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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克魯斯為我把一切都搞妥，使我不受法律制裁，但是愛國的弗蘭克·埃爾克就慘了，他終于被審判和定罪，不但被解除現役職責，只保留平民職務，還要去監獄服一年有期徒刑。一周后，少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他沒生我的气，也沒表示義憤，甚至臉上帶著親切的笑容。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做到的，墨林，”他對我說，“你終于獲得了無罪宣判，祝賀你！整個事件實際上都是個天大的笑話，他們應該做到的是把那些小子投入監獄才對。我衷心為你感到高興！我自始至終對此事毫不在乎，但是卻接到命令來處理此事，并且要确保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現在我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和你交談，不是在施加壓力，我勸你立即從政府行政部門辭職。” 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我一下子感到頭暈眼花，本以為這回可以完全不受追究，竟想不到卻是被砸了飯碗！我將如何生活下去？將如何養家糊口？我在長島買的新房子過几個月就可以搬進去，但那些銀行貸款將如何償還？ 我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擺出一副毫無表情的面孔，問他：“大陪審團已宣布我是清白的，為什么我還必須辭職？” 少校一定看透了我的心思。佐頓和科里在拉斯維加斯時曾取笑過我。說不管我怎么裝模作樣，別人都可以一眼就看出我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這時的少校帶著怜憫的表情對我說：“我這樣說是為了你著想，你自己也想想看：發生了這种事以后，上面的頭頭會在整個軍部大樓布下犯罪調查部的人馬；聯邦調查局的人將繼續到處窺探；所有在預備役的小子還會設法利用你，讓你和他們達成交易，万一不遂心愿，他們就會繼續興風作浪。但是，如果你辭職了，一切都會很快地隨風而去，調查人員也會由于失去目標，無事可做而隨即冷卻下來并很快撤走。” 我原打算再問問其他收受賄賂的民職人員怎么辦的問題，還沒等我開口，少校就搶先說：“据我所知，和你情況相似的參謀及單位行政人員中，起碼有十個准備辭職，還有人已經辭過了。請相信我，我是站在你這一邊的。你將會渡過難關。其實你在現在的崗位上完全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在你這個年齡本該謀份更好的職業。” 我點點頭。我也想到了這一點，到目前為止，我在生活中一直沒有取得多少成就，雖然我出版過一本小說，但我每周只在民政部門掙100美元，如果不是每月為雜志社寫稿有300—400美元的報酬，還不知如何維持生活呢！現在既然非法金礦已經關閉，這個崗位就确實沒有什么值得留戀了。 “好吧，”我說，“我將寫份辭職報告并在兩周后离去。” 少校先點頭后搖頭說：“你還有帶薪的病假設用，在兩周內把它用完并找份新的工作。這里的事我會為你安排好的，你每周只要來几次處理一些文件就行了。” 我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前，寫了份辭職報告。事情也許不像原來估計的那么糟糕，起碼我有20天的帶薪假期，這里已約有400美元，我還可以領取大約1500美元的政府養老基金，雖然這么一來就意味著我得喪失在年滿65歲后可以每月領取養老金的權利，但那已是30多年以后的事了，也許我還活不到這個歲數呢！這樣算起來總共約有2000美元左右，再加上存放在科里那儿的受賄款三万多美元……突然，我有一种恐懼感——万一科里背信棄義，拒絕把錢還給我，那該怎么辦？我可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啊，只能啞巴吃黃連了。雖說我們是好朋友，而且他這次保護了我，使我絕路逢生，但是我對他仍不敢存有幻想，他畢竟是拉斯維加斯的一名騙子，假如他認為因為幫了我的大忙，這些錢就應歸他所有，那怎么辦？我是不能提出异議的，我本來也得花錢買自由，上帝啊，我該付出這個代价！ 更令我憂心忡忡的事是我不得不告訴維麗我失業的事，而且還要向她父親解釋我為什么會失業，那老頭子就必然會到處打听，直到知道真相為止。 當天晚上我沒有把事情告訴維麗。第二天，我沒去上班，而是到雜志社去見埃迪·蘭舍。我把發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他卻坐在那里又是搖頭又是大笑。當我說完時，他不無惊奇地說：“你知道嗎？我總是遇到令我吃惊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我認為最直率的人莫過于你哥哥阿迪，其次就是你了。” 我之所以把有關收受賄賂使我變成了半個愚蠢的罪犯的事告訴埃迪·蘭舍，是為了讓自己的心理負擔少一些。這几年來，廣大讀者不接受我的小說，單調乏味的生活以及基本失敗的人生造成我憂郁孤獨的內心世界，現在把這些心中的苦水一古腦儿地倒了出來，也算是一种擺脫吧。 蘭舍一直面帶笑容地望著我，听我訴完后，他說：“以前我一直以為你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不神經質的一個——你的婚姻美滿，有儿有女，生活安定，收入固定，現在正在寫第二本小說，你究竟還想要些什么呢？” “工作！”我告訴他。埃迪·蘭舍認真思考了一會儿這個要求。說來也奇怪，我向他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竟然毫不難為情。 他對我說：“這件事只有你我兩個人知道，我大概再過六個月就要离開這個崗位了，他們會派另一個編輯來接替我，我將向我的接班人推荐你，他曾欠我一個人情。我會讓他給你足夠的自由寫作任務，你就能有足夠的開支了。” “那太好了！”我高興地說。 埃迪輕快地說：“我在离任前會給你一大堆寫作任務，諸如冒險故事、愛情故事以及我經常寫的書評等，怎么樣？” “好啊！”我快活得差點要跳起來，又隨口問：“你估計何時能把你那本小說寫完？” “再過几個月吧，”蘭舍說，“你的呢？” 我最怕別人問這個問題了，因為至今我仍然是僅僅寫了個提綱。我本打算把關于亞利桑那州那件家喻戶曉的刑事案件改編成一部小說，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寫出任何東西。我把提綱寄給出版商，他們都不同意預支稿酬給我，說是這种小說不可能賺錢，因為它牽涉到一個被綁架的小孩最終被殺害的慘案，人們不會同情小說的主人公——那個綁架者的。我打算寫的另一部小說《罪惡与懲罰》也把出版商給嚇跑了。 “我還在寫呢，”我說，“還要寫很長一段時問。” 蘭舍同情地微笑著說：“你是個好作家，別擔心，你總會有出人頭地的那一天的。” 我們長時間地談論著寫作和書本，兩人都覺得自己比那些暢銷書單上的大多數著名小說家還強，只不過命運的天平傾向于他們，讓他們名利雙收罷了。我离開蘭舍時，已經對前途信心十足。蘭舍總是鼓勵我，他是我今生遇到的少數几個樂意鼓勵我的人中的一個，也是一個很容易与人相處，又很机智和有才華的人。他夸獎我有才能的話使我振奮起來。 就這樣，一切事情都隨著我离開民政部而朝著最好的方向發展。我現在成了專職作家，能過上誠實的生活了。我不但免去受牢獄之苦，而且再過几個月就能搬進我有生以來第一套屬于自己的新房子。看來以前犯點小罪反而有好的報答呢！ 兩個月以后，我搬進了剛建好的在長島的新家。孩子們都有了各自的臥室，我們還共有三間浴室和一個專門的洗衣房，這樣我就不至于像以前那樣在泡浴缸的時候，頭部總是被剛洗好的衣服淌下的水滴所困扰了，也不必等孩子們都洗完了才輪到我洗。我還有一個充滿繁文縟節的豪華的私人小天地——一間可以供我寫作的書房。我們的新家還附有一個有花有草有樹的小花園。有了這座我夢寐以求的香格里拉，我到底能夠和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了。總之，這些許多同齡人早就擁有的東西，現在我也終于擁有了！ 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的家人安全了——我們總算离開了那些貧困和絕望的鄰居。他們永遠不可能赶上我們，他們的悲劇不再能威脅我們并造成我們的不幸，我的孩子們永遠不會成為孤儿！ 有一天，我悠閒地坐在新家的走廊里，觀賞后院的風光，忽然意識到：現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將來的幸福怎么都不可能超過現在。這個想法使我感到有點不愉快，如果我是個藝術家，為什么就僅僅滿足于一個我所愛的妻子，几個可愛的孩子和一棟廉价的郊區房子這樣的小康生活？當然，我不能和法國畫家高更比，但是，也許正是安于現狀使我寫不出作品來？我心里极其痛苦地涌出一种對維麗反感的情緒，上帝啊，是她把我牢牢地拴住了！ 除了這個想法使我感到不滿足，其他一切都很順利。對子女心滿意足是人之常情，他們的确聰明伶俐招人喜愛。在我儿子五歲時，有一次，我帶他在街上散步，有只貓從地窖里跳出來，跑得很快，簡直像在我們面前飛行一般。我儿子稚气十足地問我：“那是只膽小鬼嗎？”回家后，我把此事講給維麗听，她興致勃勃地把它寫了下來，要寄給一家專門為精彩小故事付稿費的雜志社。我的反應与她不同，我想也許他的小朋友曾這樣笑罵過他，而他對這句話根本不理解，反而沒感到是受了奚落。我第一次認真思考我儿子所接触語言的奧秘和經歷，我羡慕他的童真，也羡慕他有父母可以交談，同時他的父母還會為他的才能大惊小怪。 記得有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們全家人在第五大街散步時，維麗在欣賞商店櫥窗里那些她永遠也買不起的衣服。有個只有三英尺高的衣著考究的婦女向我們走來，只見她穿著雪白的有皺邊的襯衣，外邊套了件麂皮背心，下穿一條深色的蘇格蘭粗呢裙子。我女儿拉一拉維麗的外衣，指著那個侏儒婦女問：“媽媽，那是什么？”維麗感到既惊恐又不好意思，她對傷害別人感情的事一向反應過敏。她赶緊叫女儿不要作聲，直到那個婦女走遠為止，然后才詳細地向女儿解釋說那婦女永遠不可能再長高了。女儿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義，于是又問道：“你是說她不會長大，那就是說她也像你一樣是個小老太婆？”維麗尷尬地沖著我笑一笑，回答她：“是的，寶貝。別再想這件事了，只有极少數人才會出現這种情況。” 當天晚上在家里，我給臨睡前的孩子們講故事，女儿似乎在沉思，沒听故事。我問她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眼睛睜得大大的，向我提了這樣一個問題：“爸爸，我究竟是個小女孩呢，還是一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小老太婆？”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有無數類似的有關他們孩子的故事，因為這些事天天都在父母和孩子們之間發生。然而我仍然禁不住陶醉在和儿女們一塊儿分享生活的樂趣中，這些歡樂丰富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由這些無關緊要的小事情編織而成的。 再說一個關于女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吃飯的時候，她不斷地淘气，一會儿把食物扔到哥哥身上，一會儿又故意倒翻飲料，接著還把船形調味瓶撞倒，弄得維麗怒不可遏，終于忍無可忍地對她吼叫：“你再多干一件坏事，我就宰了你！”這當然是個夸張的威脅，但是女儿非常認真地盯著她并且小心翼翼地問：“你有槍嗎？” 這可真夠滑稽的，她居然以為除非她媽媽有槍，否則就殺不了她。小家伙對戰爭、傷風敗俗的強奸犯和猥褻犯、交通事故、毆打、癌症、中毒、被人從窗口扔出去等等，均一無所知。我和維麗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維麗愛怜地對她說：“我當然沒槍啦，別傻了。”听了這几句話，女儿臉上的憂慮頓時煙消云散，而維麗從此以后也沒再說這類的气話了。 維麗有時也讓我吃惊——隨著歲月的流逝，她變得越來越富于宗教色彩，也越來越保守了，她再也不是以前那個夢想當作家的玩世不恭的格林威治的女孩子了。住在城里的公屋區時，是不准養寵物的，她也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她喜愛動物，現在我們擁有自己的房子了，她就買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貓。盡管儿子和女儿在草地上玩小狗小貓時的情景動人，我仍然感到有點不高興，我不喜歡家養的貓和狗，那是因為它們都是孤儿們可望而不可及的寵物。 我對維麗感到心滿意足，但是在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夫妻和諧的難能可貴。她是一個作家的賢妻及其儿女的良母，當遇到孩子們跌傷需要縫針，傷風需要吃藥之類的事時，她從不惊動我，也不叫我幫忙。說到家務活，我最沒耐心干了，而她任勞任怨，把通常是男人干的那些粗重的家務活也全包了。她父母家离我們只有30分鐘的車程，她經常在晚上和周末開車帶孩子們到那里去，她甚至不問我是否愿意和她一同前往，因為她知道我不喜歡這樣的拜訪，了解我情愿利用獨處的時間寫作。 不知道為什么她晚上經常做噩夢，也許是和她那充滿天主教教規的童年有關。晚上，她即使是在熟睡的時候，也會絕望地輕聲叫喊与哭泣。每當這种時刻，我不得不叫醒她。有天晚上，她在夢中极度惊恐，我把她緊緊摟在怀中，問她夢見什么，有何不妥？她在我耳邊柔聲地說：“千万別告訴我關于我即將死亡的事。” 這件事對我的惊嚇非同小可。我的直覺告訴我，她一定是去看過醫生并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追問此事時，她竟然忘得一干二淨。我又問她是否去看過醫生，她反而笑我婆婆媽媽，還若無其事地解釋道：“這和童年所受的宗教教育有關，也許是我害怕下地獄的緣故。” 我為雜志社當自由撰稿人已有兩年了。看著孩子們成長，婚姻美滿得使我几乎要自尋煩惱。維麗經常回娘家，而我則把自己關在地下室的小書房里寫作，因而我們之間相處的時間并不很多。 我一邊在寫作，希望有朝一日出人頭地，名利雙收，一邊在為雜志社寫稿，每周至少三篇。我寫那些有關綁架和謀殺的小說是為了消遣和名譽，而給雜志社寫稿則是為了掙錢養家。我估計得再過三年才能把小說寫完，但我一點都不在乎。每當感到寂寞時，我就把越堆越高的手稿拿出來通讀一遍。看到孩子們一天天健康成長，看到維麗越來越知足常樂，怕死的念頭也越來越少，我感到無比欣慰。誰都說好景不長，我認為好景之所以不長是因為你不想它長，如果樣樣事情都完美無缺時，你就會去自找麻煩。 住在郊區的房子里也已經兩年了，每天寫作十個小時并閱讀自己擁有的雜志、報刊和書籍；每月去看一次電影，日子過得非常有規律。有一天，埃迪·蘭舍打電話約我去市區吃晚飯，我高興极了，這可是我兩年來第一次去看紐約市區的夜景。這兩年里，我每次去市區跟雜志社的編輯討論約稿事宜，都是在白天完成的，而且我總是開車赶回家吃晚飯。這一方面是因為維麗已經成為一個出色的廚師，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不想錯過晚上和孩子們呆在一起的歡樂，再有就是晚上可以在清靜的小書房里寫作。 這一次是因為埃迪·蘭舍剛從好萊塢回來，他向我打包票會有重要消息告訴我，還有美食等著我去分享。像往常一樣，他問我小說進展如何。他總是以慧眼識英雄的態度待我，始終以為我會成為一名偉大的作家，這使我的虛榮心得到滿足。他是我所認識的人當巾少有的、不帶任何私心地真誠待我的一位。他有些地方很有趣，令我非常羡慕，他還讓我回憶起維麗在新學校學習寫作時的情景。她那股勁頭當時充斥在她的寫作和日常生活中，即使是現在她每隔一段時間也會表現一下。我在電話里告訴埃迪我正好第二天要到雜志社去談約稿的事，談完了以后我們就可以共進晚餐。 那天晚上，他領我到一家叫珍珠的飯店去。我真是孤陋寡聞，竟然從未听說過紐約有這么一家著名的中國餐廳，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中國菜。我把新鮮感告訴埃迪，他覺得不可思議，也因此詳盡地給我介紹了中國菜的各种珍饈佳肴，還指出哪些是名牌菜并把“招財餅”上那些漢字的意思解釋給我听。看到我想吃招財餅，他赶緊阻止我說：“哦，你千万別吃這些餅，如果吃了就太沒品味了。看來今晚你最大的收獲要算學會不應該在中國餐廳吃招財餅。” 兩個朋友之間有這么一個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已夠逗的了，數月后，我在《紳士》雜志上看到他利用這件趣事寫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既開自己的玩笑，又開我的玩笑，把這件事敘述成一個精彩感人的故事。看了這篇文章后，我對他的了解更深了，原來他是把幽默感隱藏在自己那寂寞的、与周圍的人疏遠的外表下面。從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得知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把我描寫成一個能夠把握自己命運的、心中有奮斗目標的人。這篇文章讓我久久興奮不已。 不過，他說我那天晚上最大的收獲是不吃招財餅，這可就說錯了，因為晚飯后他說服我出席紐約文學界的派對，在那里我再次見到了偉大的奧薩諾。 我是在晚餐的最后階段被他說服的。當時正邊吃甜品、喝咖啡，邊閒聊。我在埃迪的建議下要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訴我這是配中餐吃的唯一甜品，還一再忠告我別吃招財餅。然后他即興邀請我和他一起出席那個派對。我不想去，因為回長島得開一個半小時的車，而且我宁可赶回家，也許可以在上床前再寫上一個小時左右。 “還是和我一起去吧，”埃迪說，“你不能老是當一個溺愛妻子、儿女的隱士，抽出一個晚上來，在那里可以痛飲和暢談，還會碰上一些漂亮的女士，也可以和一些重要人物接触。如果你認識某個評論家，以后他礙于情面，也就不可能把你的作品批得一無是處。如果某個出版商在派對上見過你，認為你是個好人，你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就能成為好作品。”埃迪知道我還沒為自己的新書找到出版商，我第一本小說的出版商永遠也不愿意再次見到我，因為他只賣出了2000本，而且以后都沒有希望再出普及本。 在他的游說下，我出席了那個派對，見到了奧薩諾。在派對上，奧薩諾一直沒有提起過他還記得和我的那次會見，我也只字沒提，可是一周后，卻收到了他寄給我的信，問我是否愿意去見他并和他共進午餐，談談他為我安排的一份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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