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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把這個作為藉口，但是我認為整個夏天我到處奔跑，仿佛在追赶被大風吹飛的帽子一樣，其原因是因為我仍舊受著我這代錯誤觀念的影響：生活更多的是命運而不是适應。 我想我會在床上用一個早晨的時間匆匆寫完那篇文章，以給我們掙得一輛福特貨車，但是申請表上所有關于美國資本主義將來的問題，在我看來都很凄涼。我不停地寫完一個嚴肅的段落，又一個段落，而這些文字都對過去的文化和文明采取一种憂傷的論調。我不能動搖這种思想：將來，不僅美國的商業，全社會的商業未來都將在貧窮、羞辱以及內部城市的憤怒中書寫，而我們盲目地在舒适的生活中進行活動，晚上上好門閂，用租來的電影來麻痹自己。四天之后，我睡眼惺松地從隔离狀態中出來，我放棄了，把申請表寄回了俄亥俄州。然后我給那個机械師戴伍打了電話，告訴他來修理我的貨車。我對他說：“我知道它或許不值得修理。” “嘿，”他回答，“這是唯一你能得到的車，唯一你能支付的車，對嗎？那它就值得。” 然后我盡力幫科倫干點儿園子里的活儿。當我讓她看我為了种大豆修剪好的木竿時，她說：“太晚了。” “但是你要我做的？” “那是一個月以前。” 我站在她一人搭好的篱笆外面，舉起一小袋子大豆，那是我從商儲店買來的。 “我已經种上大豆了，”她說。 “嗯，我們可以多种些，不是嗎？”我在尋找一种方式回到家人那里。我躺在草地上，一會儿杰克和內爾各自找到一根棍子玩假扮戲水的游戲，他們坐在我身上，把我當成他們的木船，這時我看到科倫在園子里干活。她赤著腳站在泥土中。她的工作褲卷到小腿肚。我正在想她看起來多么強壯，這時她突然停下來，直直地站著，靠在鐵鍬把上，低著頭。這讓我吃惊。我注視著她，她靠在鐵鍬上輕輕擺動，好像她在用它跳一支舞。孩子們還在繼續做著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他們沒有看到，否則那也會令他們吃惊。他們的母親在一天當中休息呢。她們的母親被鄰里們深深地記著，在那里她從一位少女長成為一個女人。一天結束后，她經常會去洗個澡，我听見她幸福地說，“除了午飯前不得不上趟廁所之外，這是我一天中第一次坐下來。”她像她的母親，她母親還是十几歲的姑娘時，就創下了一個記錄，在普萊斯克愛爾一天挑的土豆桶數是最多的。 她累了，我對自己說。她累了，因為我使她筋疲力竭了。我娶了一個女孩，有惊人的能量、希望和樂觀精神，一個通情達理的女孩有著一顆美麗朴實的心靈，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光芒，每個遇到過她的人都會注意到她并會記住她。當我看見她在園子里，我承認所有這些都在耗竭，當她發現或許她嫁給了一個不能依靠的男人，當生活變得更艱難時，一种陰影便開始爬上了她的心頭。她從沒埋怨過這個，埋怨不是她的性格。她有如此多的能量，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她從不在她毫無作為的事情上浪費精力。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時候：科倫斜靠在鐵鍬上，我注視著她又陷入了另一個進行自我分析的可怜的旅途中。我向下看了看，看見我開始用手指敲打大腿。正是右手，就像我祖父那樣，當時他剛40歲出頭，染上了圣維特斯舞蹈病，在緊張的情況下就是這個樣子。我清楚地記著這個細節，因為當時我是個小孩，只有4歲，剛剛長高到我的眼睛与他敲打的手指相平的高度。我從前從未算過二加二，但是這种運算現在對我一目了然；我母親生下我和同胞哥哥十天后就去世了，我的父親搬回了老家，這樣我的祖父可以照顧我們。突然間我的祖父，一個几乎養不起他自己四個孩子的、十分不愛說話的人，在經濟蕭條時期靠賣苹果維持生活，現在又面對著再加上兩個孩子的境況。當我父親抱著我們回到他父親家里的時候，很快有人告訴我：我的祖父是一個印刷商，他把整行鑄排打印机移到小房子后面的房間里，在那里住下來，那是一個笨重巨大的机器，它工作起來，屋子都搖晃著，并且聲音大得足以淹沒所有孩子的吵鬧聲。 我現在大概是他當時的年齡。當我看到科倫斜靠在鐵鍬上，我又看到我的手，我确定她又怀孕了。噢，上帝，我想還有什么比要有第五個孩子更糟糕的事情呢？正如那個小聯盟運動場的商人說的：一個沒有前途的人一刻也不能夠放松；一個不能放松的父親把每一次焦慮的震顫、每一次緊張的刺痛都傳遞給了他新出生的嬰儿。 我看著園子里的科倫，不知道有了這個不想要的孩子后又會是什么樣子。當我問她，她想要多少孩子時，她只說：“很多。”她知道，作為一位母親，撫養和教育她的孩子是她生命的呼喚，而且也總是這么容易、這么毫不費力气地怀孕并且把每一個嬰儿養大。我無法理解為什么人們還有如此大的困難才能怀孕呢。我不懂她們的挫折和疼痛。在過去三年里除了天主教書中教的老辦法外，我們從未做過任何一种節育，但是科倫的內部系統和生物鐘是如此有規律，你都可以用它來打賭。我們結婚時她就決定好了每一個孩子應該什么時候被怀上。她決定之后一直保守秘密直到怀孕后三到四個月。我直到34歲時才遇到她，我想我已經不能有孩子了。我們在英國私奔后兩天，我們來到了巴黎，她決定該是怀我們第一個孩子的時候了。她從不問我也不告訴我這些事。當我們在城里的第一天四次做愛的時候，我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正像一條狗要接受地上擺放的四碗飯的現實一樣。离開巴黎后兩周，科倫只要頭触枕頭，她就能睡著，并且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還沒有体會到這意味著什么。 在我父親再婚后我還是個小伙子時所住的一所房子里，你能听到晚上老鼠在閣樓里跑來跑去的聲音，地下室里有一個古老的油爐。它是一個由鉛和鐵組成的龐大的机器，有管道、計量儀、閥門、杠杆和生銹的金屬細管，細管像是章魚的触角一樣從心髒里伸出來。整個冬天它都關閉著，我們全家要去地下室，父親拿個手電筒領路，我們只是呆呆地看著它，不知道該做些什么。站在它面前就像是站在一個神秘的不可揣測的机械面前，讓人目瞪口呆，只有房主才了解它。她像瑪麗雅鮑萍一樣一陣風似的到了，從我們身邊走過，挽起袖子，消失在一堆鐵和黑色的金屬板之間了，當她出來以后，那討厭的老鼠又在四處跑了。我是這樣看待科倫在孩子世界里的。她從開始就准确地知道如何去解釋孩子們的每一個愿望，怎樣去醫治他們的小疾病，怎樣去安慰他們。科倫的一位醫生告訴我，她的奶水很多，足夠喂養5個孩子。奶水整天從她的乳頭里流出，浸濕了她的衣服，它還有种特殊的功效，使我們孩子從醫院回家的第一天起，睡覺就像十來歲的孩子一樣。 科倫把幸福的、燦爛的紅臉頰的孩子送到我面前時，我就愛上了他們，愛得那么無可救藥。從她把孩子放在我的臂彎里的那一刻起，我就從沒看清楚擺在她們面前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幅圖畫。 在5年的時間里有了4個孩子，我的態度像每個普通人一樣，仔細地給每個孩子計划著，估算著每一個孩子在錢和時間上意味著什么。把他們帶到這個世界來，盡可能多的擁有我們的孩子。 現在，又要有一個孩子了，我緊張地用手指敲打著大腿，思索著。每一個知道我的人都會來看我，對我說：上帝，你們還要一個孩子干什么！ 我躺在園子里看著她睡著了。當我醒來時有點頭暈。我圍著倉庫散步，看見孩子們在人行道旁的草地上搭起一個檸檬攤子。當人們從旁邊停下來時，我看了一會儿，然后去’樹林里為爐子揀一些木柴。我四處走著，也不知真正在想些什么，當我清醒后，才意識到我已經走得很遠了，已不能看見房子了。一种奇怪的恐懼襲上心頭，像是風突然改變了方向。我說自己大傻了，但是我開始仔細听一种聲音，漸漸地我有了一种幻覺，我看到坐在貨車里的人正在邀請我的孩子坐車。他這次停下來只是為了檸檬，他走近他們：“下個星期六你們也會在這儿嗎？像這次一樣出來，在馬路旁，就你們自己？”我扔下了木頭，奔跑了起來，尋找一根可用的棍子作為武器。 在草坪的遠處我停了下來，我看見他們了。我想要和他們說的話，我的神情，一個失去信心保護他孩子免受不幸的父親的樣子會讓他們傷心的。所以我坐在矮松下，偷偷地注視著他們。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凡爾茅斯加油站，付給戴伍修理費，然后開車徑直到了波特蘭，找到了布萊伯街的國家職業介紹辦公室。那是一個平頂、無窗的j一層磚房，看起來像一個小安全監獄。外面前門處穿著救濟軍衣服的男人和女人抽著煙、看著人行道。几步遠的角落里停著一輛四輪大卡車，它的頂已經凹陷，一個有了白發的女人一只腳伸到儀表板上，正在給腳趾蓋涂薄荷香脂。 我走進里面，排到一位越南人后面，一個寬肩的無賴沖著柜台后的女人喊：“但是我告訴你，我能做那份工作！我有工具！” 那個女人不停地道歉，而那個男人卻不停地吼著。那越南人轉過來，悲傷地對我說，“沒有地址就沒有工作。” 在柜台旁工作的那個女人很和气，很沉著，像護士一樣。她們被訓練得大聲喊我們的名字，從第一個到最后一個。但是你從她們臉上看得出她們不愿意干這种事情，因為她們不喜歡把我們的失敗作為一個公開的問題。她們遞給我們要填寫的表格，還有波特蘭出版的為失業者所寫的一本小冊子，上面有四十七條提示，諸如：尋找報紙上的贈券、彩票啦、切斷你的有線電視等。 “我有地址，”當輪到我時，我對那個女人說，“但沒有工具。” 她揚揚眉毛說：“有地址是一個好的開始。你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嗎？” “有。” “你要找一份什么樣的工作呢？” “無論什么，”我說，“只要它有健康保險，我想我妻子就可以再有一個孩子了。” 她停下來，看了看我。她解釋說即使我找到一份提供保。險的工作，也要等一段時期，而這已超過怀孕期。我假裝知道這個。天啊，我被保護了這么長時間以致于沒有想過這個世界是怎樣運轉的。 每天早晨同樣的時間，我都去那個辦公室，每次問同一個女人同一個問題：“請問有帶健康保險的工作嗎？”從第一天起，我就相信會有一個人把我從等候隊伍中挑出來，把我領到一張桌子前，那里有真正好的工作分配給那些有研究生學位和一定修養的專門人才。我對那個女人說，我常常晚上做惡夢，夢見孩子生病了。對一個六口之家來說，最便宜的健康保險費每月也超過六百美元，我想要的就是某种能把我們全家投入保險之中的工作。 每天她都檢查一遍計算机的輸出資料，然后沖我搖搖頭：“還沒有。我很抱歉。” 和我一塊排隊的人，表情分為兩种。一种是傲气地震惊：我從沒想來這里……；另一种是順從的樣子：你們還能從像我這樣的無業游民中期望什么？那些越南人總是在那儿，即使和藹的女士們費勁地喊著他們的名字，他們總是笑著，當他們被叫到時半鞠著躬。他們總是微笑和鞠躬，好像是為了彌補他們所造成的負擔。我回想起英國的那些乞丐在倫敦劇院外面排隊等候免費座位——精神的營養品。我想，如果這里的一位女士領著我們沿著人行道走過橡樹街，像是一隊二年級的學生從學校出來開始一次野游，走上國會大街來到波特蘭的交響樂大廳听一听馬勒的第三樂章，那該多么美好。 好几天，我都拿著掃索貝洛的小說《赫爾佐格》，這樣我感覺會比隊伍中的其它人好一些，帶點漫不經心。但是當我排隊等候時，我在書的前后封皮里面都寫好了預算。站在那里，我寫到了明年，寫到所有的積蓄都花光了為止。寫出來，就覺得好一些，仿佛錢沒有被亂花掉。 我們的預算將會保護我們免于任何縈繞在失業的窮人身上的荒誕的想法。在擁擠的職業辦公室里，在熒光燈下，我盡力消失在數字中。夏天的食物費：400美元，牙醫費：250美元，電話費：50美元，汽車保險費：240美元，電費：80美元，汽車修理費：1318美元。到夏天結束，還剩下4700美元。我的目標是在低于4000美元之前找到工作，這樣才可以留點底子。 一天，在擇業辦公室，我离開隊伍去上廁所。當我打開門時，有一個小越南人站在洗滌漕旁，他正在向圖坡金屬容器池里沖熱水，那里面滿是惡心的、凝固的肉汁，上面還粘有大塊肉，看到它我都要嘔吐了。但那個人回過頭，沖我笑笑，微微彎了下腰說：“熱的好一些。很熱。”它使我猛然体會到一些人是多么努力工作僅僅是為了在這個國家生存，他們的精神頑強地建立在清貧的環境之上。為什么我不能為科倫和我的孩子那樣去做呢？為什么我是一個在事情順利時才感到幸福的人呢？ 直到收到普林斯頓來的一封信，告訴我，我不在他們邀請去面試工作的候選人之列的時候，我才知道為什么。此刻，讀信的時刻，我才知道為什么我不能去波特蘭街找一份餐館里侍候進餐收取小費的工作，或是在一家書店里工作。它太簡單了，确實：當你被寵坏的時候——我的意思是當你有一個机會在一個能提供給你舒适和刺激的有意義職業里努力工作的時候，當這個机會拒絕給那些居留區的人們以及我這代人中被送到越南打仗的那些人，——那時候，你就會有一种無法抗拒的沖動：讓命運順其自然。我想到我們把錢和保障金花完，為了看看是否我能被命運援救，如果不能，是否我有勇气面對這個挑戰。 一天晚上，孩子睡著以后，科倫把我叫到浴室，她躺在浴缸里。“洗澡太美了，”她感歎起來，“這是我喜歡做的第二件事。” 我在浴缸邊蹲下對她說：“我給你洗背。” 她說：“我知道沒有天堂這种東西，但是如果有，如果那里不能洗澡、不能做愛，那么天堂還是無法和人間生活相比。” 我一只手把她的頭發捧起來，用另一只手給她洗背。 出乎意外，她告訴我她一直在想我們曾經認識的一個女人，她不能使孩子長成形。“當艾化·歐·康納好几次流產的時候，我曾經跟她哥哥說我愿意替她生個孩子。我想我們能和她們住得近點儿，這樣我可以從遠處看著孩子。我總是想一個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怀孕，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歡怀孕，生產也很容易。但是我不想讓他們呆在產房里，像一些人做的那樣。如果她有坏的口味或是一些麻木的習慣，那就使我麻煩了。我知道那很愚蠢，但是想象著孩子在一間屋子里長大，窗戶上挂著泡沫窗帘……” 我希望她接下來告訴我，為什么她考慮這個事情，但是她沒說，我也沒問。 “想要孩子的人，”她說，“你在報上讀過這樣的廣告嗎？你能想象她們有多絕望嗎？我都替她們感到遺憾。” “你是地球上最后一個會放棄生孩子的人。”我對她說，等著她的反駁。 “你認為在這個國家，我們將不能有保障地養大我們孩子的時候要到了嗎？”她問。 我告訴她不用擔心。 “但是我擔心，”她說，“我倒不擔心短期內的事情，我知道我們總會有辦法度過難關的。但有時我想到將來，我們孫子的將來，他們的孩子，這就使我感到恐懼。” 她以前從未這樣說話，我斜靠著浴缸，臉貼到她的背上，想去安慰她。“我們怎么了？”她問，“你和我發生了什么事嗎？因為如果有，我就會被赶走，唐·J·史奈德。如果你离開我們，你就會犯一個大錯誤。” “你要說什么？”我說。 她看看我，搖了搖頭。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說。 她不再听了。“不要像一些男人那樣開始想，如果你再找個人，一切都會更好。” “我不會的。”我說。 “好。如果你做了，我們就不再是朋友——你也不要來看我們，給孩子買好東西。我會帶她們走得遠遠的，開始一個新的生活。那是我能忍受的唯一方式。” 我看著她的眼睛，“好吧。”我說。 几天后，我最喜歡的一位學生的父親意外地給我寫了封信，說他儿子精神崩潰了。在他信里他說他想盡快見我，信里還有他的電話號碼，他要我給他打電話。我從未見過這個人，但是我知道他在計算机軟件上發了一筆小財，他的儿子在我認識的那三年里想成為一名詩人。 那天晚上，科倫正在臥室里給孩子們穿衣服，我走上樓把信給她看。我進去時，她抬起頭看我，她說：“我最喜歡夏天的夜晚，晚上洗澡后的孩子們看起來那么漂亮。” 對于她來說，衡量世界的美的標准就是這個世界里的孩子。使我吃惊的是，當她的世界已經偏离這個中心的時候，她仍在漫不經心地欣賞這种美。她沒有跟我提任何怀孕的事，除了為一個不能生育的人怀一個孩子外。她在花園里斜靠在鐵鍬上的樣子，我所有的也僅是直覺。但是這种直覺太強烈了，我開始每天把報紙丟在廚房桌子上，翻到分類部分，在那里沒有孩子的夫婦在領養的標題下會做點儿善事。他們在那個小空格里填滿了表明他們聲望的話：信仰基督的夫婦有一個大房子和庭院，積极的、有愛心的、物質上有保證的夫婦。夫婦生活在鄉村俱樂部廣場。職業基督教夫婦。穩定婚姻的夫婦。這些人明白不想要孩子的人們周圍的經濟、財政細節，這些在交易中都很含糊。在每一個廣告中你都能听到同樣的誠諾：“我有錢去提供吃的、穿的、用的，還有醫療護理以及上大學。” 每一次我在報紙上讀到這些廣告，我都想知道這些沒有自己孩子的夫婦要為孩子花多少錢。現在科倫抱著卡勒，看著我學生的父親寫來的信，我在想命運也許正在干涉；我正在考慮讓科倫在孩子還沒有成形前放棄這個孩子時，這位有錢的父親向我求助。鐵輪正在沿著軌道滾動。 我在那天晚上夜深的時候，給他打了電話，听見電話里他焦慮的聲音，我想象著他站在波士頓城外某個林郊的一套美麗的大房子里。或許他是在秋日周末的一個狩獵俱樂部里，房子里有張桌子，他坐在那里給科爾格特學校開了張支票，或許他也會為我寫一張，或許他會對我很感激，給我在他的公司里找份工作。“我很高興跟你儿子說話，但是當然我們事前需要說好什么。我意思是——” “不，不。不必解釋……5000美元滿意嗎？” “當然。”事實上，那足夠一個新生的孩子的醫費用。 他問我是否我有時間第二天見面。“我在波士頓北部，一小時的路程。”他說。 “我能明天見你。”我告訴他。 “什么時間？” “明天一天我都有空。”我說。我想后天、大后天……我天天都有空。 終于我們見面了，比利的父親是一位謙遜的愛爾蘭人，頭頂上精心梳著几縷黑發。他帶著一張比利的照片。實際上是一張家庭照，母親、父親和四個孩子站在一棵圣誕樹前。我認識的比利上學時總是帶著他的滑板，穿著古怪的不相稱的破布衣服，那衣服也僅僅在胳膊、腿的開口處是和常規衣服一樣。 我認識他時，他是一個理性的、幸福的孩子，他周末總是忙于郊游，騎著登山自行車或是越野滑雪板。這張照片的神情是一种強烈的仇視，好像在盡力讓看照片的人知道他是被俘的、違背意愿的。 在他父親跟我交談的第一個小時里，有三、四次他告訴我，如果我有空去看一下比利，這將對比利的母親意味著很多。他病了以后，她抽查過他的臥室柜子，找到了他給我寫的但沒有寄出的信。從他父親對她的描述中，我有一种印象，她自己也近乎于崩潰了。 “他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他父親說，“他母親責備自己，盡管是我促使他在城里的一家銀行里工作。他似乎也不介意，除了埋怨衣服尺碼外。他打電話要了夾克和一件男子禮眼。” 當他說道這時，他笑了，而后笑容又消失了，眼睛里有一种恍惚的神情。“他在那儿工作了六周，然后就不干了。在一個星期五的早晨，他只是躺在長沙發上，除了去洗浴室，再沒起來。醫生不再用精神崩潰這個詞，但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曾在耶魯帶比利去過醫院，他告訴我比利的狀況十分像精神崩潰。 我們沿著沙灘旁一條美麗的小道走，他看上去似乎想一直說下去。我有一种印象：他是那种一輩子都保持沉默的人，直到麻煩事來了。他給我講他的童年，在馬薩諸塞州的貝爾蒙特，周圍都是藍領人，那時人們看起來總是非常高興。父親努力工作，但是他們能夠提供得起一套房子，他們中許多人最后都送他們的孩子讀完了大學。“現在都變了，”他憂傷地說，“我不是要責備你們這一代人——哎，我也不比你們老許多。但是你們這一代所失去的就是過去人們彼此間互相幫助的精神。年輕人經歷的是非正式的學徒關系。你知道人到三十八、九歲時會花時間為更年輕的一代指出一條路。沒有什么新內容，從中世紀起就一直是這樣，但是到你們這一代就消失了。每一個人都為了自己，對年輕人來說生活變得更艱難了。每天在我工作的生意圈里，我都能看到。或許我想讓比利只是有一份工作，而不是盡力讓他做些与眾不同的、非凡的事情。我知道他在你的課上開始寫詩，即使大部分我都不懂，但我想它是好的。但是我猜測我從沒有想到他對于那种生活也是很艱難。” 我坐上了另一輛汽車，這個車里有電影。沒有人在說話或是看窗外。我們都把頭靠在后面椅上的紙墊巾上，直直地向前看，我們完全被屏幕上的畫面吸引住了。忽然我想起我父親把第一台電視搬回家的那一天。那是1956年，沿街的其它父親們也都在做著同樣一件事情。我們的電視放在一個大的、笨重的木制櫥柜里，這個柜子還是湯姆·莫衷的父親幫著我父親搬進臥室的呢。多么精彩，那個有光、有聲音的盒子，如此不可思議，如此漂亮。我們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相同的，每個起居室的家俱都擺放面向壁爐，直到電視進來了，于是所有的東西都轉到了它的方向。 在波士頓，我坐上了火車，大半旅途我都在想著比利。我記得他是怎樣說服學校食堂把午飯后的剩菜給他，他要送給錫拉丘茲市避難所里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當他把食物送到避難所的時候，飯已經冰涼了，他很沮喪。所以他又找到一家快餐店，愿意捐贈一万個有蓋的泡沫塑料盤子。 我离比利越近，我越确信他父親和我之間沒有說道的就是我助長了他對社會的不滿。我是一個教授，鼓勵他寫詩。他在一年級結束的時候，來找我，想要一些書在夏天讀。火車向康涅狄塔行進，我在想這些書。瑞爾克，迪克森，思台百克，威特曼寫的。書的內容像地獄般的壓抑，這一定使他的世界和他父親的世界之間產生了隔閡。在去新海文的路上，我把這個想得很清楚，我起初在腦海里勾勒了一幅畫——在那儿我把恢复好的比利交給他充滿感激的父母，一個完全恢复的比利，他又開始信仰一切為了生活而必須信仰的事情了。——而這個目標离我越來越遙遠了。 我沒想到他看上去有那么蒼白和瘦削。他穿著牛仔褲，雙膝都磨破了，上身是一件白色襯衣，我想這可能是他去銀行工作時所穿的衣服。我握著他的手，講述了火車進站時所發生的事，想盡力逗他笑。我一直站在兩輛車中間的地方，后面是一位美麗的姑娘，她正盡可能靠近她所能夠到的車門。我們都在等門開，所以我沖她說聲“你好！”她轉過身，用一种异樣的表情看著我，那种表情是專為遇到殺人犯准備的。然后門開了，那股強大的風把她的裙子吹起來一直高過頭頂，這樣突然間她站在我旁邊，只穿著胸罩和內褲。“我什么都看見了，”我對他說，“她看起來像郁金香。我几乎要伸手幫她把裙子拉下來。” 比利笑了，但你能看出他心不在焉。“當我們最不經心的時候，也就是我們最脆弱的時候，不是嗎？”他說。 我們走到他停車的地方。他問我是否愿意陪他去藥店，這樣他可以重新填一下處方。 藥劑師叫著他的名字，把五瓶藥盒放在柜台上，并以一种擔心的神情看著我。當比利在用一雙廉价金框的假珠寶放大鏡費力地讀著小字的時候，那位藥劑師檢查了所有的用藥說明。比利告訴我這個放大鏡是在醫院的禮品店里買的，因為他服的藥已經使他失去了視力。 這些用藥說明是如此令人迷惑，我知道如果他不明白藥劑師的意思的話，我也幫不了他，所以我要了那些小瓶子，這是老人們用來幫助他們每日服藥用的。 比利用胳膊把所有的瓶子都掃進了他的口袋。“這是找你的零錢。”藥劑師叫他，但他走開了，他向我解釋他不能夏天口袋里揣著零錢，因為那會使他想起他父親是如何把零錢弄得叮叮作響以顯示他的家長威風。 我拿他的眼鏡取笑他。“弄一件羊毛衫，然后把一條小鏈子挂在你眼鏡上再套到脖子上，你或許可以得到一份圖書管理員的工作。” “我原來的視力是多么好啊。”他嚴肅地說。 在他的房子里，挂在牆上的唯一一件東西是一張從半空拍攝的林中小湖的照片。“你認出這個地方了嗎？”他問我，當我說沒有時，他說那是沃爾頓湖。 “漢克把他的小屋建在池子的什么地方？” “漢克？” “亨利·漢。” “我不知道。” “我喜歡那本書，”他說，“你向我們描述他的生活方式，很有意義。” 我穿過屋子看他。他正斜靠在前門上好像他正等著一個敵人的襲擊。 “看，”我說，“許多關于梭羅的作品我事實上都不知道。當我上大學時，我甚至都沒讀過《沃爾頓湖》。” 我等著他的反應，但是他繞過了。“可是，我最喜歡的還是《憤怒的葡萄》，它使我震惊，你知道——如果你讀了那本書以后，仍然相信商業和資本主義沒有壓榨出人民的骨頭來的話，那你最好再讀一遍。” 他突然看看我，好像他剛剛記起屋里除了他之外還有我。 “如果你能再呆一段時間，你可以睡我床上。我喜歡睡沙發。” “我喜歡睡沙發。”我對他說。 “好吧，那你睡沙發。”他說。 他對了一下表，告訴我十分鐘后他要打開電視。 “我知道你討厭電視。”他說。 “為什么你那樣說？” “你總是在課上敲打電視。” 我感到恐慌，心跳到了嗓子眼里。“听著，比利，”我說，“你必須忘記當我是你老師時我說過的任何話。” 他沒理會，把電視播到下午談心的一個欄目。“我一直在看這個節目，”他微笑地告訴我廣播室里那些中年婦女又和那些處男結合了。在一個廣告中他告訴我在精神病房里他的例行程序。“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他們給我們讀報紙，然后我們玩一些小游戲。在小卡片上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小雞的右胸和左胸，哪個更軟？我不知道為什么。我說了左胸，我對了。” 气溫升到了90度，比利擁有的唯一風扇是他在小賣攤上發現的，价值50美分。它喪失了其它的所有的功能，只剩下高速檔，當打開它時，它就像飛机的螺旋槳一樣吼叫著，把報紙吹得滿屋都是。我們做了個安排：我們談了十分鐘，然后讓風扇轉十分鐘清新一下空气。為了壓過風扇的聲音，我高聲建議我們去打网球，他看起來似乎根本沒在意那聲音。他點點頭，我們開始尋找他的网球拍和運動鞋，大約花了半個小時，我們已大汗淋漓，這時我們准備出去了，進入陽光地帶，我們走到公園，网球場地一進入視野，他就說他太累，不想玩了。 當他睡覺的時候，我四處轉轉看看他的東西。地板上放著從一台樣子昂貴的望遠鏡上散下的零件。小盒子里四個硬幣，像是銀行里用來發送新支票的。他書架上唯一的一本書就是在科爾格特大學他選修的文學課上我布置過的一本書。我打開他的《憤怒的葡萄》的复印本，還有一張照片：帕蒂·哈斯特帶著戰爭的疲倦，揮舞著一支机關槍倒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們在城里散完步后，他問我是否愿意把《沃爾頓湖》讀給他听。他頭向后仰，閉著眼睛。我讀給他听，就像在家里給我的孩子讀一樣。像他們一樣，他也睡覺了，盡管天還早。我出外呆了一會儿，听著遠處的鼓聲。不是樂隊里的那种鼓聲，而是慢慢滾動著的鼓聲，像是送葬隊的那种。它令我打了個冷戰。我不想在這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再呆一個晚上了。我想我很容易就能把他的東西打成包裹塞進車內，然后開車帶他回到緬因州的家里，和我們生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睡覺了，我的頭沖著風扇的風葉。 第二天日出時，鼓手們在市中心的綠草坪上集合，進行又一天的訓練。我在庫珀陸農場買份報紙，排隊站在其中一位士兵旁邊，一個矮個子慌慌張張地帶回一箱可樂，給他并肩的同伴們喝。他皮膚蒼白又發黃，蒼白得几乎透明，他頭發直立在頭頂之上，側面修剪到耳朵邊，他面無表情，腳上穿著一雙有光澤的黑皮鞋；一條寬的黑革帶子上面有一個鉤子用來鉤住鼓，另一個鉤子用來鉤金屬壺，金屬壺上有兩個孔，用來別鼓槌。那副高度近視鏡使他的服飾看起來十分不自信。當我走回綠草地時，我注視了他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是否精神崩潰的人都會像這樣裝束，他們小小的、失去了的魂靈。他們從遠處某個郵局訂購了這身鼓手的裝束，這樣他們可以屬于一個小組織，周末在市廣場或沿著康涅狄塔海岸線的村庄的綠草地上排隊行走。 過了一會儿，我看見比利在沙發上臉朝上睡著了，偶而在他藥物睡眠中伸出手，仿佛他要游到天花板上去。 “芥茉？”當我喚醒他時他說，“對不起，我不明白？” “不。城里綠草坪上有集會。”我說。 后來我們走到了足球場，那儿有一些中年的說西班牙語的人在踢足球。比利告訴我說，在醫院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病人不得不离開醫院，因為他們所配給的保險費或補助已經用光了；一個女人不得不被人抬起來，尖叫著：“我不能去水果店，我會迷路的！” 我等著他告訴我更多的事，或者說說他遇到了某位漂亮的年輕小姐，但是他只是停在那里，茫然地看著足球。 經過一場劇烈的暴風雨般的敲打之后，砰砰的鼓聲終于在子夜時停止了。在比利睡覺之前，他告訴我，他父母正在考慮离婚。他為此責備自己聲稱他們之間一直沒有麻煩，直到他那年夏天搬回家。 他憂傷地說：“我好像是卡夫卡寫的那個故事里的男孩子，他變成了一個臭虫，住在自己的臥室里，他家人最后全都憎恨他。我媽媽總是不斷地給我屋子里拿東西吃。我父親則把那些跟他有聯系的人的名字給了我，這些人在我完成大學學業之后，如果我在銀行里干得好的話可能會雇佣我。” 當我問他，他在銀行里干了多久時，他說他記不太清楚了。我看見他坐在椅子上又滑了下來，突然間為他感到很傷感。我想當他是個學生時，他的思維是多么敏銳，而我卻沒有讓我的學生准備好去面對畢業后擺在他們面前的倦怠，或是面對住在像我們現在坐著的這間租的房間里所体會到的凄涼。我想到了沖洗他大腦的那些藥。藥片在他的唇邊留下了一線白沫，我想知道如果我像比利一樣精神崩潰了，我的孩子是否會注意到這些。 他告訴我當銀行里的事情變得很刻薄時，他很奇怪。“我剛剛出來，買了這三件衣服。這里，讓我拿給你看。” 他進了臥室花了好長時間。我想起小聯盟運動場的那個商人，他的衣服不再适合他。當比利回來的時候，他穿著其中一套，拿著另外兩套。“我看起來很像回事儿，是嗎？”他問，“或者你能分辨出來。” “分辨什么？” “你知道，分辨出我是一個騙子。”他笑得很厲害，眼睛睜得大大的。“不過，看這身衣服。很瀟洒，不是嗎？穿上這樣的衣服，什么樣的体面人我都像，我的禮服。當我參加銀行俱樂部時，我就穿著它。每個星期五下午我們圍坐在這個花花公子的辦公室里，給懶惰的人打電話。他們都是黑人，他們的生活早變成了狗屎。我們聯上网，開了一個電話會議，僅僅是為了訓斥一下這些人。嘿，黑鬼，你最好在卡迪拉克里弄個好的取暖器，因為那就是你今年過冬的地方！那种勾當，我們都做過。它就好像是一個大型足球賽。每個人都在盡力拿出最好的‘体裁’。甚至銀行里的姑娘們也這樣做。我辭職了，因為我感到髒，我不斷地沖著熱水澡，但仍感到不干淨。我辭職了。我僅在我父親的朋友行長那里留了個條。 他說他有東西要給我看，隨即又消失在臥室中。當他回來時，手里拿著几塊尺寸适中的石頭，至少有棒球那么大。他把它們放在電視机上，排成一行。 “我的武器，”他邊笑邊說，“我不知道為什么，但有一段時間，我就開始打碎窗戶。我穿上我的禮服，騎車到了行政人員住的街區，向他們的窗戶扔石頭。我可能已打碎五十或者六十塊了。最近我又想做這事了。我不知道為什么。”他低下頭，手按著電視机上那几塊石頭。他說：“如果我的家人知道了這事，他們一定會惊訝的。” 他坐在地板上，交叉著腿和胳膊，開始從一邊向另一邊打滾。 “看，”我說，“這像是一种孤獨的生活方式，比利。為什么你不跟我們在緬因住一段時間，直到……你知道，直到——” 他打斷了我。“我弄到了這套帕蒂·哈斯特在圣迭戈搶劫一家銀行的錄像帶。我從雜志上訂到的。我想象她那樣打仗。我開車來到豪華的住宅區，而我認為，那里是一堆垃圾。那些日子我正在上學，做著別人告訴我的事，默默無聞。這是我們的世界嗎？在所有的房子里，我想那些人正在做著類似于我做的那种肮髒事，我給黑人打電話，沖著他們在電話里大叫這种肮髒事。我只想成為像湯姆·喬得那樣的人，就足夠了。你知道湯姆說什么，‘我不停地跑著，盡我所能超過他們所有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開車送我到火車站。我看錯了時間表，所以早到了一個小時。我進了一家小商店，給我們兩人買了瓶苹果汁。我想我們可以坐在太陽地里等著火車。 “听著，”我們坐在公園長椅上我說，“不會有什么湯姆·喬得。湯姆是斯坦貝克發明的，僅僅如此。” 他笑了。“我的媽媽也是這樣說的。她想讓我像你們那樣不上圈套，但是我知道世上總有不會屈服的英雄。” 我怎么能否定這個呢？我原來就想成為一名英雄，甚至很長一段時間相信自己就是一個英雄。我想不起來接下去我說了什么，無論我說了什么，他都不理會了，他說他不得不走了。 “我很傷心，”他說，“但是我不能和你呆在這儿了，我想我現在不得不回家了。” 我看著他開車走了。我感覺到他已厭倦了我的陪伴，或者他很失望，發現我也像其它的人一樣，把他推回到這個社會的一條路上，而對于這個社會，他卻相信他永遠是個局外人。我离開那里，害怕比利會發現，我去看他是因為他父親會提供給我什么。在科爾格特大學我被解雇時，比利是站在隊伍里為我抗議管理部門的學生之一。他要求面見校長，或者是開一集會，讓校長向上百個學生解釋為什么我被辭退。第二天，有人告訴我，校長向群眾做了一個策略上的合理解釋，當時比利站起來沖他喊：“這理由還不充分！” 我想大概是第二天比利的父親打電話來謝我。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仿佛就是在昨天，我還在想著他會回報我的努力。我努力地壓制著一种沖動，去問他是否他可以在他的軟件公司給我找個位置。 我想為比利做點什么，做點儿有意義的事。我決定翻一翻書箱，找一些在他是我學生時我布置給他看的書，我會在這些書中找到一些段落送去鼓勵他。但是一開始，我卻讀著在書中每頁的空白處所寫的注釋，那是我為講課做的筆記。很明顯在那個時候我從未真正只是為了學習而去讀這些書，我總是在這些課文中尋找一些讓我在學生面前表現得更聰明的東西，在聚會中說的話。我想象著教務的妻子上床后回憶說，“噢，你知道英語系那個詼諧、有魅力的年輕人嗎？” 我從廚房里找到一些垃圾袋子，檢查我所有的書，分開我在里面寫過東西的。但是很快我決定把所有的書都放進垃圾袋，還有十余本上課用的筆記本。 早晨借著第一縷光亮我就開車到了雅茅斯的垃圾點。我是第一個開車到那儿的人，在門外等著開門。“那是什么？”一個掌管添坑的沒牙的男子問。 “一段古老的生活。”我說。 他看看我，然后指指我旁邊前面座位上堆起的垃圾袋。“打開那個。”他說。我打開了，當我告訴他里面全是書時，他叫我帶它們去山頂，那里矮灌木火正在悶燒。 沒有把袋子整個地丟到火里，我打開每一個袋子一次扔一本書。一大堆塞爾尤貝克的目錄本在灰燼里悶燒著，我把我的書扔在火里。埃米莉·迪更生和梅爾維爾一整套作品，霍桑的《紅字》，《推銷員之死》的我的硬皮复印本。我讀著俄亥俄州那個孩子記住的那些段落。我讀到了查理那個地方，威利最好朋友查理提出給他一份工作來挽救他。威利太驕傲了以致于不能接受，他告訴查理：“我有工作。”查理說：“沒有報酬？沒有報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記得我關于這几行字寫的課堂筆記，我是怎樣結束的那堂課，我告訴我的學生，這才是他們禱告著有一天能擁有的工作。這份工作他們如此熱愛以致于他們會不要報酬而甘愿做的事情。我為此對自己一直很滿意，但是現在我讀這些話時，我看見自己是最坏的那种騙子，站在學生面前，描畫著一個局外者的對生活的浪漫圖畫，而對這种生活我竟一無所知。 在那天的郵件里又有三封工作拒絕信。我看完它們，把它們丟在了廚房柜子上。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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