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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留心一點的人都會發現,如果一個人拋棄了世上所有的享樂,一心一意地獻身給所謂公眾事業,那可能是极其危險的,美國總統弗蘭西斯·伊克斯維爾·肯尼迪就是這樣的人。
  在他從事政治之前,肯尼迪在不到三十歲時就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積累了巨大的財富,此后他就開始集中考慮一個問題,即什么才值得他獻出自己的一生去做?因為他是個天主教徒,因為他有很高的道德情操,因為在他童年時失去兩個叔叔的悲劇,他覺得沒有什么事情比改良他所在的這個世界更為重要的了,在本質上,他就是想要与命運抗爭。
  當他被選為總統之后,他宣稱他的政府將向人類所遭受的一切艱難困苦開戰,他將代表千百万老百姓的利益,決不再受那些政治說客和富豪集團的控制。
  如果不是肯尼迪在電視上的杰出表現的話,在通常情況下,美國的選民們會把這些看作是過于激進的表現,他比他那兩個著名的叔叔還要漂亮些,而且更具表演才能,也比他們受過更深的教育。他是個名副其實的學者,善于應用廣泛的統計數字來支持他的雄辯的演說。他在各個領域招攬了一班口才极佳的优秀人才,把每個計划的藍圖詳盡地呈現給公眾,他還有那么一點刻薄的挖苦諷刺的才能。
  “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弗蘭西斯·肯尼迪說:“那么那些小偷、搶劫犯、騙子就會懂得怎樣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去偷,他們應該知道怎樣象華爾街那些人那么偷,象我們這個社會里那些投机倒把分子一樣,學會怎樣逃稅,我們也許會多弄出一些白領犯罪,但是至少沒有人再會受到傷害。”
  然而肯尼迪也有他的另一面,“我對左派來說是個反動分子,對右派來說是個恐怖分子,”在肯尼迪簽署賦予科利領導的聯邦調查局以廣泛的特權的那一天,他這樣對科利說,“當一個人犯下所謂的犯罪行為時,我認為這是對上帝的冒犯,我的神學就是法律制裁。
  一個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就是對另一個人類同伴強加于他自己的要求,這本來只是上帝才擁有的權力,這樣就迫使受害者做出決定是否應當接受生活中的這另一個上帝,如果受害者和社會在任何方面默認了犯罪分子的行為,我們就毀掉了我們生存的希望和力量。社會,即使是當事人沒有任何權力來開脫或減輕對犯罪分子的懲罰,為什么要在遵紀守法的老百姓的頭上形成犯罪分子肆無忌憚的特權?在那些謀殺、武裝搶劫、強奸的惡性案例中,犯罪分子往往把他們自己當成了神。”
  克里斯蒂笑了笑,說:“把他們都關進監獄嗎對肯尼迪做了個鬼臉,說:“我們沒耶么多監獄。”
  克里斯蒂把有關美國犯罪的最新計算机統計報告交給了他,肯尼迪看了几分鐘,勃然大怒。
  “假如要是老百姓知道這些犯罪數字的話,”他說,“假如他們能知道那些從來不會被統計的犯罪行為的話,會怎么樣?小偷們,包括那些犯有前科的,很少會被逮進監獄。
  人權,甚至政府也不能侵奪的人權,這种珍貴的自由,神圣的社會公約,這一塊神圣的領地,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那些持槍帶刀的搶劫犯、殺人犯、強奸犯們的踐踏。”
  肯尼迪引述了一句出名的英國不成文法:“雨儿會進來,風地會進來,但國王不能進來,”然后說:“什么狗屁話!”他接著說:“光是加利福尼亞一個州一年發生的謀殺案就是英國全國的六倍之多,在美國,殺人犯一般至多會被關上五年,假如你真有本事讓他們被判刑的話。”
  “美國民眾被几百万的瘋子嚇得惊慌不安”肯尼迪說:“他們害怕晚間在街上走路,他們在家里裝上安全設備,僅此一項,每年就要花掉三百億美元。”
  肯尼迪尤其對這一個方面感到憎惡,他說:“你知道嗎?百分之九十的犯罪分子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尼采在很久以前就說;‘一個軟弱溫和的社會必然會庇護危害它自身的人。
  ’那些宗教團体講它們的什么狗屁慈悲,要寬恕犯罪分子,他們壓根儿就沒有權利寬恕犯罪分子,那些狗娘養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是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當媽媽的,她的女儿被极其殘忍地強奸后又被殺死,她竟然說:“我寬恕他們。‘其他媽的,這女人有什么權利寬恕他們?”
  克里斯蒂有點故意討好地顯出惊訝的神色,肯尼迪轉而又開始攻擊文學,“奧維爾在《1984年》中完全錯了,”他說:“個人才可能家禽獸,還有赫胥黎,他把他的《勇敢的新世界》當作是一件坏事,我不介意生活在‘勇敢的新世界’中,那總比現在這個世界強,現在的問題是有那么些個人專橫狂妄,而不是政府。”
  克里斯蒂半真半假深有感触地說:“我确實對這些我給你看的統計數字深感震惊,這個國家的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怖之中。”
  “國會必須通過我們所需的法令,報紙和其他新聞媒体應該大聲疾呼揭露踐踏《人權法案》和神圣的《憲法》的血腥暴行。”肯尼迪停頓了一下察看他的朋友的反應,科利看起來多少有點震惊,肯尼迪笑了笑繼續說下去。
  “我給你透露點內幕,你信不信吧,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我和這個國家里一些最有權有勢的人討論過這個情況,我給蘇格拉底俱樂部做了一次演講,我原想他們會關心關心,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們對國會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他們無動于衷,你八輩子也猜不透這是怎么回事,我猜不出。“他停了下來,似乎他希望克里斯蒂能做出猜測。
  他的臉皺成一團,流露出一半是好笑,一半是輕蔑的表情,“這個國家里有權有勢的富人們能保護他們自己,他們并不依靠警察或政府机构,他們把自己保護得嚴嚴實實,他們有私人保鏢,可以遠离社區里的犯罪,明智一點的人也不把自己同瘋狂的毒品買賣之類的事情扯在一起,他們當然可以在架著電网的圍牆內安然入睡。”
  克里斯蒂伸伸懶腰,吸了一口白蘭地,然后肯尼迪繼續說下去。
  “其實,問題就在于這塊儿,這么說吧,如果我們通過打擊犯罪行為的法令,那也就是說我們要懲罰的黑人犯罪分子遠多于其他人,你說這些沒有才干、沒有教養、沒有權勢的人還能干些什么?
  如果他們不把精力用在犯罪上,他們就會轉而搞些政治舉動,他們會成為活躍的极端激進分子,將改變這個國家的政治力量對比,那時說不定我們會慢慢喪失掉我們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
  克里斯蒂問道:“你真相信這一套說法?”
  肯尼迪歎一口气說道:“嗨,誰知道呢?但是這個國家的權貴們相信這一套,他們這么盤算,讓那些地痞無賴欺壓無依無靠的人好了,他們能偷什么?几十億美元?實在是小意思,代价不算大,成千上万的人遭到強奸、偷盜、謀殺、搶劫,這沒關系,這些受害者都是些無足輕重的人,輕微的破坏總比真格的政治動亂要好。”
  克里斯蒂說:“你走得太遠了。”
  “也許是吧。”肯尼迪說。
  “如果真走這么遠,”克里斯蒂說,“你就必須弄出許多治安机构來,那將造成美國式的法西斯統治。”
  “但那种政治格局終究容易控制,”肯尼迪說,“再說,這樣做對那些權貴們也好。”
  然后他沖克里斯蒂笑了笑,撿起那個計算机統計報告,“我想把這東西保存起來,”他說,“弄一個框子,把它挂在我書房里的牆上,作為克里斯蒂·科利榮升司法部長和聯邦調查局局長的紀念。”
  在复活節后這個星期一,早上七點,總統弗蘭西斯·肯尼迪的顧問班子,他的內閣成員及副總統海倫·杜彼里聚集到了白宮的內閣會議室中,他們非常擔心不知他將會采取什么行動。
  內閣會議室中,中央情報局的頭子西奧多·塔比,等著肯尼迪做了個手勢之后,先做了個開場白,“我先告訴大家特蕾莎平安無事,沒有人受傷,同時對方仍然沒有提出任何要求,但据說要求將在晚間提出,我們得到警告說,必須立即答應他們的條件,也不談判,不過,這是慣用的伎倆。劫机者的頭目,雅布里,在恐怖分子的圈子內很出名,當然在我們的案卷中也有記載,他是個單干戶,我行我素,但通常地行動時也會求得一些恐怖分子團伙的幫助,比如象那個故弄玄虛的‘百名先鋒’組織。”
  科利插嘴問道:“怎么說是故弄玄虛,西奧多?”
  塔比說:“這不同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只不過是許多國家的恐怖分子之間一种松散的聯系,不是嚴格的組織。”
  肯尼迪不客气地打斷說:“繼續說你的。”
  塔比看了看他的記錄:“毫無疑問,沙哈本蘇丹同雅布里在一個鼻孔里出气,他的部隊護衛著机場,阻止任何營救行動,在這同時,蘇丹還裝作是我們的朋友,并聲稱自愿充當調停人。他在這件事情中的目的是什么沒人能知道,但這對我們有利,蘇丹是個既現實又脆弱的人,容易向他施加壓力;雅布里是張不好對付的牌。”
  說到這儿,這個中央情報局的頭子猶豫了一下,然后,看到肯尼迪朝他點了點頭,他不情愿地繼續說道:“雅布里試圖給你的女儿洗腦,總統先生,他們有几次挺長的談話,雅布里似乎認為特蕾莎是個潛在的革命分子,假如她能給出點什么同情性的聲明,那將會是一种极大的反叛,但特雷莎似乎并不害怕這小子。”
  屋子里的其他人都默不作聲,他們都了解特蕾莎,大可不必問塔比他是怎么搞到這個情報的。
  內閣會議室外邊的大廳里傳來嗡嗡嗡的聲音,他們還可以听到白宮前邊的草坪上電視攝影記者們興奮的喊叫聲。這時,尤金。
  戴西的一名助手被帶進了屋子,交給戴西一張紙條,肯尼迪總統辦公室主任一眼讀完了它。
  “這些都經過證實了嗎?”他問那個助手。
  “是的,先生。”助手說。
  戴西直盯著弗蘭西斯·肯尼迪,他說:“總統先生,我這儿有條最特別的消息,殺死教皇的那個刺客在咱們美國這儿給逮住了,這個罪犯證實他就是凶手,并說他的代號叫羅密歐,他拒絕說出真名實姓,所有這一切都已跟意大利警方進行了核對,根据他說的一些細節來看,确實是他干的。”
  阿瑟·韋克斯惊得跳了起來,好象有一名不速之客突然闖進了一個家庭晚會,“他來這儿干什么?我不相信。”
  戴西耐。動地解釋了确認凶手的過程,意大利警方已經抓到了羅密歐手下的几個人,他們供認羅密歐是他們的頭頭。意大利警方的頭子弗朗科。桑布迪西奧是以逼供罪犯而出名的,不過他說不清羅密歐為什么會跑到美國,而且這么容易就被抓獲。
  弗蘭西斯·肯尼迪移步到法式落地窗前邊,俯視著玫瑰園,他看到一隊隊士兵在白宮四周及鄰近的街道上巡邏著,他。已底再次涌起那种似曾相識的恐怖感,在他一生中沒有一件事是巧合,命運完全是一個陰謀,不僅在人与人之間是這樣,而巨在信念与死亡之間也是這樣。
  弗蘭西斯·肯尼迪從窗口邊走回來,在會議桌旁坐下,他掃視了一遍屋子里的人,他們都是這個國家里最高階層、最聰明、最富有才智的人,他們是決策者、統治者,他几乎是用調侃的口吻說道:
  “你們愿意打賭看今天劫机者會送來什么樣的要求嗎?我可以斷定,其中一條就會是要求釋放殺死教皇的這個家伙”其他人都目瞪口呆地盯著肯尼迪,非常吃惊,奧托·格雷說道:“總統先生,那樣做可實在欺人太甚,這种要求是瘋了,根本沒有談判的余地。”
  塔比小心翼翼地說道:“我們的情報表明這兩起事件之間沒有什么關聯,老實說,任何一個恐怖組織要想在同一城市、同一時間實施這么重大的兩個行動簡直是木可思議。”
  他頓了一頓,轉向克里斯蒂·科利,“司法部長先生。”他問道,“究竟你們是怎么抓到這個家伙的?”然后他又厭惡地加了一句,“羅密歐。”
  科利說:“通過我們的一個隱蔽了多年的內線。我們以為這簡直不可能,但是我的副手彼得。庫路特安排了一場大規模的行動,現在看起來是成功了,我必須承認我同樣感到意外,這根本不合情理。”
  弗蘭西斯·肯尼迪平靜地說道:“我們先体會,等到劫机者提出池們的要求后再說。”
  有那么一瞬間,他象一個偏執狂似的下意識地領悟到了雅布里策划的這個狂妄、狡猾的計划,現在他開始真正為女儿的安全感到害怕了。
  通過那個看似幫忙的沙哈本蘇丹的轉達,星期一下午晚些時候白宮的通迅中心收到了雅布里提出的要求,第一項要求是五千万美元那架大型客机的贖金;第二項要求是釋放以色列監禁的六白名阿拉伯囚犯;第三項要求就是釋放羅密歐,這個剛剛捕獲的謀殺教皇的刺客,并要求將其引渡到沙哈本。還有,如果這些要求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能兌現的話,將會有一名人質被殺死。
  在白宮二樓西北側寬敞的餐廳里,弗蘭西斯·肯尼迪和鳩的顧問班子聚在一起討論雅布里提的條件,古色古香的餐桌旁坐著海倫·杜波里、奧托·格雷、阿瑟·韋克斯、尤金·戴西和克里斯蒂·科利,肯尼迪的位子占了桌子的一頭,這樣他比別人有更多的地方。
  弗蘭西斯啃尼迪把自己放在恐怖分子的位置上——他經常有這种揣度別人心理的本事,他們的主要目標無疑是想羞辱美國,在全世界眼皮底下摧毀它的權力的盔甲,使它甚至在友邦國家中再也抬不起頭來。肯尼迪想,這真是一個絕妙的心理打擊,如果几個帶槍的歹徒和小小的沙哈本的君主都可以牽著美國的鼻子走,那以后誰還會把美國當回事?他必須屈就這些條件使他女儿平安回家嗎?但是他那种預測別人心理的本能直覺告訴他劇情并沒有完結,更令人吃惊的還在后面呢!然而他始終一言本發,听著別人向他匯報。
  尤金·戴西作為總統辦公室主任,主持了會議,他的聲音出于勞累而變得沙啞,他已經有三十六個小時沒睡覺了,“總統先生,”他說,“我們商量后做出的決斷是,我們只能在最低限度內答應恐怖分子的要求,我們將釋放羅密歐,但不是交給雅布里,而是引渡給意大利政府,這樣才是公正的,從法律上講這樣做也對;我們不同意付出那筆錢;我們也不能使以色列釋放它的囚犯,我們這樣既不丟面子也不触怒他們,等特蕾莎回來后,我們再處理那些恐怖分子。”
  科利說:“我保證我們將在一年之內解決這個問題。”
  弗蘭西斯·肯尼迪許久沒有吱聲,然后他說道。“我覺得這沒有川。”
  阿瑟·韋克斯說:“但這是我們大家的反應,我們可以在暗中答應他們羅密歐將會完全自由、我們將出那筆款子,我們還會向以色列施加壓力、我認為這确實可行,至少能拖延點時間,我們再進一步談判。”
  “這不會有什么害處,”戴西說,“在這些情形下,最后通牌只是談判的一個步驟,這是可以理解的,二十四小時的期限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肯尼迪似乎在沉思他們的建議,“我覺得這沒有用。”他又說道。
  阿德布拉德·格雷說:“我們覺得一定能行。弗蘭西斯,你得小心,眾議員吉茨和參議員蘭姆勃蒂諾告訴我說,因為關系到你個人的利益,國會准備讓你從這次危机中完全回避開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跡象。”
  肯尼迪說:“這永遠不可能。”
  “讓我來跟國會交涉好了,”副總統杜波里說,“我可以做個和事佬,如果我們這一邊需要妥協,我就會提出的。”
  戴西最后做了個總結,“弗蘭西斯,在目前這种形勢下,你一定要相信你手下人的集体決策,你知道我們會保護你,如何做最好的打算。”
  肯尼迪歎了口气,然后停了好長時間,最后說道:“那就照你們說的辦吧。”
  彼得。庫路特确實是一個高超的副手,實際上是他有效地主持著聯邦調查局的工作。
  庫路特非常瘦,全身的肌肉象一塊扁平的石板,他留著少許胡子,這也不能掩飾他清瘦的面孔。除開他的長處,庫路特也有他的缺點,他极其負責、甚至有些頑固,在工作中決不妥協,過于相信國內安全的重要性。這天晚上,他神色嚴峻,交給了克里斯蒂一大把材料,還有一封三頁長的信,單獨放在一邊。
  這是一封從報紙上剪下的一個個字母拼成的信,克里斯蒂讀了起來,這是又一個瘋子的信,聲稱將有一顆自制的原子彈在紐約爆炸,這類信見多了。克里斯蒂說:“就為了這么個東西你把我從總統辦公室叫回來?”
  庫路特說:“我一直等到我們檢查了每一個步驟,結果顯示這事非常有可能。”
  “嘔,老天,”克里斯蒂說,“可別在這會儿來搗亂。”他更加細心地又讀了一遍,不同的印刷字体分散了他的視線,信件看起來象一件稀奇古怪的先鋒派的畫作,他在辦公桌旁坐下來,一字一字地慢慢讀起來,信是寫給《紐約時報》的,他首先讀了單獨用深綠色的彩筆划出的几個段落,試圖找出關鍵的信息。
  信中划線的部分這么說:“在紐約市市區之內,我們放置了一枚最低當量為半吨、最高當量為兩吨的原子彈,這封信寫給貴報,希望你們能提早警告居民們离開城市,免受危害。這枚原子彈將于信頭日期七天之后爆炸,因此你們應當明白立即公開這封信,這是非常急迫的。”科利看了看日期,爆炸將在星期四發生,他繼續讀下去,“我們采取這樣的行動是為了向美國人民證明,政府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与世界上其他國家合作控制核能,否則我們這個星球就會毀滅。
  “我們決不會被金錢或任何條件所收買,只有公開這封信,強行組織紐約市的空城行動,你們才可以挽救成千上万條生命。
  “為了表明這不是一封瘋瘋癲癲的信,你們可以把信封和信紙交給政府的有關實驗室,他們會發現怀氧化物的碎屑。
  “立即公開這封信。”
  信的其他部分無非是一些政治道德的說教和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制造核武器的呼吁。
  克里斯蒂問彼得。庫路特:“你們檢查過了嗎?”
  “是的,”彼得。庫路特說:“這信确實有怀氧化物碎屑。每一個單詞字母都是從報紙和雜志上剪下來的,但是它們提供了一個線索,這個或這几個作者很聰明地選用了全國各地的報刊,但是只有极小的范圍內的人才有波士頓的報紙,我已另外派了五十個人到那里去幫忙。”
  克里斯蒂歎息說:“看來我們真是到了漫漫長夜無盡頭了。這件事先做低調處理,對新聞界嚴加封鎖,指揮中。已就設在我的辦公室內,所有材料都必須經我手。總統已經夠頭疼的了——咱們就自己把這件事消除掉得了。我想這頂多也就是象其他那些瘋子的信罷了,盡是些屁玩意儿。”
  “好的,”彼得。庫路特說,“不過你也明白,總有一天這些信會有一封成為真事。”
  這真是一個漫漫長夜,整個晚上報告接連傳來,國家核能研究院的頭頭受到了通告,要他的核搜尋小組處于待命狀態,這些小組都由訓練有素的人員組成,配備有靈敏的儀器,可以搜尋出暗藏的核炸彈。
  克里斯蒂讓人把晚餐給他和庫路特送了進來,他倆專心閱讀各處送來的報告。《紐約時報》當然沒有公布這封信,他們只木過依循慣例把信件轉交給了聯邦調查局,克里斯蒂打電話給報社的老板,告訴他在調查全部結束之前不要聲張這件事情。這也是例行公事,報界在過去几年中收到過成百上千封類似的信件,可是也正是因為這樣漫不經心的態度,信件是在星期一而不是在上星期六,才移交到他們手中。
  午夜之前,彼得。庫路特又回到了他的辦公室內指揮他手下人工作,他這塊儿要接收本系統成百上千個電話,這會儿大部分都是來自波士頓。克里斯蒂不停地閱讀著接二連三送來的報告,比起其他事,最為重要的是他不愿增加總統的負擔,有几分鐘時間,他在想這有多大可能會是劫机者策划的整套陰謀中的又一個詭計,但是即使是這些亡命之徒也斷然不敢玩這樣危險的游戲,這樣的舉動是會遭到全社會唾棄的心理失常的行為。以前也有過這樣的核炸彈恐嚇事件,有些人聲稱他們放置了自制的原子彈,要求得到數千万乃至上億的美元,有一封信甚至要求占有華爾街股票交易所的有价證券。以及國際商用机器公司、通用汽車公司、西爾斯公司和其他一些高科技大公司的股票,當這封信被呈交到核研究部門后,他們做出的心理檢測報告說,這封信實際上沒有构成任何核炸彈的威脅,反而表明這個恐怖分子對股票交易非常在行,根据這個線索逮捕了華爾街的一個小股票經紀人,原來這家伙貪污了他的客戶們的資金,想急于找到個解決出路。
  這次也一定是這些荒唐事之一罷了,克里斯蒂想,但是這會儿卻造成不小的麻煩,數千万的美元要白白花掉。而且還有新聞界,他們要是能把這件事情划拉掉那真是万幸。但在這种事情上。量這些狗娘養的冷血動物也不敢輕舉妄動,他們知道他們可能會触犯核能控制法令中的某些秘密條款,那樣的話,就等于在擋在他們周圍的神圣的保障自由的《人權法案》上鑽開一個洞,再也不能保護他們。他在這之后的几個小時內一直祈禱這件事會平安無事,祈禱他不必在早上見到總統時把這一堆廢話報告交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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