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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的戰壕里，A 處二科是軍情五處的前沿陣地，溫特博恩和我則是突擊隊員。溫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戰友。他在加入軍情五處之前，曾在陸軍服過役，到過中國、日本、錫蘭和緬甸。會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和日語。他曾經想當陸軍元帥，可是沒有成功。他擬定的行動計划總是經過周密推敲的，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盡管往往很复雜，但總是貫徹執行著軍事上的精确性。然而，他并不是一個沒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參加行動的目的不僅為了收集情報，而且為了從中獲得一點樂趣。我們的确獲得了樂趣。在五年的時間里，我們奉國家之命所進行的竊听和盜竊活動遍及整個倫敦，而白廳里那些自命不凡、頭戴禮帽的官員對此卻佯裝不知。 溫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對默契的搭檔。我們都堅信，軍情五處的每一個環節几乎都迫切需要現代化，特別是在技術領域。我著重于出主意，他則幫助我從建議中剔除那些不切實際之處，選出那些合理的意見，并策划如何使它們付諸實施。 我第一次和溫特博恩搭檔時，他正為A 處二科剛剛完成的任務而沾沾自喜。這個任務的代號是“党務行動”。這是一個典型的溫特博恩式的行動——徹底性与好運气的完美結合。F 處四科的一個反間諜專家從英國共產党內部了解到，全体秘密党員的檔案都存放在一個住在梅費爾的富有党員的公寓里。于是A 處二科奉命制定一個行動計划，潛入該公寓里去复制檔案。 公寓被進行了嚴密的監視，包括目測、竊听電話和截查信件。不久，軍情五處碰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運气：公寓里的主婦打電話給她正在上班的丈夫，說她要出去一個小時。她告訴他，她把鑰匙放在草墊下面。萊肯菲爾德大樓監听到這只電話后不到二十分鐘，我們就出現在公寓周圍，用塑膠印制了這把鑰匙的模型。 我們趁公寓的主人周末到湖濱區度假時，作了細致的安排。溫特博恩派了一隊監視員去監視公寓的主人，以防他們決定提前回來。我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設置了許多腳踏式微型膠卷照相机，准備翻拍檔案。A 處二科的一隊工作組開進了公寓，撬開了裝有党員檔案的文件柜的鎖。每個柜子的所有抽屜裝著的東西都用波拉羅依德照相机拍了照片。每份檔案都是小心翼翼地被取出并在公寓里就進行了編號，以便用后放回原處。然后檔案被成捆地載到萊肯菲爾德大樓，按著先后順序進行复制。總計起來，那個周末共复制了五万五千多份檔案，從而得到了价值連城的關于英國共產党的一大堆情報。 “党務行動”使軍情五處全部掌握了英國共產党的組織情況。每份檔案里都有一張聲明，由申請人親筆書寫，說明自己為什么希望入党。此外，還有完整的個人詳細情況，包括入党時的詳細環境條件、為党所做的工作，以及党組織的聯系人。“党務行動”所搜獲的材料里還有美國共產党秘密党員的檔案。他們當中有些人希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則是因為党要他們這樣做。這些秘密党員大部分和三十年代的秘密党員不是同時代的人。三十年代時的秘密党員后來多數加入了間諜的行列，而新一代的秘密党員主要來自工党、工會運動、民政机關或其他政府部門。由于艾德禮政府實行了新的審查制度，這些党員只得轉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几年里，英國共產党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會運動的擁護，其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戰爭時期与蘇聯是盟國。英國共產党在勞資糾紛中日益活躍，使艾德禮首相的后几年過得惊恐万狀。四十年代末，軍情五處開始集中优勢來監視和削弱英國共產党在工會運動中的活動。一九五五年進行“党務行動”時，英國共產党的每一級組織几乎都受到了技術監視或密探的滲透。軍情五處把英國共產党的核心的党務材料搞到手，最終證明了它在戰后控制局面的能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入侵匈牙利后不到一年，英國共產党的威信便開始接連下降。 軍情五處獲得這批党務材料之后，英國共產党再也無法對國家的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了。從那以后，軍情五處可以找到每個仍在進行活動的党員，尤其是那些秘密党員，并監視他們的活動，嚴防他們獲取机密材料。党務材料全都存放在“Y 箱”里，一直很有用。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英國共產党后來開始抗議，說它已經取消了秘密党員的制度，現在只是一個公開的政党了。 我開始參加對付英國共產党的行動是在五十年代末。溫特博恩和我在英國共產党設在國王街的總部里另外裝了一部電話。英國共產党知道它的建筑常常受到技術監視，因此不斷變換重要會議的會址。國王街總部有一名情報人員，他向他的F 處四科的上級報告，說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地點已遷往房子盡頭的一個小會議室。這個小會議室沒有窗子，我們還從那個情報人員那里了解到，會議室里也沒有電話机。這就使我們無法用特殊裝置來進行竊听。到了六十年代，我們才弄明白為什么這個會議室里沒有電話。在國王街剛剛安裝上特殊裝置后，安東尼·布倫特就把這件事泄漏給了俄國人，這是他最早向俄國人泄密的几起事件之一。俄國人又轉告了英國共產党，讓他們撤掉所有机密場所的電話，可是英國共產党并不完全相信這一點，他們只有在最高机密的事情上才采取防范。 溫特博恩和我乘坐我的車子來到國王街，坐在外面研究那房子的外牆，設法找出竊听那間會議室的最好辦法。臨街的那面牆的左下方有一個舊煤槽，已有多年棄置不用了。仿佛這個煤槽為我們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們向那個情報人員打听這個煤槽通往什么地方，他說是直通會議室的。我向溫特博恩建議，我們可制作一扇假門，要和現在煤槽上的那扇門一模一樣，把假門放在原來的那扇門上，兩個門之間安放一只無線電話筒，通過鑰匙孔來傳送聲 溫特博恩立即作了安排。他首先設計了一扇新門，上面裝有彈簧扣，可以扣在煤槽上。原來的舊門是深褐色的，在風雨的磨損下已經不成樣子了，新門顯然也得漆上同樣的顏色。于是我們与加斯頓的建筑研究站取得了聯系。有一天晚上，我們隨便走過那地方時，溫特博恩用改錐刮下了一點油漆。然后把它作為樣品送到建筑研究站進行鑒定。鑒定之后，他們給我們弄到了一些同樣的油漆。我們用一支噴槍和一桶水，成功地把新門漆成經過風雨剝蝕的效果。我負責在門上安裝無線電話筒。我把一根小的塑料導音管的一頭接在門的鑰匙孔上，另一頭接在話筒上。其余的空間放滿了電池，這樣能使話筒連續工作六個月。國王街盡頭有一間電話間，接收机就隱藏在里面。幸好電話間的位置正好在話筒的發射距离之內，這樣電話線就能把信號傳回到萊肯菲爾德大樓第八樓。 這次行動最冒風險的工作是把假門裝到國王街的煤槽上。這項工作將在英國共產党大樓的視線范圍里進行，他們對任何可疑行動都時刻保持著警惕。溫特博恩搞了一個典型的复雜的計划。他決定在星期六深夜里安裝，因為那時正是戲院散場的時候，整個皇家歌劇院的街頭都會擠得水泄不通。他把A 處二科和F 處四科所有能來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妻子都動員起來，讓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從四面八方擁向國王街。溫特博恩為我們做了仔細的安排，要我們分兩批到達，假裝喝得酩酊大醉。我們在人行道上會合，互相打著招呼。溫特博恩躲在人群后面，跪在地上，用手鑽在煤槽的牆上鑽了四個小孔，用來裝那扇假門上的彈簧扣。為了避免露出痕跡，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來的磚灰。不到一分鐘，我們吵吵鬧鬧的社交聲開始遠去，可溫特博恩有鋼鐵般的意志，耐心地鑽完了孔，從大衣里拿出假門，把它裝在應裝的位置上。 這次行動的代號是“夾針”，按照計划圓滿地完成了。几個月來，軍情五處听到了英國共產党的每一次重要的會議。可是最后話筒還是被發現了。一位英國共產党負責人在收听無線電時忽然轉到我們的頻率上，顫噪聲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么裝置存在。英國共產党把整個大樓翻遍了，以便找到竊听裝置。幸虧當時溫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親戚去了，溫特博恩就住在萊肯菲爾德大樓頂層的套間里。話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門，像繳獲戰利品一樣把它拿回了辦公室。 溫特博恩和我干過的最大的一次話筒竊听行動是在蘭開斯特大樓。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國殖民地會議都是在這座富麗堂皇的大廈里舉行的。麥克米倫當了首相以后，殖民地事務變化的步伐更加明顯了。軍情五處主要負責所有的英國屬地和帝國本身的安全以及情報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獨立的談判中，軍情五處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壓力，政府要求他們提供情報分析。用小打小鬧的方式顯然不可能有效地竊听蘭開斯特大樓。哪些房間要使用，我們無從弄清，這給我們情報的收集工作帶來了困難。溫特博恩和我建議五處在整個大樓里安裝一個綜合話筒系統，隨時都可以根据需要來使用。殖民地事務部欣然同意了我們的要求。蘭開斯特大樓關門進行了為期兩周的“修整”，A 處二科的一隊人馬搬了進去。溫特博恩和我已經在事先就仔細地推敲過房間的情況，并畫了一張線路圖，標明了每個話筒的位置。我們對整個安裝過程進行了監視。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要有高級外交談判在倫敦舉行，我們就使用這套綜合系統。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對抗蘇聯及其同盟國，但竊听英國共產党總部和監視第三世界代表團最終要干扰這個主要任務。我在A 處二科時，對付俄國人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代號叫“唱詩班”。這個行動實際上在我加入軍情五處的前几個月就開始了。那時溫特博恩搞一個行動，即竊听在貝斯沃特路上的俄國領事館。它的隔壁有幢房子正在進行維修，准備迎接新的主人。這是一次机會，軍情五處的人假扮成裝飾工混了進去。溫特博恩安裝了一种新型裝置，這是一种探測話筒，是約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實驗室研制出來的。 探測話筒是一种大型的高靈敏度話筒，主要用來進行隔牆竊听。竊听裝置安在牆內，离竊听目標的牆面有十八英寸。在這個距离之間，用手鑽半英寸半英寸地鑽出一個直徑為四分之一英寸的洞，鑽到离目標牆面半英寸的地方就停下來，再用手工挖一個針鼻大小的圓孔來（我們使用的工具是六十號鑽頭）。在牆壁的另一邊，用肉眼几乎看不出什么來。在十八英寸的空間里置放一根光滑的有机玻璃管子，以便使聲音能傳到話筒里。話筒与街上的線接通，利用電話線把信號傳回萊肯菲爾德大樓，再用放大器把聲音放大，直到可以被清楚地听到。 在溫特博恩安裝“唱詩班”話筒六個月后，它突然沉默無聲了。軍情五處有個情報員，有時為俄國人當勤雜工和裝飾工。由于這個人的名字叫納特金，于是就得了個綽號叫“松鼠”。他告訴我們，說隔壁房間已經重新刷了油漆。看來那針孔有可能被油漆封住了。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在沒有安裝話筒之前，溫特博恩曾從納特金那里了解到了這堵牆的詳細尺寸。他根据這些尺寸數据，在离地板十四英尺高的精致的檐口上的石灰薄片后面，設計了一個針孔的出口處。看來不可能有人會這么仔細地刷油漆，以致把針孔封住。溫特博恩和我決定再把它挖出來檢查一下。 這次新的行動，需要進行周密的計划。領事館隔壁的房子的維修工作已告結束，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繁忙的辦公室，常常有一些人上門拜訪。我們了解到，在這些來訪者當中，有的是來檢查安全工作的俄國人。因此，我們只得在夜里悄悄地干。要到离地面十四英尺的地方工作，必須搭架子，還需要石灰和油漆，以便用來修補損坏之處。溫特博恩搞來了一個活動梯架和快干維修材料，這是建筑研究站專門為五處研制的，包成一個個小包送到辦公室，以免引起領事館的注意。領事館對周圍的一切一直保持著警惕。 一個星期以后，賈格爾和我乘坐出租汽車來到貝斯沃特路的盡頭。當時還是冬季，街上一片灰暗，路上行人擁擠不堪，我們怀著一种輕快感向領事館走去。用賈格爾制作的有名的鑰匙開了門，進了隔壁的房間里。我們打開一個放有工具和一台小型無線電接收机的公文箱。設在領事館對面的觀察站已接到通知，對領事館的動靜進行監視。我們打開了接收机，這樣便知道是否有人進入隔壁屋子，一旦有人進去，我們就停止工作。 軍情五處安裝的每一個話筒都在A 處的索引室作過登記，上面寫明了技術性能詳細情況、工作史和安裝的具体地點。安裝的具体地點是最重要的。賈格爾默默地支起了工作架，我趁這空當研究了牆壁的圖紙，這是我們從A 處的索引室帶來的，并作了三角測量。我們動手開始刮石灰，工作進行得很緊張。每一片石灰都必須用手接住，不讓其落到地板上，然后用袋子把石灰片裝走。我們搞了一個小時，挖出了話筒，它是用一層粘土封在牆內的。我拆掉電線，拿出通向隔壁房間的有机玻璃管子。 我們使用的六十號鑽頭，上面有一個特殊的插銷，可以使鑽頭慢慢地轉動，不讓半點石灰屑或油漆片掉進隔壁的房間。我把鑽頭插進去，用手穩穩地托住鑽机身。賈格爾輕輕地轉動著手柄，只轉了兩圈，就碰到了硬塊，針孔被什么東西堵住了。很顯然，這硬塊不是什么油漆。我們在過路汽車車燈的亮光下，互相交換著疑惑的眼色。我們又開始轉動鑽机，可是又一次碰到硬塊。突然，鑽頭能活動了，但旋即又碰到了另一個障礙物。我把鑽頭輕輕地抽了回來，賈格爾用盒子把它裝了起來，准備帶回萊肯菲爾德大樓去檢查。我在洞里放置了一根導聲管。從管中听到隔壁房間里的鐘在喀喀地走著。無疑我們已按原計划用鑽頭鑽入了隔壁房間，而且就在檐口上那片石灰薄片的背后。 我們迅速地把話筒放回牆里，重新接上電線，然后用石灰把洞眼封好。為了等待石灰干燥，我們只得在這里磨上三個小時，以便在油漆剝落的地方重新刷上油漆。我們坐下來抽煙，接收机斷斷續續地響著。即便是在這茫茫寂靜的午夜，東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著冷戰華爾茲舞。監視車仍在倫敦那些黑暗的街頭跟蹤著俄國外交官員，但這領事館卻沉寂無聲。 第二天，溫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樓收听“唱詩班”話筒發回的聲音，音量較小，像是被什么東西捂住了似的，但顯然還是在工作。惟一的問題是那間房間里沒有任何人講話。我只能听到一架打字机連續不斷的卡喀聲。我們來到地下室，用顯微鏡檢查了六十號鑽頭。它上面留有一層石灰痕跡，長達八分之三英寸。不知這個俄國維修工是誰，他干得可真夠認真的！ 溫特博恩眯起眼睛往顯微鏡里看，然后說：“這是什么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個針孔里塞了八分之三英寸厚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大約一個月以后，“松鼠”納特金碰上一次机會，看到了那間房子，里面已經全部重新裝修過了，与隔壁共用的牆上裝了一層隔音板，有個秘書正在里面打字。俄國人和我們一樣明白，共用牆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竊听用場的。可是，据我們所知，他們還不知道牆里有個探測話筒。但是，看來他們大概發現了針孔，于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蘇聯人交鋒。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騎警隊要求軍情五處在他們的一次行動中給予技術上的幫助。他們准備在渥太華俄國大使館里安裝話筒。俄國大使館是一幢三層樓的老房子，瀕臨里多河，最近在火災中燒。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打算在重建過程中安裝竊听設備，需要最新設備，所以來跟軍情五處取得聯系。 我到達机場時，來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二科的科長特里·格恩西。跟他一起來的助手是個威爾士人，叫詹姆斯·貝內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長的個子，表面上鎮定自若，但內心卻极為虛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气。他是由英國安全局和秘密情報局訓練出來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認為身穿警察制服的騎警人員根本不适合做反間諜的細致工作，他對此深信不疑。于是，他開始吸收一些文職情報人員，單槍匹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現代化和最富有進取精神的反間諜机构之一。有許多設想實施后在英國和美國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些設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電子計算机來跟蹤在西方的俄國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來自騎警隊的傳統勢力的壓抑和限制。這种傳統勢力認為，穿制服的騎警比文職人員要具有先天的优勢。這种斗爭不僅存在于加拿大的情報部門，而且也存在于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格恩西認為只有英國的做法才是對的，因為他們區別了刑事偵探工作和情報收集工作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技術領域。為了使二科不受騎警隊主力的控制而獨立，格恩西奮力進行了許多斗爭。可是這种努力几乎斷送了他的整個事業。騎警隊的高級官員對格恩西從不寬恕，他最終還是被貶到英國去擔任騎警隊与軍情五處和六處之間的聯絡官。后來因健康惡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協助籌划“蚯蚓”行動時，格恩西還在走紅。當天吃晚餐時，他向我描述了這個行動的進展情況。重建俄國大使館的建筑承包商已被騎警隊順利地爭取過來，并讓騎警隊人員偽裝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還從葉戈爾·古曾科那里得到了些幫助。此人曾是俄國大使館的密碼員，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幫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魯烏的机要辦公室以及机要室的精确位置。机要辦公室就在這幢建筑的東北角。 我研究了這個計划后，斷定“森林之神”的技術指標不能胜任這項任務。所謂“森林之神”，就是共振話筒，從外面發射微波使其工作。由于話筒和安全地帶之間的距离太遠，所以其效果是無法保證的。看來我們惟一能使用的是有線裝置。這种裝置的最大优點是，如果裝得巧妙，那就會天衣無縫，几乎無法發現。最佳辦法是把話筒隱藏在目標建筑物一側的鋁格子窗里。格恩西從那個建筑商那里搞來一個窗框的樣品。這种窗子的分量很輕，是左右推拉的，若在里面隱藏東西倒是很理想的。當兩扇窗門鎖在一起時，框格內有一條通風道，可以使音質保持良好，金屬的窗框可以有效地減弱話筒所產生的磁場，這樣探測器就不容易找出話筒來。 可是，最為傷腦筋的問題是如何隱藏話筒的電線。按設計的規格，新建的大使館的牆壁厚度為兩英尺，混凝土的內壁為十四英寸厚，中間留有二英寸的空間，外牆貼面為四英寸厚。我們在軍情六處尋找了關于俄國電子探測器的詳細資料。据他們說，俄國人只對牆的內側進行探測，而從來不對牆的外側進行探測。顯然，俄國人怕被人看見他們對自己的房間進行探測，認為這很不体面。我對格恩西說，最佳方案是將電線放在那二英寸的空間里，外面有十四英寸厚的混凝土保護，無論如何也很難被人發現。特別是軍情五處已經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細電線，它產生的電磁場是很弱的。 建設工程開工了，我們得設法不讓俄國安全人員發現這些電線。他們常常到工地來檢查加拿大建筑承包商的工作情況。每一根八英尺深的混凝土基柱下面，我們都埋有大捆的電線，并用柏油在表層作了掩護。每天晚上在建造主体工程時，偽裝成工人的騎警隊員就進入到工地，從大捆的電線中拉出一段來，裝進空間里。一共要放八根電線，每根編上一個號碼，從一號到二十號，以便被人發現時糊弄俄國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花招，如果俄國人推倒這個建筑來尋找那些電線時，他們也一定會欣賞這個玩笑的。 最為艱巨的工作是把電線接到話筒上去。房子東北部分的窗戶已經順利地裝好了。有個騎警隊的官員在現場監督，以保證把這些窗框裝在正确的位置上。在几個月的建筑工期中，我們使出了渾身解數，才把電線放進了那二英寸的空間里。可是要把電線和話筒接通，卻是沒法躲過耳目的。于是我們只得讓一位工程技術人員登上四樓一樣高的架子，從外面把它們接上。這項工作由格恩西手下的一個技術員負責。這個青年的工程師干得很不錯，在深夜接近攝氏零下四十度的酷寒里，這個身材魁梧的人，帶著裝在挎包里的焊接工具，爬到房頂上去干活。他把八個話筒逐個安裝，再仔細地接通電線，牢牢地焊好每一個接頭。 電線接好以后，騎警隊的技術人員開始從使館隔壁的一幢保安樓下面挖出一條二十碼長的地道（這幢保安樓是騎警隊的，這條地道一直通到埋在基柱下面的電線捆）。然后把電線從地下十英尺的地方牽進保安樓，再用三英尺厚的混凝土將電線覆蓋起來。八根電線都接到隱藏在保安樓車庫里的擴大器上，動力由騎警隊總部輸出線提供。進行測試時，每個話筒都工作正常。 可是，正當這個几乎沒有漏洞的行動快要結束時，一個厄運突然降臨。有一個工人，他不知道所有從樓上窗子里牽下來的電線是在新使館的東北角附近的外牆那塊地方集中通到我們的保安樓里去的，他在那里安裝燃料箱，把金屬扣打下去支撐通風管道。有一根金屬扣直接扎穿了埋在地下的電線捆，把所有話筒的接頭全弄坏了。 沒有任何辦法，只得再度進樓，可這次行動比上次更冒風險。建筑工程已經接近尾聲，俄國人很快就要搬進去。如果被發現，俄國人是不會相信那些由騎警隊人員偽裝成的工人是清白無辜的。他們在一個十分寒冷的晚上，重新進入使館樓。好不容易才從金屬扣下面挖出了八根電線當中的六根，把它們重新接好。另外還有兩根電線，也只好不要了，干脆用那根金屬扣把它們裝在牆內。盡管損失了兩個話筒，可至少在每一間目標房子里仍有一個話筒能工作，這場意外事故就這樣算是平息了。 在俄國人搬回他們的使館以后，我們從話筒里听到了講話的聲音。格魯烏的官員們興致勃勃地談論著家具該如何擺設。四十八小時以后，俄國人突然從他們的辦公室里撤走了。很快，我們從俄國人在大使館的材料里發現，他們擬將在這幢建筑物的另一個地方修建克格勃和格魯烏的机密辦公室，可能由一台單獨的發電机提供電源。 這些話筒不斷地把聲音傳回騎警隊總部。不久話筒把一個正在進行工作的掃描組的聲音傳送回來。騎警隊几天前就對這個小組的到來有所察覺，直到他們開始在東北角工作，敲打著牆壁尋找空洞，還用金屬探測器檢查天花板時，我們才得到了證實。這幫人在裝有話筒的房間里折騰了二十天，仿佛認定了里面裝有竊听器一樣。可是他們一直沒有找到電線和話筒。根据俄國在世界各地的標准來衡量，新建的使館規模不算大，可盡管內部空間狹小，東北角除了一般的領事工作以外，几乎沒有派上什么用場。甚至在檢查組离開這里以后，情況還是如此。八年過去了，那幫檢查竊听器的人又到渥太華來了。他們直接來到那些裝有話筒的房間，花了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就找到了電線和話筒。檢查組在大使館里的四十二間房間里，只檢查了那裝了話筒的六間屋子，他們肯定早就知道該到什么地方去找話筒！ 正如“唱詩班”行動一樣，“蚯蚓”行動的某些事情讓我感到忐忑不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失望。從技術的角度來說，這次行動是有所突破的，可好几個月的耐心准備，全部付諸東流，我們什么情報也沒有得到。當然，在開始籌划這次行動時，格恩西就想到了，最大的風險是假設俄國人會在舊使館的同一位置設机要室。我們根据分析使館樓內的供電狀況，產生了這個假設，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們后來決定把机要室修建在另一處并把它隱蔽起來，這也是不奇怪的。英國和美國都已開始意識到，要想讓使館的机要室不被話筒竊听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机要室設在內部最隱蔽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俄國人對這一點也是十分清楚的。其次最好要有自己的供電設施。可是，俄國檢查組如此胸有成竹，看准了東北角進行檢查，仿佛在尋找一件他們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的東西似的，這一點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 不到一年時間，類似的事情又發生了，還是在加拿大。波蘭政府被允許在蒙特利爾設領事館。他們買了一幢舊房子，開始重新裝修。一九五七年一月，我飛往蒙特利爾協助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安裝一只話筒。騎警隊對使館的波蘭情報官員的情況了如指掌，同時知道該官員的房間在什么地方。可是房間內部正在全部重新改裝，無法下手安裝有線話筒，只好裝一只“森林之神”共振話筒。這幢房子的電線正在更換，可以用鋼管來埋電線，就像“蚯蚓”行動中的窗框一樣。我算好如果把“森林之神”裝在鋼管附近，實際上是不可能被人發現的。可是，在安裝好“森林之神”不到兩個星期，波蘭人下令讓建筑承包商把那堵裝有竊听器的牆拆了，另外再修筑一道牆。騎警隊想方設法搞回來了一個裝置，另外一個被波蘭人拿走了。后來，騎警隊從波蘭使館內部獲悉，是俄國人給了他們啟示，說可能有話筒竊听。這回俄國人又一次先下手。 這种事除了在加拿大發生，在澳大利亞也發生過一次，那次叫“老鼠”行動。一九五七年，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局長查爾斯·斯普賴爵士訪問倫敦。他所領導的這個組織專門為澳大利亞在國外收集情報。斯普賴打電話來，說他想見我。他曾一度是個外表洒脫的人，有一對大眼睛，留著小胡子，工作的職責和追求享樂使他有點華而不實。一九四九年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成立時，他就開始出任局長。在這之前，他是澳大利亞軍事情報處處長。但他有決心成立一個類似于英國安全局一樣的正規安全情報机构，他同那幫號稱“墨爾本土地之神”的官員一起，到處為此游說。這幫官員与他有著共同的語言。斯普賴揮動他的鐵拳，掌管著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達十九年之久，成為戰后情報界的顯赫人物之一。可是到了他事業的后期，開始与他的部下們脫离疏遠，對整個組織的控制也就松弛了。 斯普賴很喜歡訪問倫敦。三十年代時，他在印度的陸軍部隊里服役，防守開伯爾山口。因為有著同樣的背景，加之對軍人和紳士所具有的性格風度的觀點相同，他在英國情報界擁有許多講究加入各色各樣的俱樂部的朋友。他并非等閒的糊涂之輩。他一見到我，便打開窗子說亮話。他對我說，他剛去過加拿大，特里·格思西建議他找我談談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打算對俄國人安裝竊听器的事。他解釋說，自從報紙報道了彼得羅夫夫妻雙雙叛逃的事以后，俄國就同澳大利亞斷絕了外交關系，并把他們的大使館委托給瑞士管理。彼得羅夫夫妻倆原是俄國駐堪培拉大使館的机要室工作人員。前不久，俄國人試探著打算回來。在俄國人住進使館之前，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想在使館里安裝一只竊听器。在研究了計划之后，我勸斯普賴裝一個“森林之神”，并把設備示范給他看。木制框格窗的框架是安裝“森林之神”的最為理想的地方。我為此派了一名助手去澳大利亞監督安裝的細節。安裝工作順利完成。我告訴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在一年之內不要啟用它，以防万一被發現，因為俄國人在重新住進這幢樓的最初几個月，有可能使用探測器來探測使館建筑內部是否有微波。“老鼠”行動与“蚯蚓”行動一樣，在技術上是相當成功的，可是照樣沒有搞到一點情報。克格勃人員那間房間的每一個響動，翻動報紙的響聲。寫字時的筆畫聲都能听到，可里面的人卻從來不說一個字。“老鼠”行動也告流產了。 五十年代，人們對軍情五處的要求之多，簡直難以滿足。軍情五處的人力和物力顯得特別緊張。為此，有個別的官員實在無法承受那樣的工作壓力，尤其是A 處二科的人，因為要參加各种各樣的行動，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動完結了，又來了一次行動，簡直沒完沒了。我辦公桌上堆著的計划、地圖、簡報和技術報告等，令我感到手忙腳亂。任何時候都很難弄清楚哪些行動結束了，哪些行動還處在籌划醞釀的深谷里。即便是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收集情報也是一件令人傷透腦筋的事。但是每一個職業情報官員，在腦海里總會留有一席空白給那些值得他回憶的往事片斷。這些片斷由于某种原因而向他們擺出了一個個未能解開的謎。 “唱詩班” 行動、“蚯蚓”行動、“老鼠”行動等，都聚集在這一席空白地里，被眼前行動的生動局面所掩蓋。可是它們并沒有被遺忘，直到若干年以后，它們又浮現出來，并產生著新的意義。 情報這個行當，是非常孤獨冷寂的。當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誠与友誼。可是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刻，你總是孤立無援的。你得獨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節奏總是處在极度的緊張狀態中，總是离不了同事們的幫助。但是你總在不斷地向前邁進，或奔赴新的工作崗位，或從事新的活動。每走一步，就從中獲得新的机密，而与過去的舊机密一刀兩斷，与別人接触尤其是与外界聯系的机會很少，因為你所從事的大多數事情是不允許讓外界人士知道的。由于這個原因，情報部門所用的人很多。這是情報這种職業的本質的一部分，干這一行當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在我事業的初期，我曾遇到過一個人，他在英國情報部門的遭遇，驟然把這种職業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性這一虛偽的面紗揭去。事情還得追溯到我為布倫德里特的委員會研制共振裝置上來。當時我花了大量的訪問進行研究，讓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如煙灰缸、裝飾物等發出反抗經過一定的加工，這些物体在接受到某种頻率的無線電微波輻射時，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制出一种完美的系統，將會產生較好的效果。這些物体本身不裝發報机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發現。一九五六年，我們已經研制成功一些產品的樣品，決定在俄國駐倫敦的大使館進行試驗。 當時軍情五處有個情報員叫亨利·柯比，是個憲兵，他常常和俄國外交人員交往。這個計划很簡單，由五處設計一個加過工的并可以反射聲音的裝飾禮品，讓柯比把它作為一件禮品送給俄國大使。我們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國大使可能接收什么樣的禮品，并把它放在書案或辦公室里顯眼的地方。馬爾科姆·卡明建議我去找軍情五處的一位反間諜專家克洛普·烏斯季諾夫，他是演員彼得嗚斯季諾夫的父親。 烏斯季諾夫是德國后裔，可他卻和俄國外交官員有著千絲万縷的聯系，是俄國大使館的常客。他曾在俄國、德國和英國陸軍中擔任過職務，這是他与眾不同之處。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間里卷入了情報活動的圈子里，他會講好几种語言。由于他具有這么一個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個非常有用的提供情報的源頭。希特勒上台后，烏斯季諾夫便開始艱辛地工作，与納粹作斗爭。他向羅伯特·范西塔特請求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范西塔特是英國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員，他主張反對納粹。烏斯季諾夫聲稱他与當時的德國駐倫敦大使館的一等秘書沃爾夫岡·朱·普利茨男爵有往來關系。烏斯季諾夫說普利茨是致力于反納粹的秘密活動的人。軍情五處把烏斯季諾夫招進來了，并開始從普利茨那里獲得了有關德國重新整頓軍備的真實情況的最高情報。這些情報真是些珍寶，或許這是英國在戰前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活情報。烏斯季諾夫和普利茨拉上關系后，兩個人成了范西塔特以及丘吉爾晚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們知道的情報告訴給這兩個著名的人物听。丘吉爾當時還沒有上台，普利茨簡直就成了這位文質彬彬的英國外交官員的干儿子了。戰爭爆發后，烏斯季諾夫仍然繼續与普利茨往來，盡管普利茨那時已去荷蘭擔任空軍武官了。以后到了一九四0 年，普利茨知道蓋世太保要抓他，才決定叛逃。烏斯季諾夫為此冒著個人的危險去了荷蘭，把普利茨救了出來，并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坐上出租車來到肯辛頓烏斯季諾夫的公寓里，期待著見到這位已從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里光榮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實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間破舊的公寓里，周圍堆著許多皮封面的古書。他現在只能靠變賣這些藏書來維持他們的生活了。 烏斯季諾夫為我的到來感到興奮不已。盡管他的生活很艱辛，但是在這場偉大的情報角逐中他仍然扮演著一個竭盡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兩只酒杯，并著手研究我從辦公室帶來的計划。他是一個身体肥胖笨重的老人，說話時帶著濃厚的喉音和多种語言的土腔。他有一雙目光尖銳的眼睛，肯辛頓公園附近的俄國外交官的真實想法全都逃不過他這雙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頓挫有致的語調說，“如果禮品的价值很高，那么他們會賣掉這种禮品，如果這樣，那危險性就大了。他們都是些布爾什維克，喜歡正統的東西，如果送一幀銀質列宁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宮的模型，也許對他們來說更為神圣。” 我解釋說，列宁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适。因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頭顱太圓，這种光滑的表面對聲波反射的性能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宮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這种象征著俄羅斯母親的复雜建筑模型里，很容易隱藏相應類型的凹狀刻紋。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把整個行動計划視為一出趣味濃厚的戲劇的一個片斷。他自告奮勇要去拜訪俄國大使，這樣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歡什么。 我們講起過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勁就上來了。盡管他的年紀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記憶。當他提起他和普利茨為國家作出的貢獻時，淚水流滿了他的臉頰，他終于再也忍不住了。 他說：“彼得，我為他們做了這些事情，但他們卻把我丟在這里。我們老兩口……身無分文。” “可是，你的養老金呢？”我問。 “養老金？我沒有養老金。”他滿腹酸楚地說，“當你為他們干活儿時，從來就不曾想到以后的事，不考慮晚年，僅僅是因為愛好才去干的。可當你瀕臨死亡的時候，他們就把你拋棄了。” 我默默無語地坐在那里，他的話令我難以置信。這么一個人竟然會如此淪落風塵，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討的地步。我真想問他是什么原因使丘吉爾和范西塔特把他忘記了，可我又感到這只會使他更加心碎。烏斯季諾夫舉杯飲酒，聊以平息心緒。 “不過干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說。他用顫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一陣沉默之后，他又說話了。 “這是我的孩子，他是個演員。”他指著擺在壁爐台上的那張青年彼得的照片說，“你有孩子嗎？彼得。”我告訴他我有三個孩子，兩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這一行。”他悄悄地對我說，“我也不會讓我的儿子卷進我們這場游戲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貴人，而貴人則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陣辛酸，可頃刻又逝去了。他問了一些軍情五處的情況，問到了蓋伊·利德爾、狄克·怀特、馬爾科姆·卡明，這些人在戰爭期間都和他有著密切的關系。夕陽西下時，房間里的光線黯淡了，我起身告辭。我們握手道別，他又自個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舊書堆里去了。 我因為喝過了頭，晚上沒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烏斯季諾夫的問題，他臉上露出尷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們在几年前就給他發養老金了。”他的聲音提得异常的高，“天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馬上去找狄克。” 再繼續追問下去也是徒勞。究竟是誰忘了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是追問不出來的。官僚們總是在被追究失職時，互相推倭，這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烏斯季諾夫還是拿到了他的養老金，可自從那次會面以后，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沒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遺嫣至少還是得到了一點好處。不久，送一座銀質的克里姆林宮模型給俄國大使的計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說實話，那天下午在肯辛頓烏斯季諾夫的家里時，我就已經顯得漫不經心了。這件事給了我一個終生難忘的教訓：軍情五處希望它的官員們永遠忠誠不渝，直到走進墳墓，而它卻不一定以同樣的忠誠來回報這些官員。 不管怎樣，總的來說，五十年代還是非常有趣的。A 處是一個充滿著歡聲笑語的地方。溫特博恩常常說：“如果你能忍受興奮，那么軍情五處的生活是熱鬧的。”有一次，我們在匈牙利大使館隔壁的保安樓安裝竊听設備。我爬在屋頂上裝天線時被一位鄰居看見了，他跑去報告了警察，說看見有竊賊在附近。不到十分鐘時間，警察就來敲門了，那位鄰居也跟警察一起來了，我們頓時亂了手腳。我周圍全是些最新的技術設備，地上攤著接收器和電線。溫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開地板，把价值上万英鎊的設備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門聲更加劇烈，有人用壯實的肩膀在撞擊房門，想把門撞開。顯然，他們听到里面有響動，認定我們正在行竊。后來等屋里的一切稍為歸順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開門來，并解釋說我正在利用夜間時間為房間的主人做一些維修工作，這些維修工作都是經過批准的。我給了警察一個電話號碼，這是一個當地警察特別處的電話號碼，讓他去進行核實。 還有一次更有趣，那是在波特蘭街對波蘭大使館搞的同樣的工作。當時使館隔壁的房間暫時空出來了，安全局A 處二科奉命進去安裝一系列的竊听器。溫特博恩和我帶領A 處的十二個人去了。安靜是很重要的，因為共用牆那邊的目標地常常有人看守。我過分虛張聲勢，一定要每一個人都脫掉鞋子，以免鞋底踩在光滑的地板上發出聲音來。我們在嚴寒中一口气干了四個小時。二樓所有的地板都被揭開了，我耐心地在梁架之間的空隙里穿排電線。突然，有一根電線纏在一根有裂縫的托梁上，我用手去拉，拉不動，于是便一腳踩在托梁旁邊的一枚穿釘上，再用手去拉那根電線。就在此刻，穿釘掉了，我往下一沉，撞穿了樓下一層的天花板，一大塊被撞破的天花板落到十四英尺以下的地板上。轟隆一聲，仿佛爆炸了一枚炸彈，震動了整個波特蘭街。響聲与灰霧散去，我卻被攔腰夾在天花板的破洞里。過了一會儿，四周又是一片寂靜。 “我們脫鞋子脫得好啊！”溫特博恩干巴巴地嘲弄道。大家都大笑起來，笑聲在這間空房子的周圍回蕩著。 幸好鄰居們大概都已經睡熟了，因為后來沒有警察跑來過問。賈格爾赶緊修好板條，并用他的快速干燥維修材料重新修補破損處，重新刷上油漆，這時天還沒有亮。 他刷完最后一筆油漆，對我說。“彼得，剛才那一下好危險哪！如果你從那朵‘玫瑰花’里掉下去，那我們可就全完了。” 但是，類似于這樣的事故一般是不會發生的。總的來說，在溫特博恩和我的領導下，軍情五處的技術工作是具有較高水平的，与軍情六處同一領域的工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五十年代中期，軍情六處能出大紕漏就不會以出小紕漏為滿足的。我听說過的最好一例，便是他們的訓練工作。他們把一名低級官員放在軍情六處的一間公寓里，然后讓一隊新手去尋找這個官員并審問他。為了避免出事，每次搞這种活動，都要按慣例通知軍情五處。 一天下午，A 處二科接到從軍情六處打來的電話，請求給予協助。軍情六處派出去的那支搜索隊顯然弄錯了藏有他們目標的公寓的層數。他們把上一層的房門撬開了，并開始審問住在里面的那個男子。那男子自然說自己是清白的。搜索隊認為他的申辯是預謀的一部分。于是，這幫充滿熱情的新手對照軍情六處教科書上“勸說”一欄的教條，如法炮制。“勸說”完畢之后，這個人居然全部坦白交代了。原來他是一個珠寶竊賊，前不久剛盜了些鑽石。顯然，他認為抓他的人是由黑社會派來對他實行報复的。他把手頭藏著的一些小東西都交了出來。 軍情六處一個倒霉的官員在電話里懇切地央求我們告訴他該如何處理那個珠寶竊賊以及鑽石和被毀坏的公寓，溫特博恩听了之后忍俊不禁。后來，他們限令竊賊在兩小時之內去歐洲大陸，然后派賈格爾去修好公寓的破損處。 我在A 處二科呆了兩三年以后，軍情六處開始找上門來要我幫助他們規划他們的技術行動。和軍情六處一起工作，我一向不感興趣。老實說，他們總是策划一些在技術上沒有多少成功把握的行動。為了便于吸引美國人參加他們的行動，他們總搞一些類似于柏林隧道那种史詩般的宏大工程。可這种宏大的工程一直沒有搞成，而時光卻在空耗，甚至連少量的、規模較小的、較為理智的行動也沒有搞成。他們還熱衷于毫無价值的裝腔作勢，我認為這不利于行動的安全，而且很危險。譬如，在波恩我們擬定對俄國大使館采取的“蚯蚓”行動就是這樣。 軍情六處駐當地的官員逛到這個地方，有一次竟然同克格勃的安全警衛人員閒扯了起來。這种事若被當成茶余飯后的閒話還可以，可是登在每周部級情報摘要上反倒几乎沒有人看。除了魯莽瞎干，他們還常常海闊天空地還想，夸大其詞地吹噓，其荒謬程度令人瞠目。我曾在波恩非常合理地建議使用德國電線，以便一旦行動暴露，軍情六處可以矢口否認，而把一切責任往當地的情報部門頭上推。 軍情六處分站站長說：“天哪，彼得，我們不能做那种不道德的事。”他顯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 就我所知，軍情六處所表現出來的道德全是做樣子給白廳或軍情五處看的。事實上，軍情六處在約翰·辛克萊爵士的領導下已經成了一個累贅。它仍然拒絕正視由菲爾比這個蘇聯間諜所引起的可怕的后果。它還繼續用三十年代的態度以及三十年代的人員設備在現代世界里開展工作，因而導致他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犯下了最大的錯誤——克拉布行動。對此我一點也不感到惊奇。 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宁乘坐“奧爾忠尼啟則號”戰艦訪問英國，停泊在朴茨茅斯港。他們這次訪問英國的目的是打算在适當的時刻改善英蘇關系。軍情五處決定在赫魯曉夫下榻的克拉里奇旅館的房間里進行竊听。在正常情況下，克拉里奇旅館的電話系統里一直裝有特別裝置，因為軍情五處對住在那里的許多外國人很感興趣。我們了解到在赫魯曉夫還沒有住進去之前，俄國人就派了一個檢查組對這個房間進行了檢查。我們決定在這個時候首次啟用經過專門改進的特別裝置，這是約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實驗室研制的。這种新型的特殊裝置可以不用墊圈就進行安裝，因此不易被人發現。我們可以用短波高頻兆周在近距离內使電話工作，遙控設備就裝在克拉里奇旅館附近的格羅夫納庄園里的一間辦公室里。整個工作的效果令人十分滿意。在赫魯曉夫的整個訪問期間，我們一直在竊听他的房間，實際上，我們獲得的情報是沒有什么价值的。赫魯曉夫是個十分滑頭的人，他在旅館的房間里壓根儿就不提任何有點价值的事。記得當時我坐在八樓，譯報人員為我翻譯他的談話的大概意思。每次竊听赫魯曉夫的談話都是好几個小時，我指望著能從中獲得重大价值的談話內容。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臨終前的情況只字不提，對克格勃頭子貝利亞的命運也閉口不談，相反，他對他的貼身男仆則大談自己的衣著穿戴。他是一個极其愛慕虛榮的人，每次都花上几個小時在穿衣鏡前精心地打扮自己，非常考究在什么地方對頭發進行分路。我禁不住想起艾登，只有他才能与赫魯曉夫比高低。這兩個人都是肆無忌憚的，惟一感興趣的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出風頭。 正當軍情五處仔細地竊听赫魯曉夫時，軍情六處卻對“奧爾忠尼啟則號”搞了一個拙劣的行動計划。軍情六處倫敦站站長尼古拉·埃利奧特負責這次行動，他是伊頓公學前任校長的儿子。這艘戰艦的航行速度比原來海軍情報處所估計的要快得多。海軍部對此一直不了解，于是軍情六處想測量一下這艘俄國戰艦的螺旋槳。埃利奧特安排了一個潛水員來執行這項任務，此人就是運气不佳的“巨型炸彈”克拉布海軍中校。 實際上，這樣的行動并不是軍情六處的第一次嘗試。他們在一年前就試圖測量“奧爾忠尼啟則號”的船身，當時這艘艦停在蘇聯的港口內。他們使用的是軍情六處的一艘藏在斯托克斯灣的“X ”型袖珍潛艇，這种潛艇有供潛水員進出的干船艙，加之潛艇的体積小，可以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進入內河水域活動。一名海軍潛水員想方設法進入了港口，但終因對方的安全防御工作嚴密而告失敗。 在朴茨茅斯港進行的第二次嘗試也以災難而告終。克拉布身体笨重，年紀也太大了。他一去便不复返。后來一具無頭死尸被沖上岸來，初步辨認就是他。軍情六處倫敦分站的技術官員約翰·亨利在此之前就通知過我，說六處在籌措克拉布行動。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卡明。他從一開始就對這個行動能否成功產生了怀疑。這是軍情六處冒險主義的典型例子，設想拙劣，執行情況更糟。我們大家都交叉著手指，祈禱著化險為夷。兩天以后，約翰·亨利慌慌張張地來到卡明的辦公室，告訴我們克拉布失蹤了。 “我告訴尼古拉不要用‘巨型炸彈’，他患有心髒病。”他一再說。 我們對這种所謂的心髒病的解釋表示怀疑，但也沒有時間去仔細思索，軍情六處這种好高騖遠的秘密行動此時正面臨著尷尬地公諸外界的風險。克拉布和他在軍情六處的助手曾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在當地的一家旅館住過。 “如果這事傳出去，會發生可怕的騷動，”卡明气沖沖地吼道，“我們都要被拖出去游街示眾。” 卡明急急忙忙地跑到狄克·怀特的辦公室去，要求立即見到他。我們大家成群結隊地跑上樓。狄克正端坐在他的桌子旁邊，臉上看不到一絲表示歡迎的微笑。他那多年擔任學校校長所受的訓練又表現出來了，原有的魅力卻消失得干干淨淨。 “俄國人剛剛問過海軍部有關潛水員的事，他們只得矢口否認与此事有絲毫關系。我想，恐怕蓋子不久就會揭開。”他簡單扼要地說。 “約翰，你是怎么卷進這場混亂的？”他突然气呼呼地問。 亨利挨了罵，但仍然解釋說，海軍几個月來一直在逼著他們搞到“奧爾忠尼啟則號”螺旋槳的詳細資料。 “你知道艾登是個什么樣的人，”他抱怨說，“一分鐘之前他說你可以做某件事，一分鐘以后他又會說你不可以做某件事。我們以前認為這場冒險是可行的。” 怀特對他的話似乎并不信服。他揉了揉太陽穴，翻著文件。屋角的時鐘節奏有致地走著，房間里到處都有恐慌的跡象。 “當然，我們會盡力幫助你，”他終于打破了這可怕的沉默，“今天晚上我去見首相，看看我能否設法不讓事態擴大。同時，馬爾科姆會讓A 處二科歸你調遣。” 亨利表示感謝，走出了房間。卡明給朴茨茅斯港的海關情報處打了電話，讓他們去把旅館登記簿上那兩個人的名字抹掉。溫特博恩和亨利赶到朴茨茅斯去收拾殘局，但這些努力不能避免發生丑聞。當天晚上，赫魯曉夫對潛水員的事提出公開的抗議，艾登為此丟盡了臉，被迫在下院作了聲明。 倫敦的情報界仿佛像某郡的一個小村庄，大多數上層人物彼此都非常熟悉，以至于可以聚在一個俱樂部里喝酒。克拉布事件發生后的好几個星期里，這個村庄里的村民們仍在竊竊私語，期待著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知道的命運的到來。我是軍情五處內部事先知道克拉布事的少數几個人之一，我遵從亨利的勸告，對此一直保持著緘默。 “到處都有破綻，”亨利在克拉布出事不久私下里告訴我，“我們讓愛德華·布里奇斯到這里收拾場面。” 此后不久，有一天早上卡明踱進我的辦公室，臉上帶著不高興的神情。 “狄克要走了，”他喃喃自語，“他們要他去接管六處的工作。” 我認為，讓狄克出任秘密情報局局長的決定是戰后英國情報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軍情五處在他的領導下，正在朝著現代化的道路踉踉蹌蹌地邁著步子，雖然這樣的征象在五十年代中期還不明顯。他既懂得需要改革，又尊重正統的那一套，這恰好能幫助他在不受阻撓的情況下實現他的目標。首先，他是一個反間諜官員，几乎可以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反間諜官員，是個訓練有素的局長料子。他了解自己的部下，了解存在的問題，他抱有建立一個高效率的反間諜組織的理想。然而，他才剛剛起步，便被某個頭腦發熱的政客調到一個他不熟悉的机构去，而且那里的人對他的前往怀著敵意。他無論到哪里，永遠也不會像在軍情五處那樣富有成就。 然而，這不單是軍情五處的損失。戰后英國情報部門的主要問題在于對各個情報机构的相互作用缺乏一個明确的設想。在帝國已經不复存在的時代里，英國首先需要的是一個高效率的國內情報組織。很簡單，軍情六處是次要的，尤其是在政府通訊總部成立之后更是如此。但是，把狄克·怀特調到軍情六處這一做法卻抬高了它的地位，從而阻礙了一個合理化的情報机构的成長。他离開軍情五處以后，軍情五處被人全然忽視達十年之久。如果他留在軍情五處，那么軍情五處就能夠治愈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創傷，在更好的條件下去迎接八十年代的挑戰。 怀特的离去實在匆忙。同事們紛紛湊錢買了一套陳舊的英國銀餐具送給他，并在軍情五處的餐廳里舉行了一個歡送會。那是一個依依惜別的場面。我當時与狄克還不熟，熟悉他的人都說他對是否應去軍情六處感到猶豫不決，或許他已意識到，這一去便是永遠离開了他一生尚未起步的事業。狄克在致告別辭時，聲淚俱下。他談到了戰前那段時光，談到在那時結下的友誼。他感謝卡明鼓勵他加入軍情五處，他驕傲地談到在戰時取得的成果。他祝愿我們大家一切如愿以償。最后他贈辭說： “今天下午我見到了首相，他向我保證，說要把軍情五處的工作時刻銘記在心上。我高興地宣布，首相已任命我的副手羅杰·霍利斯接替我的職務，這證實了他對軍情五處充滿著信心。我相信你們會同意我的意見，軍情五處找不到比他更為可靠的繼任者了。” 那位身材瘦長、微微駝背的穿著細條紋西服的人走上前去同狄克·怀特握手，那美妙而現代化的時代從此結束了。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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