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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日本与世界上其它國家的關系中經常出現暴風驟雨，今天美國与歐共体在對日貿易上陷入了周期性的麻煩，這并不奇怪。我想我們應該認識到，同時也應該感到慶幸，我們之間的問題還沒有糟糕到政治化的地步，我們還可以坐下來理智地交談。但是這种情況就像慢性病，我們必須找出治療的方法。像美國和日本這樣的兩個國家，他們的貿易額大于八百億美元，它們的產業和服務業加在一起要占世界的30%，因為貿易的規模和多樣化，所以它們注定會有一些麻煩，通常，指責別人比反省自己更加容易，太平洋兩岸都會經常出現這种情況。 我們的觀點不同，我們對于造成兩個大國之間無休止難題的麻煩經常有大不相同的看法。我們的体制之間也有很大的差异。無論正确的還是錯誤的，雙方都有傳統的做法。有些問題与种族、文化、歷史或者傳統都不相關，而只是与很容易理解的人的態度有關。 在羅納德．里根出任美國總統之前，他的一位顧問訪問了日本，想為里根的亞洲政策，特別是國防政策，謀求一些主意。他与日本的一些大人物交談，在与日本的一位經濟學家談話時，他把貿易問題与國防連接到一起，他認為日本應該建造自己的軍艦，再把它們交付或者出租給美國海軍。那位經濟學家告訴他，這樣做也許是不可能的，因為根据日本憲法的第九條，我們放棄了戰爭，而且也被禁止保持戰爭的潛在能力或者出口這种東西。里根總統的朋友兼顧問說：“那好，可以修改憲法嘛。”說起來是很容易，但是在日本或者美國這樣民主的國家里卻很難實現。實際上是美國人起草了我們的憲法，并希望在占領期結束以后再由日本人寫出自己的憲法，但是現行的憲法已經根深蒂固，以致任何談論修改憲法的言論都會遭到人們的怀疑，好像任何修改都會自動地重返軍國主義的黑暗歲月。我想這是日本政治家們的短視行為，他們應該有勇气對需要修改的地方進行修改。反正這部憲法也不是日本人寫的。 美國和歐洲人好像認為他們對世界貿易和貨幣体系應該如何運行的看法是天經地義的，特別是在生意場上，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發明了游戲的規則，這些規則就永遠都不應該改變。他們相信，至今為止的体系對于他們來說一直很有利，所以不需要加以改變。還有一些美國和歐洲的商人仍然把日本人視為新手，作為新手他們就應該向學校交納學費。他們不愿意看到的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不僅僅是在同一所學校里，而且我們已經加入到教師的行列中了。 日本的經濟企畫廳最近對重要的經濟趨勢做了詳細的研究，并從它們推斷到2000年。這個研究表明美國將繼續領導世界，并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占19．6%。蘇聯占12．5%，日本是第三名，占11．9%。排在后面的經濟力量依次是西德，占5．9%，中國占世界產值中的5．3%。法國占4．3%，英國占2．9%。世界的經濟分布圖与1960年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那時候美國的產值占33．4%，蘇聯占15%，而日本只占1．8%。但是今天美國的比例降到了22．4%，日本的卻升到10．1%。這清楚地表明，日本工業的优越性和經濟實力在世界貿易体系中已經不容忽視，其它國家應該試著全面地了解日本，并听一听它的意見。 在當今這個迅速變化、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我們必須尋求一种更加相互了解的途徑，我們需要交談、交換意見，相互了解。我們可以爭論，可以辯解，但是我們必須平等相待，抱著相互理解的目的去試圖解決我們的問題。我知道，某些西方人很難相信一個東方國家已經達到了如此之高的經濟水平，而且日本至今是唯一的這樣的國家，但是這并非鏡中之花，它的体系決不會在明天就崩潰。日本將在世界大家庭中永存，而且正在為世界人民的福利做出有价值的貢獻。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我才致力于參与兩國或多國集團，試圖尋求相互理解的辦法。 在日本，我們生活在高密度的條件之下，我們知道必須給我們的競爭對手留出一些退路和自由。我們必須做出讓步。妥協意識是我們的法律体系和与別國的關系中的關鍵。我們知道，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必須犧牲一些欲望。据我所知，在美國卻很少有這种妥協的意識。大多數的美國人，或者至少是我在過去四十年里遇到的美國人，都有些固執已見，總是認為自己做事的方法是對的。歷史的确證明過很多次他們是對的，我們也的确從美國人身上學到了不少的東西。但我認為美國人必須學會妥協和听取別人的意見。 在日本，商界最成功的領導人并不是那些給部下下達詳盡指令的人。最成功的人對部下只給与總的指導方針，鼓勵他們，讓他們產生自信，并幫助他們做好工作。有了這种態度，他就會看到更多的獨創性的行動和嶄新的想法。 如果你畢生都相信自己的辦法總是最好的，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好主意都會從你身邊溜過。美國人認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應該按照美國制度辦事，但他們不應該對別國的做法置若罔聞。很多努力研究別國做法的美國公司將從別國學來的經驗与自己的想法相結合，已經增進了他們的生產能力，并且穩定了職工隊伍。 當通用汽車公司(GM)和丰田汽車公司在加利福尼亞合資辦厂生產小汽車時，達成的第一個協議就是讓日方負責工厂的實際營運，這樣GM就可以學習日本人的管理方法，看看他們在美國如何工作，這一步棋走得十分高明。 一旦出現錯誤，先找別人的原因，卻很少想到自己的過失，我想這也許是人的天性吧。當美國對日本關閉的通信市場大加抱怨時，我正好在夏威夷与美國當時的特派貿易代表比爾．布羅克出席同一個會議。我們開始談論這個問題，他馬上說：“在通信設備上有很大的不平衡。日本通信設備在美國的銷售額比美國通信設備在日本的銷售額高十一倍！”他對這個數字感到震惊，也的确應該感到震惊。“為什么日本人不買我們的設備？”他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1985年時，日本的通信設備市場對于外國銷售商并不像美國的通信設備市場那樣開放，在這一點上的确如此。但是在我看來，日本正在准備敞開市場，因為日本的獨家經營的電話公司正在變成私營公司，所以我也是對的。盡管還有一些遺留問題，日本和美國現在是世界上兩個最開放的通信市場。事實上只需要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夠了，在世界上，除了美國本土之外，只有在日本，你可以買一部美國電話，把它插接到房間的電話插座上使用。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國電話現在是在新加坡生產的。 當時我對布羅克先生非常認真地說道：“你知道，布羅克先生，我們正在談論的設備不是那种大眾購買的設備，而是高技術的設備，買方都是這個領域的行家。這些人買東西并不是出于胡思亂想，一時的沖動，也不會只看外觀和价錢。”他對此表示同意。“如果美國通信設備制造商生產出這樣好的設備，你認為日本人應該買它，那么為什么美國的通信公司要買日本的設備而不買美國的設備呢？你應該向美國的公司提出這個問題，而不要指責我們賣得太多。”我提醒他，人們不想買的東西是賣不出去的。 當我幫助通用汽車公司第一次在日本投資時，我想他們應該請日本的合資伙伴幫助在日本銷售GM的汽車，而不再像以往那樣，繼續依賴一家代理商在全國銷售他們的汽車。但是GM卻要求日方制造發動机，再發回美國，他們最后要求日方將小汽車發回美國。后來日本為了幫助美國的汽車工業，主動同意限制出口，他們又要求特殊照顧，以便讓他們得到更多的汽車。就連克利斯勒公司的艾柯卡。李也是這樣做的，他曾經因為极力要求減少日本對美國的出口汽車而名噪一時。(結果，GM進口的1986型日本小汽車在美國銷售的汽車中贏得了最省燃油的美名。) 我想這不是美國工業發展自身競爭能力和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的途徑。我最近在麻省理工學院發表了一個講話，我指出，我們在美國銷售的電視机有85%是由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工厂提供的，其它的是從日本運來的小型机。我們甚至從美國向我們在日本的工厂出口顯像管。在美國開辦了很多的日本工厂，生產小轎車、卡車和汽車零件，樂器，机床，電子設備，電視机，拉鏈，醬油，對于這些公司而言，他們是在那里生產就是一种妥協的結果。我知道這一點，為了讓日本運來的貨也能在美國占有一定的市場，我們在美國生產的產品犧牲了一些利潤。當然我們可以更加迅速地供貨，還有其它的优勢，但在美國生產的日本公司從很多方面對美國的經濟做出了貢獻，減少了來自日本的進口，創造了工作的机會，轉讓了技術，發展了服務网絡。 現在在日本生產的美國半導体公司將大量的貨運回美國，或者送到自己的母公司，例如德州儀器和摩托羅拉公司，或者賣給其它公司。但是這些運回去的貨增大了日本的出口量，造成更大的不平衡。日本公司賣給美國的大約三分之一是工業產品，這些產品都是賣給美國的公司，而不是給消費者。事實上，根据1985年的統計數字，在日本向美國的出口中，一百九十億美元，或者說日本對美全部出口量的大約三分之一，是在日本制造的美國付屬公司的原產設備和零件，上面還印有美國公司的名稱。很多歐洲經濟共同体國家在日本也有原產設備制造的大關系戶，他們運出去的貨也算進了日本的出口數量，好像這樣做是應該的。例如，在西德、英國、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的公司就在國內銷售日本制造的复印机，那上面還印著他們自己公司的名字。美國和意大利的一些銷售机床的公司也是這樣做的。美國、法國、英國和西德的公司把在日本為他們生產的建筑設備投入市場。美國有三家机器人制造公司在日本制造机器人。 當我要說這個主題時，我想還有一點值得一提，与一般的感覺相反，現在有几千家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在日本做生意。僅美國商會就有將近六百個成員公司，《財富》雜志的前500名名單中二百家最大的公司中有一百一十四家在日本的子公司中擁有多數所有權。通產省的數字表明，在日本的外國子公司的經營利潤，作為銷售額的百分比，一直比同一行業中的日本公司高。 在我看來，如果外國公司与日本競爭時遇到麻煩，往往是因為他們在那個行業中的失敗以及日本人在那個行業中的成功造成的。美國人和歐洲人不應該因為日本人制造出好的、具有吸引力的產品而指責他們。我意識到過去在日本建立一家獨資或者合資企業是不可能的，后來也非常困難，但是不管歷史的辯解是什么，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時代終歸發生了變化，有關日本的很多評价都已經可悲地過時了。如前所述，沒有一家美國公司對我們的激光唱盤放音机技術感興趣，但這是未來的技術，它的標准得到了日本和歐洲所有主要制造商的認同。 當我們進入下一代時，美國公司還抱著老的十二英寸黑色模擬唱片不放，它很快就會被淘汰，就像現在標准的每分鐘78轉的唱片已經過時了一樣。當別人不能看到這种机會而且拒絕參与這個行業時，我們就會得到更大的优勢。但是在其他人具有先見之明、闖入新的行業并占領了市場時再來怨天尤人就有些令人討厭了。美國的公司不應該對這种技術置之不理，主動放棄，因為這种技術將會引出很多的應用項目，不僅僅是重放音樂。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國人首創了造就這种新型的、突破性的錄音方法的技術，但是美國的公司現在好像對服務業更加感興趣，而不想將新的技術轉化成為吸引人的產品，供廣大消費者享受。我感覺到有一個話題必須反复加以強調，即美國人不斷地出口生產力是很危險的。美國的經理們不是集中注意力去制造具有長遠競爭力的產品，而是四處尋求可以廉价生產、快速盈利的好商品。這樣做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找到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制造商打著美國商標替他們供貨。一定數量的這种委托供貨對一個公司甚至對世界貿易都會帶來好處，但存在的危險是制造厂商可能喪失他的權利和責任。 很多美國人似乎故意忽視新時代的到來，而法國人在迎接它時采用了懲罰的手段。1983年，當他們決定減緩日本的磁帶錄音机進入法國時，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精明和机智。他們選擇了一個叫布瓦迪埃的內陸小鎮作為錄音机的入關港，古代的法國人最后在那里擋住了薩拉遜人的入侵，他們在那里只設了九個海關代理行。在批准放行之前，他們要求代理行仔細檢查每一台錄音机，以便將日本的錄音机數量減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當然政府有權將海關選在它所喜歡的任意地點。但是他們現在選的這個地點是一個古戰場，在732年時阻止了一場入侵，這种做法非常机智，是典型的法國式做法。 那時候，法國和其他的歐洲制造商將OEM的產品(這种產品在日本制造，但是打的卻是歐洲制造商的商標)返銷歐洲，但是他們減緩了自己的開發，只有一兩家公司例外。由于我多年的經驗，當看到他們對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提高關稅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當這种辦法還不能阻止貨物的涌入時，他們采用了布瓦迪埃計划，實際上是關閉了進口的大門。德國人對此大為惱火，因為他們不愿意看到他們的貨物被擋在布瓦迪埃。他們公開聲稱，如果歐共体國家的產品也要通過布瓦迪埃，那么他們就与日本貨混在一起，并且支付一樣的罰金。法國人最初是想讓所有的產品都通過布瓦迪埃。但是在德國人的壓力之下，法國人的態度變得溫和了一點，重新規定只有非歐共体國家的產品才必須通過布瓦迪埃。這表明日本人是唯一的對象。當然，我們知道這一點。 實際上我對布瓦迪埃的這种花招感到好笑。法國人這种放肆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強大的力量，我想日本在它的外交和經濟關系中也應該多一點同樣的勇气。法國的貿易部長當時發表了一個很不明智的講話，他說：“我們沒有日本貨也能生活。”那好，我當然也可以說，日本沒有法國的白蘭地和香檳酒以及那一年進口的价值12億美元的法國貨也可以生活下去。(同年日本賣給法國价值19億美元的貨物)作為政府官員，這樣說話是不明智的。奧托．蘭姆斯多夫當時是德國的經濟部長，我与他閒聊時談到此事，他開玩笑說：“為什么你們日本人不進行報复，在富士山的山頂上設一個檢查站？” 日本至今還有一些混亂的、复雜的貿易壁壘，但是日本是唯一努力逐步開放自己市場的主要工業國家，它一直向前走，決不后退，而其它國家卻正在加強保護主義的措施。我發現很多美國人都認為美國沒有貿易壁壘，其實有很多，我們運到美國去的貨几乎有一半要受到某些形式的限制。但我必須在這里說，美國的确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我認為它能夠保持下去將對世界貿易的未來起著重要的作用。1985年我到美國成功地完成了一項使命，說服了一些州廢除對世界各國在那里的子公司單方面征稅，當時我對羅納德。里根也是這樣說的。當然里根并不需要听取我的意見。作為自由貿易的冠軍，他對歷史的記錄非常清楚。我發誓愿意盡我所能給与幫助，就像我在過去的四十多年里所做的那樣。 如果試圖用政治干預的辦法來避免或者緩解競爭，那么就否定了自由貿易的整体概念和自由企業的体系。我曾經在日本的議會進行游說，要求排除政府通過現存規定進行的干預，從而增進健康的競爭。只有通過競爭，自由企業才能保持其活力。所以我們這些管理人員一定不要受到引誘，去走尋求政府的幫助壓制競爭的捷徑。我們必須看到競爭是公平的，要盡量相互待人以誠，使競爭的雙方都能清楚地了解對手。這并不是說你“了解”了日本的觀點你就總是或者大多數情況下都認為它是對的。但是將問題公開總比簡單地決定自己是正确的而不需要听取他人的意見要好得多。總之，我們必須記住，這不是戰爭。我們是在做生意，在生意場中沒有戰爭中那樣的敵人，所以我們都應該講道理。 甚至在一些出于好心的人中間也有這樣的態度，他們覺得与了解當今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沒有什么關系。我曾經听到美國和歐洲的一些議員告訴我，他們理解這些問題，甚至与日本人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他們必須面對政治的現實，必須在那些可能因日本貨而失去工作的選民面前裝出強硬的態度。一個美國的參議員可能會非常輕松地談到讓日本的汽車停放在橫濱的碼頭上，但是截至1983年，日本在美國的子公司直接雇用了111，550名美國人，而在歐洲和亞洲還分別雇用了21，700和27，000名當地員工，這其中不包括那些為自己公司工作、同時又銷售日本的汽車和電子產品的經銷商。當然這些雇員可能并不是那位參議員先生的選民。 几年以前，在富士山山腳下的箱根召開了日美商人會議，美國的前財政部長、后來又擔任布魯斯公司董事長的邁克．布魯門托和我有一天晚上決定不吃自助晚餐。我帶上我的妻子，我們又找到美國的前農業部長奧夫勒．弗利曼和他的夫人，大家一起去一家牛排屋先美餐了一頓，然后好好地聊了一晚上。第二天的會議上，我的朋友布魯門托就日元和美元的匯率問題發表了一番講話，這是我在這個問題上听到過的最自相矛盾的講話。他反复地講述一种并不真實的陳詞濫調，說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縱日元匯率，所以日元一直保持低值。我談到這個問題時措辭很嚴厲，与布魯門托發生了爭執。 后來美國財政部的調查沒有找出日本操縱日元的任何證据，但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卻公開地這樣說。 在箱根會議上我的日本同胞們很惊奇地看到在這樣溫和和愉快的會議上听到了尖刻的反對意見。在這樣的會議上，日本人通常喜歡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所以也就交不到新朋友。我認為這是日本人的一個普遍的問題。休會時，一些日本的青年人來找我，說他們很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地位得以捍衛，但是也有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對我搖頭，他們說：“你對遠道而來的客人太無禮了。” 當天晚上日本人又看到了令他們費解的另一個場景。我們在蘆湖的一條船上開了一個招待晚會，日本電視台的人上船來就會議對我進行采訪。他們說，希望有個美國人和我一起參加。當他們准備好了之后，我妻子走到邁克．布魯門托身邊，請他參加對我的采訪。他同意了，我們在電視里談到了我們的意見分歧。有些日本人看到我們在會議上爭執而后來仍然是朋友感到很惊訝。對于日本人來說，意見不同往往意味著友誼的結束。我想解釋一下，西方人往往愿意与你爭論正是因為他是你的朋友，當他們不說話和拒絕討論時才真地是到了危險的地步。如果西方人与日本人要想相互了解，那么日本人就應該像美國人那樣開誠布公地討論問題和表明自己的觀點。過去，無論是商人還是政治家，我們在這方面都做得太差，而且好像進步得并不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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