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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為止喬治已經兩個星期沒有搗亂了。我利用這段間隙改寫完伯尼作品的前五章——正因為如此Z先生才會急匆匆地從紐約給我挂電話來。他講話有一點激動。
  “你怎么,你怎么能那樣寫呢?”Z先生問我,從電話里我几乎能听到他拽頭發的聲音。
  “我本來沒打算那樣改。”我謙卑地道歉說。
  “考夫曼先生剛才給我打電話了——直說吧,他很生气。他給你的可是一部關于生意人私生活的嚴肅作品呀,可是你怎么處理的?簡直把它寫成了鬧劇!”
  “听我說,我并沒有打算改寫他的書,但是小說也好,人物也好,都有自己的生命。伯尼的書讀起來像一部喜劇,一部天生的喜劇,我只不過把沒有表達出來的部分表達出來了而已。”
  “考夫曼先生气得要死。說你想把他寫成一個大傻瓜。”
  “不是那么回事,Z先生。我是想直話直說的,可是到時候就兜了圈子——就技術方面,我想我的确幫了大忙。”
  “我的确對他說你是最好的作家之一,你的名气越來越大。我甚至還把你的最后一部書《天國回流》介紹給他。我認為那本書留給他的印象很深。”
  “也許我該去見見他。”
  “是的,是的,”Z先生頗感欣慰地說,“我想你接著往下寫之前這不失為一個好主意。總之,我的确竭力推荐了你,而且——”
  “我知道。我知道。不胜感激。真的。發自內心的。我會去見他的。”我答應說,只是心里沒底不知道見了伯尼我該說什么,因而對這次會見心存恐懼。
  我剛剛挂斷電話它馬上又響起來,真是繁忙的一天。是曼德爾,他打電話來閒聊天。他在實驗室里閒得難受,咬著指甲琢磨國家科學基金會是否批准他繼續進行磁場里的電离氦原子生命的研究。這個項目的准予權非同小可。他如果得不到它,孩子們也許就不能參加節食減肥者夏令營了。
  “你瞧,努德爾曼,你可能遇到了一點經濟上的麻煩,可是你的生活還不算太坏。”
  “誰說的?”
  “伙計,今年的基金很少。”
  “對,瘦得像麻稈1。”
  
  1 麻稈:雙關語,意思既是“少”又是“瘦”。

  “噢,及時的資金,城里人們正議論你呢。”
  “議論我?又一個謠傳?”
  “我還以為你喜歡呢。”
  “哼!”
  “搞語言學的斯皮爾曼昨天來找我,他說你知道不,努德爾曼來自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
  曼德爾大聲笑起來。
  我也笑了。
  “這不是真的吧,是真的嗎?”他反复核實以免出差錯。
  過后我坐在那里瞅著《心髒与處女膜》第七章,眼前則一片空白,我的思想又溜到曼德爾竊听來的謠言上去了。真奇怪我父親總是留給人們那么一個印象。
  1938年父親逃离維也納時留在身后的不僅是納粹,還有他那收入頗厚的律師職業。父親只能當一個普通的商人,不久他發現,要維持生活,搞印刷最好,他還發現干這行競爭相當激烈。還有,即使千方百計得到了訂單,把做完的活按期送了出去,也無法保證人家會接受,更別說按期付款了。他每天24小時乘坐地鐵在曼哈頓沿街尋找難覓的“訂單”,有時會一無所獲。然而在丘園花園——我就是在那里長大的——一直流傳著這樣的說法:那個高個子、滿頭銀發的赫爾博士努德爾曼是個真正的富翁。
  全然不把苦与樂放在心上的好老爸。雖然他被錢驅使成為地鐵的囚犯,并對他那位干西26街的印刷所周圍一英里范圍內馬路上的每一條裂縫如數家珍般的熟悉,卻是一輩子沒有學會對万能的美元頂禮膜拜。盡管他确确實實為了我們這些不孝的東西當牛作馬流血流汗,他始終認為談論收人或敘說缺錢花是品位低下的表現。他從不討价還价,不論帳單多么不合情理,他均照付無誤。他也從不議論汽車的价格或者肉价。這种古怪的行為加上他高貴、傳統的相貌,自然只會被解釋為富有的象征。我也許不自覺地步了他的后塵,緘口不談錢,因為糟糕的經濟狀況使我羞于啟齒,或因我對自己的家庭狀況太不關心而使我愧對他人。
  那些真正有錢的人家,像曼德爾,剛剛繼承了第二份財富,當他閒得無聊把陳年舊帳翻來數去時,我卻苦苦不肯吐出半個“錢”字來。
  錢。錢。錢。我的目光仍然盯著伯尼的第七章。真無聊,我光想大聲喊叫。這一干巴巴的章節是關于皮特·米勒在倫敦的第一個興奮日。他一到達便住進一家豪華旅館,接著,一分鐘都沒耽擱,馬上讓服務台替他安排“獨一無二的娛樂”——不是一個姑娘而是(注意這一點!)兩個具有青春活力的姑娘。整整24頁,皮特·米勒讓她們擺這么個姿勢,擺那么個姿勢,舔著一個的陰道,又摳著另一個的,一個姑娘啃著他的耳垂,云云。如果布拉澤·考夫曼別總是習慣性地重复某些短語,也許還將就著有點意思。每當他射精一次,過后總是說:“這一次比一生中的哪一次都好。”要么就說:“在皮特·米勒整個一生里,他還從來沒有經歷過像達麗這樣的女人哩。”要么就是:“他永遠不會忘記夏洛蒂寶貝,這一次比一生中的哪一次……”。或者:“在他整個一生里,他還從來……”噗!嗤!
  我開始著手修改第七章。我快快地瀏覽一遍,挑出所有人物以及對他們的描述,然后一气呵成,打字机一分鐘打出一英里長的紙帶,鍵盤冒起白煙。
  我對故事情節了解得越多越禁不住哧哧笑起來,接著又咯咯笑,后來干脆大吼起來。一個小時之后,我渾身被汗水浸透,肚皮笑得直疼,大作終于完成。我進行藝術創作如同變戲法:皮特·米勒辦好登記手續,給樓下前台打個電話,五分鐘后一個姑娘就到了。“可是我要的是兩個,你這個大笨蛋!”他朝有禮貌的前台服務員大聲吼道。几分鐘之后有人敲門,皮特急忙掩住生殖器,急不可耐地為二號姑娘開了門。又過了几分鐘,他們剛進入狀態,又有人來敲門,第三個姑娘堅持要進來跟他們一起玩,并且要他付酬。他沒太明白,不過還是讓她進來了。此后每隔一分鐘當他們正在興頭上時便又來一個女孩儿,她強行進入,脫光衣服,加入胡鬧的人群之中。姑娘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踵而至,直到倫敦街頭擠滿了女人,而米勒套間內的女孩儿們不得不往人群上爬,以便為新來者騰地方。那新擠進來的赤條條的沙丁魚忙不迭地問著:“我說,這是不是米勒先生的房間呀?”這是前台服務員馬科斯·布拉澤對皮特粗暴無理的報复。第七章結尾時,伯尼·考夫曼,化名皮特·米勒,他的四肢和胸脯上趴滿了姑娘,什么人的水獺皮衣像氧气罩一樣嚴嚴實實地扣在他臉上,這時又響起了敲門聲。正如我所說,藝術,真正的“藝術”。
  
治安維持會二號報告

  努德爾曼先生當然不是我們所關注的惟一案件,盡管有限的時間与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他的身上。上一次報告之后發生了諸多事件,我們打算就此扼要地做一膚淺的分析。本治安維持會愿為因略掉簡明報告所限制的事件表示歉意。望讀此報告者体諒我們不得不在案件越來越多的壓力下工作的艱辛。
  即使是最漫不經心的監視人也确信,要使与努德爾曼地位相稱的陪審團相信我們的對象目前的狀態是危險和失去理智的并不難——難的怕是找到一群与他地位相稱的人(那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
  他,努德爾曼,已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好工作,開始按照他雇主的意愿制造一場大混亂。在商界各受尊重的考夫曼十分慷慨地向努先生伸出援助之手,在議价時請他共進午餐,而得到的回報卻是那只援助之手被齊肘斬斷,因為努先生很不講理地要求把事先講好的每頁兩元的价碼再向上提。努先生非但沒有感激之意,反而一次次顯示出他的貪婪。他那貪得無厭的胃口究竟有沒有限量?
  雖然我們的對象聲稱已有15年的寫作史,然而他卻連自己所選擇的職業的最起碼特征都沒有掌握:作者為讀者而創作。自古以來,不論歷史多么遙遠,不論聲望多么顯赫,從博卡西奧1再到杰奎林·蘇珊2,他們均遵循該特征進行創作。考夫曼先生在文學方面展示他的才華,為一群特定的讀者寫作,然而努德爾曼的創作顯然是沒有目的的。如果准許讀者選擇,他們將選擇誰的——努德爾曼先生對社會無情的誹謗,還是考夫曼先生落筆如飛的敘述?
  
  1 博卡西奧(1313-1375):意大利作家。
  2 杰奎林·蘇珊:美國當代作家。

  努德爾曼先生不是熱切地接受這個最有前途的机會,這個机會——就連努先生也已意識到——能順利地帶給他一個掙錢的職業,相反,他把一部盡管可以說是業余的但卻是嚴肅的作品改成一部庸俗的鬧劇,從而破坏了他的這份工作。更糟糕的是,我們發現他反复使用他的“隨心所欲”伎倆,取笑人類繁衍生息的行為。正如索斯基家的男孩那天駕駛著拖拉机開過他身邊時机敏而充滿同情地抨擊他說的那樣:“你知道不?你有病啊!”
  既然談到我們的對象是索斯基家的鄰居,就讓我們概要地審視一下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努先生對喬治·索斯基的指控是打扰他,并阻撓他完成考夫曼的草稿。我們治安維持會把他的指控解釋為障礙物,是努先生很容易地在他与打字机之間樹立的障礙物。人們禁不住產生拿困境中的他与那個亢奮的孩子作一番比較的想法,他僅僅受到些輕微傷害便以此為借口而停止工作。他的思想只能集中半個小時多一點,我們要問,像他這樣坐臥不安的人,怎么能堅持做好一項工作呢?這是一個連他自己的孩子都要問的基本問題。有病。有病。有病。還需要更多的證明嗎?
  正如我們治安維持會對可能成為我們的病人一貫做的那樣,我們追溯了他們的過去,對努先生近期生活中的事件一件件地蓖過一遍,但是最終的發現不利于我們的期望,而恰与我們所期望的相悖,我們本期望能給努德爾曼先生些什么東西哪怕是一張不十分明确的健康證明。簡而言之,讓我們扼要地講述一下使我們做出決定的事實:
  (一)關于喬·索斯基少爺毀坏努先生汽車一事:經我們保險公司專家鑒定,汽車被毀确是事實(而不是假想的)。但是,專家很肯定地告訴我們汽車破損不是故意造成的。官方調查證明,“喬·索斯基不過是想從那輛汽車旁邊繞過去,就連我們開車技術最好的人也會發生類似事件”。
  (二)關于喬·索斯基播放音樂問題:搖滾樂被認為是我們時代的一种現象,普通得就像古羅馬人把基督教信徒扔給獅子吃一樣。在后一种情況下,人們把他們送進斗獸場為的是讓公眾從中享受到快樂,而不是為了讓這些犧牲者經受痛苦的磨難。喧鬧聲也是一樣,它是欣賞現代音樂的前提,而不是為了蓄意破坏人們心智的宁靜。
  我們的調查表明,喬治·索斯基僅僅在自家門外听音樂,而且是放到可以接受的音量。索斯基先生在證詞中堅持說,他“根本”不想用音樂刺激別人,相反,他只不過試圖“感受音樂的節奏”而已。
  (三)關于故意低位掃射与射擊:這個國家歷來就有強調自衛与訓練神槍手的傳統,年輕的索斯基不過是在練習他的手槍射擊技術。以喬治·索斯基如此高超的射擊本領,子彈偏离罐頭盒而射向努德爾曼的路上的机會微乎其微。
  (四)關于馬匹拴在努德爾曼家的道路上:這個事件促成他的偏執狂狀態(甚至到了這种地步,努指責喬·索斯基應為他的汽車收音机開了一夜負責),假如這條道路按照停車場管理規定用砂礫和瀝青舖好,這一切本是可以避免的。
  對索斯基事件的評論不是沒有結果的,我們發現最初我們怀疑(在報告1中)努先生有遭受迫害的幻想(關于受壓抑的黑人理論),原來這一現象源于他現在“對中東沖突的理解”。在最近鄰里發生誤會之后,努先生歪曲地得出三個等式:努先生等于熱愛和平及受困扰的以色列國,而索斯基一家等于巴勒斯坦恐怖主義者。努先生等于手無寸鐵的猶太村社,而索斯基一家等于企圖制造大屠殺的哥薩克人。也許他的比喻十分精妙,但是他對自己形勢的估計——除去完全捏造的部分——則矛盾重重。努德爾曼先是嚴厲指責索斯基一家對他存有偏見,容不下他,接著便一發不可收拾,開始詆毀美國波蘭人的傳統,嘲笑他們信仰的天主教,誹謗教長,蔑視他們定期去教堂做禮拜。下一步會怎么樣呢?是不是就該詛咒我們的上帝了?假如努德爾曼不能接受有道德有智慧人的信仰,我們治安維持會不得不問他:“到底,努德爾曼先生,你到底信仰什么?”
  在与我們治安維持會的接触中,有一次努德爾曼失生明确表示他計划著手寫一本新書,書名顯然是《古伯斯威爾在崩潰》。在那一次以及以后相繼的接触中,我們明确無誤地指出,這個想法不可取。在這部有所圖的自体著作中他企圖“講出一切”,這部作品非但不會帶來有益的效果,反而只會蓄意中傷朋友和鄰居,揭開危險的舊傷疤。
  他拒絕接受我們的警告,事實上他好像已經開始寫這本書并且打算把我們的報告也放進他的“書”中——為了報复我們對他富有同情心的監護,他打算對我們進行暗中監視。
  由于這是一個自由与民主的國家,并且到目前為止他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算得上是合法的,我們尚無意采取措施阻止他的具有危險性的舉動。勿容置疑,努先生將給自己帶來他的書名里出現的“崩潰”。可是他為什么堅持把他所居住的城鎮叫做“古伯斯威爾”?人人皆知這個城鎮的名字的确是美麗的。
  預測:有病。有病。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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