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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物多樣性和鳥類的斗爭

　　中歐和大西洋中部地區冰川期時代的森林主要是云杉樹，而不是像今天株樹和楓樹這樣的硬木樹种。很長一段時期，物种群落被認為僅僅是來回發展的。在冰川融化期向北追隨冰蓋發展，當地球寒冷時回頭向南在冰前發展。這种觀點自從達爾文時代以來一直非常流行，達爾文相信整個物种群落僅僅是作為整体在隨气候變化而遷移。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中他寫道：
　　由于北极的物种先向南后折回北方以与變化的气候保持一致，因J已在漫長的遷移過程中，他｛fi將不會經歷太大的溫度變化；他公1是作為一個整体遷移的，因此它們的成熟關系未曾受到很大的干扰。因此，与本書中反复強調的原理相一致，這些物种形式未曾受到很大的改變。
　　這种思想保證了气候變化情況下生物多樣性得到保持的可能性：物种將會整体遷移和生存。如果整個生物群落僅僅是隨气候變化在遷移，那么只要能不受約束地進入遷移過程，物种就可以通過不以喪失多樣性（也被稱為滅絕）為結果的遷移而适應气候變化。
　　但是這种對群落遷移的期望，由于最近從地球土壤和沉積物挖掘出來的資料而得到了明顯的修正。明尼蘇達大學的生態學家瑪格麗特·戴維斯（MargaretDavis）第一次提出，單個物种對气候變熱的反應是有差异的。隨后，叫做全新世合作制圖計划（COHMAP）的科學家小組，考察了可以回溯到最后一次冰川期最高點的許多种植物的花粉顆粒化石。他們發現像云杉或株樹這樣的物种，在冰蓋融化時确實向北追隨冰蓋發展，但不是達爾文或大多數生態學家想象的那种以完整群落行進的方式。相反，COHMAP的科學家發現從冰川期向間冰川期過渡的時期，物种以不同的速率甚至以彼此不同的方向進行遷移。你可以說樹是在遷移，但老的森林卻在消失，因為樹、草和植物的成分在過渡中經歷了許多獨特的和不熟悉的組合——所謂“异同生境”，因為今天根本沒有相類似的東西存在。這些生態性質的重新安排也許已經被人歸之于最新的滅絕事件：猛媽象、劍齒虎和最后這次冰川期末期其他所謂超凡的巨型動物群的消失。
　　這种“异同生境”也被伊利諾伊博物館的拉塞爾·格雷厄姆（Russell Graham），看作是小哺乳動物對大約5000年到l．5万年以前冰川期消退的反應。他的發現也使達爾文的觀點陷入矛盾。這些發現對于那些高度相信生物多樣性在面臨气候變化時，可以通過遷移得到保持的人來說應該是具有打擊性的，因為它們顯示，正常的動物和植物群落在气候引起的過渡期間可以受到扰動，即便是相對緩慢的自然气候變化也是如此（回憶第二章　以及圖2．3，從冰川期到間冰川期，全球气候變化的平均持續速率為每千年只有大約IC）。
　　換句話說，包括捕食者一被食者關系和在生態系統中創造物种相對穩定分布的其他競爭机制在內的“自然平衡”，在气候變化期間可以受到嚴重的扰動。因為气候變化可以引起不同的物种以不同的速率作出反應，結果改變了生物群落的結构。這使得一些生態學家擔心：由快速气候變化（按現在推測，全球气候平均以每百年為尺度的速率持續變化）引起的生物群落的解体，會加劇物种滅絕的速率。現在的物种滅絕速率被認為已經由于栖息地解体、化學污染，以及非本地（所謂外來）物种的導入等原因而大大加快。
　　密歇根大學的生態學家特里·魯特（Terry Root）研究了美國過冬鳥類的分布，以尋找其与溫度或植物類型這類大規模環境變量的關系。她發現對于東菲比霸哪有類似圖5．1那樣的明顯依存關系。這种鳥冬天向北飛行的范圍邊界与1月份平均最低溫度線非常接近；但是這种有翅膀的動物在气候變化時可以非常快地遷移。這是否意味著全球气候變化与這類反應較快的物种沒有干系嗎？
　　魯特發現北美許多過冬的鳥類与溫度和植被兩者有著相關性。在既定的生理承受能力情況下，溫度控制了鳥類可以在向北多遠的地方生存；而一定類型的植被對于提供食物、住所或者巢穴是必不可少的。魯特進一步指出，那些生理上僅僅受到低溫限制的鳥類，在天气變暖時可以馬上飛向北方。但是那些同時受到栖息地（例如植被類型）限制的鳥類，為了适應空气中CO。增多所改變了的气候和光合作用，也許不得不為它們所需要的植被環境等待几百年才能遷移（如果它們可以的話）。在這個過渡時期，很可能發生生態群落的解体，捕食者一被食者關系的改變，以及長達几百年生態失序的潛在威脅。因為气候從小到ICC、大到可能6C的增熱，要讓各种物种各自适應气候的變化和直接的CO。遞增，需要几百年的時間。這种對自然平衡的干扰很可能加劇生物滅絕，特別是對于那些只有有限的居住范圍，并且強烈地与气候變量相關的許多物种。解釋今天大多數物种的栖息邊界和丰度，一直是對科學的令人生畏的挑戰，即使這些物种有長達數千年的穩定的气候和CO。濃度可以去适應。如果地球增熱典型地以預測的或較高的速率變成現實，那么擔心生態系統的扰動會導致動植物物种群落的解体，甚至攪亂現在建构起來的生態系統，就是非常合理的。与誰在生物群落中有關嗎
　　我最近參加了我們中學同學畢業30年的團聚。我渴望見到這數百名舊日的同學，他們經過30年的生活歲月開始頭發變灰、臉上起皺、身体發福，但同時則（幸運地）老練成熟了。同學中有的變得認不出來，有的卻明顯沒有變化，所有這些實際上并不使我感到太大的惊奇。真正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即使我手中拿著記事手冊，我能記起來的人也是如此之少。五六個以前的好朋友，十几個能夠記得的偶爾的朋友，但是數百個其他的同學實際上一點也沒有想起來。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突然閃現在我的腦子里；如果這些同學中大多數都比我早一年或晚一年，今天的我是否會變得判若兩人？如果我們被帶到完全不同的一組學生中間，我們是一個由相互作用的人所組成的、具有持久地改變了每一個人的整体特性的共同体呢，還是一個其功能（在這里是中學教育）基本上沒有變化的偶然的個人集合体？生態系統中某些物种是否与系統的功能相關，或者僅僅只要足夠類型的物种就行了？如果一种樹种滅絕并被另∼樹种取代，這個生物群落會出現很大的差异嗎？
　　物种在生物群落中作用的概念引出了另一种觀點，即生態系統自我維持的思想。這兩個問題多少都是有爭論的。生態系統是被定義為一個由相互作用著的不同物种和物理化學環境組成的共同体。
　　生態系統的尺度可以小到云狀水滴中的微生物群落，大到整個世界，這取決于我們想要考慮的特定系統和時間框架。生態系統的功能導致了許多相互作用，這些相互作用隨時間演變，最終導向一個稱之為“自然平衡”的狀態。但是今天，已經很少有生態學家持有這种穩定不變的觀點。相反，“自然漲落”這個詞更經常地被用來描述一個動態的平衡。在這种狀態中，許多單個物种可以有數量上的波動，在足夠長的時間里，僅僅因為被新演化的生命形式替代而走向滅絕。但是生態系統自我維持的功能多少得到保持。這种自我維持包括基本的生產力（光合作用、氧气產生、把CO。從空气中移走并固化在植物体中——食物鏈的基礎）、廢物的再循環（來自于大量腐敗菌）、洪水控制（有植被的山坡相對于赤裸的山麓能戲劇性地減少水土流失）、保持基因資源（作為食物、防治疾病和用作醫藥）、淨化水体，以及其他一些功能。對生物多樣性形成威脅的人類活動，是否也會威脅生態系統的功能。如果是的話，人類是否能夠用可以持續和可以承受的技術替代自然界的這种免費服務，這些都是有爭論的問題。
　　我還說過，生物群落的概念也是有爭論的。沒有人否認占据某個特定地點（并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發生相互作用）的各种物种的總体构成了生物群落。然而，爭論在于，某組特定的物种，是否具有不能為其他不同的种群或物种所复制的獨一無二的特性和功能。
　　可能有兩种极端的情況：１物种群落根本沒有獨一無二的秩序，而只是偶爾的組合；２物种間相互作用非常緊密，以致整個群落所受到的影響要超過群落中的任何一個物种。雖然大多數生態學家相信，介于兩者中間的某些系統才具有代表性，但在自然界可以識別出上述兩种极端的實例。并非所有的物种對群落的功能都同樣重要。某些物种擴張或縮小它們的數量，但對群落的其他成員可以沒有多少影響，而有些物种（稱之為基本物种）在群落結构中起著關鍵的作用。
　　存在關鍵性危机的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美國西海岸的海懶差一點被毛皮捕獵者滅絕。海獺數量的減少對整個近海生物群落戶生了明顯的干扰。以往曾是海獺食物的海膽快速繁殖，反過來毀坏海藻森林，導致了一片被稱之為海膽荒地的生物枯竭的類沙漠海底。只有在保護海懶的有爭論的政治壓力取得成功以后，海膽的數量才趨于減少，海藻恢复生長，一個由魚、就魚和更小的生物組成的新的群落得以重建起來。
　　還可以講述許多其他這樣的故事。例如，美國西部為保護牲畜，大量消滅狐狸，結果導致了郊狼的繁殖。于是產生了允許狐狸數量膨脹但會威脅家禽數量的控制郊狼的計划。這導致了一些有爭議的重新引入狐狸的建議。在進行自然實驗時，特定的群落是松散聯系還是緊密聯系往往是不清楚的。更不用說，什么是群落中的關鍵性物种，或者是否存在關鍵性的种群限度（低于這個限度滅絕就有可能發生，波動將長時期地折磨群落）。從事保護工作的生物學家已經草擬出了有關最小种群數量和最小栖息面積的粗略的規則——低于這個限度一（至少适用于區域性問題，如果只剩下一塊含有那种物种的地區，那么就具有全球性意義）滅絕就會逼近。這些規則也被用來預言人類活動（最明顯的是砍伐森林）是怎樣減少未來的生物多樣性的。由于這种預言要求減慢對某些生物栖息地的破坏（這种土地利用也許在經濟上有利于某些特殊群体），規則本身受到了攻擊。下面讓我們稍微詳細地考察：由于砍伐森林這類全球變化所引起的物种喪失的根据是什么。

　　島嶼生物地理學：生物多樣性的水晶球

　　大的區域常常以凍原、北方的森林、沙漠、草地或者熱帶雨林這類生物帶為特征。只要气候條件合适，這些生物區系或生物帶常常可以在地球各地多次再現，例如，凍原常常見于寒冷的高山或高緯地區，而闊葉植物的雨林則見于熱而潮濕的地區。魯特發現的1月份夜間溫度与北美許多過冬鳥類向北活動邊界的相關性，起因于鳥類在夜晚變得又長又冷的地方所經歷的生理限制。它們需要開足它們的代謝速率，用它們的脂肪作為燃料，實打實地度過顫抖的夜晚。這迫使它們∼個晚上就失去身体重量的10％，第二天它們必須得到充分的補給，否則這些鳥就必須去南方生活或者就是滅絕。
　　類似地，居住在各种生物區系的植物，也具有允許它們在一定的地理和气候區域生存的生理特征。物种分布或生物帶与气候這類大規模要素之間的關系被稱為生物地理組合。
　　影響物种分布生物地理學的另一個因素，是栖息地的面積和這些栖息地之間的距离。把一個地區的多樣性（物种的數量）与該地區的气候、大小以及与其他地區分离。精況聯系起來，這种生物地理學規則是通過研究島嶼發現的。由火山活動新形成的島嶼最初是缺乏生命的，但很快就有植物和動物隨著風來到島嶼之上并開始繁殖（或者再后來，搭在船底上過來，就像有高度破坏力的斑貽貝20世紀80年代從歐洲侵入北美水域那樣）。
　　島嶼与新遷徙過來的物种的源地（例如大陸）越近，該物种就越容易在這种旅行中生存，因此它們在島嶼上的數量就越大。這稱之為“距离效應”。島嶼的面積越大，不同的物种可以生存的地方或生態位置就越多。此外，較大的空間允許較多的個体，因此較多的物种將具有基于長期生存所需要的最小限度之上的總体數量。這些机制合起來构成“面積效應”。換句話說，島嶼越大，物种的數量就可能越多。最后，如果气候、火或者其他威脅等所有外部因素（生態學家叫做“干扰因素”）保持穩定，就建立了一個動態平衡，即島嶼上已有物种的滅絕速率為外部新物种的到來所平衡。平衡意味著在這种情況下多樣性保持不變；而動態則意味著物种的名單隨時間發生變化。
　　1963年，羅伯特·麥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和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W 沏。n）用這些思想和大量資料建构了一個理論，這個理論是今天預言砍伐森林這樣的全球變化活動怎樣減少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工具。這個被稱為島嶼生物地理理論，對說明人類對生命与气候共同演化的40億年的地球自然史的影響，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這個理論在生態學家和盲目追求發展的人群之間激起了憤怒的對抗，前者用理論去證明人類應該減慢他們對自然的影響，后者不是無視非人類的自然的价值就是攻擊這個理論是夸夸其談。哈佛大學的愛德華·威爾遜在其得獎著作《生物多樣性）｝（The Diversity of life）中解釋了他們的理論是怎樣產生的：
　　我們注意到世界各島嶼的動植物顯示了島嶼面積与其生存的物种數量之間的一致性關系。島嶼面積越大，物种越多。古巴的鳥類、蛇類、植物和其他生物的种類比牙買加的要多得多，而牙買加的動植物又比安提瓜的多。這种關系差不多到處都可見到，從英格蘭島到西印度群島、加拉帕戈斯、夏威夷、印度尼西亞群島和西太平洋，它什1都遵循一個始終如一的算術規則：面積每增加10倍，物种數量（鳥、蛇、草）就接近增wl倍。以世界上的陸地鳥為實際例子。一個1000平方千米的島嶼大約有55個种類，而一個1万平方千米的島嶼，則有2倍那么多的种類即10O种。更准确地說，物种數量是按面積一物种方程增加的：S一＊”。這里A是面積石是物种數量，C是常數，指數Z是一個二級的取決于生物類群（鳥、蛇、草）的生物學意義上的常數。Z的价值還取決于群島是接近源地（像印度尼西亞群島那樣）還是遠离源地（如夏威夷和西太平洋的其他群島）。
　　這种關系在該書出版以來的30年中，已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賈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等生態學家，針對數十個不同大小的栖息地做過數十次的檢驗与再檢驗，發現差不多所有的案例都證明了這個基本公式，只是Z值有微小的差异。
　　威爾遜和其他的生態學家已經運用物种一面積方程，推測如果未來几十年人類發展引起島嶼森林面積減少，那么可能會喪失（被迫滅絕）的物种的百分比將是多少。威爾遜解釋道：
　　在栖息地面積減少時，滅絕的速率就上升，并持續高于原來的基礎水平，直到物种數目從一個高的平衡下降到一個低的平衡。要使結果比較明确的粗略方法是，當面積減少為原來大小的十分之一時，物种的數量就最終下降到原來的一半（實際上非常接近在自然界經常遇到的數目）。士。果雨林的破坏以現在的速率持續到2022年，那么現有雨林的一半將會消失。這將引起物种滅絕的總量在10％到22％之間。
　　依据威爾遜島嶼生物地理理論推測，每年將有多少物种滅絕呢？為了估計這一點，我們首先必須估計地球上一共有多少物种？今天相對于過去有多少正在滅絕？各种物种在不同的群落中的重要性如何？牛津大學的生態學家（曾經當過英國首相科學顧問的）羅伯特·梅（Robert M．May）多年來一直在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出于在過去的知識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難以理解的理由，我們在回答這些問題方面所取得的進展是惊人之少。標准版的林耐著作出版的時間是1758年，它可以看作是記錄地球上生物多樣性的簡單而真實工作的開始。從牛頓基于几百年來有關行星運動和星表的記錄信息，給出引力定律的分析性和預見性知識以來，已經過去了整整100年。由牛頓与林耐之間的這种滯后標志出來的遺產仍然伴隨在我們身邊。今天我們對恒星的分類學所知道的東西（以及所花費的時間），仍然要比有關地球生物分類學所知道的要多。我什1對宇宙中原子的數目已經有了較好的估計（這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成就），但對与我們一起分享地球的動植物物种的數目，卻沒有獲得相應的成功。
　　盡管生態學家竭力呼吁要重視調查自然的多樣性（某些政治家和那些不想了解他們的私人屬地有多少物种生存的土地所有者，以同樣強烈的程度，要求撤銷政府為弄清全球生物資源而設的基金），科學家确實已經對生物多樣性做了大致差不离的估計。威爾遜認為僅是對雨林的保守估計就有1000万物种。假定現今森林毀滅的速率大于每年1％，運用由島嶼生物地理理論建立的物种一面積公式，威爾遜作出的“樂觀估計”是每年有7．7万物种滅絕，每小時不會低于3种。通常，滅絕速率是每年每百万現有的物种中，大約會有一种滅絕。因此，他斷言：“人類活動在雨林方面，僅是減少面積就使物种滅絕增加了1000到1 倍。顯而易見，我們正處在地質史上一次大滅絕發作的進程中”。生態學家這些估計卿便是沒有包括其他全球變化的干扰）的令人震惊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決心增加自身數量和經濟水准的物种（人類），有權繼續這种不知不覺的，或者是故意的行星級別的屠殺嗎？或者，人類應該使用我們已經進化的推理和感知能力，會停止我們的腳步，估量我們行為的結果，使我們整体上少一些破坏性嗎？或者，盡管缺少普遍的政治支持，人類應該重新思考那种把人類數量和經濟的增長，置于差不多所有其他競爭价值之上的全球規模的价值系統嗎？只要這些含義對于某些人的經濟利益或世界觀是不利的，對于賦予人類發展比保護自然具有更高倫理价值的我們這個文明的整体嗜好是不利的，或許我們就不應該奇怪：為什么某些滿足于傳統經營生涯和以人類為中心价值的人，要煞費苦心地怀疑，那些為由人類引起的生物滅絕危机而憂心忡忡的人的科學与价值。

　　資料導向的經濟學家与理論導向的生態學家

　　雖然要冒著夸大成見和創造某种錯誤的兩分法的危險，但我仍然斷言，与生態學家相對的是自由市場的傳統經濟學家。后者通常堅持認為，過去的資料而不是理論才應該成為預言的基礎。日內瓦大學的自然哲學家雅克·格林尼伏爾德（JacquesGrinevald）曾經向我指出：“雖然現代經濟學強調資料導向，但實際上，其傳統恰恰是一門理論導向的社會科學”。不管他們的專業演化如何，這种資料導向的分析家蔑視任何缺少資料的理論。關心變化之原因的生態學家雖然也用資料，但主要是用它們來發展和檢驗理論；然后他們用理論去預言變化。
　　然而，如果從過去資料中推出的某個規則沒有恰當地反映未來可能起作用的机制，相反只是一個反映過去主導机制的簡單外推，那么這個規則的預言技術是要受到怀疑的。如果未來的情形很可能与過去非常不同的話（例如承受空前的全球變化的干扰），那么就尤其如此了。此外，即便是收藏了許多過去歷史資料的圖書館也可能缺乏對未來有效洞見的規則，除非用來預言的規則，代表了在与過去明顯不同的條件中能起作用的机制。
　　所有負責任的生態學家都承認，無論關于物种數量還是關于現在的滅絕速率都存在令人惱火的不确定性。他們理解，他們的希望無休止地因為社會對改變這种資料不足的統計活動缺乏支持而落空。然而，所有优秀的科學家都知道，要預見未來，就需要一個關于系統如何運行的、包含有或至少代表因果机制的規則。大多數科學家同意資料導向的經濟學家所說的，這類規則需要盡可能多地從系統過去的行為中導出并得到檢驗。由馬里蘭大學工商管理學教授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領導的理論導向方法的反對者，不喜歡森林生物多樣性危机所包含的意義，如果它們威脅到個体主動性和經濟增長的話。他們直接向島嶼生物地理學進行挑戰，認為它是一個有不能容忍缺陷的理論。他們認為，根据物种一面積曲線得出的任何推斷都是應該抵制的。他們指出，19世紀北美東部的森林有大面積的減少。他們說，運用島嶼生物地理理論和物种一面積公式，在那個時期或自那個時期以來，當地鳥類中應該有200多种本地鳥類滅絕消失（但實際上卻并不是這樣）。

　　是沒頭腦的思想嗎

　　田納西大學生態學家斯圖爾特·皮姆（Stuart Pimm）和康涅狄格學院的羅伯特·阿斯金（Robert Askins），就有人用美國東北部鳥類滅絕作武器，批評島嶼生物地理理論本身，進行了詳細的分析。首先，皮姆和阿斯金提到，你不能用居住在美國東北部的所有220种當地鳥作計算的依据，因為只有大約160种真正屬于東部森林，其余的則居住在草地、沼澤和其他的開闊地。第二個問題是有多少森林被砍伐掉和用在物种一面積公式中的合适比例是多少。他們提到，森林砍伐是從16世紀開始波狀遞進地從近東海岸內陸向密西西比河推進的，至今已沒有留下多少面積森林未被刀斧碰過。然而，這兩位生態學家認為，像批評者那樣，在物种一面積公式中，使用300年間被砍伐的森林總量則是不合适的，因為這不是從過去資料中得到這些公式的合理演繹。
　　當樹木被砍下來運往西部時，并非所有被砍伐的陸地都是空空如也。相當部分的陸地可以再生。与此同時，來自被砍伐地區的野鳥可以飛向剩下的森林地帶，或者到砍伐地遺棄后再生的新的森林地區居住，這种情況在20世紀特別明顯。用他們的話說，“即便是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早期森林砍伐的高峰期，也有一些大的森林避難處為森林鳥類提供住所。1920年后，暫時性森林的數量在東北部和南部有穩定的增長。”
　　但是，這不是他們對社會科學家錯誤地企圖嘲弄生態學家的主要批評。相反，這是一個更為基本的對知識理解問題。針對東部森林少量滅絕（即便是無意識）的批評者，實際上是在談論全球滅絕即物种從世界上永遠消失的問題。生態學的島嶼理論不是從世界范圍，而是從特定島嶼或栖息地區的資料歸納推理而得出的。它預言的是“局部滅絕”而不是全球滅絕。因此，皮姆和阿斯金提到：
　　即使美國東部森林全部被砍伐掉，這160种鳥類的大多數也不會從全球滅絕。許多鳥种活動領域非常廣泛，比如說它們那种橫跨整個相對無干扰的加拿大北方森林的分布，不會因其他地方森林的喪失而受到傷害。160种鳥類中的某些分布特別廣泛，以致即使北美、歐洲、亞洲的所有森林都被砍伐掉，它們也不會全球性滅絕。關鍵的差异是在全球滅絕与局部滅絕之間。
　　要糾正這個問題，就必須在這個理論所依据資料的范疇來考察，即在局部區域內使用該理論。因此，用物种一面積公式研究的合适鳥類，在這里就是那些僅僅居住在東北部，即那個地區特產的鳥類。皮姆和阿斯金總結說，加上已知滅絕的4种鳥類，滅絕以前被認為是東部森林特產的鳥類估計為13种到28种之間。一可能的滅絕率在美／13（約為31％，如果嚴格地定義東部森林鳥類）到4／28（約為14％，如果加上一打或更多個在東部森林有75％活動頻率的鳥類）之間。”
　　請注意，如果要正确地使用和檢驗科學公式，所需要的就不是數据本身，而是合适的數据類型。批評者也使用“數据”，但卻是以一种科學上不合适的方式使用這些“數据”。這使我想起一個卡通片：在一個小鎮的外邊有一個路標，有關該鎮的海拔高度、人口、建立時間的數据都列在這個路標的一條線上邊，而位于這條線下方的則是這三個毫無聯系的數目之和。看來這些并不理解所要檢驗假說的批評者，也是在用真實的數据表演一個明顯荒誕的卡通劇。即便是估計某种像美國東北部有多少种本地鳥類這樣似乎十分簡單的問題，也需要某种程度的科學知識。這些細節，在批評者急切地應用“數据”（然而是不合适地），去“檢驗”他們并不喜歡其結論的理論時明顯地忽視了。
　　事實上，物种一面積公式，只是稍稍低估了新英格蘭地區應該滅絕的鳥類的數量，而不是像誤用基礎理論的非生物學批評者聲稱的那樣，還應該大出六倍地來更高估計這個數目。況且，生態學家斷定像捕獵這樣的因素也是与鳥類滅絕相關的。有鑒于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會使鳥類相對集中（据說這使得捕獵者易于發現它們）等因素，也許已經夸大了滅絕的數目，這可能有助于解釋：為什＿么物种一面積公式相對于實際發生的數目來說，其預言全球滅絕的數目實際上要偏低。
　　最后，從把島嶼生物地理理論用于說明美國東北部鳥類滅絕的事例，可以就熱帶森林中的滅絕問題學到些什么呢？皮姆和阿斯金在他們的結論性話語中提到；許多熱帶森林不僅富于各种物种，而且富于特產性物种。皮姆曾帶著我和魯特去看一种非常漂亮的、瀕臨危險的夏威夷小鳥（akiapola’an入它們高高地居住在夏威夷大島冒納基火山的山坡上（這是它們的最后栖息地之∼）。皮姆說：“好好地看著它吧，它可能會赶在你倆之前就在世界上消失的。”
　　皮姆提到夏威夷曾經擁有135沖地方性鳥類（全部都是特產），但是現在除了三三种外，所有的鳥類不是已經滅絕就是瀕臨滅絕。如東北部的例子所示，運用物种一面積公式的栖息地喪失所預言的數目比實際物种數量要少許多，因為這僅僅涉及一個因素，而許多其他的干扰也會引起物种滅絕。皮姆和阿斯金寫到：＊要預言全球滅絕問題，就需要了解動植物的分布地”。“美國東北部由于較少特產性物种，因此盡管有嚴重的森林喪失，但失去的鳥類卻要少得多。而地方性物种喪失的比例要比預期的高。我們發現，這個結論僅僅支持那些關心全世界砍伐森林和物种滅絕的人。”他們特別關心熱帶地區的森林砍伐，因為熱帶森林有較高比例的地域性物种。
　　然而，正如上述例子清晰表明的，存在著那么多复雜性和信息的匾乏不全，以致無論是用物种一面積公式還是其他的預言方法，進行生物滅絕預言，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确定性。与這個理論相修的報紙文章，肯定無助于提高預言的确定性。協同作用与不确定性
　　那么，所有這些關于生物多樣性喪失的爭論告訴我們什么信息呢？我認為，那种僅僅由于現在缺少物种數目總量或滅絕速率的數据，而聲稱可以解除對物种消失的擔心的觀點，往好里說是蹩腳的學術，往差里說則是在肆虐公共政策。因為沒有訓練有素的生態學家出來作調查，就否定有尚未發現的物种正在被砍伐的熱帶森林中滅絕這一點，類似于否定雷電暴雨的出現，會在干旱、遙遠、尚未發現的荒野里引起森林大火那樣，使數据本身并不具有佐證价值，除非它產生的或驗證的公式反映了變化的因果机制。
　　島嶼生物地理學者對滅絕率的預言是基于一個因果因素，即栖息地喪失。我自己的觀點是；迄今為止，ZI世紀最嚴重的環境問題將不只是栖息地喪失、臭氧層空洞、化學污染、外來物种侵入、气候變化這些因素本身，而是這些因素的協同作用。正如皮姆所說，砍伐森林也許并不必然導致地域性滅絕，因為出走的鳥類可以飛向鄰近的栖息地。但是，當這些栖息地普遍萎縮，數目減少，相距越來越遠，如果气候變化又從根底上發生作用，特別是如果气候變化，是一种比本次冰川期以來物种經歷的全球持續平均變化速率大上10倍甚至更多的話，那么擠在避難地的剩余的物种再要遷移就十分困難了。想象一下，1万年前在森林物种向北遷徙的過程中，如果它們還不得不穿越用世紀的工厂、農場、高速公路和龐大的城市，在所有這些之上，它們還要經歷比今天要快20倍的气候變化，那么就可以了解這些森林物种可能會經歷的何等嚴重的困難了。
　　如果一种鳥類离開了一個老的栖息地，不會隨之就發生虫害嗎？另一方面，也許這些飛走的鳥類可以在北邊的另一個地區減少害虫。凡此种种，都是困扰生態學家和資源保護生物學家的有關生物群落功能的推測。因為要解釋當代物种（它們居住在現在的范圍已經有了1万年的歷史，而直到最近也沒有受到占壓倒优勢的人類干扰）的分布和丰度實在是有困難。現在，地球上的物种和群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率遭受多种干扰，而地球“實驗室”中實驗要求對物种和群落的反應細節作出科學解釋。真正的科學家，對這种充滿問題的未來，可以提供什么樣的可靠的知識工具呢？我們想知道，真正的批評者如何責備科學家承認這种不确定性，然后他們又怎樣運用這种不确定性作為借口，來貽誤可以降低風險的行動。這對于某些人也許是一筆好生意或政治實踐，但在我看來卻像是在用整個地球的生物財富進行賭博。我認為僅僅通過對這种鳥類生存競爭的了解，就可以明白地球系統科學是多么复雜，特別是當把地球系統科學用來處理你所在的地域性森林和鳴禽种群的問題時。數据資源及其理論推斷可以像所要研究的种群一樣紛呈多樣。完全有可能在有限的研究方法中，選擇數据和理論來支持現存的任何一种結論。明智的分析家必須查看所有的研究方法，決定證据的充分性必須是無可挑剔的。像西蒙和某些拘泥于資料的經濟學家那樣，如果你發現結論并不是你所喜歡的，你就有可能通過指出數据或理論中的矛盾或欠缺來攻擊它們。所有理論總是會有佐證不力的數据和某些薄弱環節。如果你像我一樣极度關心在所有的結果都有了結論以前（如果將來會有結論的話）袖手旁觀將帶來的風陵，那么你就會從地球系統科學這些例子中發現足夠的理由來促進認真的行動。我直率地承認，這需要信念的飛躍——從已經掌握的往往是模糊的知識到具体的行動。但是，如果生態學家是對的話，會怎么樣呢？生物多樣性值得保護嗎
　　我相信，像附近的森林這樣的區域性栖息地是連續的相互聯系的生態系統的一部分。這种連續系統小到幼樹根校中的微生物群落，大到全球生物地球化學系統和气候系統。多樣性（自然与文化的）和可持續性是我最信奉的价值，但是我認識到确定特殊案例中的平衡并不服從“科學”公式。所需要的是一种管理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參与辯論的有知識的人們有足夠的相互尊重（和交戰規則），并為獲得結論而工作，他們不會完全忽視參与行動的任何一個人的利益。這种結論還必須認識到人類只是一個物种，人口增長和物質進步僅僅是一种价值体現，而不是對地球行星管理的至高無上的目的。
　　我是有意識地使用“行星”這個詞，因為生態系統的相互聯系，超越了构成私人財產、國家狀態、專業實踐等特性的离散尺度。環境管理需要在所管理的系統的尺度上進行，但是大多數現有的組織和体制都固定在一定的物理和法律界限內，這些界限并不總是与問題的尺度相一致。在環境可持續性的標題下，也許需要有一個管理模型的連續統一与相互聯系的人与自然系統平行。要改正這些配合不當，也許需要將某些地方或國家的權利移交給管理聯盟——它們能較好地适應所考慮的實際系統的結构。最后，我希望擁有眾多分析決策工具的“优化者”，會認識到非常复雜系統的細節并不總是可以預言的，即便變化的可能性可以預言。因此，我們應該考慮用一种風險規避（所謂謹慎性原理）來補充經濟效率优化范例，以尋求為文化和自然保存一份多樣性。“我們要最好”很有可能最終導致“自然為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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