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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這我早已預料到了。
  “埃諾,你一定不是因為無聊才愛上我的吧?”
  “不是這樣的,”埃諾繃著臉說,“你不要胡思亂想。”
  “對不起。”我一邊說,一邊努力保持著臉上的嚴肅。“你放假的這几天都干什么了?”
  “我在想你。”
  “自然是因為公務才想我的嘍。”我說,“你看了我寫的東西沒有?”
  “沒看。我母親看了,我馬上也要看的。我很想知道為什么几乎兩個星期都听不到你的消息?”
  媽咪呀!這下我可惹禍了。律師先生認為我們之間的關系比現在還要親密得多。
  “我是想,要是在放假期間用我們家那些斗嘴吵架的事情麻煩你,你們律師圈子是不習慣的。”我裝模作樣地說。
  “我們還可以談些別的嘛!”埃諾繃著臉說。
  “什么事?”
  “我母親看了你的筆記,她覺得非常有意思。”
  “太棒了。”我寫的東西至少使這位老人感到高興了。
  “她說你有了不起的寫作天才。”
  “過獎了。”我裝出一副謙虛的樣子,內心里實際上高興得要死。
  “我母親有個非常古怪的想法,我不知道該怎么對你說……”
  我輕輕咳嗽了一聲。他千万可別說,他母親認為我和他干脆結婚好了,反正我們以后也是鄰居了嘛……
  “埃諾,我想我們現在應該重新理智一些……”我抓起了威士忌杯子,想穩一穩自己的情緒。
  “我母親做事也許有點專橫了些……”
  我神經質地緊緊握住酒杯。我的天啊!也許她已經買好了結婚禮服呢!四十號,燈籠袖,帶皺褶,圓領口,屁股后面拖著下擺和飾帶!也許她已經請教堂登了結婚預告呢!也許兩樣都辦了!
  “埃諾,請告訴我,你母親有什么好想法?”
  我緊張地咽了口唾沫。
  緊接著,埃諾就放出了爆炸性的新聞。
  “她把你的東西……你的……婚姻故事交給了一家出版社。”
  我呆呆地看著他。“她把什么交給了出版社?”
  “這段時間你到我們家來一下就好了。你們不來,她就有充裕的時間去讀你的東西了。她讀完以后就決定發表它。”
  “那你沒有阻止她嗎?”
  “沒有,她今天早上才告訴我的。”
  我一屁股坐到了豬皮沙發椅上,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出版社某個自稱編輯的鳥人,無聊地瞎翻一通我的筆記,然后搖著頭,嘟囔著“都是胡扯,都是胡扯”,并把它啪的一聲扔進旁邊的抽屜里,我就羞得無地自容。
  我決定發一通怒火。要是好好地想一想,這也的确是一件做得過火的事。
  “我覺得太過分了。我想,你作為律師應該知道這一點,你有保守秘密的義務。要是你把材料給你母親讀,那你作為律師也應該有責任不使它落入陌生人之手。這种做法是侵犯了個人的隱私權,或叫其他什么名稱。我告訴你,這件事會要你小命的!這是一件要上最高法院的案子!我要對我的律師提出控告!”
  我大腦內部自由廣場上的姑娘們怒火沖天,破口大罵,她們砸碎櫥窗,掀翻汽車,連警察的高壓水槍也不能使她們放棄這些欠考慮的過頭行為。
  我气得喘著粗气。眼下我也不清楚該用什么方式對他和阿爾瑪·瑪蒂爾采取行動。他對我家庭、個人和財政情況了如指掌,對他這一行當中的所有計謀与圈套已經運用得得心應手。他剛剛為我買下了我夢寐以求的心愛的房子,而且沒收一分錢的佣金。他還接手了房子的全部整修事宜。他母親基本上還是一個好心腸的人。而且,我和埃諾不管怎么說還一起在鯨魚皮上打過滾的。
  可盡管這樣我也要告他!也許正是因為這些更要告他!
  埃諾顯得很吃惊。可他沒有繞過辦公桌,像我想像的那樣,一邊抓起我的手臂安慰說,“親愛的,你繼續大聲吼叫吧”,一邊偷偷地通過對講机讓人叫來備有橡皮間和緊身衣的救護車。
  我猛地抓起酒瓶,用顫抖的雙手給自己斟滿了杯子。
  “我知道你不會同意的。”當我喝完酒并重新抬起頭來時,我的律師說。
  “混蛋!”我邊罵邊考慮該如何理智地了結這一局面。誰要是罵他的律師為“混蛋”,他就應該順理成章地把杯子扔到他身上,要么把他的電腦摔到立柜的鏡子上,要么用尖尖的皮鞋跟踹他的“敏感部位”。
  埃諾惊慌失措地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翻了起來。他也許會掏出一支手槍來對准我……我的這一想法還沒有結束,他就把一張紙條塞到我的面前。上面有一個八位數的電話號碼,區號是漢堡。
  “你可以在我這儿打電話,這是出版社的號碼。你看,親愛的,出版社叫新女性出版社,這名字對你很合适。”
  “我才不想給這家該死的新女性出版社打電話,讓他們把我的東西退回來呢!這是你的事,是挽回你職業信譽唯一可以補救的措施!要是你以后再把這些算到我賬上,小心你的腦袋!”我沖他訓斥道。
  “我當然已經往那儿打過電話了。”埃諾說。
  “結果呢?”
  “他們想出版。”
  “他們要出版?”
  “是的,他們要出版!”
  “你捉弄人!”
  “不,是真的。他們要出版你的東西,只要你同意。”
  我一下子說不出話來。埃諾急忙給我斟滿了杯子,我机械地抓起它,放到嘴邊。我的律師把我停止破口大罵看作是我做出的一個友好姿態。我腦垂体里的姑娘們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一個個變得气喘吁吁。
  埃諾抓住了這唯一的机會,活力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我當然立即就同一位很親切的……叫……嗯……”他在他的檔案卡片里翻找著,“……叫浮士德博士的老先生草擬了一份臨時合同。這位先生是主編,非常親切,他建議把手稿送去付印。這位……嗯……浮士德博士先生自己已經看了手稿,他妻子也看了,他們都覺得很有意思。這位親切的……博士說,這是一种非常新穎的女性文學。”埃諾額頭上冒出了汗珠。
  “浮士德?”我不知所措地問。
  “是的,就叫浮士德。他很重視新的文學趨勢。他說,婦女作品應与過去不同,要輕松活潑,不要那么嚴肅死板。嚴肅死板的作品已經充斥了整個市場。但是你的東西很有意思,他是這么說的。我們已經達成了協議,第一版出五万冊。”
  我大腦內部自由廣場上一片寂靜。
  一只肥大的蒼蠅在窗戶上嗡嗡地叫著。
  埃諾用充滿期待的目光看著我。
  五万冊!我簡直不敢相信。五万冊呀,這不意味著將有五万個机靈的婦女要讀我寫的維克托·朗格和威廉·格羅斯克特爾的故事嗎?
  “不行,”我斬釘截鐵地說,“這与別人無關。我要离婚,然后安安靜靜地過日子,我是為了這個才聘請你的。”
  “可稿子還可以編輯加工呀!”埃諾說著,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我用力推開了他。不要動我,你這個叛徒!
  “你這是什么意思?你是說他們要下功夫把書中的名字全部縮寫?就像報刊亭里出售的那些髒乎乎、皺巴巴的消遣書所做的那樣?出身于K城、被人拋棄的母親弗蘭西絲卡·H講述她同著名導演、出身于明斯特-布拉克羅的威爾·G的痛苦的婚姻故事。在封面照片上,我們的眼睛都用黑條條遮蓋起來,孩子們哭叫著坐在肮髒的租房樓梯上?你為什么不馬上同一家私人電視台聯系一下呢?這樣你就可以對著攝像机向我遞上一束鮮花、唱《原諒我》的高調了!威爾·格羅斯就會從幕后走出,吻著我的面頰,淚流滿面、結結巴巴地說,我們應該重歸于好!而阿爾瑪則坐在觀眾席上,捂著手絹嚎啕大哭!你一定為此拿了一大筆好處費吧?”
  埃諾大惊失色。在他笨重的辦公桌旁還從來沒見過有人發這么大的火。不管怎么說,還從沒見過有人向他這位性情溫和的律師發過火!
  太絕了,他的律師事務所終于有了一种气氛!
  我覺得自己有些了不起。現在正是好机會,我可以借此机會把自己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大腦內部自由廣場上的女權主義運動者熱烈鼓掌,給予支持。
  “要是你冷靜下來,我就把編輯的建議告訴你。”埃諾冷靜地說。
  我決定冷靜下來,我畢竟難以壓抑我的好奇心。這位編輯的建議是什么呢?埃諾作為我的律師和經紀人對此又是如何反應的呢?
  “我已經冷靜下來了。他說什么了?”
  “他想同你坐在一起商量商量。他說,憑你的天分和幽默感,你可以把這一素材寫成一本很有意思的婦女小說。他說,這正好符合當代文學的發展趨勢。”
  “他是這么說的?”我問道。
  “是這么說的。他還說了些別的事情。”埃諾又翻弄起他隨身攜帶的小紙條來。“嗯……同老師的那一章……我記不得在什么地方了。我想,是同某個舞蹈老師……”
  很清楚,埃諾本人對我的東西只字未看。我清楚他指的是哪一章,太清楚了。
  “是德語老師。”我說。
  “對,他對德語老師的那一章最喜歡。”
  “為什么?”
  “誰知道?他自己會親自講給你听的!你最好給他打個電話。”
  他又把那張紙條推到我面前。
  這次我拿起了紙條。當埃諾把手放到我的手上時,我也握住了他的手。
  一部小說!一部小說!
  我要出小說了!
  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
  一种奇妙的、壓倒一切的成功后的喜悅抓住了我。我腦垂体廣場上的姑娘們從挂鉤上扯下監獄的鑰匙,為其他姐妹打開了牢房的大門。然后,她們歡呼著互相擁抱起來。
  烏拉!烏拉!我們這些思想上受到壓抑、作用得不到重視的低能儿終于走出了腦垂体這一小小的天地,要為改變社會政策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了!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視野太窄了,只是圍著鍋台打轉,只知道洗晾衣服。可現在,我們要擴大視野,要寫小說,而且是在兩個孩子同時呆在家里的時候進行創作。那位絕頂聰明的退休老頭弗里茨·費斯特對此會有什么高招呢?噢,他一定會說:為兩個搗亂的小家伙裝兩部漂亮的微型游戲机,這簡直易如反掌,用兩個鞋盒子和四十四塊同樣大小的小石子就可以做成。然后,再給他們一些未經漂白的再生紙、無毒的彩筆、去了尖的回形針和几個娛樂題目,然后在“父親”——以下稱之為“提案反對人”——的辦公室舉行一個快樂的聚會。
  這一要求不予同意,拒絕舉行!
  應該把兩個可愛的小淘气鬼交給律師的母親,她反正已經自討苦吃,照顧過其中的一個了。
  我覺得這個主意富有創造性。弗里茨·費斯特決不會想到這一主意的,是的,他不會想到的。
  我深深地歎了口气。
  埃諾如釋重負地對我笑了笑。
  “咱們講和吧?”
  “講和就講和。”
  “太好了!”我的律師說,并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
  “埃諾?”
  “什么事?”
  “我還可以請求你做點事嗎?”
  “沒問題。”
  “請你的胡子重新長起來吧,我對它已經習慣了。”
  三天后我登上了飛往漢堡的飛机。
  這是一架很窄的小飛机,在冬季早晨的大風面前顯得有點招架不住。另外,當飛行員拉起机頭离開跑道的時候,沒有人鼓掌,沒有哪位空姐給我或其他什么人戴上一頂有趣的紅色船形帽,也沒有分發彩筆什么的。
  我坐在座位上,夾在兩個商人之問。他們既沒有穿夏威夷的襯衣,也沒有把啤酒瓶放到脖子上。不,完全相反,他們把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文件攤放在文件箱上,在里面饒有興致地翻騰著。兩位老兄順手攪了攪他們半滿的咖啡杯,對飛机猛烈的搖晃似乎毫無察覺。我悄悄地抓緊座位扶手,閉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要是哈姆弗雷·博格或其他某個這种類型的年輕人在這儿,他現在一定會貼近我的耳朵,用動人心扉的渾厚嗓音對我說:“你感覺不舒服嗎,寶貝?”然后一定會遞給我一塊手帕或一杯礦泉水。要是查爾斯·布魯森在場,那就一定會遞上一瓶烈性酒了。
  坐在我旁邊的兩位商人可不是這樣,他們對我的滿頭大汗和突然發出的禱告聲絲毫不加理會。當我穿著認識埃諾·溫克爾時穿的那身衣服從他們中間擠過時,他們除了隨口道聲“早安”算打招呼外就什么都不說了。既沒有對我的漂亮衣服吹一聲贊賞的口哨,也沒有問我今天晚上打算在漢堡做什么。對此我感到异常惊訝。
  就在大風稍稍減弱、飛机爬到一定高度以后,他們也沒有讓我有机會進行一次生動詼諧的交談。比如:
  “請允許在下作個自我介紹。我是比約爾·恩霍爾姆,退休政治家。我現在乘飛机去釣魚。”
  “認識您很高興。我叫赫爾,是作家。我同出版社約了日期,去談小說校樣的事。”
  甚至當空姐走過來問我們還想喝點什么時,這兩位老兄也沒有趁机遞給我一小瓶香檳。這著實令人遺憾,因為我曾想像著,我們一定是唱著歌、搖頭晃腦地在漢堡著陸,然后在提行李處大家熱烈擁抱,交換地址,依依不舍地告別。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正焦急地等在玻璃門后面的出版社代表團的眼前,為首的是那位動人的浮士德博士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母親。編輯、女秘書、司机和行李員列隊站在后面……
  我們著陸時天气剛剛放晴。
  我胃里有一點儿不舒服的感覺。我的大衣從飛机行李箱里往下掉,快要落到地上的時候,有人將其接住遞給了我。
  “是您的大衣嗎?”
  “是我的。”
  我看了一眼遞大衣的人,腦子里迅速閃過一個念頭,他是不是對我這個作家以及去編輯部的事感興趣呢?可他已經轉過身,又埋頭讀他的報紙去了。
  這就是我的經歷。
  我目睹了有錢人乘飛机的情況。連极為普通的商人在飛机上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視,或把腦袋扎在報紙里。誰要是轉身對人笑一笑,就准會露出他那皺巴巴、髒兮兮的脊背。
  我把地址告訴了出租車司机。他微微點點頭,也沒有問:“您是作家嗎?您叫什么名字?叫赫爾?听起來像‘先生’那樣的稱呼!這很好記!我要把這個名字講給我老婆听听!”或者諸如此類的話,而是繃著臉駛進清晨上班的車流中去了。
  出版社大樓位于普拉哈特大街,就在阿爾斯特湖對面。
  我昂首挺胸地走進前廳。喂,女士們,先生們,我來了。腦垂体里的姑娘們不得不留在門外。可她們擠在入口處,示威性地舉著拳頭,祝我成功。但愿她們可別擠破玻璃。
  在一間玻璃房里坐著一位保養有方的女士。她看到我后,把身体往前傾了傾,對著裝在玻璃后面的話筒問道:“您有何貴干?”
  我故意先不回答,以一种期待喝彩的表情向正在把鼻子貼在玻璃門上的“戰友們”望去,然后語出惊人:“弗蘭西絲卡·赫爾。”
  這下好了,她一定會跳起來,赶緊系上上衣扣,從洗手盆里拿出一束鮮花,跑出玻璃房,再三向我道歉,并發誓說,她沒有馬上認出我,然后帶我去領導的房問。
  然而我期待的事沒有發生。女士用疑問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又俯下身子說出了下面的話:
  “這儿沒有這個人。”
  “是沒有,”我抬高嗓門沖著玻璃說,“因為我本人就是!”
  我又用期待喝彩的表情向門外的姑娘們望去。她們贊賞地向我點點頭,并做了一個威脅的表情,意思是鼓勵我不要被人嚇唬住。
  “噢,是這么回事。”那位女士說,然后又重新湊到話筒上問,“我能為您做點什么?”
  “是浮士德博士約我來的。”我向這位不知情的可怜的看門女士解釋道。她似乎還不明白,她所在出版社的老板請來的可是一位社會知名人士。
  “浮士德博士先生正在度假。”這位女士對著話筒說。
  說完,她就算交差了,又重新用北德人所特有的鎮靜忙著她的私活,即擦她的眼鏡片去了。
  “我把我的書稿交了。”我喊道,真想用拳頭去砸那面玻璃牆,可那豎眉下逼人的目光使我放棄了這一念頭。
  “很多人都交了。”她冷冷地說,不想再听我繼續解釋。
  “浮士德博士看了書稿!他想出版!”
  該死的!我還要更嚴厲地訓斥她嗎?外面的姑娘們從口袋里掏出了防身噴霧器,想穿過門口遞給我,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早晨六點就把兩個孩子托給朋友照顧了,我這樣做該不是為了踏進你們宮殿的大門就打道回府吧?”我沖著這位女士所在的玻璃宮殿的窗口喊道,“您以為我是來消遣的嗎?”
  這句話起作用了。那位女士賞臉地按了按蜂鳴器,通往玻璃房的門打開了。
  “請問您貴姓?”
  “我過去、現在、將來都叫赫爾。”哼,你這愚蠢的臭看門婆娘,我要對你采取更加嚴厲的態度才行。
  那位女士拿起樓內電話,用裝腔作勢的標准話說道:“是安妮格蕾特嗎?一位赫爾(咳嗽,故意停頓)女士(故意停頓)同你們約好時間了嗎?”
  再次故意停頓,然后她放下了話筒。
  安妮格蕾特顯然是高興地予以證實了,因為這位女士沒有進一步刁難就讓我繼續往前走。她指了指通道盡頭的電梯說:“在第六層!”
  “多謝了。”說完,我拔腿就走,去見某個叫什么安妮格蕾特的。她一定正高興地站在電梯門口迎候著我呢。
  可樓上空無一人。
  二十個房間都是大門緊閉。
  “安妮格蕾特?”我壓低了嗓門喊道。
  沒有動靜。我必須做出選擇,要么重新下樓,再次隔著玻璃訓斥那個臭看門婆娘,用更嚴厲的語气責問她:“誰負責接待我?在哪個房間?我同你講話時你要站起來!你難道不知道你在同誰說話嗎?”
  要么繼續站在這空無一人的走廊上,壓低嗓門到處喊“安妮格蕾特”,希望安妮格蕾特突然帶著幸災樂禍的笑聲從牆后面跳出來。
  要么就挨個儿敲門,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眾人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給我站出來,站到牆根旁!”
  弗里茨·費斯特對這一難題沒有提供什么答案。于是,我向第一個門走去。可這門上挂著女廁所的牌子,一位打扮入時的女秘書站在里面,正在給咖啡机加水。
  “您好。”我說,“您是安妮格蕾特嗎?”
  “正是。”這位笑嘻嘻的女秘書出乎我意料地說道,“您是弗蘭西絲卡?我正在為我們煮咖啡呢。”
  “您可真好,”我說,“我确實想喝咖啡了。”
  好极了,這一道障礙終于跨過來了。要想成就大事可能就得這么緊張!可也許我自己覺得是這樣。整整五年了,我還像個孩子一樣在地上爬行,沒有受過訓練,連直立行走和同成年人談話都覺得生疏了。
  我們兩個邊走邊親切地聊著,她一會儿問:“您今天剛從科隆來的嗎?旅行愉快嗎?不愉快?為什么?”一會儿又說:“漢堡的天气總是這么糟糕。”就這樣,我們不知不覺來到了她的辦公室。她給我拿了把椅子,坐到我身邊,擺出一副想繼續聊天的架勢。在這座大樓里,似乎普遍用“您”稱呼,可同時又都喜歡直呼其名,就像電視劇《達拉斯》、《丹佛》和《新澤西》中所慣用的那樣。比如:
  “戴西,您怎么喝咖啡?加糖嗎?”
  “謝謝,麥爾特瑞德。您今天穿了一件很迷人的襯衣,這可以遮蓋您脖子上的皺紋。”
  “噢,這件襯衣是在馬克西姆商店發現的。那里也有一些特大號時髦貨,您一定可以找到适合您穿的。也來點奶嗎,戴西?”
  “好吧,謝謝。”
  趁酷愛聊天的安妮格蕾特還沒有問我要不要也給咖啡撒點鹽或胡椒面、我是在哪儿弄到的這套正好遮住腰身的衣服的,我就先發制人,赶緊向她提出一個好奇的問題:
  “浮士德博士先生不在嗎?”
  “不清楚,”安妮格蕾特親切地說,“我在這儿只管朗格博士負責的審校部的事務。”
  “噢,是這樣!”我說。看她不打算談論我所提出的話題,我又說:“也許這位先生在辦公室吧?”
  “到現在還沒有來。”安妮格蕾特說,“本來他早該來的。我想他是開車去机場了,可我不知道為什么。反正他并不怎么准時。”她狡黠地笑了笑。“漢堡有點儿冷,是嗎?”這個安妮格蕾特本來還是個很不錯的伙伴,可她對我內心的痛苦一點儿也不清楚。哎,我那兩個孩子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他們從清晨六點就呆在阿爾瑪·瑪蒂爾那里了。他們完全是睡眼惺忪、搖搖晃晃地走進她家的。
  是埃諾用車送我去机場的。當然,他作為律師……不,也可以說既作為老朋友又作為新朋友,應該將功補過。要是我知道坐哪次航班返回,應該打電話告訴他。我本來打算馬上就回到他們身邊,這就意味著我將永遠回到我那當家庭主婦的生活中,反正這儿也沒人想見我。我飛到這儿來可不是為了同安妮格蕾特一起喝咖啡、聊大天的!
  “我可以打個電話嗎?”
  “當然可以,”安妮格蕾特說,“您先撥個0。”
  我撥了0,然后撥了科隆的區號,又撥了阿爾瑪·瑪蒂爾家的號碼。
  要是我在電話里听到孩子的哭叫我就馬上叫出租車。我的一只腳已經跨到了外面。
  隔壁房間傳來了響聲。
  電話在阿爾瑪·瑪蒂爾家嘟——嘟地響著。
  “我想朗格博士先生回來了。”安妮格蕾特說,同時打開了通往隔壁的門,往里瞧了瞧。
  “溫克爾。”埃諾的母親說道。我緊張地听著,但并沒有听到孩子們的喊叫聲。
  “是我,弗蘭西絲卡。”我說,盡管我的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
  “朗格先生,赫爾女士已經來了。”安妮格蕾特在隔壁房間里對她的上司說。
  “您好,弗蘭西絲卡!”阿爾瑪·瑪蒂爾高興地說,“到漢堡很順利吧?”
  “請她進來,”朗格先生說,“我在机場沒有接到她。”
  “很順利。”我對著話筒說,“我只想問問,孩子們怎么樣?”
  “好极了。”阿爾瑪·瑪蒂爾說。同時安妮格蕾特對朗格說:“她正在打電話呢。”
  這時,門開了。朗格先生親自出現在安妮格蕾特的辦公室里。這是一位五十出頭的先生,穿著沒有熨燙的帶皺褶的西服。我的目光自動地射向他的褲腳。
  上面沒有自行車夾子。
  “您怎么樣?”阿爾瑪·瑪蒂爾高興地問。
  “我也不知道。”我傻愣愣地說道,讓話筒垂了下來。
  我呆呆地看著朗格先生。
  現實中是不會發生這种事的。
  這不可能是真的吧。
  “喂,弗蘭西絲卡,”阿爾瑪·瑪蒂爾在話筒里喊道,“您還在听電話嗎?”
  “是的,”我結結巴巴地說,“我在听。”
  “弗蘭西絲卡,”朗格先生說著,眼睛直盯著我,我覺得我的兩個膝蓋都快要裂開了。
  “太好了,您終于來了。”
  我慢慢地放下了話筒。
  我和編輯面對面坐著。書稿攤在桌子上,只是裝裝樣子而已。安妮格蕾特發現我們早就認識,她于是非常知趣地悄然退了出去。就像埃諾的秘書畢阿特一樣,她也不叫接電話,不讓人打扰。
  “您的情況我就不用問了。”維克托說。他那沙啞的聲音直到今天還像從前一樣,一听到它,我就酥軟了。“我了解您的一切。”
  “是的。”我回答說。我一時間不知道說什么好,我的心在劇烈地跳動。對,他是了解我的一切!因為他看了寫我生活的那三百頁書稿!
  “真叫人想不到。”我說,我對自己說的話也感到有些奇怪。“你……您是從哪里知道的?”
  “要是您不反對,我們還是用‘你’稱呼吧。”維克托親切地說,“用‘您’稱呼我的弗蘭西絲卡我确實很難張口。”
  一听到他說“我的弗蘭西絲卡”,我的心里咯登了一下。天哪,這句話出自他之口是多么叫人心醉呀!(要是埃諾這么說,我就感到非常難受!我會馬上指出,我們只是一种工作關系,而不是某种占有關系,還是用那种晦澀難懂的公文德語表達為好。)
  “那就用‘你’吧。”我說,并輕輕地咳嗽了几聲。
  “我記得很清楚,”維克托微笑著,“最先給我寄東西的那位沒有署名的女士叫……我想她叫……”他翻了翻便條。
  “叫溫克爾,”我說,“阿爾瑪·溫克爾。”
  “……她信上說,她寄上她……她是這么寫的來著……也許是這樣的,希望如此……寄上她未來的……迷人的、盡管有點儿邋遢的……儿媳婦未曾發表的作品……她正在我儿子(我們城市最好的打离婚官司的律師,已經使九百件离婚官司協議离婚)的幫助下,和著名的電影導演(他正在拍電視連續劇,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打离婚官司……老太太寫得有點儿紊亂,可這封信很有意思!”
  “有關儿媳的敘述純屬瞎扯。”我赶緊說。我要不要大吼一聲“維克托,我現在是自由身”呢?
  “這位女士顯然覺得很為難,因為作者本人根本不知道稿件已經轉給了第三者。我同她通過几次電話,她談起你那可真是興高采烈……”
  維克托注視著我,我的膝蓋都顫抖起來。
  我的天啊,維克托,不要這樣看著我!我會越過桌子扑到你那沒有自行車夾子的皺西服上的!
  “你什么時候知道就是我呢?”我用沙啞的聲音問。
  “讀到第三頁就知道了,”維克托說,“你的寫作手法与眾不同。”
  我注視著他。他還是那個長者,我覺得自己好像正坐在課桌旁,他正要求我朗誦一段歌德的《浮士德》。
  我的心中升騰起一股渴求的欲望。
  “至少寫維克托·朗格的那部分是這樣的。”我說。說完后又有些后悔。
  “是的,”維克托說,“至少那部分是這樣的。”他抓起我那放在書稿上冰冷而潮濕的手,那輕輕的一握叫人神魂顛倒……
  我一下子又有了當年上舞蹈課時的感覺,感覺到了維克托那雙大手的力量和溫暖。那時候我才十四歲,而今天卻是三十四歲。天哪,我已經三十四歲了!
  我突然醒悟過來,我已不是他的學生了。當他同我說話時,我不必臉紅,不必結結巴巴,不必吞吞吐吐,不必沉默不語,不必沉湎于幻想,不必費心猜測他對我有什么樣的感情了。
  我終于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
  我可以把這只美好的手拿起來,貼到我的臉上,閉上眼睛,吮吸上面的陣陣香气。
  我可以做這一切了。
  不會遭到他笑話吧?要是他不想這樣,他會把手抽回去的。
  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保持正經。
  可是他也想這樣。
  我們都在這樣想:我們可以這樣做,兩個人都有這种欲望。
  在這個世界上,現在不會有人闖進來,拉開我的手,用粗暴的語言把我們逐出門外的。
  我們互相注視著對方。
  他老了一些,頭發有些灰白了,皮膚也有了皺紋,手也粗糙了。可他始終是我心目中的老維克托,不管他是三十五歲還是五十五歲。他當時有什么感覺呢?
  為什么不直接問問他呢?
  “你那時候有什么感覺?”我問道。
  提這個問題我不再感到難為情了。我知道他會對我說實話的。我知道他不會笑話我的。他沒有任何理由笑話我。
  “我那時候就非常非常地喜歡你,”維克托說,“可是我不能在你面前有任何表現。”
  “你不能,”我說,“當然不能。”
  “我認識你時你才十四歲。”維克托說。
  “你那時才三十四歲。”
  “你現在也三十四歲了。”維克托說。
  “是的。”我說。
  “我的天,”維克托說,“真是難以想像,時間過得太快了。從你身上可以看到這一點,當年的小鴨已經變成天鵝了。”
  “你是說丑小鴨變成丑天鵝了吧?”
  維克托笑了。“這可是你自己說的。”
  “你可是沒有多大變化。”
  “不能這么說,”他說,“從年輕的天鵝變成老天鵝了。”
  “變成灰天鵝了,”我說,“可不是老天鵝。”
  我們互相注視著對方。
  書稿上發出沙沙的響聲,我真擔心會冒出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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