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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去日本的主意挺不錯，反正下星期我得到洛杉磯去搞那部電影，所以去日本也只是增加一點點路程而已，況且最近我和詹娜麗老鬧別扭，得离開她一段時問。我知道她會把我去日本的事當做是對她個人的報复，如果她真的有這种想法就太中我的下怀了。 維麗問我准備在日本呆多長時間，我說大概一星期左右。她并不在乎我的离開，這几年來，她對此事從來不在乎，實際上她倒喜歡我离開家，因為我在家時總是煩躁不安，太神經質了。可能正因為這樣，她經常去探望她的父母和其他家族成員，而且總是拖儿帶女一起去。 我飛到了拉斯維加斯，科里和那輛羅斯萊斯已在停机坪上等候我，于是我就不必經過机場大樓，這使我輕松多了。很久以前，科里就曾對我解釋過為什么他有時要在停机坪接客人，因為這樣做可以避開聯邦調查局的攝像机對到埠旅客的監控。 机場大樓所有的大門通道都經過一個中心候机室，此室的上面安裝著一個巨鐘，在鐘的后面有一個特別的裝置，里面隱藏著許多攝像机，從不同的角度拍攝那些由世界各處大量涌入的迫不及待的賭客，到了晚上，聯邦調查局的值班人員就會根据被通緝人員的名單來徹底搜索他們是否在片子里出現。那些大模大樣的打劫了銀行的匪徒，盜用了公款后在逃的罪犯，制造假鈔的騙子，綁架人質得逞的惡棍，敲詐勒索成功的案犯等等，在他們還來不及把不義之財賭掉之前就被逮捕歸案時，總是會因此而吃惊不已。 我問科里他如何得知這些內幕新聞，他說他曾請過一個以前當過聯邦調查局高級官員的人當酒店保安隊的頭頭，情況就這么簡單。 我這次注意到科里親自駕車，沒有司机跟隨，他繞過机場大樓到行李認領處，我們坐在車里等我的行李由傳送帶送過來，這時科里扼要地把情況告訴了我。 他首先提醒我不要和郭魯尼伏特說我們第二天一早去日本的事，要裝著我是來賭博和度假的，然后他告訴我這次去日本的任務是把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偷運出日本，以及承擔的風險。他很誠懇地說：“我認為沒有什么危險，但也許你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不想去，我絕對不會怪你。” 他知道我無法拒絕他。我欠他的情，實際上我欠了他兩次人情，一次是免去了我坐牢之苦，另一次是把我存在他那里的三万多美元在所有的麻煩都過去之后交還給我。他還很周到地用面額20美元的鈔票湊齊了這三万美元，可真難為了他。我把這些錢存進了維加斯的一家銀行，掩護的借口是我賭贏了錢，万一被查問起來，科里和他手下的人會幫我回這個謊的。后來事情也沒有發展到這一步，軍隊預備役的丑聞全過去了。 “我一直盼望有机會去日本，”我回答他說，“我愿意當你的保鏢，我要不要帶支槍？” 科里一听滿臉惊訝，赶緊說：“你想我們兩人都去送命？見鬼了！如果他們想從我們手中把錢拿走，就讓他們拿去好了。我們的保護神就是机密和行動迅速，我全安排好了。” “那你要我去干什么？”我問他。我既好奇又有點擔心，實在不能理解他的用意。 科里歎了口气說：“去日本的路程很遙遠，我需要旅伴，我們可以在飛机上玩游戲，在東京游覽和尋找一些刺激，另外，你是個大個子，如果碰上哪個小毛賊想謀我們的錢財，你可以把他們嚇跑的。” “那好吧。”我說這話的聲音听起來還是半信半疑。 當晚我們和郭魯尼伏特共進晚餐，他看起來气色不佳，但一講起他早年在拉斯維加斯的故事來仍滔滔不絕，濃厚的創業興趣絲毫不減當年，特別是那段有關在聯邦政府派大量偵探和會計到內華達之前，他如何在不必交稅的情況下發達起來的經歷。 “一個人必須在黑暗中才能富起來。”郭魯尼伏特教誨道，這是他的顛狂之所在，就像奧薩諾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狂熱一樣。“在這個國家里的人，都只有在黑暗中才能富起來。數以千計的小商店和企業都拼命避免被擠到頂層去成為眾矢之的，大公司則努力創造合法的黑暗平原，但是它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家能有在維加斯這么多的机會。”郭魯尼伏特彈了彈雪茄煙的邊緣，頗感滿意地說：“這就是為什么維加斯比他們強大的原因。一個人在這里從黑暗中富起來要比在其他地區容易得多，這就是我們的优勢。” 科里說：“墨林只是今晚在這里過，我打算明天和他一起去洛杉磯，買些古玩，我還可以順便去會會那些在好萊塢賒欠了我們籌碼的人。” 郭魯尼伏特深深地吸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后才說：“這主意很好，我的禮物都快送完了。”他說到這里忽然忍不住笑了起來，“你們知道我是從哪里受到啟發要給賭客送禮的嗎？是從一本1870年出版的有關賭博的書那里受到啟發的，看來教育的确偉大。”他呼了口气并站了起來，這是要我們告辭的信號。他和我握了握手，熱情地把我們送到他套間的門口，在我們即將步出門口時，郭魯尼伏特突然正色地對科里說：“一路平安！” 我和科里站在酒店外面的梯形台階式的人造草坪上，沐浴著沙漠的月光，望著這里長長的街道上那些紅紅綠綠、綿延不斷的万家燈火，以及遠方那籠罩在夜幕之中的沙漠和群山。“他知道我們准備出發了。”我對科里說。 “如果他知道就由他知道好了。”科里說，“早上八點吃早餐時見，我們得一早出發。” 第二天早晨，我們從拉斯維加斯飛往舊金山。科里帶了一只巨大的棕色的皮箱，箱子的四個角都用發亮的銅片加固，箱子的表面還纏繞著几根鋼條，箱上的鎖也很复雜，整個箱子看起來非常堅固。“它絕對不會散開來的，”科里說，“另外它也很容易在行李車上辨認出來。”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皮箱，所以也同意科里的說法。“這是我在洛杉磯買的古董。”科里得意地補充道。 我們在飛机起飛前15分鐘才登上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是科里有意安排得這么緊迫的。在漫長的飛行中我們玩賭博游戲來消磨時間，我的手气很好，玩到飛机在東京著陸時，已經足足贏了科里6000美元，科里對此似乎毫不在意，他只是拍拍我的背說：“我在回家的路上肯定會贏回你的。” 我們從机場坐出租車去我們下榻的東京的旅館。一路上，我眼都不眨地望著車外，想好好見識一下這座遠東的名城，可惜它看上去很像紐約，只不過稍為寒酸一些，更煙霧騰騰一些，沒有紐約的范圍那么大，行人相對矮一截，建筑物也沒那么高。東京那灰暗的天空更像是縮小了的終日被飛机頻繁經過的熟悉的紐約的天空。我們進入市區時，看見路上的行人普遍戴著外科大夫們常用的口罩，顯得很古怪。科里告訴我，日本人在市中心為了防止由于吸入污染嚴重的空气而患病，所以都戴這种口罩。 我們經過的樓房和店舖看起來好像是木制的，就和拍電影用的布景差不多，不同的是它們与那些現代化的摩天大廈和辦公樓混合在一起，很有點古今合一的味道。街道上有許多穿西裝的行人，也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婦女身穿和服，她們看起來有點像是美術拼貼，令人眼花緣亂。 酒店太讓人失望了，它完全是現代化的美國式建筑，寬敞的大廳里舖著巧克力色的地毯，擺了許多黑皮沙發。坐在沙發上的矮小的日本人大部分都穿著西裝，手里拿著公文包。這酒店和紐約的希爾頓酒店沒有什么兩樣。 我忍不住問科里：“東方就是這個樣子？” 科里有點不耐煩地搖搖頭說：“我們先好好睡一覺。明天我要辦公務，辦妥后，晚上我會帶你去見識一下真正的東京。別擔心，你會玩得很痛快的。” 我們住在一個有兩間臥室的套間里，各人打開自己的皮箱。我瞟了一眼，發現科里的那個用鋼條加固的巨無霸里的東西极少。由于旅途勞累，盡管東京時間只是下午六點，我們已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我的房門，我听見科里說：“該起床了。”可是從窗口望出去，只見黎明剛剛到來。 他已叫人把早餐送到套間來了。它們更讓我失望，我開始覺得我不大可能看到多少具有東京特色的東西了。我們吃的是雞蛋和咸豬肉，喝咖啡和橙汁，早餐中甚至還有英式的松餅，唯一表現東方風味的東西就是烙餅。這种烙餅很大，也比我們美國的烙餅厚兩倍左右，与其說是烙餅，更像是巨大的面包塊，只不過顏色是病態的黃色而不是棕色的，我嘗了一塊，我敢發誓吃起來像魚的味道。 我問科里：“這些究竟是些什么玩意？” 他告訴我：“是用魚油煎的薄餅。” “我要暈倒了！”我說著就一把將盤子推到他的跟前。 科里津津有味地把它們全吃完了，還說：“看起來你得适應這里的食物。” 在喝咖啡的時候，我問他：“今天有什么節目？” “今天可是個外出游玩的好天气，我們出去散一會儿步，我會把活動內容告訴你。”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間里談正經事，怕房里裝有竊听器。 我們出了酒店，天色還早，太陽剛出來。我們拐進了一條小街，這里才使我突然覺得是到了東京：矮小而又搖搖欲墜的房子，小型樓房擠在一塊一眼望不到盡頭，到處都可以見到的垃圾堆成一堵牆似的。 街上的行人很少，一個男子騎著一輛自行車從我們身邊擦過去，他的黑和服在他身后飄揚著，兩個穿著卡其衣服，戴著大口罩的瘦高個的男人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嚇了我一跳，等那兩人走進另一條小街后，科里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的天，那些口罩真令人心惊膽顫。”我解嘲道。 “慢慢你就會習慣的。”科里對我說，“現在你要仔細听我說，我希望你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免得會出差錯。” 我們沿著灰綠色的垃圾牆走，科里告訴我他准備偷運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出境，而日本政府有嚴厲的法律監控日本貨幣出口。 “如果我被抓住的話，我就得進監獄，”科里說，“除非文郎肯承擔部分責任，或者文郎愿意和我一起去坐牢。” “那我呢？”我問他，“如果你被抓住，難道我還能逃脫？” “你是個著名的作家，”科里說，“日本人非常尊重文化，他們僅是把你驅逐出境，你只要守口如瓶就行了。” “這么說，我來這里就只是痛快地玩耍啦？”我知道他詭計多端，我要讓他知道我明白他的手法。 這時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我們又有什么辦法通過美國的海關呢？” “我們不必通過美國海關，”科里回答我，“我們把錢帶到香港就行了。那里是個自由港，只有持香港護照的人才需要過香港海關。” “上帝，現在你又告訴我要到香港去，到了那里還要去哪儿？去西藏？” “嚴肅一點吧，”科里說，“別緊張，一年前我帶著小量的貨幣已經試驗過一次。” “給我弄一支槍來，我可是有妻子和三個孩子的，你這個笨蛋，讓我有還擊的机會總比坐以待斃好。”我是笑著說這番話的，也只好這樣了，科里已經把我給緊緊套住。 科里居然听不出來我是在開玩笑，很認真地說：“你不能帶槍，日本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電子安全裝置檢查人身和手提行李，大部分航班還檢查旅客的托運行李。”他停頓了一會儿才繼續往下說：“唯一不用X光檢查旅客托運行李的航空公司就只有國泰。如果我出了差錯，你應該知道怎么做。” “我無法想象一個人身帶200万美元在香港該怎么辦才好，那可是要冒隨時都有可能遇害的危險的。”我對他說。 “別擔心，”科里寬慰我，“不會發生什么意外的，我們一定能夠順利過關。” 我雖然在笑著點頭，其實心里虛得很，又問他：“如果万一真的出了事，那么我在香港干什么？” 科里說：“去二葉銀行要求見副行長，他將會收下錢并且把它兌換成港幣，還會給你開張收据并要你付出大約兩万元的手續費，然后他又再把港幣兌換成美元并要求你再付五万元的手續費，接下來銀行就將美元匯到瑞士，并且再給你一張收据。過一個星期之后，桑那都大酒店就會收到瑞士銀行寄出的從那200万美元中扣除了香港銀行的手續費后剩下的錢的匯單。情況就這么簡單。” 在我們往酒店走的回程中，我默默地考慮了一陣子，最后又忍不住重复那個老問題：“你究竟為什么需要我來？” “別再問我問題了，好不好？就按我說的辦。”科里說，“你欠我的人情，對嗎？” “對。”我說。既然已經說到這一步，此后我就再也不提任何問題了。 我們回到酒店，科里打了几個電話，都是用日語交談的，然后他對我說他准備出去，并吩咐我道：“我大約在下午五點左右回來，但也許會更晚一些，你就在這房間里等我，要是我今晚回不來，你明天一早就自己坐飛机回家，好嗎？” “好的。”我也只能悉听尊命了。 我設法迫使自己在房里看了一會儿書，后來好像听見廳里有聲音，于是又把書拿到廳里去看。我叫人把午飯送到套間里來，吃完飯后，往紐約打了個長途電話。只几分鐘就接通了，這一速度倒讓我吃了一惊，我原以為至少要花半個小時才能接通的。 維麗馬上就拿起了話筒。從她的聲音里我听得出來她很開心接到我打去的電話。 “神秘的東方究竟是什么樣子的？”她問我，“你玩得痛快嗎？到過藝妓館沒有？” “還沒有，到目前為止，我所見到的僅僅是東京早晨的垃圾，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我都在等候科里，他出外辦事去了，不過這趟出來至少我在飛机上和他玩游戲賭博時贏了他6000美元。” “好极了，”維麗說，“你可以給我和孩子們買那些美麗的和服了。哦，順便提一句，昨天有個人自稱是你的朋友，從拉斯維加斯打電話給你，他說他在那里等著你，我告訴他你去了東京。” 我的心簡直停跳了一會儿，然后我用漫不經心的聲音問她：“他說了他的名字了嗎？” “沒有。別忘了買禮物！” “忘不了。”我答應她。 整個下午的時間我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過的，我還打了個電話給航空公司預定了第二天回美國的机票。我突然有种不敢肯定科里能否回來的感覺，馬上走到他的房間去查看，那只巨大的有銅條加固的皮箱不見了！ 科里回來時天已經黑了，他擦著雙手，興奮得很，對我說：“什么都辦妥了，你什么都不用擔心。今晚我們痛快地玩一玩，明天就能把剩下的事辦完，后天我們就去香港。” “我打過電話給妻子，”我告訴他，“我們在電話里談得很開心。她告訴我有人從維加斯打電話到我家，問她我在哪里，她說我在東京。” 听了這些話他冷靜了下來，沉思良久，然后聳聳肩，說：“電話一定是郭魯尼伏特打的，他只是想證實一下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确，他是維加斯唯一有你家電話號碼的人。” “辦這么一件事，難道你連郭魯尼伏特也不信任了？”我問科里。話一出口我就意識到自己過界了。 “你說這話是什么意思？”科里說，“他這么些年來待我情同父子，是他造就了我。見鬼，我對他的信任超過任何人，甚至你！” “當我沒說，”我答道，“那么你為什么沒有把我們的行期告訴他？又為什么騙他說我們到洛杉磯買古董？” “因為這就是他教我的辦事情應有的方法，他常常教我千万別對一個人說一些此人不必知道的事，現在他即使發覺了我們的秘密，也會為我感到驕傲的，因為我這是在用正确的方法辦事。”科里心平气和地對我說。他接著又催我：“快點穿好衣服，今晚我要讓你盡興地玩，享盡人間的樂趣。”不知怎么的，他的話使我想起了埃里·漢姆希。 和所有看過有關東方的電影的人一樣，我渴望能有机會在藝妓館里一度良宵：享受才色俱佳的女人的服務。听到科里說今晚我們將去消受藝妓的接待時，我心中想象的藝妓館就是我在電影上見到過的那种坐落在街頭角落里的修繕得异常華麗的房子，所以當我們那輛配有司机的小汽車停在東京一條主要街道的那家挂有天篷的小餐館門前時，我簡直傻了眼：它看起來和曼哈頓下部的唐人街上的色情場所差不多！主人領我們穿過擁擠的餐館，到了一個通往單間的餐廳。 房屋是豪華的日式裝飾，懸挂著色彩斑斕的燈籠，中間擺放著一張只有一尺高的長方形餐桌，上面放有一些五顏六色的盤子，小巧玲瓏的酒杯，象牙筷子等。餐桌前坐著四個穿和服的日本男子，文郎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和科里握手，其余的人對科里鞠躬，科里給他們逐一介紹我。我在維加斯曾經見過文郎賭博，但沒有正式見面認識。 七位藝妓踩著碎步一溜小跑進來，她們都身穿厚厚的織錦的和服，上面繡有鮮艷的花朵，個個臉上都濃妝艷抹，進來后就分別坐在每一位男賓身旁的坐墊上。 在科里的帶領下，我坐在餐桌前的墊子上。女侍者捧著一大盤一大盤的魚和蔬菜進來后，每位藝妓就開始喂她身邊的男客吃喝。她們用象牙筷子夾小量的魚或菜送到男人的嘴里，再用洒了香水的濕餐巾幫我們抹嘴，這些小餐巾有點像洗臉用的毛巾，不過非常小巧。 我身邊的藝妓把身子緊貼著我，微笑著勸我吃喝。她還不斷地給我斟酒，我猜那是著名的日本米酒，很香濃，可惜所有的菜都太帶魚腥味，好在后來女侍者端上了切成塊狀的神戶牛肉，還用可口的醬汁泡著。 我仔細端詳身邊這位美麗的藝妓，看出她至少已經有40歲了。她把自己裹得像個木乃伊，所以盡管她的身体緊靠著我的身子，我也是除了被她的厚織錦和服摩擦的新鮮感，什么其它的欲望都沒有。 晚飯后，藝妓們逐個輪著為我們表演節月。有一位吹奏的那种樂器好像是笛子，此時我已喝下大量的酒，那不熟悉的樂器听起來就像是蘇格蘭的風笛；另一位藝妓朗誦的一定是首詩，男人們都給她鼓掌；然后輪到我的藝妓起來了，她表演的節目是讓人吃惊的翻跟斗，我為她大聲喝彩。 事實上她從我的頭上翻跟斗過去時把我嚇得要命，然后她在文郎頭上繼續翻，更神奇的是他居然在空中把她抓住并且要吻她。我有點醉了，看不太清楚，只模糊見她避開了，還輕輕拍了拍他的臉頰表示責備，他們又跟著都高興地笑起來。 科里在我的后面壓低嗓音說：“老天爺，下一個游戲是玩旋轉瓶子了。”他笑得和文郎一樣開心，文郎則用日語對藝妓們大聲嚷嚷，還企圖抓住她們。接下來又玩了棍子和球以及其他一些不乏騙術的游戲。我由于酒醉的原因，和文郎玩得一樣忘情。 醒來后，我發現已經和科里坐在小汽車里。我們穿過幽暗的街道，在郊區的一棟大樓前面停了下來，科里領著我走到大門口。沒有守衛的大門竟神秘地自動打開了，我終于看到了真正的東方式的房子，房間里除了睡覺用的席子外，什么陳設都沒有，四面的牆壁實際上是可以左右滑動的薄木板的門。 我倒在一張席子上，只想睡覺，科里跪在我身邊小聲地說：“我們今晚在這儿過夜，明天早上我會來叫醒你，你就放心地在這里好好睡一覺吧，有人會來整晚照顧你。”在他的身后我看見文郎的笑臉，我認為此時的文郎已經酒醒了，這不禁使我產生了一絲疑惑，就試圖掙扎著從席子上起來，科里馬上把我按了回去，我還听見文郎的聲音在說：“你的朋友需要個伴。”我實在太困了，什么都顧不上了，就重新倒在席子上，一下子便睡熟了。 有人推門的聲音把我給弄醒了，房間里充滿了旭日的光芒。透過敞開的“牆”，我看見隔壁的房間，科里正坐在那個巨大的皮箱上，盡管隔得很遠，我還是看見他在微笑。“墨林，起來梳洗吧，”他對我說，“我們今天早晨飛香港。” 皮箱重得科里無法提，只好由我來把它提到車上。這次沒有司机，是科里開車。到達机場后，他把車停在机場大樓的外面。我把箱子提進大樓，科里在前面開路，領我走到行李托運處。我腳步不穩地走著，箱子老是碰撞我的小腿。托運單的票根放在我的机票上，我以為這沒有什么區別，科里也沒怎么在意，我就什么都沒說。 我們穿過大樓的登机門走到飛机跟前，不過暫時沒有登机。科里一直等著那輛滿載行李的車子開出机場大樓，看見他的那個巨大的由銅條加固的箱子放在行李車的最上面，再目送搬運工人把它放進飛机的腹部之后，才和我一起上了飛机。 飛往香港的四個多小時里，科里都很緊張，在玩賭博游戲中我又贏了他4000美元，其間我還問了他一些問題。 “你原來告訴我明天才离開日本的。” “是的，那是我的估計，但是文郎比我預計的還要快就把錢都准備好了。” 我心里明白的他的鬼點子絕對不是如此簡單，我轉了個話題說：“我很喜歡和藝妓的聚會。” 科里假裝在研究他的牌，可是我看得出來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游戲上，他不以為然地對我說：“像中學生玩的把戲，藝妓的招數一點都不好玩，我情愿要我的維加斯。” “那倒不一定，”我說，“我覺得游戲挺有意思，但是我得承認那以后所受到的服務更好玩。” 科里忘了手中的牌，問我：“什么服務？” 我對他說了樓房里少女的舉動，科里大笑道：“那一定是文郎安排的好戲，你這幸運的雜种，當晚我卻几乎跑斷了腿。”他停頓了片刻，又不無促狹地說：“這樣看來，你的自我防線最終還是垮掉了！我敢打賭，自從你在洛杉磯勾搭上那個女人之后，這還是首次對她不忠。” “是的，”我說，“但在遠隔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干這种事就不算什么了。” 在香港著陸后，科里對我說：“你去小行李提取處等候箱子，我呆在机旁等候他們卸貨，然后我跟隨行李車走，這樣就什么樣的毛賊都無從下手了。” 我快步穿過大樓走到行李提取處，机場大樓里人山人海，人的樣子和日本的不很相同，但畢竟仍然是東方人的臉龐。行李傳送帶開始運行了，我密切注視著加了銅條的皮箱是否出現。過了十分鐘，真不明白為什么仍不見科里的人影，我朝四周望望，幸好沒見任何戴口罩的家伙，也沒見任何形跡可疑的人。 這時候，加了銅條的皮箱從傳送帶上掉下來了，我赶緊把它提了起來，它仍然那么重。我仔細檢查看是否有被人用小刀撬開過的痕跡，無意中發現了有一個小小的方塊狀的名字標簽牌挂在提手上，上面寫著我約翰·墨林的名字，名字的下面還注明了我的家庭地址和護照號碼。此時我才終于明白科里為什么要我到日本了——如果這次有人得坐牢，那就非我莫屬。 我坐在箱子上等了大約三分鐘，科里總算出現了，他看見我時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說：“太好了，我已經叫好了出租車，我們現在就去銀行。”說著他毫不費力地拿起那只箱子，走出了大樓。 出租車沿著擠滿行人的彎彎曲曲的街巷穿行，我什么話也沒說。我欠了科里的一個大人情，現在我還清了欠他的人情債。我只是對他這樣欺騙我，要我冒這么大的險感到痛心，我知道這樣一來郭魯尼伏特會為他感到自豪的。出于同樣的傳統，我決定不向科里點破我已經知道內幕，他也一定早就做好了我會發現秘密的准備，戳穿時也不過是听他再胡謅一個早就編好了的故事而已。 出租車在大街上的一棟不太起眼的大樓前面停下來，大樓的窗戶上挂著一面金字招牌：“二葉國際銀行”，大門口的兩旁各有一名手持沖鋒槍的穿制服的男子把守著。 “香港是座不很太平的城市。”科里解釋著，一邊對警衛點點頭，就親自把箱子提進了銀行。 科里穿過大廳，在一扇門前敲了敲，之后就和我走了進去。里面一位身材矮小的留著小胡子的歐亞混血人對科里微笑著，和他握了握手，科里把我介紹給他。他的名字听起來很長，很怪。歐亞混血人把我們讓進一個大房間，里面擺了張長長的會議桌，科里把箱子放在桌上，一面打開箱子。我必須承認這种景象十分吸引人——它裝滿了嶄新的，灰藍色的紙上印著黑字的日本貨幣。 那歐亞混血人抓起電話，我猜他是用中文大聲發布命令。几分鐘后，15名身穿黑色衣服的銀行職員坐在了桌前清點箱子里的鈔票，他們點完之后又重复點一遍，整個過程足足花了三個多小時。接著，混血人領我們回到他的辦公室，拿出一疊紙，他在上面簽了名，蓋上公章，然后交給科里。科里接過文件，放進口袋，這些文件就是他以前說的那些“小小的”收据。 我們終于站在充滿陽光的的銀行外面的街上了，科里顯得無比激動地說：“我們終于成功了，終于可以平安無事地回家了！” 我搖搖頭說：“你怎么能冒這樣的險？用這种方式處理這么多的錢簡直發瘋。” 科里對我微笑著說：“你覺得在維加斯開賭場就不是冒險嗎？全是冒險，我從事的職業就是冒險，但是冒這次險，我成功的把握相當大。” 我們坐進出租車，科里叫司机開往机場，我詫异地問他：“好家伙，我們飛了大半個地球來到這里，而你竟然不讓我在香港吃頓飯？” “我們大意不得，”科里說，“可能仍有人以為錢還在我們手上，我們還是回家才好。” 在回美國的長時間飛行中，科里的手气极好，從他欠我的一万美元的賭債中一下子就贏回了7000美元，如果我不停手的話，他可能全部贏回去。“再玩几盤吧，”他說，“讓我有机會把賭債扯平，公平一些。” 我盯著他的眼睛說：“不，這次旅行中我想在智力上僅僅贏你這一次不算過分吧？” 這句話讓科里感到納悶。在剩下的到洛杉磯的旅途，他讓我睡覺。在我熟睡期間，他一定仔細地想過和猜出我已看到皮箱上的名字牌了，所以當我陪他等机飛往維加斯時，他對我說：“听我說，你應該相信我，這次旅途如果你有什么不測的話，我和郭魯尼伏特以及文郎完全可以把你保出來。我很感激你所做的一切，這次旅途如果沒有你，我是成不了行的，我沒有這個膽量。” 我微笑著說：“你欠我3000美元，請把這筆錢存入桑那都金庫，我將在紙牌檔碰碰運气。” “沒問題，”科里說，“你欺騙你的女人并感到安全的唯一途徑就是遠离她們3000英里嗎？這個世界太小了，用同一方法是不能騙上兩次的。” 在他登机之前我們都又笑又握手的，他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只是從今以后我不能再太相信他了。我從認識他之時就知道他是一個怎樣工于心計的人但還接受了他的友誼，當他原形畢露時我又怎么能生他的气呢？ 我穿過西方航空公司在洛杉磯的机場大樓時，在電話亭前站住。我得給詹娜麗打個電話，通知她我又到洛杉磯來了。我曾想把到過日本的事告訴她，后來又打消了這一念頭，我也該遵循一下郭魯尼伏特的模式行事。這時我突然記起了另一件事：我沒有在東京給維麗和孩子們買任何禮物！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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