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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年的時間里，布里蒙達一直在尋找巴爾塔薩爾。她領教了塵土飛揚和泥泞不堪的道路、松軟的沙灘和尖利的石頭，多少次刺骨的霜凍和兩場大雪，她活下來了只是因為還不想死。她晒得黝黑，像尚未‘燒成灰燼便從火里抽出來的樹枝，皮膚像裂開的水果一樣到處是口子；在庄稼地里她是嚇唬鳥儿的稻草人，鎮子上的居民以為她是幽靈，在小地方或者邊遠村庄則引起一片惊恐。每到一地，她就問那里的人們是不是看見過這樣長相的男人，他缺了左手，像王宮衛隊的士兵那樣高，滿臉花白胡子，即使把胡子刮了，人們也不會忘記那張臉，至少我沒有忘記，他可能從人們常走的大道上或者田間小徑上來，也可能從空中掉下來，即從一只用鐵板和藤條作的大鳥上掉上來。那大鳥有一張黑色的帆、一些黃涼抽球，還有兩個隱藏著世界上最偉大的奧妙的棕黃色金屬球，即便這一些只剩下了點殘骸，不論是人的還是大鳥的殘骸，請你們帶我去，我不用看，只要用手在上面一模就能認出來。人們都以為她是個瘋子，但是又發現她其他言語和行動都非常清醒，于是又怀疑一開始的疑心是否不夠理智了。最后，各個地方都認識她了，不少地方的人還在她的名字前面冠以女飛行家的稱號，因為她經常講那個奇怪的故事。她坐在各家門口，和當地女人們談天，听她們埋怨，听她們哀歎，她們說起高興事的時候比較少，因為這种事确實不多，感到高興時也要埋在心里，也許因為對于是否感到了埋在心里的歡樂并不是總有把握，以免說出去竹籃打水一場空。無論她在哪里經過，都引起一陣躁動不安，男人們簡直認不出他們的妻子了，因為她們忽然都用异樣的目光望著丈夫，為他們沒有失蹤而惋惜，否則就可以到處尋找了。但是，這些男人們也詢問，她走了嗎，口气中透著心里難以言狀的悲傷；如果女人回答說，她還在那里呢，男人們便又走出去，指望能在那片灌木叢中或者高處的庄稼地里看到她，或者發現她在河里洗腳、在甘蔗田后邊脫衣服，不論她在做什么吧，只能飽一飽眼福，因為她手里拿著一只鐵制的假手，万幸的是再也沒有人死在那只假手之下。如果教堂里有人，她絕對不肯進去，只是坐在地上或者靠在廊柱上休息一下，我已經進去過了，現在我要走了，這不是我的家。听說過她的事的神父們捎口信讓她去忏悔，他們想知道東跑西顛的女人隱藏著什么奧秘，想知道那張深不可測的臉和那雙木然的眼睛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她很少眨眼，有的時候在某种光線下那雙眼睛像一片湖水，上面云彩徘徊，不是空中一般的云彩，它們深深地潛入湖水之中。她讓人告訴神父們，她早已許下愿，只有在感到自己有罪孽的時候才忏悔；沒有比這樣的回答更讓人惱火的了，因為我們都有罪；但是，她和其他女人談起這件事的時候往往使她們沉思默想，我們都是女人，我們究竟有什么過錯呢，你有什么過錯，我有什么過錯呢，實際上雄羔羊們把世界上的罪孽都包攬了；人們了解了這一點的那一天一切都必定重新開始。但是，她一路上遇到的事情并不都是這樣，有時候被人譏笑，有人朝她扔石塊；在一個村子里受到了這种粗暴對待以后她創造了一個奇跡，村里人險些把她當成神；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帶遇上大旱，泉水干涸，井水用光了；她被赶走以后在村子附近轉了一圈，用吃早飯前的目光觀察；第二天晚上，等村民們都睡覺了，她又進了村，站在廣場中間大聲喊道，在什么地方多深處有一個純水層，我看見了；于是人們給她起了個外號叫“水眼”，這時候她的眼睛里充滿了淚水。這雙眼睛在許多別的地方也找到了水層；鑒于她曾說過是從馬芙拉來的，人們紛紛向她打听是否在那里認識一個叫什么名字、長相如何的男人，那是我的丈夫，那是我的父親，那是我的兄弟，那是我的儿子，那是我的未婚夫，根据國王的命令，人家把他強行送到修道院干活，以后就再也沒能見過他，他再也沒有回來，莫非死在那里了，也許是迷了路，誰知道呢，沒有听到過他的任何消息，從此這個家無依無靠，土地荒蕪了；要不他就是被魔鬼帶走了，不過現在我有了另一個男人，只要女人肯把茅屋門打開，總會有男人進來，我說的這話不知道你听懂了沒有。她也曾到過馬芙拉，從伊內斯·安托尼亞嘴里知道阿爾瓦羅·迪約戈已經死了；關于巴爾塔薩爾，仍然杏無音信，不知道是死是活。 布里蒙達尋找了9年。開始的時候她數著季節，后來對季節的感覺不清楚了。最初她計算每天走多少榮瓜，4，5，有時候6萊瓜，但后來數字記亂了，不久以后，空間和時間都失去了意義，衡量一切的尺度變成了上午、下午、下雨、烈日、下雹子、霧天、好走的路，難走的路，上坡、下坡、平原、山地、海灘、河岸、數以千計的臉、無數張臉，比當年的馬芙拉聚集的人多許多倍；見了女人她就詢問，見了男人就看能不能在他們身上找到答案，她既不看很年輕的也不著很老的，只看45歲左右的人，他离開我們升上天空時正是這個歲數，要想知道現在的年齡，只要每年加上一歲、每月加上一道皺紋、每天加上一根白發就行了。有多少次，布里蒙達曾想象過，她坐在一個鎮子的廣場上行乞，一個男人走過來，既不給錢也不給面包，而是拿出一個鐵鉤給她盾，她把手伸進旅行背袋，掏出一個出自同一鑄造爐的假手，這是她堅韌木拔的見證，是她的防身武器，布里蒙達，我總算找到你了；巴爾塔薩爾，我總算找到你了；這么些年你都在哪儿過的，都遇到了些什么艱難困苦呀；你先告訴我你的情況吧，是失蹤了呀；好，我說：兩個人說起來，一直說到時間的盡頭。 布里蒙達走了几千萊瓜的路，几乎一直光著腳，腳板，厚了，像生了一層軟木。整個葡萄牙都曾在她的腳下，有几次還穿過了西班牙邊界，因為在地上看不到有一條線隔開這邊和那邊，只是听到人們說的是另一种語言時才轉身往后走。在兩年的時間里，她從海灘和大洋的陡壁走到了邊界線上，后來又開始從別的道路到其他地方尋找，一邊走一邊打听，結果發現她出生的這個國家太小了，我曾到這里來過，我曾在這里路過；并且還遇到熟識的臉龐，啊，你不記得我了嗎，人們都叫我女飛行家；啊，記得，怎么樣，找到你要找的男人了嗎；沒有找到；哎，可怜的女人；我路過這里以后他沒有過來這里嗎；沒有，沒有來過，我在這一帶從來沒有听到有人說起過他；好吧，我走了，再見；一路平安；只要能找到他。 找到了。她曾6次經過里斯本，這是第七次，這次是從南方來，從佩貢埃斯一帶來的。過河的時候已經几乎是夜里，乘的是順海潮的最后一條小船。旅行背袋里有點吃的，但是，每當她把食物送到嘴邊，似乎有另一只手按住了她的手，一個聲音對她說，不要吃，時候就要到了。她看到在黑洞洞的河水下很深的地方有魚儿游過，水晶般的和銀色的魚群，長長的脊背有的平滑，有的長著鱗。房舍里的燈光穿過牆透出來，像霧中的燈塔一樣散射。她走進鐵匠新街，往右拐到奧利維拉圣母教堂，然后朝羅西奧走去，這是她28年前走過的那條路線。周圍是人的幽靈，是人的霧靂。在城市的千种臭气中，夜晚的微風又吹來燒焦了肉的气味。圣多明戈斯廣場聚集著一大群人，火把閃閃，黑煙滾滾，篝火熊熊。她穿過人群，到了最前邊一排，那些都是什么人呀，她問一個怀里抱著小孩子的女人；我只知道3個，那邊那個男人和那個女人是父女倆，是因為犯了信猶太教罪來的，另外一個，就是最邊上那個，是演木偶喜劇的，叫安東尼奧·若澤·達·席爾瓦，其他的我都沒有听說過。 被處死的一共是11個人。已經燒了很久，難以分辨出他們的面目。在那一端正在燒著一個男人，他沒有左手。也許由于煙垢產生了奇异的化妝效果，胡子是黑的，所以顯得年輕。他身体中有一團密云。這時布里蒙達說了聲，過來。“七個太陽”巴爾塔薩爾的意志脫离了肉体，但沒有升上星空，因為它屬于大地，屬于布里蒙達。 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的小說《修道院紀事》要再版，我作為該書的譯者，在這里和讀者朋友們談談這本書出版前后的一些情況。 1998年4月末，《修道院紀事》中譯本獲得中國《首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彩虹獎》；5月1日，若澤·薩拉馬戈從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島蘭薩羅特島的寓所電傳給我一封賀信： “親愛的范維信教授：得悉你獲獎，特表示祝賀和高興。雙重祝賀，雙重高興，這是因為，由于您翻譯的《修道院紀事》一書，我得以帶著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一生這幸福的時刻。我相信，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時刻在等待著你，這實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 同年10月，瑞典皇家學院宣布把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若澤·薩拉馬戈，我的一位朋友在最早的時間打電話告訴我這一消息，當時是北京時間晚上9點。我立即寫了一封賀信，信中說：“得悉你獲獎，我并不感到意外，因為你當之無愧，你的《修道院紀事》當之無愧，你的全部作品當之無愧。” 但是，若澤·薩拉馬戈寓所的電話／電傳一直發出忙音，第二天還是這樣。當時我還以為，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電話，擠不過去，只得通過郵局把信寄走。 其實，若澤·薩拉馬尤并不在家，他作為葡萄牙文學界的代表去參加德國法蘭克福圖書博覽會了。那天下午1點，他來到法蘭克福机場候机室，准備返回蘭薩羅特。他知道，就在此時此刻，瑞典皇家學院秘書長斯圖雷·艾倫可能正走出辦公室，來到貴賓廳，向云集在那里的記者們宣布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九十年來，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們焦急等待的時刻。但這一次若澤·薩拉馬戈卻十分平靜，因為近4年來許多人都認為他可能獲此殊榮，但一次次沒有成為現實，每逢別人對他談起諾貝爾文學獎，他總是說“我只不過是一种可能”。 就在他等飛机的時候，電台和電視台都中斷正常節目，宣布：若澤·薩拉馬戈成為葡萄牙語作家中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這种情況下，他決定向后轉，返回圖書博覽會。 賀信發出以后，我坐在書房的寫字台前，往事一幕幕在腦海中涌現。 1987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文學院進修。應當說，當時我對葡萄牙文學几乎一無所知，只譯過若澤·羅德里格斯·米格依斯一個短篇。我翻譯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品，例如亞馬多的《死海》、《老船長外傳》，埃里科·維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湊巧的是，在我去里斯本之前亞馬多夫婦應我國文化部邀請來華訪問。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亞馬多問我：“听說你要去葡萄牙，你認識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說：“對于葡萄牙文學及作家，像中國一句俗語所說，我是兩眼一抹黑。”他說：“我給你寫一封介紹信，好吧？” 我當然高興。 果然，老作家第二天就把“介紹信”給了我，上面列出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學評論家的名字及其住址、電話，并特別在其中的阿爾瓦洛·薩萊馬后字后面注明：“此人中午12點起床，請勿在此之前打電話。”亞馬多在“介紹信”最后寫道：“請你們像接待我一樣接待我這位朋友。” 名單中就有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修道院紀事》的作者若澤·薩拉馬戈。 到了里斯本，先是請教文學評論家，了解葡萄牙文學概況。他們當中特別令我感動的是阿爾瓦洛·薩萊馬。當時他已70高齡，身体不好，走路顫顫巍巍，但我兩次向他請教，他都像給學生上課一樣，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記得最后一次結束時，他對我說：“請記住，研究葡萄牙現代文學，要死死盯住兩個人，一個是米格爾·托爾加，一個是若澤·薩拉馬戈！” 這兩位作家都曾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可惜，米格爾·托爾加去年以90高齡去世。 對葡萄牙文學有個大致的了解之后，我在若澤·薩拉馬戈當時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訪了這位作家。 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雖然不乏文學家的幽默，但比較內向，不像亞馬多等巴西作家們那樣熱情奔放。談到他的文學創作，他問我已經看過哪些書，我說剛剛讀完他的《修道院紀事》，非常喜歡。他問我是不是准備翻譯，我說想翻譯，但現在不動手，因為我不想把他這么好的一本小說“糟蹋”了。為了讓我以后翻譯起來方便，他又送了我一本《修道院紀事》的英譯本，英譯本的書名改成了《布里蒙達和巴爾塔薩爾》。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把《修道院紀事》看了兩遍，由于上邊說到的顧慮還是沒有動手。1994年，澳門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葡萄牙作家叢書》中第一本、埃薩·德·蓋羅斯的小說《巴濟里奧表兄》問世，在澳門盧廉若花園舉行首發式。我作為該書的譯者在首發式上講話之后，中文和葡文傳媒的記者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其中一個葡文記者問：“請問范維信教授，你准備翻譯的下一本書是什么？”，我不假思考，脫口而出：“若澤·薩拉馬戈的《修道院紀事》！” 我發現听眾席上一陣騷動，我說：“我知道你們為什么議論紛紛，知道《修道院紀事》是一塊‘難啃的骨頭’。但是，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既然說出口，就要盡其所能，把漢字變成原汁原味’的《修道院紀事》奉獻給讀者，決不‘糟蹋’了這本我喜愛的好書！” 譯書難，同行們都深有体會，在翻譯《修道院紀事》的整整一年的時間里，頭上又增添了几許白發。1997年，若澤·薩拉馬戈專程來北京參加該書的首發式，問我翻譯的感受，我說，有時候遇到難譯之處，我像籠子里的老虎一樣獨自在書房里轉了一圈又一圈，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你這個作家給譯者制造了這么多難解之謎，讓譯者絞盡腦汁。听到這里，他几乎笑出聲，說“兩种文化和文字差別太大了”。 确實，翻譯《修道院紀事》的過程中最大困難就在于文化和文字上的差异。首先，我對宗教一知半解，有時為了一個神的名稱查很多資料仍然一無所獲，只得請教外國朋友，再求教中國專家。如果作者用一個宗教典故“幽默”一下，那么要先弄懂典故，然后再設法用中文确切地表達出來，既在不加“注釋”（我認為，加注釋是很令讀者生厭的）的情況下讓中國讀者看明白，又不失去原文的幽默感。另外就是他的風格。莫說從葡萄牙文變成我們的方塊字，而且要“信、達、雅”，就連同樣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學評論家卡洛斯·格拉耶魯也說：“了解若澤·薩拉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說節奏緩慢，句子很長，一個自然段有時長達几頁，在敘述中的對話不用引號，僅用逗號隔開。”但是，這位評論家又說，“一旦克服了這些障礙，适應了作者的風格，讀過之后會頓覺豁然開朗，得到极大報償。”對于這最后一點，我作為譯者也深有同感。 我常說，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是個殘酷的職業，永遠不得停歇。但是，當你克服了重重困難，把你認為滿意的譯作呈獻給讀者的時候，那种“得到极大報償”的心情是難以言傳的。 若澤·薩拉馬龍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很多朋友當面或打電話詢問我對這位作家的印象。我覺得，他一直在以丰富的想象力、獨特的風格和深沉得近乎冷酷的目光觀察、分析和表現這個世界和世界上的人們。 但愿者作家有更多的作品問世，但愿他更多的作品能有中文譯本，早与中國讀者見面。 范維信 1998年11月于北京永樂小區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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