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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谷興亞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俄羅斯的商業文學迅速發展。寫一寫帶血的拳頭和斑斕的枕頭,既能給苦悶無聊的心以慰藉或刺激,又能給突然成了貧民的作家們募集點資金,可以說是各得其所。于是,大量包裝精美的書刊雜陳于街頭市場,成了都市的一道新的風景線。但是,如果把這些“暢銷書”都一概視為文化垃圾,就要冒把嬰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風險。至少,在俄羅斯近几年大量出現的偵探小說中,就很有些值得一讀的東西。尼古拉·列昂諾夫的小說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對尼·列昂諾夫知道得還不多。只知道他1933年生于莫斯科,受過高等法學專業教育,在蘇聯民警局工作了十年,著有小說和電影劇本《皮亞特尼茨基大街上的小酒館》、《奧米伽方案》、《瀕死狀態》、《殷紅的血》等等。1983年他在《青春》雜志上發表中篇小說《死亡陷阱》,首次塑造了偵探古羅夫的形象。蘇聯解体后,他發表了《討厭的警察》、《為時不晚》等小說,繼續寫古羅夫的偵破活動,從而推出了以古羅夫為主人公的系列偵探小說。
  八十年代中期,蘇聯還一直諱言國內有組織的犯罪活動。1992年俄羅斯舉國上下便無不惊呼黑手党的猖獗了。1996年6月,法國《費加羅》報引用俄國內務部官員米·伊格洛夫的話說:俄國的黑手党已擁有四万家企業,掌握著俄羅斯一半的經濟命脈。愈演愈烈的犯罪活動,為偵探小說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討厭的警察》是俄羅斯文學中最早的一部寫黑手党的長篇小說。它由三部組成,其中每部又都能獨立成篇。許多人都不把偵探小說視為嚴肅文學,認為它們是通俗文學,只具有消遣娛樂功能,難登純文學的大雅之堂。文革過后,譯介蘇聯文學作品形成了一個持久不衰的熱潮,一些重要的作品發表后不久就有了中譯本,唯獨偵探小說很少有人問津。其實,在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很難划一條嚴格的界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罰》是寫犯罪的,有誰現在還否定它的价值呢?瑞士當代著名作家迪倫馬特寫了不少很好的偵探小說,他曾公開宣稱,反映犯罪現象是研究社會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迪倫馬特強調“唯一”未免失之絕對。不過,犯罪現象是社會各階級、階層利益沖突的集中表現,要了解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面貌和眾多階層的心理,偵探小說确實能為我們提供鮮活生動的材料,這种体裁完全可以用來表現重大主題,揭示探索社會生活的嚴肅問題。
  《討厭的警察》及時深刻地反映了蘇聯解体前后的社會現實,小說一開始就把我們帶進了激烈沖突之中。蘇聯內務部的某將軍竟是黑手党的走卒,犯罪分子公然招募正在追捕他們的警官,黑手党的老大原來是某部一總局局長,其助手竟通曉三种外語。正直的偵探被迫孤身奮戰,一再遭遇交叉火力、十面埋伏。他既要緝捕罪犯,又要躲避自己的同事,真是慘烈悲壯。
  小說一反前蘇聯惊險小說的傳統模式,毫無拖沓繁瑣之感,而是情節緊張,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但作者并不僅僅編造些离奇的故事,他力求在更深的層面上揭示現實生活的問題。位于市郊的政府別墅紛紛成了黑社會的巢穴,党政要員眨眼間變作了黑手党的老大或骨干,他們道貌岸然地坐在“公仆”的位置上,巧取豪奪,鯨吞國家資產,走私毒品,濫殺無辜,事實向人們展示,從人民公仆到人民公敵并不遙遠,只需跨過“腐敗”這座橋。這些將軍、書記、局長、經理們出賣了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換來的是大量的金錢和奴才地位。廣大普通群眾則在貧困線以下掙扎。他們下班以后為尋找買得起的晚餐在各個食品店出出進進,排起長隊,抱怨責罵之聲不絕于口。
  列昂諾夫在《討厭的警察》中成功地塑造了古羅夫這個真實可信的偵探形象。一提起蘇聯警察,我們立刻便會聯想到克格勃,聯想到葉若夫、貝利亞。不僅在我國,在今日的獨聯体國家里也是如此。蘇聯解体后,警察一度成了最不受尊重的職業,似乎是暴政和迫害的化身。這自然是有原因的,但并不完全准确,書中把警察与罪犯比作貓和鼠的關系。鼠害成災固然是貓的失職,但老鼠還沒有獨霸天下,社會生活還得以維持,就說明并不是所有的貓都成了鼠類的同盟軍。在這种狀況下,那些忠于職守、同碩鼠們展開殊死搏斗的貓便更加難能可貴,令人肅然起敬,因為他們不但要有職業道德、良心,而且還必須具備特立獨行的高尚品格和不屈不撓的鋼鐵意志,古羅夫就是這樣的警察。這使他頗像美國著名偵探小說作家錢德勒筆下的菲利普·馬洛。古羅夫也确實有許多硬漢派偵探的特征。他經常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腹背受敵。人民群眾的冷嘲怒罵,心愛的妻子离他而去,上司不時的申斥懲罰,黑手党的狙擊追殺。他似乎是個獨行俠,可以信賴的只有一個上級奧爾洛夫以及少數儿個下屬,可他們又為龐大的官僚机构掣肘,想幫助他往往力不從心。他有非凡的智慧,卓越的邏輯推理能力,掌握了高超的技擊術,但他畢竟不是超人,像小說中有人稱呼他的那樣。他無法神机妙算,預知一切。每破一個案子他都要闖龍潭入虎穴,遭人暗算,九死一生。他不媚俗,不諛上,不肯出賣人格和原則。然而,無論他內心如何苦悶,一旦發現重大案情,就像獵犬嗅到了獵物一樣、立即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沖動,馬上奮不顧身地投入戰斗。但他終歸不像菲利普·馬洛那樣,生活在半個世紀前的美國。俄羅斯人民畢竟有很高的素質,一旦周圍群眾了解到事實真相,就會給予他深切的關愛,所以在關鍵時刻,總有一些人冒險犯難,幫助這位“討厭的警察”,使他渡過重重險關。古羅夫是個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不是硬漢派偵探的簡單移植。他上下求索,不斷思考這個正在劇變的社會,他對自己的職業有种自豪感,對自己本身則持一种無可奈何的自嘲態度,他有自己的苦惱,經常感到彷徨,無所适從。他有些狂放不羈,我行我素。在女色的誘惑面前,內心也蕩起過波瀾,但是古羅夫這一形象所体現的威武不能屈、困頓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感人至深。這是俄羅斯人的脊梁,這是俄羅斯民族复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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