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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在俄國有一段曲折的歷史。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刑律中規定有五十种情節最高可适用死刑，在彼得一世的軍事條令中已經有二百個這樣的條款了。伊麗莎白女皇雖然沒有廢除死刑，但一次也沒有使用過：据說她在登基時曾許下不殺一人的誓愿。因此她在位的整個二十年間就沒有處死過一個人。盡管進行了七年戰爭！仍是避免了死刑。對于雅各賓共和國出現以前半個世紀的十八世紀中葉說來，這确乎是一個令人惊奇的事例。誠然，我們已經慣于嘲笑自己過去的一切；從來也不承認過去有什么善良的行為，善良的意圖。所以也完全可以給伊麗莎白女皇抹黑：她把死刑代之以——鞭笞、挖鼻、烙“賊”字和永久流放西伯利亞。但我們要為女皇說句辯護的話：她怎能違背社會觀念去作更激進的改革呢？也許今天的死刑犯為了能在陽光下活下去甘愿選擇上述全套的刑罰，而我們卻出于人道精神不能向他提供這個辦法？也許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讀者還會傾向于以下的看法，即二十年，甚至十年的我國勞改營生活要比伊麗莎白女皇的刑罰更難受。 用我們現在的術語來說，伊麗莎白女皇所抱有的是全人類的觀點，而葉卡捷琳娜二世則是——階級觀點（因而比較正确）。她覺得完全不處死任何人是可怕的、不安全的。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皇位和制度，在遇到發生政治叛亂的情況下（米羅維奇、莫斯科鼠疫暴亂、普加喬夫），她認為采用死刑是完全适宜的。而對于刑事罪犯，對于普通罪犯——為什么不可以認為已經廢除了死刑呢？ 在保羅皇帝的時候，廢除死刑得到了确認（有過多次戰爭，但團隊里卻沒有軍事法庭）。在亞歷山大一世在位的漫長年代，只對戰爭中犯下的軍職罪實施了死刑（一八一二年）。（馬上會有人對我們說：列隊鞭打致死呢？沒有話說，不宣布的殺人當然是有過的，一次工會會員大會也可以置人于死地！但由司法人員表決決定你的死活的事情——從普加喬夫到十二月党人這半個世紀內，在我們國家里甚至國事罪犯都沒有遇到過。） 五名十二月党人的鮮血激起了我們國家的嗅覺。從那時候起直到二月革命，死刑就一直沒有廢除過，也沒有忘掉過，它為一八四五年和一九0四年的刑法典所确認，還得到了陸軍刑律和海軍刑律的補充。 這個時期內在俄國有多少人被處死刑呢？我們已經援引過（第八章）一九0五——一九0七年一些自由主義活動家的統計。現在再補充以俄國刑法專家H·C·塔甘采夫的經過核實的一些材料。一九0五年以前，死刑在俄國是一种非常手段。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O五年這三十年內（這正是民意党人和恐怖行動——而不是在公用廚房里談論出來的意圖——的時期，大規模罷工和農民騷動的時期；未來革命的各政党建立和鞏固的時期），共處死了四百八十六人，就是說，全國一年處死將近十七人（這是与刑事死刑算在一起的）。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鎮壓的几年內，死刑的數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國人的想象力，使托爾斯泰為之淚下，使柯羅連科和其他許許多多的人義憤填膺：從一九0五——一九O八年共處死將近二千二百人（一個月四十五人！）。塔甘采夫的書里把這稱做死刑流行病（至此它就中斷了）。 這些話讀起來都覺得奇怪，一九0六年實行戰地法庭審判的時候，最難辦的事情之一就是：誰來殺人？（要求判決后二十四小時內執行。）由軍隊執行槍決——對軍隊造成不好的印象。而志愿充當劊子手的人卻經常找不到。前共產主義的頭腦想不出來，一名劊子手對后腦勺開槍——可以解決很多人。 臨時政府在其就職時完全廢除了死刑。一九一七年七月，它在作戰軍隊和前線各省里恢复了死刑——以懲罰軍職罪、殺人、強奸、搶劫‘（當時在這些地區甚為猖獗）。這是斷送了臨時政府的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布爾什維克號召起來革命的一個口號就是：“打倒被克倫斯基恢复的死刑！” 流傳下來一個說法，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夜間，在斯莫爾尼大樓里發生了一次爭論：是否以最初的一個法令宣布永遠廢除死刑？——列宁當時公正地嘲笑了自己那些同志的空想主義，他知道，不采用死刑是不能朝新的社會方面移動一步的。然而，在跟左派社會革命党人組成聯合政府的時候，對他們的錯誤觀念作了讓步，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起還是廢除了死刑。這個“慈悲”的態度當然不可能產生出什么好結果。（而且是怎樣廢除的呀？一九一八年初，托洛茨基下令審判新晉升的海軍上將阿列克謝·夏斯特內，因為他拒絕鑿沉波羅的海艦隊。“高庭”審判長卡爾克林用惡劣的俄語飛快地說了一句：“二十四小時內槍決。”審判廳內激動起來：已經廢除了！檢察長克雷連科解釋說：“你們激動什么？廢除的是死刑。而夏斯特內我們不是處死刑——是槍決。”于是就槍決了。） 如果拿官方文件來判斷，從一九一八年六月起，死刑就完全恢复了——不，不是“恢复”，而是——作為死刑的一個新紀元确立下來了。如果确認拉齊斯不是有意縮小而只是沒有掌握充分的資料，如果确認革命法庭完成的審判工作量至少与契卡完成的非司法制裁的工作量相同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在俄國的二．十個中心省份里，十六個月內（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九年十月），就槍決了一万六千多人，就是說一個月超過一千人產順便說一句，被槍決的人中包括俄國第一個（一九0五年彼得堡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主席赫魯斯塔遼夫-諾薩利和那個設計了紅軍在整個國內戰爭期間穿的那套古代勇士式的軍服的美術家。 還有那些每月也是成千地殺人的革命軍事法庭呢。還有鐵道法庭呢（見第八章）。 然而，一九一八年來臨的死刑新紀元使俄國忽而渾身冰涼，忽而如醉如狂的原因，也許還不是這些宣判或未宣判的后來加起來有成千上万的個別的槍決。 我們覺得更加可怕的是作戰雙方采用的而后來變為胜利者一方采用的時髦做法——鑿沉駁船，每次都裝著未計數的、沒有登錄的、甚至沒有點名的几百個人，（特別是軍官和人質，沉沒在芬蘭灣、白海、里海和黑海，還有貝加爾湖里）。這不包括在我們的這部狹義司法史的范圍內，但這是風習史，以后的一切都是由此而來的。從第一個留里克起，我們的各個時代有過像布爾什維克在整個國內戰爭中那么殘酷和殺過那么多人的那樣一段時期嗎？ 如果不提一下在……不錯，在一九二0年一月曾廢除過死刑，那我們就會忽略掉一個有代表性的曲折。當庫班還有鄧尼金、克里米亞還有弗蘭格爾、而波蘭的騎兵正在備鞍出征的時候，專政卻丟掉了手中的懲罰之劍！有的研究者在專政的這种輕信態度和放棄防御的做法面前甚至會不知所措。但是，第一，這個法令是很明智的：它不适用于軍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和后方的法庭。因此將預定槍斃的人事先轉移到附近地方去槍斃。例如，為歷史保留下來了一份指令： “机密。通令” 發至各地肅委主席，全俄肅委各特科。 鑒于死刑業已廢除，建議將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應處以最高措施的人犯送至不屬廢除死刑法令范圍的軍事地帶。 一九二0年四月十五日 第3256．756號 全俄肅委特科主任 ／簽字／雅戈達 第二，已通過對各監獄進行清理為法令做好了准備（大批槍殺以后可能屬“法令規定之內”的犯人）。檔案中保留著一份布蒂爾卡監獄犯人一九二0年五月五日的聲明： “在我們布蒂爾卡監獄中，在廢除死刑的法令已簽署之后，夜間槍斃了七十二人。這种行為之卑劣令人發指。” 第三，最令人放心的是，法令有效期很短——四個月（到監獄再次填滿為止）。一九二O年五月二十八日法令又把槍決權還給了全俄肅委。 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換性，以便使每個事物看起來都是新的。“死刑”也就改名為——最高措施并且不叫做“刑罰”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謂“社會保衛”的最高措施。一九二四年的《刑事立法綱要》向我們解釋說：這种最高措施只縣未經中執委官布字令廢除以前的一項臨時規定。 一九二七年的确開始廢除這項最高措施了：只留下它用來懲治反對國家和軍隊的犯罪（五十八條和軍職罪），以及懲治武裝伙匪（但是，那些年代和今天對“武裝伙匪”的政治上的廣義解釋是大家都知道的：從巴斯馬奇到立陶宛的森林游擊隊，任何一個不贊成中央政權的武裝民族主義分子都是“武裝匪徒”，沒有這一條怎么行呢？還有勞改營的暴動分子和城市騷亂的參加者——也是“武裝匪徒”）。至于那些有關保護私人的條文，迎接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時候廢除了其中的槍決規定。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前，頒布了八七法，這一項社會主義即將到來時期的重要法律許諾給每一個拿了國家一星半點東西的公民一顆子彈。根据這項法律，死刑的适用范圍又增加了一個內容。 和歷來一樣，特別是在起初的時候，即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撞上這條法律的人成群結隊，那時槍也開得特別勤奮。在這個和平時期（基洛夫還在世的時候……），光是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監獄里，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同時就有一百六十五名死刑犯在等候處決。——只拿克列斯特監獄一地來說，一整年內就能超過一千名了吧？ 這是些什么樣的坏人呀？從哪里搜羅起那么多的陰謀分子和搗亂分子？舉一個例子，那里關著六名沙皇村附近的集体農庄在員，他們犯下的罪過是：在集体農庄（用他們自己的手）割草完畢后，他們又去割過的地方把土墩上的草割來喂自己養的牛。這六個庄稼人全沒有得到全俄中執委的赦免，判決付諸執行！ 多么凶惡的薩爾台奇哈！“最卑鄙丑惡的農奴主恐怕也不能為割點倒霉的草而殺死六個庄稼人！……只要他用樹條把他們打一下——我們馬上就會知道并在學校里詛咒開他的名字。而現在，好像石頭掉進水里，扑通一聲就無影無蹤了。我只是還暗存著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活證人的敘述會得到文件的證實。就算斯大林此外再也沒有殺死過什么人——光為這六個沙皇村的庄稼人我也會認為他是值得五馬分尸的！然而竟還有人敢于向我們尖聲叫喊：“你們怎么膽敢去揭露他？”“怎敢去惊扰偉大的影子？”……“斯大林是屬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不錯。但也是屬于刑法典的。 不過，還是恢复冷靜和公正吧。當然，全俄中執會既然已經許下了諾言，本來一定會“完全廢除”最高方法的，—一但糟糕的是，一九三六年父親和導師“完全廢除”了全俄中執委本身。至于最高蘇維埃，听起來更接近安娜·伊万諾夫娜女皇下面那個“最高樞密院”。這時槍斃已經名正言順地稱為“刑罰的最高措施”，而不再是什么不明不白的“保衛”的最高措施了。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槍聲甚至斯大林的耳朵听起來也已經不能容納在“保衛”里了。 關于這些槍決——有哪個法學家，有哪個刑事史家能給我們舉出核實的統計數字來呢？這個特別檔案庫在哪里呀？我們要能潛進去讀一讀數字該有多好。這些數字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因此我們只敢重复一下那些小道數字，一九三九——四0年在布蒂爾卡的拱形屋頂下這些數字還當做新聞傳來傳去，它們來自前不久住過這些監室的垮了台的高中級葉若夫分子（他們是知道的！）。葉若夫分子說，在這兩年里全蘇聯共槍決了五十万“政治犯”和四十八万刑事犯（五十九條3，他們是作為“雅戈達的基礎”被槍決的，這樣一來，“老一代的高尚的盜賊世界”便被攔腰斬斷了）。 這些數字是否那么難以置信呢？槍決人犯前后用的時間沒有兩年，而只有一年半，這樣計算，每月平均就應當槍決（只就五十八條而言）二万八千人。這是在全蘇聯范圍。那末刑場有多少處呢？少算也有一百五十處（實際上當然比這多。光在普斯科夫一地，在許多教堂地下的原先的苦行僧修道室里都設置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刑訊和槍決場所。到一九五三年這些教堂還不讓參觀：有“檔案”；十年沒有打掃的蛛网塵封的“檔案”。在修复工程開始前，用卡車從那里拉出人的骨骸）。那就是說一天中押到同一地點槍決的有六人。難道這是不可想象的嗎？這甚至是縮小了的！來自克拉斯諾達爾的材料說，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無產階級大街上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主樓里每夜槍斃二百多人！（根据另一些資料，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前共槍決了一百七十万人。） 在衛國戰爭時期，死刑的适用因各种理由時而擴大了范圍（如鐵路的軍事化），時而丰富了形式（從一九四三年四月起——一關于絞刑的法令）。 所有這些事件稍稍推遲了原來許下的完全徹底和永遠廢除死刑的諾言，然而，我國人民以忍耐和忠誠終于贏得了它：一九四七年五月，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對著鏡子試用漿得筆挺的襯衣硬領時感到合意——便下令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在和平時期廢除死刑（代之以新的刑期——一二十五年。發行“二十五元券”的一個好借口）。 但是我們的人民是忘恩負義的、犯罪成性的、不識好歹的。因此當權者勉勉強強兩年半沒有用死刑，在一九五0年一月十二日就頒布了一個截然相反的法令：“鑒于各民族共和國（烏克蘭？……）、工會（這些可愛的工會總是知道該做些什么）、各農民團体（這是在夢中口授的，所有的農民團体還在大轉變的一年就被大恩人踐踏光了）以及文化界人士（這倒是完全可能的）提出的要求……”對已經積累起來的“叛國分子，間諜和顛覆破坏分子”恢复了死刑。（可是忘了把“二十五元券”收回，它就這樣留下了。） 我們所習慣的殺頭既然已經開始恢复，接著就毫不費力地蔓延開來了，陸續規定适用死刑的又有：一九五四年——對故意殺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對盜竊國家財產、偽造貨幣、監禁場所的恐怖行為（指殺死“眼線”和恐嚇勞改營管理人員）；一九六一年七月對違反金融業務規則；一九六二年二月——對企圖加害（一晃手）民警和糾察隊員的生命；同年——對強奸；對賄賂行為。 但所有這些——都是未經完全廢止之前的臨時性規定。今天還是這樣寫的。 結果是，在我國保持不用死刑最久的是在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女皇時期。 在我們的稱心如意、胡里胡涂的生活中，我們把死囚想象成為命41注定的，為數不多的個体。我們本能地确信，我們是永遠也不會落入死牢的。進死牢的，如果不是犯有重罪，至少也得經歷過一段与眾不同的生活。我們的腦子需要翻很多個儿才能設想：有許多最普普通通的人是為了一些最平平常常的事而進了死牢的，并且看誰的運气如何——他們得到的往往不是赦免，而是“到頭”（囚犯們這樣稱呼“极刑”，他們受不了那些高深的話，總是把一切說得粗魯些，簡短些）。 一個區地政局的農藝師因為對集体農庄的谷物分析上有錯誤（也許是分析沒有中領導的意？）而得到了死刑！——一九三七年。 手工業合作社（做線軸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為工場里鍋駝机迸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災而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雖然后來赦免了他，給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監獄等候處決的有：費爾德曼——因為發現他有外幣；．轉爐工人法吉列維奇——因為出賣了一條供制作筆尖用的鋼帶。猶太人的傳統生意、謀生方式和游戲，也都值得判處死刑！ 這樣，伊万諾沃的一個農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了死刑也就不足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技節到鄰村去游逛，喝了很多酒以后，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馬的屁股！（誠然，他為了故意使民警生气，還從村蘇維埃的牆上扯下一塊板子，后來還扯斷了村蘇維埃電話的听筒線，并大聲叫嚷：“打鬼呀！”……） 我們是否會有陷入死牢的命運，不決定于我們做了些什么或者沒有做些什么—一而是決定于一個巨大車輪的轉動、強大的外部因素的進程。例如，列宁格勒遭到了圍困。如果列宁格勒的國家安全机關在這樣的嚴峻歲月處理的案子里沒有死刑，那該市最高領導人日丹諾夫同志會怎樣想呢？“机關不起作用”，不是嗎？應當破獲一些德國人從外面指揮的地下大陰謀吧？為什么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領導下破獲過這類陰謀，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諾夫領導下卻沒有這類陰謀呢？有了結論——便有了結果；几起錯綜复雜的陰謀揭露出來了！你正在列宁格勒沒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間里睡著覺，而一只長著利爪的黑手已經在你頭上垂下。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為轉移的！看中了一個什么人，比如伊格納托夫斯基中將——他住所的窗戶向著涅瓦河，他掏出一塊白手帕來擤鼻涕——打信號！還有，伊格納托夫斯基作為一個工程師喜歡跟水兵們談談技術。好材料！伊格納托夫斯基被抓了起來。到了算帳的時候了！—一那么，請把你們組織的四十個成員說出來，他說出來了。如果你是個亞歷山大劇院的檢票員，那你被說上的机會不大，但如果你是個工學院的教授——那你准得上了名單（又是這個該死的知識階層！）——這和你主觀意志有什么關系呢！根据這种名單——統統都得槍斃。 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槍斃了。那么康斯坦丁·伊万諾維奇·斯特拉霍維奇，俄國的著名流体動力學家，是怎樣活下來的呢：國家安全部門的某個更高的領導感到不滿意，認為名單太小，槍決的人也太少。于是斯特拉霍維奇就被內定為即將破獲的一個新組織的合适的中心人物。阿爾特舒列爾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赶緊全招認下來，逃到陰間去，好把你們的地下政府掩蓋起來？你是那個政府里的什么人？”這樣，斯特拉霍維奇就繼續蹲在死牢里，同時進入了另一輪偵查！他建議把他當作教育部長（想赶快結束這一切！），但阿爾特舒列爾還不滿足。偵查在繼續進行，同時伊格納托夫斯基集團成員陸續在槍決。在一次審訊中，斯特拉霍維奇突然怒气上來：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這种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斷的扯謊使他惡心了。于是在一次交叉審訊中，當著某個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說：“應該把你們統統都槍斃！我再也不說假話了！我過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這個發作卻起了作用！——不僅不再對他進行偵查，而且好長時間把他忘在死牢里了。 大概，在普遍的順從中，絕望的突然發作總是起作用的。 你瞧槍斃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來几十万。我們加、波乘、除，歎息詛咒。但畢竟只是數字。它們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遺忘。如果有一天被槍殺者的親屬把所有被處死者的照片交給一個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為几大冊的照相集——只要隨便翻翻它，只要朝著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們就可以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許多東西。閱讀這樣一本無字天書，將在我們心中留下永恒的積層。 在我所熟識的一個人家里，過去的犯人們有這樣一种儀式：每逢三月五日，即總殺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陳列出被槍殺的和在勞改營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張，住宅中整天籠罩著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館的庄嚴气氛。奏起哀樂。朋友們紛紛前來，觀看相片，沉默不語，听著，輕聲交談；然后不辭而去。 要是到處這樣做才好哩……讓這些死亡在我們心上刻下一點小小的痕跡也是好的。 為了—一總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張偶然得到的相片： 維克多·彼得羅維奇·波克羅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槍決于莫斯科。 亞歷山大·施特羅賓德爾——一九一八年槍決于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万諾維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槍決于莫斯科。 亞歷山大·安德烈耶維奇·斯維欽，總參謀學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槍決于莫斯科。 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列福爾馬茨基，農學家——一九三八年槍決于奧廖爾。 伊麗莎白·葉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槍決于葉尼塞河畔的勞改營中。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呢？人們曾是怎樣等待的？他們曾有什么感覺？他們曾有什么想法？他們曾作出什么樣的決定？他們是怎樣被帶走的？他們在最后的時刻所感覺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樣把他們……這個……的？ 人們渴望鑽到幕后去看看，這种想法是自然的。（盡管他們認為這种事情當然永遠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而經歷過的人所講的也不是最后的時刻，這也是自然的——因為他們被赦免了。 往后如何，劊子手們知道。但劊子手不會說。（那個克列斯特監獄的著名的遼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擰到后面，戴上手銬，如果被帶走的犯人在夜間走廊里大聲喊出“永別了，弟兄們！”便用一團東西塞進他的嘴里——他干嗎要向我們敘述呢？他現在大概還衣冠楚楚地在列宁格勒大街走來走去。如果你在島上的啤酒店里或在觀看足球賽時碰到他，你就問問吧！） 然而，劊子手也不徹底知道一切。在故意開動的某种机器的轟隆聲伴隨下，子彈無聲無息地從手槍筒出來往后腦門飛去，他對自己做的事情注定是懵懵懂懂。徹底情形連他也不知道！徹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說誰也不知道。 誠然，還有藝術家——對于直到射出子彈、套緊絞索前的情形，他能夠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點。 我們也就是從被赦免的人和藝術家們那里得知死牢的大体情景的。例如，我們知道，犯人們夜里不睡覺，而是等待著。只在早晨才安下心來。 納羅科夫（馬爾琴科）寫了一部叫做《虛量》的長篇小說，因為預先打定主意一切要像陽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去寫，而且把死字寫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動，所以就把這本書寫坏了，但槍決的場面，在我看來是寫得很好的。不能核實，但令人相信。 比較早的一些藝術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猜測，現在已經不禁散發著克雷洛夫時代的气息了。是呀，哪個幻想家能夠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牢房呢？他一定會去編織心理學的細繩：是怎樣等待的？是怎樣傾听的？……可是誰能預見到并向我們描述死囚們的這樣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覺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窗口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維奇）。還沒有槍斃，你就凍坏了。 2．死囚受擁擠和憋气之苦。一間單人監室要塞進七名（從來不少于此數）、十五名或一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維奇，列宁格勒，一九四二年）。他們就這樣几星期或几個月擠壓在一起！所以你那七個吊死者的惡夢又算得了什么！人們想的已經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槍決，而是——現在怎樣伸伸腿？怎樣轉個身？怎樣吸口空气。 一九三七年，在伊万諾沃的各監獄里——內監、第一監獄、第二監獄和羈押所，同時關押的犯人達四万名，雖然這些監獄原定的總容量未必達到三、四千名——在第二監獄里，把受偵查的、已到勞改的、死囚、得到減免的死囚、還有小偷，都混合關在一起——他們一連几天在大監室里緊貼在一起站著，以至手都不能舉起或放下，而被擠到板舖邊的，則有可能折斷膝蓋。這是在冬天，為了不致憋死，犯人們擠掉了窗上的玻璃（在這個監室里，有一個已被判死刑的白發蒼蒼的俄國社會民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的党員阿拉雷金，在等待處決，他于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綱》以后离開了布爾什維克党）。 3．死囚受饑餓之苦。他們在死刑宣判以后要等待那么久，所以他們的主要感覺已經不是槍決的恐怖，而是饑餓的折磨：什么地方能找點吃的呀？亞歷山大·巴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監獄的死牢里呆了七十五晝夜！他已經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槍決，好像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結局。但他餓得浮腫了——這時，他由槍決被改判為十年勞改——自此以后，他就開始了自己的勞改營生活。——一般說坐死牢的時間有什么樣的最高紀錄？誰知道最高紀錄？……弗謝沃洛德·彼得羅維奇，死囚監室的室長（！），在那里蹲了一百四十晝夜（一九三八年）——但這是不是最高紀錄呢？我國科學的光榮瓦維洛夫院士等待槍決等了几個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為死囚被撤退到薩拉托夫監獄，被關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地下監室里，當一九四二年夏獲准減刑而轉到普通監室的時候，已經不能走路了，放風時把他抬著出去。 4.死刑犯受無醫療救助之苦。奧赫里緬科因長時間坐死牢（一九三八年）得了重病。他不僅沒有被送入醫院，而且醫生好長時間都不來，來了也不過監室，不看也不問，就把藥粉從柵欄門里遞進去。斯特拉霍維奇的腳開始出現水腫，他向看守說明了這個情況——卻派來了……一名牙醫。 就算醫生來過問病情，他是否應當治療死因呢，就是說是否應當延長他等待死亡的時間呢？或許醫生的人道精神應當表現為堅決要求盡早處決？請看斯特拉霍維奇描述的又一個場景：醫生走進監室，一邊同值班員談話，一邊用手指頭點著死囚說：“死人！……死人！……死人！……”（他這是挑出營養不良症患者指給值班員看，堅決反對繼續這樣折磨人，該到槍決的時候了！） 真的，為什么要把他們留得那么久呢？劊子手不夠嗎？這個問題要和下述情況一并考慮：監獄當局向許多死囚提出建議甚至請求他們在赦免請求書上簽名，如果他們過于執拗，不愿再作交易，則往往代替他們簽名。而公文旅行起來起碼得几個月。 原因大概在這里：死牢是兩個不同部門的交接點。偵查和審判部門（我們听軍事庭的審判員說，這兩個部門是一家）追求的是破獲駭人听聞的要案，并且必須判給罪犯以應得的懲罰——槍決。但死刑判決一經宣布，一經記入偵查審判机關帳本上的資產項目下——他們對這些稱為已決犯的芻狗再也不感興趣了；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事，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來活著還是死掉，對國家生活不會有任何影響。他們就被交給了監獄部門全權處理。監獄部門是附屬于古拉格系統的，它已經是從經濟觀點來看待犯人了，對他們有利的數字——不是多槍斃一些，而是多給群島送去一點勞動力。 大樓內監監獄長索科洛夫就是這樣來看斯特拉霍維奇的。他在死因監室里呆得實在無聊了，請求給點紙張和鉛筆進行科學工作。起初他寫了一本《論液体与在其中運動的固体的互相關系》、《彈射器——彈簧和緩沖裝置的計算》，后來寫了《穩定性理論基礎》。這時，便單另把他關進一間單獨的“科學”監室，伙食也改善了，從列宁格勒前線開始送來指定項目，他為他們設計了《對飛机的立体射擊》——結果是日丹諾夫決定把他的死刑改為十五年勞改（但是這全怪從“大后方”來信太慢：不久就從莫斯科送來普通的減刑決定，它要比日丹諾夫的慷慨些：總共只有十年）。 斯特拉霍維奇的所有獄中筆記本現在都完整無缺地保存著。而他的鐵窗中的“仕途”于此剛剛開始。他不久后就開始領導一項蘇聯最早的渦輪噴气發動机的設計。 對于數學副教授A·H·ll·，偵查員克魯日科夫（木錯，不錯就是那個小扒手）決定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為他是個函授大學生！他時常把ll·從死牢里傳來——讓他代替自己（甚至還替別人）解算測驗作業中的复變函數論習題。 所以世界文學對臨死前的痛苦懂得些什么呢？…… 最后（恰夫達羅夫的敘述），死牢可以利用來作為偵查的組成部分，作為施加影響的方法。突然把兩個不肯招認的犯人（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傳去“審判”，“判處了”死刑，轉入死囚監室。（恰夫達羅夫無意中透露了一句：“對他們的審判其實是做戲。”但是，在任何審判都是做戲的情況下，該用什么詞儿稱呼這种假審判？舞台上之舞台？戲中之戲？）讓他們在這儿飽嘗一番死囚生活的滋味。然后派几個耳目，假裝也是死囚，放進牢里。這些人忽然紛紛表示悔悟，說自己不該在偵查時頑固不化，請求看守轉告偵查員，愿意在任何文書上簽名。于是讓他們簽署了請求書，然后在大白天把他們帶出死牢，這表示不是拉去槍斃。 而那些作為這場偵查游戲的對象的真正的死因，看到別人如此悔過和被赦，心中必定會有所触動吧。這一套把戲算是導演付出的額外開支。 据說，后來當了元帥的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兩次被押進森林里去摘夜間的假槍斃，槍口對准了他，然后放下，又押回監牢。這是作為偵查方法采用的“最高措施”。也沒有什么關系，事情過去了，照樣活得不錯，也沒有怨言。 被拉去殺頭的時候，人差不多總是俯首听命的。死刑判決怎么會有這樣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們往往回想不起他們的死囚監室里有什么人進行過反抗。但是這种情形也是有過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監獄里，死囚們奪下了看守們的手槍，并且用它們射擊。從此以后，便采取了這樣的辦法：在監視孔里看准了該抓走的人以后，五個不帶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闖進監室，一齊扑過去抓一個人。監室里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個人都已經向加里宁呈遞了上訴，每個人都期待得到寬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還要活到明天。”他們讓開路，袖手旁觀怎樣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綁起來，他怎樣叫喊求救，怎樣把儿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里去。（瞧著儿童玩的小皮球，難道你會猜想到它的各种各樣可能的用途嗎？……對于講解辯證方法的教師是一個多好的實例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堅強還是使人軟弱？如果在每個監室里死囚們都協力把前來的劊子手掐死——這不比向全俄中執委上訴能夠更可靠地使死刑終止嗎？已經到了墳墓的邊緣——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難道在被逮捕時不是也同樣沒有任何指望了嗎？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腳似的用膝蓋匍匐爬行。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維奇·弗拉索夫記得，在宣告判決后的夜里，當四支手槍從四面搖晃著把他押過黑沉沉的卡德鎮時，他的想法是：千万別用陷害的方法馬上把他斃了，假冒說是在他企圖逃跑的時候開槍的。可見，他還不相信自己的判決！還希望活下來…… 現在把他關在民警所的一個房間里，讓他躺在一張辦公桌上，兩三個民警在煤油燈光下不斷在這里值班。他們彼此間議論：“一連四天，我听呀呀呀，還是沒有鬧明白：為了什么把他們判刑的？”——“唉，不是咱們的腦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這個房間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晝夜：他們在等待批准判決，以便在卡德鎮就地處決：很難再往遠處押解死刑犯。有個人用他的名義發出了一封請求赦免的電報：“我不承認自己有罪，請求保留生命。”沒有答复。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厲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從盤里喝湯。克留根前來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鎮案件以后不久，他從伊万諾沃調到了莫斯科。在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這些血紅的明星上升和下墜得都很急速。他們也被抖落到那個深坑里去的時候快要到了，但他們自己卻不知道）。 無論批准死刑還是赦免的通知都沒有收到，只好把四個被判死刑的人犯押送到基涅什馬去。用四輛中型卡車來運他們，每輛車上裝著一名犯人和七名民警。 在基涅什馬把他們關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擺脫了僧侶思想的修道院建筑術對我們大有用處！）。在那里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車輛運到了伊万諾沃。 在伊万諾沃監獄的大院里單獨挑出了三名犯人：薩布羅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個，其余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說，押去槍決，免得增加監獄的負擔。弗拉索夫就這樣同斯米爾諾夫訣別了。 留下來的三個人，在十月的陰冷潮濕的第一監獄院子里關了四個小時，這時間，一批批犯人被帶走、送來和搜查。實質上還沒有證据表明今天不會槍斃他們。薩布羅夫有一刻以為是來帶去槍決（實際上是帶到監室去）。他沒有叫喊，但把旁邊的人的手掐得那么使勁，使那人痛得叫了起來。警衛拉著薩布羅夫在地上拖著走，用刺刀在后面推著。 這個監獄里有四間死牢——与儿童監室和病號監室同在一個走廊里！死牢有兩道門——一道是帶有旋轉孔的普通木門，一道是鐵柵欄門。每個門都有兩把鎖（看守和看守長各持一把，必須兩人在場才能把門打開）。四十三號監室隔壁就是偵查員辦公室，死囚們在等待處決的過程中，夜里還得听受折磨者刺耳的喊聲。 弗拉索夫進的是六十一號監室。這本是一個單人監室：長五米，寬稍多于一米。兩張鐵床用厚鐵固著在地上，每張床上頭對腳地躺著兩個死囚，還有十四個人橫臥在水泥地上。 留給每個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來等待死亡。雖然早就知道，連死人也有權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這樣，契訶夫還覺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問，是不是馬上就要槍斃。“瞧我們早就蹲在這里，仍然活著……” 于是開始等待—一像已經知道的那樣：大家整夜不睡覺，垂頭喪气地等待著押出去處死，傾听著走廊里的聲（由于這种拖長的等待，人們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么人得到赦免，到夜里人們就特別緊張：那個人高興得嚎啕著走了，而在監室里，恐懼的气氛變得更加濃重——因為与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駁回了什么人的請求，因此夜里會來把什么人帶走。 有時夜里門鎖響了，人們的心嚇得要蹦出來。帶我嗎？不是我！！而看守打開木門卻是為了一件屁事：“把東西從窗台上拿掉！”這一開門不打緊，可能使所有十四個人都早死一年；也許，再這樣開上五十次門——那就不需浪費子彈了！——但是多么感謝他呀，原來平安無事：“馬上就拿走，首長公民！” 早晨上廁所回來，解除了恐懼后，他們開始入睡。然后，看守送來一桶爛菜湯，說了聲“早上好！”按照獄規，第二道門，即鐵柵欄門，只有在監獄值班員在場下才能打開，但誰都知道，人們總是要比自己的規定和條令好一些，也懶一些——值班員不出面，看守總是單獨走進早晨的監室，并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貴！——向犯人們打招呼說：“早上好！” 向死因們打這樣一聲招呼比向人世間任何人打這樣的招呼更加善良！怀著對這個聲音的溫暖和對這桶稀湯的溫暖的謝意，他們現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只有早晨他們才吃得下東西！白天睡醒后，許多人已經吃不下東西了。有的人收到家里送來的食物——死刑判決親屬們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這些食物就成了監室里的公有物，但卻放著沒人碰，在惡濁潮濕的空气中腐爛）。 白天，監室中還有一次小小的活躍。看守長進來——或者是陰沉的塔拉干諾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馬卡羅夫——供給寫請求書用的紙張，問有錢的人要不要委托從小賣部代買煙抽。這些問題顯得或者太野蠻，或者過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們當做死因的樣子？ 犯人們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畫上點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對別人講述合作社的事情，這些事情在他嘴里總是帶著喜劇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漸松弛下來。（他關于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單獨敘述。）有一個叫雅科夫·彼得羅維奇·科爾巴科夫的犯人，是蘇多格區執委會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線入党的布爾什維克，他蹲在這里已有几十天，毫不改變姿勢，兩人抱緊腦袋，肘靠在膝蓋上，老是盯著牆壁上的某一點（他回憶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輕松愉快的！……）。弗拉索夫的愛說話使他生气：“你怎么能這樣？”——“你是在做上天堂的准備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譏，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話里也還保持著北俄人的濃重地方口音。“我只拿定一個主意——我要對劊子手說：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個！不是審判員，不是檢察長；——就你一個，現在你背著這個包袱活下去吧！—一如果不是你們這些自愿的劊子手，也就不會有死刑判決！讓他殺吧，毒蛇！” 科爾巴科夫被槍決了。被處決的還有康斯坦丁·謝爾格耶維奇·阿爾卡季耶夫，前亞歷山大羅夫區（弗拉基米爾省）地政局長。同他的訣別不知為什么特別沉重。半夜里警衛隊來了六個人帶他，厲聲地催促，而他這個溫和的有教養的人，久久地在手里轉著、揉著帽子，拖延离別的時刻——一离別塵世最后的一些人的時刻。當他說出最后的“永別了”這句話的時候，嗓音几乎已經完全沒有了。 當點出犧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剎那間，其余的人頓覺輕松（“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帶出去，大家馬上變得未必比那個被帶走的人輕松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來的人注定是說不出話，也吃不下東西。 然而，那個搗毀了村蘇維埃的格拉西卡卻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這里也按農民的方式安居下來。他好像不能相信也會被槍斃（他果然沒有被槍決，換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監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內就變得須發盡白了。 當這樣曠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時候——頭發出長起來了，于是全監室就被帶去理發，帶去洗澡。監獄生活遵守著它的常規，不管有什么判決。 有的人已經語無倫次，神智混亂，但他們照樣還得留在這里等待自己的命運。有誰在死囚牢房里發了瘋，就瘋瘋癲癲地被槍決。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來得不少。革命后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開始的，它們代替了許多槍決。也有改判為十年的。甚至有減為五年的。在奇跡的國度里也可能發生這樣的奇跡：昨天夜里還是罪該處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儿園的刑期，輕罪犯人，而且在勞改營里還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机會。 在他們的監室里，有一個六十歲的庫班人、前哥薩克大尉B·H·霍緬科，他是“監室的靈魂”，如果死牢里也可能有靈魂的話：他時常說笑話，胡子里露出微笑，不讓人看出心里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戰爭以后，他已經不适于行伍生活，成了養馬業的專家，在省自治局任職，到了三十年代，在伊万諾沃地政局下頭擔任“工農紅軍馬匹補給督察員”，責任是注意使軍隊保證得到良好的馬匹。他被捕入獄并被判處槍決，是因為他曾暗害性地建議閹割不滿三歲的馬駒，從而“損害了紅軍的戰斗力”。——霍緬科提出了上訴。過了五十五天，看守長進來向他指出，他在上訴書上寫的机關不對口。霍緬科當下就把紙貼著牆用看守長的鉛筆涂去了原來的机關，改寫成另一個机關，好像這是一張申請買一盒香煙的條子。這張涂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訴書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緬科等死已經等了四個月。（等上一兩年又有什么——我們大家不都這樣成年累月地等著死神這個斜眼的家伙！難道我們的整個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結果給他的批复是——完全恢复名譽！（在這時期內，伏羅希洛夫正好下了這樣的指示：在不滿三歲時進行閹割。）一會儿是人頭落地，一會儿是歡天喜地！ 赦免通知下來的不少，許多人抱著越來越大的希望。但是弗拉索夫把自己的案情以及主要是在法庭上的行為与別人對照，認為自己的情節比較嚴重。同時，總得槍斃些什么人吧？至少半數的死囚總該處決吧？他相信自己一定會被槍斃。只想即使如此也決不低頭。他性格中固有的那种不顧死活的气質重新聚積起來，他下定了放肆到底的決心。 正好碰到了一個机會。伊万諾沃國家安全局偵查處長欽古利巡視監獄時，不知為什么（多半是為了刺激刺激神經）讓人打開他們監室的門，自己站到門檻上。他說起什么事情，問道： “這里誰是卡德鎮案子上的？” 他穿著一件短袖綢襯衫，這种襯衫當時剛剛出現，人們還覺得它像女人穿的。他自己身上或者是他的這种襯衫上散發出甜滋滋的香水气，直沖到監室里去。 弗拉索夫敏捷地跳到床上，尖聲大叫： “這是個什么殖民軍官？！滾蛋，殺人犯！！”并且自上而下用力地、濃濃地往欽古利臉上啐了口唾沫。 而且——啐中了！ 而那個人——擦了下臉，后退了。因為他只有和六個警衛人員一起才有權進入這個監室，而且也還不知道究竟有沒有這种權利。 明智的家兔是不應當這樣做的。如果現在你的案子正好在他手里，而能否得到赦免也正是取決于他，那怎么辦呢？須知他不是無緣無故地問：“這里誰是卡德鎮案子上的？”大概正是為此而來的。 但是，已經達到了极限，這時候一個人已經不愿意，已經厭惡充當家兔。這時候家兔們的腦子亮堂了，他們懂得了所有家兔的用途只是供給肉和皮毛，因此項多只能贏得延緩死期，而不會贏得生存。這時候忍不住要吶喊：“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要槍斃就赶快！” 在等待槍決的四十一天中，正是這种憤恨感越來越強烈地控制住了弗拉索夫。在伊万諾沃的監獄里曾經兩次建議他寫赦免請求書——他都拒絕了。 但在第四十二天上，他被叫到隔离室去向他宣布，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對他免處极刑，改判為二十年勞動改造營監禁，刑滿后剝奪權利五年。 臉色蒼白的弗拉索夫苦笑了一下，但甚至在這种場合也還有說的：“奇怪。我被判刑是因為我不相信社會主義能在一國胜利。但是，難道加里宁相信嗎？如果他認為，經過二十年在我們國家里還需要有勞改營……” 經過二十年——這在當時看起來是遠不可及的。 奇怪，就是過了三十年勞改營也還是需要的。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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