經痛的話，也就不存在。那個女人，那個絕對偶然性的化身又躺在他身邊了，深深地呼吸著。 夜已深了，如他每次感到精神沉郁時那樣，他的胃就跟著開始搗亂。 有那么一兩次，她的呼吸變成了沉沉的鼾聲。托馬斯除了胃的壓迫感与歸來后的失望感以外，覺不出一點儿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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