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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想我已墜入深淵,墜入另一個悲慘透頂世界的黑暗之處。我被打劫。被襲擊、被搜身、被羞辱。他們,這些和平使者,拿走了我的皮帶、鞋帶,把我推進了拘留所——盡管那根皮帶有很多用處,但是在我把它的最后一個扣眼用上之后仍然提不住我的褲子。他們究竟怕什么?怕我用鞋帶結束自己嗎?哈!就我目前的處境,若真自殺的話,倒不失為一個最理想的抉擇。我若有幸的話,机會倒是蠻多的,煉獄确實存在(索斯基之類的虔誠信徒一直在追尋著它)。然而糟糕的是,煉獄意味著我必須把我所經歷過的再反复地經歷,而我對可能發生的一切實在膽怯得很了。
  臭狗屎!我嘴里嘟囔著同時用腳厭惡地踢著柵欄門。給利奧打過三次電話了,可是都占線。興許是不愿意讓這從天而降的美譽之夢被打斷所以把話筒放在槽外了。媽的,可是我必須找到一位住在紐約的人來證明我是誰。
  “嗨,警衛!警衛!”我使勁搖動柵欄大聲喊道,但是再也沒有人過來了。他們准是嫌我進進出出打電話厭煩了——但是我那一角硬幣還沒花掉呢,而且我知道我有這個權利,沒錯。
  要是到天亮我還沒有找到律師的話,他們答應給我指派一位公共辯護人。唉嗨。我是找佩里·邁森還是找一個正走霉運被逐出律師界的酒鬼呢?但愿我能找出解決的辦法,至少能找到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他可以……
  “真金不怕火煉。”主席爭著引起我的注意。
  “逆境鍛煉人的性格。”那位雄心勃勃的理論家一號補充說。
  “噢,別裝蒜了。省著點勁儿吧。”我聳了聳肩把他們甩掉了。他們到底睡不睡覺啊?
  別的先不說,我現在是餓极了,眼前除了自己的皮和骨頭什么也沒有。天亮之前什么可吃的東西也別想得到,能得到的只有飯后即遭逮捕的厄運……假如一個人想他自己是什么他就能成什么的話,那么我就是一個配著花色配菜的大熱狗。假如一個人能成為他想吃的東西,那么我就大大的不是個東西,一個零,一個零的代號,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這就是我。三等武裝搶劫,頭號人民公敵。多么可笑。利夫又會說:“太可笑啦我都忘了笑。”……這一切你能想象嗎?不過,媽的,我不得不承認這座城市的法律運作方式雖荒謬但有利于定罪……放屁,我現在還不是跟定了罪一樣。也許我應該接受協商認罪,使自己拜倒在法庭的仁慈之下?
  仁慈?這可非同小可。你犯的可不是普通的罪。是一等犯罪。嚴重犯罪。獄中漫長的歲月。我知道他們企圖胡亂給我定罪(敲詐我)。連他們的描述都是那樣的吻合,你已經听到了……但我又開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做了那种事——不管是什么事……狗屁,在這類事情上你永遠也弄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事。
  上午10點。伯尼·考夫曼先生,大人,你究竟在哪里呢?從我服了輸并且給你在電話里留了言到現在,已經過去好几小時了。他們已經開始讓嫌疑犯們在一個大鐵門前排隊候審。鄙人也戰戰兢兢地排在他們中間,隊中那四個人看上去長得很像,雖說社會背景不一定相同……
  等待。等待。等待。這是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一旦我走出牢籠,我一定告他們狗日的,罪名是錯誤逮捕我以及浪費掉我寶貴的時間——這倒是個弄錢的好辦法,當然,除非他們捏造個什么罪名給我判了刑。
  跟上。跟上。我不耐煩地往前蹭,就讓這個馬戲團做巡回演出吧。當我站在那里等待他們的胡說八道時,忽然心中對《古伯斯威爾在崩潰》產生了疑問。它也許根本就不是——像我曾相信的那樣——關于社會秩序、法律与司法的崩潰,它只不過是一項很難的測驗,目的是調查人的耐力,精确地測算出在使人不至于像根橡皮筋一樣被拽斷的情況下對人的懲罰极限是多大。這倒是一個有趣的想法,只是如果我怀疑的是真的,那我不就是一頭豬了嗎?他們刺激我,激怒我,為的是試驗我的极限……伯尼究竟在哪儿呢?我本不該在這地方呆這半個多小時……是啊,我不得不承認,人完全沒有必要為了對一本小說進行修訂而走极端,不管那內容是關于什么的。
  “行啦。排好隊。”監獄看守開了門。“上平台之后你們要站在中間位置。不讓你說話就不准說話。听明白了?”
  “好啦。齊步走。”我邊想邊像個机器似的跟著隊伍走。“演出開始,伙計們。”我走得活像個模范囚犯。我被領進一間沒窗戶的光禿禿的屋子,除了我和“朋友們”站的平台被聚光燈照得雪亮外,周圍一片漆黑。我緊張地朝暗處瞥了一眼,除了几個來回晃動的影子外什么也看不見,人影前有一面所謂單面鏡的東西。
  “三號,”一個聲音突然叫道,“出列。”
  停頓。
  “三號。你。出來!”
  “誰?我?”我問道。被叫的人在這五名罪犯中無論從哪邊數都是三號。
  “沒錯,你!”
  我馴服地朝前邁了一步,兩腿微微發顫。
  “開始。我命令你大聲清楚地說出你的名字。”
  我當時又气又餓,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我身上。我緊閉著嘴站在那里。
  “講。”為這場戲挑選演員的導演大聲說,這是我頭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為一個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做聲音試听表演。“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
  “快講!”
  “說!要么我們就來幫你把舌頭掏出來!”一個聲音在黑暗中恐嚇我說。
  “噢,長官,厄(我)的名字斯約賽·吉米艾,”我臉部肌肉抽搐著笑了。“你索的花(說的話)難听,難——”
  “割他的舌頭!”前排的一個流氓大聲喊,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在場的話,他肯定特想幫著把我的舌頭割下來。
  “啊依,你斯索散(是說三)號?”我用依地語的數字說,存心跟他們開個小小的玩笑。“還斯索(是說)他,老板?”我的話音里暗示了种族歧視。
  “好啦。三號,歸隊。”
  “哦不,我不歸隊。既然你讓我講,那我就講。”我的臉紅得像甜菜頭,憤怒的汗水順著面頰往下淌。哦不,先生們,你們別想輕而易舉地甩掉我。“現在我要問你們所有的人几個問題。比如說,”我火了,“我的權利呢?我的公民權呢?我的人權呢?”
  “歸隊!”
  “當然,我會歸隊的,可是憲法規定的屬于我的權利呢?米蘭達原則1呢?我的律師在哪儿?我的皮帶在哪儿?沒有皮帶你打算讓我怎么在台子上走來走去?假如我掉了褲子你們會以當眾羞辱性暴露罪名逮捕我。這是誣陷。我都說清楚了,看著辦吧!你們逮捕我是有理由的,對嗎?上來吧,我給你們理由。我要讓你們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在場的所有的人——你們會為此而后悔。我要讓你們為陰謀剝奪我的公民權而遭逮捕。我要上告,不光告城市部門和警察署,還要告你們每一個人。我要摘下你們的勳章,扣發你們的工資,我要……”三號不停地說下去,他被兩個体壯如牛的漢子拉下台子拖出候審隊伍送回拘禁室。“無罪拘捕,陰謀,野蠻!你們都可以作證。我要傳喚你們每一個人……”
  
  1 指美國最高法院規定在審訊在押的嫌疑犯之前,偵察人員必須告知對方有權保持沉默,不作自證有罪的供詞,有權聘請律師并要求訊問時有律師在場等。

  回拘禁室的路上我的監護人對我不是打就是踢;盡情發泄不滿,惟恐我忘了他們。回來后還沒呆穩我便又匆匆忙忙被從囚籠里提出來了。
  “什么事?”我問。他們把我領到一張桌子面前,上面散放著昨天夜里扣留的我的全部行當。
  “指控結束了。”那個瘦瘦的灰臉皮看守說。
  “結束了?”我吃惊地問,赶忙抓過皮帶和鞋帶系好。結束了?就像剛才那樣?我很惊訝,忽然想到一定是有某一位有權威的善人在幫助我。
  簽在這儿,他們說。我把名字草草地簽上,匆匆跟在警衛身后走下樓梯穿過最后的几道門。
  下一步怎么辦?我邊嘔吐邊想。我的心髒猛地跳了一下。我看見誰了呀?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商人和作家,大好人伯尼·考夫曼。他站在屋子那一端正盯著鞋尖專注地思考著什么。
  “伯尼!”我高興地說著快步朝他走過去,他心不在焉地瞅著這個准備与他的解救人擁抱的自由了的犯人——考夫曼先生臉色不好,又憔悴又難看,好像還沒從震惊中緩過來。看到了蓬頭垢面的我,這位一向侃侃而談的企業巨子,英語語言大家,結結巴巴地開了口。
  “發——發——發生了什——什——什么事?”他口吃地說。他上下打量著我,警覺与惊訝使他的臉像霓虹燈一樣一會儿紅一會儿白的。
  “瞧,我真的十分抱歉不得不把你叫來。”我道歉說,對于把伯尼拉進我的生活的泥淖感到懊悔。
  “警察對你那個了嗎?”他往后邁了一步問道,也許為了站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也許想看一看我的襤褸与創傷——很難說是為什么。
  “沒有。沒有。与我所經歷的相比,跟他們在一起算是件樂事哩。”就是在那儿,我們雙雙站在警察所里水泥地上,我向他道出了一切,告訴他昨天發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我怎樣被打与被搶,小流氓怎樣一分錢也不給我剩,連汽車票也拿走了,后來我怎樣在地鐵里不知所措地徘徊,后來又怎樣被警察帶走,他們怎樣指控我犯有流氓罪以及編造出來的一大套罪名。“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感謝你。我給城里的朋友們都打過電話,可是一個人也找不到。我試了一遍又一遍,等等。等等。等等。連我的律師也上夏威夷度假去了——你能想象嗎?到頭來你是我惟一能聯系上的,”我用盡了溢美之詞滔滔地說,“我非常抱歉不得不……”
  “好啦。好啦。”伯尼有點冷冰冰地說,我不敢肯定我們兩人誰會相信這些鬼話。
  “不知道該怎樣報答你,”我笑著拿起他的手使勁搖了搖,然后飛快地朝門口走去。
  “可是,你去哪儿呀!”他猶豫了一下喊道,緊隨我后邊跑下石階來到布朗克斯寒冷的空气中。
  “回家呀。”我理所當然地說。冷風颼颼地吹進褲子上的破口,我感到透心的涼。
  “回家?你打算怎么到家?”
  “怎么到家?”
  “你的汽車票。我想它已經被人偷了。”
  “汽車——?噢!對!”我尷尬地笑了,演戲似地拍了拍前額。
  在去港務局公共汽車終點站的出租車里,一向健談的伯尼一句話都沒說,甚至不談他的事,只是朝窗外看去。我心想,他生气了?討厭我了?很難過而又不愿意表露他的感情?漠不關心?主啊,伯尼,你倒是說點什么好不好?
  車子開到曼哈頓中城,計數器已跳到不小的數目。伯尼終于轉向我柔聲問道:“吃早餐了嗎?”
  “沒有。”我不假思索地騙他說。不過,在彌天大謊之中再多一個小小的謊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說——如果我的估算是對的——我也認為伯尼該招待我一頓了。現在不利用一下,誰知道何時才能有机會?我在想,倘若我們要分手,那就吃一頓再分手吧。
  在50街中部,恰巧是斯泰芬把我撂下來的地方,伯尼讓司机停車。伯尼把一沓鈔票放在防彈擋風板下的小盆里之后我們下了車朝一個小餐館走去。我強烈地意識到,而伯尼卻并不曉得——在我們過馬路的時候考夫曼先生始終与我保持著距离。
  接下來我們進了那間暖烘烘飄溢著香味的小飯舖,我像個孩子一樣屁股在轉椅上扭來扭去,伸手抓過菜單。我一口气向女招待點出我所要的:一大塊帶糖漿和厚厚的奶油的熱蛋糕,附加熏肉,桔汁、熱咖啡、一塊鮮梅子蛋糕,再加一片西瓜。伯尼只要一杯咖啡。黑的,謝謝。伯尼小口呷著咖啡,小手指上的戒指一閃一閃地在發光。我開始大口地消滅面前的食物,偶爾抬頭用我那雙充滿感激之情的狗眼看一看我的捐助人,同時在心中感恩戴德地搖一搖那看不見的尾巴。好怪,盡管經歷了昨夜的可怕遭遇,盡管被拘禁,受到非人道的待遇,遭到羞辱,衣裳被撕破,又整夜沒睡覺,我仍感到無比的快活——食物的愈合能力的活見證。不過在這种時刻苦是有人肯敲一下你的腦袋的話,恐怕感覺會更好一些。
  “再要一些?”伯尼問我。這時我又開始表白感激之情,提出准許我像舔教皇的手一樣舔一舔他那帶戒指的手。
  隨后,用餐巾快快地擦一下唇邊的飯渣,乘坐一小段路的出租車,又過了兩三分鐘,我倆雙雙站在灰狗長途車售票處前的隊列之中,伯尼掏錢為我買了一張去古伯斯威爾的單程票。嗨,讓人像照顧孩子一樣照顧我真不好意思。
  “你真的不必等到開車。”我說,心中仍然充滿了至少是寵物所具有的責任感与渴望,向伯尼保證我一定精心寫好《心髒与處女膜》,只要這不是彌天大謊。“我已經耽誤了您太多的時間。”我向他伸出手去,他今天第一次正視我,好像要從我身上看出些什么來。
  伯尼看著我的眼球深處,尋找著他丟失了的什么。我忽然產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想法:怎么樣,假使《心髒与處女膜》完全是杜撰的,純屬丰富想象力的產物,那會怎么樣呢?假使伯尼根本沒有對他那整日坐在家里織毛衣的賢妻不忠呢?假使,事實上,他從沒有跟她有過性生活呢?伯尼表面上猶如華爾街那漂亮的建筑物一樣,但卻是個結過婚的貞男,將他的一切幻想都寄托在了紙上。這樣的想法固然荒唐,盡管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上這种事并非不會發生。我當然最終會查清事實,我想著便朝他臉上兩個具有穿透力的棕色小潭望去,以期找出——正如利奧所言——所有肮髒的細節,結果什么也沒有找到。
  “當心點。”伯尼點了點頭,臉上第一次出現了神秘的微笑,然后消失在人群中。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鐘,然后朝售票處走去把票退了……19元35分。不小的數目,我想著把鈔票疊起來裝進兜里,然后朝布朗克斯的地鐵走去……一點都不坏……車到山前必有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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