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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讀者中間有一位博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坐在自家的軟椅上翻閱到我們建筑加強管制工棚這個地方時，摘下眼鏡，用一個直尺之類的扁平東西啪啪地敲著書頁，頻頻點頭說： “嗯，這個嘛，我倒相信。至于什么‘革命的微風徐徐吹’，那純粹是扯淡！狗屁！你們這种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來的。革命必須符合歷史的規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現在把你們這几千名所謂的‘政治犯’單獨挑出來了，結果怎么樣呢？你們喪失了人的外觀，喪失了人的尊嚴，被剝奪了家庭、自由、衣著和食物，可你們怎么樣呢？你們為什么不起來反抗呢？” “我們在掙自己的一份口糧吃。看，我們在建筑監獄呀！” “這，很好。你們本來就該從事建設。建設嘛，總是對人民有利的。這也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們，你們就別再自稱是什么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須同唯一先進的階級相結合……” “可我們現在不已經都是工人了嗎？” ‘脫這些，沒有用！這叫做強詞奪理！什么叫做規律，你們懂嗎？” 規律嗎？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這不計其數的、關押著千百万人的勞改營已經存在了四十年，那么，這本身也就該看做是某种歷史的規律性。勞改營存在的年頭過久，里面關押的以百万計的人數過多，以至于這一切都無法僅僅用斯大林的獨斷專行和貝利亞的狡黠奸詐來解釋了。而且用那始終在先進學說光輝照耀下的執政党的輕信和天真也是解釋不通的。不過，我并不打算用這一條規律性來開導我的論敵，因為他准會和顏悅色地、笑眯眯地對我說：“我們現在談的不是這個，你离題了。” 可他呢，他以為我真是不大懂得規律性的。他有點性急，于是反而開始給我講解起來： “革命者曾經一舉掃蕩了沙皇制度。非常簡單！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夠這么做嗎？他敢像對你們這樣壓迫當時的革命者嗎？！讓他試試給當時的革命者縫上號碼布看！讓他試試……” “不錯，沙皇并沒有作過這种嘗試。正因為他沒有這樣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夠在他之后這樣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說沙皇也做不到這一點，做不到！” 看來，這倒也對。沙皇不是不想做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憲民主党人（更不必說社會党人）的通常說法，整個一部俄國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歷史。韃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后五百年本國的東方型的專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隸制。（沒有過什么全俄縉紳會議或者農村公社，也沒有過什么自由哥薩克或者北方的農民階層！）不論是“可怖的伊凡”還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謝”，是“嚴厲的彼得”還是“溫和的葉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亞歷山大二世，直到“偉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只懂得一件事：鎮壓。鎮壓本國臣民，把他們像小甲虫或毛毛虫似地踩死。臣民們被這個制度壓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亂和起義總是被壓得粉碎。 不過且慢！鎮壓确是鎮壓了。但也得打個折扣：它并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那种高科技意義上的“粉碎”。例如，在十二月党人暴亂的方陣中站立過的全体士兵，四天之后都被寬恕了。（請比較一下：一九五三年在柏林，一九五六年在布達佩斯，一九六二年在新切爾卡斯克，我國士兵們遭到處決并非因為參加暴亂，而是因為不肯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參加暴亂的十二月党人軍官被處死的只有五人。——這在蘇維埃時代是可以想象的嗎？這事要發生在我們今天，有一個能活的嗎？ 無論對普希金還是萊蒙托夫，都沒有因為他們寫了大膽的著作而判刑，也沒有為托爾斯泰公開顛覆國家而動過他一根手指頭。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問道：“如果十二月十四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會在什么地方？”普希金則直率地回答說：“在樞密院廣場。”而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然而，我們這些親身備嘗了我國司法机器之苦的人們。還有我們的檢察官朋友們，卻非常清楚地了解，要是在今天，普希金為了這樣的回答應該付出什么代价—一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二分條，以參加武裝暴動論處！最從輕的判處也要适用第十九條（圖謀暴動）。因此，即使不是槍斃，至少也要判十年徒刑。而且，确實有一些普希金式的人物去服刑了，被送進勞改營了，最后葬身在那里了。（像高峰浪詩人古米廖夫那樣的人，還沒有到達勞改營就在地下室里報銷了。） 克里米亞戰爭對俄國來說是所有戰爭中最幸運的一次，它帶來的不僅是農民的解放和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与此同時，它使俄國誕生了一种最偉大的力量——社會輿論。 表面上，西伯利亞的苦役地還在繼續潰爛，還在繼續擴大，似乎還建立了羈押解送犯人的監獄，還繼續在把一批批囚犯送去，法院還在不停地判刑。可是，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審判來，審判去，那個開槍重傷首都警察總監（！）的薇拉·扎蘇利奇不是被……宣告無罪了嗎？？ （開釋扎蘇利奇的輕而易舉，蛻變成后來在她的作案地點建造列宁格勒監獄大樓的輕而易舉。）薇拉·扎蘇利奇刺殺特列波夫用的手槍不是自己買的，是別人給她買的。后來還換成了一支大口徑的。而法庭連間都沒問：是誰買的？這個人在什么地方？按照俄國的法律，不認為這樣的同謀者是罪犯。（要按蘇聯的法律，會立刻給這個人一個“頂頭的”刑罰。） 我們知道，曾經發生過七次對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謀殺未遂的案件（卡拉科佐夫；索洛維納夫；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附近；在庫爾斯克城郊；哈爾圖林的炸彈；捷捷爾卡的地雷；格里涅維茨基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彼得堡城里行走時（順便提一下，他并不帶保鏢），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像是一只被追獵的野獸”。（這有列夫·托爾斯泰提出的證明，他曾在一家私宅的樓梯處遇到過沙皇。）可是，怎么樣呢？亞歷山大二世干出了像基洛夫被刺殺后摧毀并流放半個彼得堡市那樣的事嗎？哪里的話？他連想都沒有那么想！他采取了預防性的大規模恐怖手段嗎？像一九一八年那种全面的恐怖？他抓了人質嗎？他根本沒有過這种概念。他把嫌疑分子統統關押起來了嗎？沒有，那怎么行呢？！……他處死了几千人嗎？他只處死了五個人。這個時期被審訊判刑的總共不過三百八。（想想看，假如對斯大林哪怕只有一次這樣的行刺的話，我們為此要付出几百万人的生命呢？） 一位叫奧利明斯基的布爾什維克寫道，一八九一年他在整個克列斯特監獄里是唯一的一名政治犯。被轉押到莫斯科后，他在 塔甘卡監獄里也是唯一的政治犯。只是到了布蒂爾卡監獄后，在押往流放地之前才集中了他們几個人！……（四分之一世紀以后，二月革命時，在敖德薩城堡監獄里發現了七名政治犯，在莫吉廖夫市發現了……三名。） 隨著啟蒙運動和自由文學的逐年發展，一种無形的、但卻使沙皇們膽戰心涼的社會輿論力量不斷增長，沙皇們已經控制不住這匹駿馬的韁繩，無法抓住它的馬鬃了，而尼古拉二世更是落到了只能抱住馬屁股和抓住馬尾巴的地步。 他沒有了采取行動的勇气。他和所有他的權臣們已經失去了為捍衛自己政權而戰的決心。他們已經不是在鎮壓，而是輕輕一按就放手。他們總是左顧右盼，仔細听著輿論會怎么說。 尼古拉二世禁止在部隊內部建立情報机构，認為這是對軍隊的侮辱。（因此當局誰也不知道在軍隊里正搞著些什么樣的宣傳。）所以只能在革命分子當中安插些癟三似的情報員，依靠他們提供的那點單薄的情報。政府認為自己受著法律的約束，不能（像蘇維埃時期那樣）把所有可疑分子通通抓起來而不管具体的罪狀。 請看大名鼎鼎的米留可夫這位立憲民主党的領袖，蘇維埃政權已經搞了三十年，他還一直以他曾發出過“革命的風暴信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而自豪呢——這“是愚蠢還是背叛”？他在一九OO年出了一件不大的事：身為教授，他在大學生集會（教授參加學生集會！）上的演說中發揮了一种思想（听眾里有大學生薩溫科夫），即：如果當局不讓步的話，革命運動的力學勢必導致恐怖行動，但這還算不上慫恿，對吧？也不是“導向……的意圖”吧？這無非是激進的自由派對恐怖行動（當它還不是針對他們的時候）的一种通常的病好而已。這樣，米留可夫被關進了施帕列爾大街的政治犯拘留所。（在他的住宅還按出了一份新憲法草案。）他一邁進監獄大門，馬上收到了同情者們送來的許多鮮花，糖果，食品。他當然還可以從公共圖書館借閱任何書籍。偵查用的時間很短。——在這時候正好有一個大學生刺殺了教育總長（在那次集會后兩個月），但是這絲毫沒有加重米留可夫的案情。他在獄外等候宣判，只是不能住在彼得堡。那么是在哪儿呢？不過是在烏捷利火車站的另一頭，這里已經不算是彼得堡了。他差不多每天都來彼得堡，或在文學基金會成在《俄國財富》編輯部。在等候宣判期間他獲准去了一趟……美國。終于宣判了：在克列斯特監獄關六個月。（在這里也少不了水仙花和從公共圖書館借來的書籍。）但是他只蹲了三個月：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請求（“科學需要他”），沙皇釋放了他。（米留可夫后來稱為“老專制君主”并且給他捏造了一個“背叛俄國”的罪狀的，正是這個沙皇。）不久以后又放他去了歐洲和美國，在那里制造反對俄國政府的輿論。 二月革命的陰暗的精靈之一吉梅爾-蘇哈諾夫一九一四年春天被“驅逐”出彼得堡，但仍讓他用本來的姓名在農業部繼續任職（他晚上常常住在自己家里，這就自不待言了）。 監獄總局局長馬克西莫夫斯基一九O七年是怎么遇刺身亡的？該局設在一座居民樓里，几乎沒有警衛。傍晚下班以后馬克西莫夫斯基毫無戒備地接見了一個要求見他的女人——就這樣被她殺了。 警察廳長洛普欣把阿澤夫的秘密透露給了革命党，——在刑法典中竟然找不出如何審判他的條款，政府對于泄露國家机密竟然沒有防衛的辦法。（總算是依据某個類似條款給他判了刑，后來的律師們長期振振有辭地罵這場審判是“沙皇制度的可恥行徑”。按自由派的意見，這件事根本沒有什么可審的。） 當局這种怯懦的動搖不定的作法只能起到刺激自己的對手，調起他們的胃口的作用。 那個時代的英雄們認為監獄制度不會有什么來真格儿的事，對它已經輕視到這种地步，以至眼也不眨地刺殺了俄羅斯的智慧和光榮斯托雷平的博格羅夫被戴上手銬的時候竟然大聲喊起來：“你們把我弄疼了！” 監獄制度松懈到了什么程度，憑著一九O七年基輔無政府主義者尤斯京·茄克的越獄計划就能判斷出來（由于顯然是博格羅夫的告密，越獄沒有實行）：在法院（政治案！）的休庭時間，茹克（恐怖分子）到院子里上廁所，看押他的士兵當然是（！）不會跟他進去的（也不會在附近守著）。那里事先放著一包老百姓的衣服和一件拆卸鐐銬的工具。（這竟然是可以在法院的院子里做的！） 當局對革命者的迫害，僅僅能使他們在獄中相識，給他們以鍛煉，給他們頭上罩上光環而已。我們現在可是有了一把比例尺，可以大膽地說，沙皇政府不是在迫害革命者，而是在珍惜地寵慣著革命者，從而導致自己的滅亡。凡是親身体驗過絕對万無一失的司法体系的人，都能夠清楚地看到沙皇政府的优柔寡斷，軟弱無力。 讓我們在這里翻閱一下大家熟悉的列宁傳記吧。一人八七年春天，列宁的親哥哥亞歷山大因謀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而被處死P也就是說，列宁（也和卡拉科佐夫的兄弟一樣）是謀刺沙皇的罪犯的兄弟。而他怎么樣了呢？同年秋天，我們看到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列宁）卻考進了喀山皇家大學，而且讀的是法律系！這個事實難道不奇怪嗎？ 不錯，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在同一年就被大學開除了。但那是因為他組織了反政府的學生抗議大會才被開除的。也就是說，一個謀刺沙皇的罪犯的弟弟又在煽動學生反對政府！如果在我國，在今天，他會怎么樣？毫無疑問是槍斃！（其他人也得判二十五年或十年！）可是，只不過把他從大學開除了。啊，多么殘酷！開除之后還要流放他！……到薩哈林島嗎？不，流放到他家住的村子科庫什基諾村去了，而他每年夏天反正是要去那里的。他在流放中想工作，就給他工作的机會……叫他到原始森林去伐木嗎？不，是叫他在薩馬拉市實習律師業務。在這期間他還參加了几個地下小組的活動（以及進行反對1891年社會賑濟饑民的活動）。在這之后他又以校外考生的資格通過了彼得堡大學的畢業考試。（真想提出這樣的問題：他的履歷表怎么鎮的？特別處審查時在干什么？） 几年之后，這位最年輕的革命者再度被捕，因為他竟在首都建立了“解放斗爭協會”。豈止如此！他還屢次向工人發表“唆使暴動”的講演，起草傳單。那末，逮捕后嚴刑拷打他了嗎？折磨他了嗎？根本沒有。給他創造了從事腦力勞動的條件。偵訊期間他在彼得堡監獄里呆了一年多，人們給他送去几十本必要的書籍，他在這里寫出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的大部分。此外，他還（合法地，通過檢察官！）從獄里把《經濟問題探討》一文寄給馬克思主義的雜志《新語》。在獄中，他可以自己付錢按自己的飲食規定購買午飯，有牛乳，有從藥房買來的礦泉水，家里還可以每周送三次菜來。（同樣地，托洛茨基在彼得保羅監獄里也能夠把他的不斷革命論的初稿寫了下來。） 可是，后來根摒三人小組的判決把他槍斃了嗎？沒有。甚至沒有判他監禁，而是判了流放。是流放到雅庫特？是終身流放嗎？？不，是到富饒的米努辛斯克州，而且只流放他三年。是給他戴上手銬，裝在囚犯車里押解去的吧？嗅，不！他完全和自由人一樣去的，臨去之前，他自由自在地在彼得堡呆了三天，然后又在莫斯科游逛了几天：他還需要留下秘密指示、建立聯絡點、召集留下來的革命者們開會嘛！甚至還批准他“自費”去流放地，也就是說，他可以和自由的旅客一樣乘車去。在去西伯利亞的路上（當然更不必說回來的路上了），列宁一次都沒有和犯人一起走過，也沒有住過什么遞解監獄。后來，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列宁又需要在圖書館工作兩個月以完成其《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而且這本由流刑犯寫的書竟然出版了，沒有受到書刊檢查机關的任何刁難！（用我們今天的尺度衡量一下看！）那么，列宁在那邊遠的鄉村靠什么生活呢？他會找不到工作呀？他請求政府維持他的生活。結果，批准發給他的錢超過他的實際需要。盡管他的母親經濟上也是很寬裕的，他要的東西都能給他寄去。不可能有比列宁在其唯—一次流放中的生活條件更好的了。當時的物价极其低廉，發給他的錢足夠買到有益健康的各种食物，有充足的肉食（每周一只羊）、牛乳和蔬菜，可以盡情地去狩獵。（列宁不滿意自己的獵犬，人們就認真地考慮從彼得堡給他另送一只獵犬去。打獵時有蚊子咬，他就可以定制一副細軟羊皮手套。）列宁在這里醫治好了他的胃病和青年時期落下的其它疾病，很快就發胖了。他沒有任何必須盡的義務，不承擔工作和勞役。甚至他的妻子和丈母娘都不必勞累，因為每月付出兩個半盧布就雇到了一個十五歲的農村姑娘把他家的全部粗活包下來了。列宁不需要靠任何稿酬生活，所以彼得堡方面几次邀請他擔任一項有償的文字工作，他都拒絕了。他寫的文章和發表的作品都只限于那些能夠樹立他的著作家聲望的東西。 他服滿了流放刑期（他本可以毫無困難地“逃跑”，但為慎重起見他沒有逃跑）。是不是自動地延長了他的刑期？改判他終身流放了嗎？為什么要這樣呢？這是違法的。期滿后他被批准住在普斯可夫，只是不許他去首都彼得堡。但他可以去里加，去斯摩梭斯克，并沒有派人監視他。于是他便同他的朋友（馬爾托夫）一起，帶著一籃子秘密印刷品到首都去了，而且他們干脆取道檢查特別嚴格的沙皇村（這是他和馬爾托夫過于自作聰明了），結果，他又在彼得堡被逮捕。不錯，這時他身邊已經沒有那只籃子了，但他還帶著一封用隱影墨水寫的給普列漢諾夫的信，信里談到籌辦《火星報》的整個計划。但是憲兵們似乎不想自找麻煩：被捕人在牢房里呆了三個星期，信一直在憲兵們手里，可卻沒有把它顯影出來。 那么他擅自离開普斯可夫這件事怎樣了結的呢？像我們現在這樣判了他二十年苦役刑？不，只有這三個星期的拘留就完事了；之后就徹底釋放了他，他隨即乘火車到俄國各地去，籌備推廣《火星報》的地點。然后又到國外去籌備《火星報》本身的出版工作。（警察局發給他出國護照時也“沒有看到有什么障礙！”） 而且，不止這些！他從國外的僑居地點也照樣把關于馬克思的文章寄交俄國百科全書（格拉納特兄弟編的）編輯部，而且這篇文章居然被刊用了。還不只是這一篇呢！ 最后，他在离俄國邊境不遠的奧地利的一個小地方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而沙皇當局也沒有秘密派遣一些“好漢”去把他偷偷活捉回來。其實，這是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辦到的。 沙皇對任何一個重要的社會民主党人的迫害也都表現了類似的軟弱無能和不堅定性（在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上尤其如此，不過，這里又有其它疑點了）。例如，一九O四年在莫斯科搜查加米涅夫時沒收了他的一些“詆毀性信件”。審訊時加米涅夫拒絕說明這些信的情況。也就完事了。于是，作為懲罰，把他遣送到……他父母居住的地方去了。 的确，對社會革命党人的迫害要嚴酷得多。但到底嚴酷到什么程度呢？難道格爾舒尼（一九O三年被捕）和薩溫科夫（一九0六年被捕）的罪行還輕嗎？他們組織領導了對俄羅斯帝國最顯要人物的謀殺。但是，并沒有處死他們。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打死的僅僅是一名五品文盲（而且整個歐洲還掀起了一場保衛她的浪潮），那更是如此了——不敢處死她，只好把她流放了。假如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又是唐波夫！）農民起義的鎮壓者被一個十七歲的女中學生打死了，那么在“回擊”的紅色恐怖浪潮中不經審判而就地處決的中學生和知識分子會有几千呢？ 俄國海軍基地（斯維亞堡）的暴亂造成了几百名無辜士兵的死亡，為這件事槍斃了三十八人，另有八百人被判刑。（其中几個人二月革命時在傳說得神乎其神的澤林圖伊苦役地獲釋——這次革命時在那里總共才發現了二十二名政治苦役犯。） 那么對一九O一年在彼得堡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的大學生們是怎樣懲罰的呢？据伊万諾夫-拉祖姆尼克回憶說，當時彼得堡的監獄里簡直就像大學生們在舉行郊游野餐一樣，學生們笑語喧騰，一起唱歌，隨便在牢房之間串來串去。伊万諾夫一拉祖姆尼克竟然要求監獄長准許他去看一場藝術劇院的巡回演出：他說，不然，票就白白浪費了啊！后來判他“流放”，流放到什么地方？根据他自己的選擇到辛菲羅波爾去，這樣他就可以背著背包在克里米亞到處游逛了。 阿里阿德娜·特爾科娃在回憶這同一個時期時寫道：“對我們這些受偵查的人，管制并不嚴格。”憲兵軍官們向受偵查人提供從最好的“多頓飯店”’買來的午餐。另一位喜歡深入鑽研的民意党人評論家布爾采夫證實：‘彼得堡的監獄比歐洲的監獄要人道得多”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曾起草號召書，號召莫斯科的工人們舉行武裝（！）起義以推翻（！）專制制度。為此他被……關在牢房里整整十五天！（他本人也覺得太少了，所以他自己加了刑；三星期。）我們來看看他當時的一段日記吧。 “單身牢房！不過，沒什么，也并不十分糟糕。我舖好了床，把小板凳挪過來，擺好燈，放好香煙、梨……邊讀書，邊吃梨，完全和在家里一樣……滿有意思。确實有意思。”“先生！喂，先生！”獄卒這樣招呼他吃飯。他手頭有許多書，還有從鄰室傳來的條子。 總之，安德烈耶夫承認，從居住條件和飲食方面來說，牢房的生活并不比他當年的大學生活更差。 這個時期，高爾基在特魯別茨要塞監獄里寫完了他的劇本《太陽的孩子》。 一九O五—一九O七年革命退潮以后，許多活動分子，如季亞奇科夫-塔拉索夫和安娜·拉克之流，并未坐等逮捕，紛紛出了國，——二月革命以后他們一個個英雄似地回來，主宰國內的新生活了。這樣的人有好几百。 布爾什維克的領導部門以“格拉納特”百科全書第四十一卷的形式出版了一套相當厚顏無恥的自我吹噓，題為“蘇聯及十月革命的活動家們——自傳和傳記”。隨便把其中哪一篇拿來一讀，用今天的尺度來衡量，你都會感到惊奇：他們既然進行革命工作．怎么竟然會逍遙法外？特別奇怪的是他們在獄中的監禁條件怎么會那么好？！例如，關于克拉辛的條目里寫道：“他回憶起在塔甘卡監獄里的情景總是感到滿意。經過最初几次審訊之后，憲兵們就不再麻煩他了。（可這是為什么呢？——作者注）于是他把這不自由的閒暇時間全部用來頑強地做一件事：他學會了德語，讀完了席勒和歌德的几乎全部原版著作，讀了叔本華和康德的書，認真研究了穆勒的邏輯學、馮特的心理學……”等等。克拉辛自選的流放地是伊爾庫茨克，即西伯利亞的首府，西伯利亞文化最發達的城市。 拉迪克在一九o六年被投入華沙監獄，“他被關了半年，日子過得非常好。他學習俄語，閱讀列宁、普列漢諾夫和馬克思的著作。在獄里寫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當他（在獄中）收到一期刊有自己文章的考茨基主辦的雜志時，感到十分自豪。” 或者，舉個相反的例子吧。關于謝馬什科的一條里有這樣的話：“監禁（在莫斯科，7八九五年）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蹲了三個月監獄之后，他被判流放三年，流放到……自己的故鄉葉列茨去！ 是那些在監獄里骨頭變軟了的人們，諸如帕爾武斯之流的政客，為了向沙皇專制報复，才會以那种充滿感傷主義美麗辭藻的夸張的回憶錄描寫沙俄的監獄，在西方制造了所謂“恐怖的俄國巴士的獄”的美名。 從數以千計的小人物的單獨傳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 例如，我手頭就有一部百科全書，不過，它不很合适：是一部《文學百科全書》，比較陳舊（一九三二年版），里面還“包含著錯誤。’現在，趁著這些“錯誤”還沒有被清除掉的時候，我姑且取一個“K”字母為例，舉几個以“K”字母起頭的人名看一看吧。 卡爾片科·卡雷。他是伊麗莎白格勒市的市警察局（！）的秘書，可他卻向革命者提供護照！（把這句話譯成現在的語言，就是：護照科的工作人員替非法組織弄護照。）為此他……被處絞刑了嗎？沒有。他被判流放……五（！）年，流放到……他自己的田庄去了！也就是說等于到別墅去了。后來他成了作家。 基里洛夫·B·T。他參加過黑海艦隊水兵的革命運動。槍斃了嗎？判了他終身苦役嗎？沒有。他被判流放到烏斯特-塞索爾斯克三年。他后來也成了作家。 卡薩特金·H·M。他在監獄里服刑，同時在寫短篇小說，而且報紙上居然發表這些小說！（我們這里連刑滿釋放者寫的東西也一概不予發表。） 卡爾波夫·葉夫季希曾經被流放兩次（！）。后來卻還是委以重任，讓他領導亞歷山大皇家劇院和蘇沃林劇院。（如果在我們這里，第一，不允許他在首都落戶；第二，恐怕特別處連個在劇院提示台詞的角色也不會讓他當吧。） 克日扎諾夫斯基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最高潮中，從流放地回來（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員會的委員），立即毫無阻礙地展開了他作為工程師的業務活動。（在我國，如果他能在農机站當個鉗工就算走運了！） 雖然《文學百科全書》沒有把克雷連科作為一個條目收進去，但既然說到用“區”字母起頭的名字，提一提克雷連科總是公正的吧。他曾經熱情地從事革命活動，曾先后三次“幸運地逃脫了逮捕”，而其余的六次逮捕總共坐了十四個月的牢。一九0七年（又是一個反動年頭！）他被控在軍隊中從事煽動并參加軍事組織，結果被軍區（！）法庭……宣告無罪釋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連科被控“逃避服軍役”（當時正在進行戰爭，而且他是軍官呀），可是他這個未來的軍事統帥（和想“謀殺”另一位軍事統帥的凶手）受到的懲處是……把他派往前線部隊（可絕非懲戒營！）去了！（沙皇政府指望這樣既可以戰胜德國人，又可以扑滅革命……）就這樣，在他那未被剪斷的檢察官羽翼的保護下，在多次審判中許多應該被判腦后吃一顆子彈的人竟然能夠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個“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庫塔伊斯的省長B·A·斯塔羅謝利斯基曾經直接向革命者提供護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軍隊的計划泄露給革命者。可是他為此只被監禁兩星期就完事了。 誰有足夠的想象力，就請把這個情況翻譯成我們現在的語言吧！ 就在這“反動”時期，布爾什維克的哲學和社會政治刊物《思想》卻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動的”《路標》論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載這樣的話：“病入膏肓的獨裁制度”，“專制和奴隸制的罪惡”。沒有什么，這類話我們今天能說！ 那可是個确實令人無法忍受的嚴厲的時代呀！雅爾塔市一家照像館的修像師B·K·亞諾夫斯基畫了一幅反映槍決奧恰柯夫起義水兵的畫，并把它挂在照像館的櫥窗里了。（比如說，就像現在把描繪新切爾卡斯克鎮壓行動的圖畫展覽在莫斯科鐵匠橋大街一樣。）對于這件事，雅爾塔市市長怎么辦了呢？因為沙皇的庄園——里瓦基亞近在咫尺，所以他對此事的處理也特別殘酷：首先，他沖著亞諾夫斯基大發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燒毀了……燒毀了亞諾夫斯基的照像館嗎？不是的，也沒有燒毀那張描繪槍決事件的原畫，而是燒毀了那張畫的复制品。（人們會說：亞諾夫斯基真机靈！可我們還應該指出：市長也并沒有命令當場砸碎照像館的櫥窗呀！）最后，亞諾夫斯基受到了最嚴厲的懲罰：雖然允許他繼續住在雅爾塔，但在皇族成員路經此地時禁止他到大街上來。 民粹派評論家布爾采夫僑居國外時，甚至曾在一家僑民辦的雜志上詆毀過沙皇的私生活。可是當他回到祖國俄羅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愛國主義高潮時期）以后，他被沙皇槍斃了嗎？沒有。只不過蹲了不到一年的監獄，而且獄中還對他优待：他可以得到書看并從事寫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戰爭期間則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并且在那里領導著一份齊美爾瓦爾德派即反戰派的報紙。 既然讓斧頭任意欲，斧頭就會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對派”領袖，世代的金屬工業工人什利亞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時，可就“沒有与工人來往的權利”了，甚至沒權利擔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職務。 大鬧第二屆國家杜馬（辱罵俄國軍隊）的孟什維克祖拉博夫都沒被赶出會場。然而他的儿子從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沒有走出過蘇聯的勞改營。這就是兩個時代的比較。 當圖哈切夫斯基將軍像現在一般人所說的那樣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鎮壓”的時候，當局不僅摧毀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關進監獄（更不必說他女儿被大學開除了），而且還逮捕了他的兩個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個姐妹和姐夫、妹夫，還把他的甥男侄女統統赶到保育院去，強迫他們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馬舍維奇，有的改姓羅斯托夫，等等。圖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薩克斯坦集中營里被槍殺，他的老母親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討，倒斃街頭。另外几百名被處死的知名人士的親屬也都遭到相同的命運。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時代的迫害（其實是“非迫害”）的主要特點，大概就是革命者的親屬絲毫沒有受到牽連。娜塔利婭·謝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還能夠自由地回到俄國來，當時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烏里揚諾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個成員（他們在不同時期几乎全都被捕過）任何時候都可以拿到出國護照。當列宁因號召武裝起義而被“通緝”時，列宁的姐姐安娜還能夠合法地按期給列宁往巴黎匯款，匯到“里昂信貸銀行”他的戶頭下。列宁的母親和克魯普斯卡婭的母親兩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軍官，所以她們兩人都曾終身領取沙皇政府的高額撫恤金。對她們進行迫害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這种條件下，列夫·托爾斯泰才形成了一种信念：認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當然，對于那些已經享有自由的人來說，自由是不再需要的。這一點，我們也同意，因為歸根結底并不是為了政治自由嘛！人類發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种成功的社會政治制度。對嗎？問題當然在于社會的道德基礎。但是，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開始階段呢？第一步呢？托爾斯泰的庄園雅斯那雅-波良納在當時成了公開的思想俱樂部。可是要把這個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馬托娃的住宅那樣用軍警包圍起來，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件；或者讓那些人們也受鎮壓，像我們在斯大林時期所遭受的那樣，使得三個人不敢集在一間屋子里談話的話，那么，大概托爾斯泰也會起來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時候，自由派報紙《羅斯》還能夠毫無阻礙地在頭版用大字標題刊登：“五名處死！……在赫爾松二十人被處死刑！”看到這些消息后，托爾斯泰號陶大哭，聲稱：活不下去了，沒有什么比這更加可怕的了！ 還有前面提到的《往事》雜志上的統計表：六個月中處死刑者九百五十名聲 就以這一期雜志為例吧。我們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為期八個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軍事司法”統治最猖獄的時期中，而它的統計所依据的資料則是俄國電訊社的鉛印資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報紙登出了被槍決者的名單并發行一個資料匯編的話，內務人民委員部那雙從不殺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國歷史上空前的、持續了八個月的這個“軍事司法”時期之所以未能繼續實行下去，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那所謂“沒有實權的”、“唯命是從的”國家杜馬沒有批准這种司法制度的緣故。（斯托雷平甚至沒敢提交國家杜馬審議。） 第三，當時提出實行這一“軍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為前半年中發生過“無數起由于政治原因殺害警察官員的事件”，許多官員遭到襲擊，直到在阿普切卡爾島上發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們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傷了60入。因此“如果國家不對這些恐怖行動及時予以還擊，那就不成其為國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無可忍了。它又不滿于實行陪審制的法院那种從容不迫的迂闊之論和律師力量的無限強大（當時的法院和律師們可不像我們現在的州法院或軍區法庭那樣接到某人一個電話指示就會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過語言不多、直截了當的戰地法庭來制止那些革命者。（簡直就是土匪——他們竟向客運列車的窗口開槍，為了三五個盧布殺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還是有些節制：只有在處于戰時狀態或實行非常保衛措施的地區才能成立戰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剛剛發生后不久，即在不超過一晝夜的時間內，在犯罪行為有确鑿見證的情況下才能開庭。） 既然這种作法使當時的人們感到十分震惊和憤慨，那就是說這种作法對當時的俄國來說已經是很不尋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勢下，很清楚，對于出現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時期”的責任應該由內閣和實行恐怖主義的革命者們共同擔負。 今天，在俄國的革命恐怖誕生了一百年之后，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采取恐怖手段的念頭和這類行動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嚴重的錯誤，是俄國的災難，它除了混亂、痛苦和超過必要限度的犧牲之外，沒有給俄國帶來任何東西。 讓我們把同一期雜志再翻几頁看看吧。這里刊載著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張政治傳單。一切就是由此開始的。傳單上寫著： “我們要求什么？要求俄國的福利和幸福。要獲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沒有犧牲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沒有時間拖延，我們需要快速的，急劇的變革！” 這是一條多么錯誤的路線啊！當時那些熱心者沒有時間拖延，因而他們就想用犧牲（可不是他們自己的、而是別人的犧牲）來加速普遍福利的到來！他們沒有時間拖延，因此我們。他們的曾孫輩們，今天，在經過一百零五年之后，卻不僅不是在（解放農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們應該認識到：恐怖主義者是斯托雷平戰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們看來，斯托雷平時期和斯大林時期兩者不能比擬之處只有一點，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殘殺是單方面的——僅僅因為某人長歎一口气，甚至連歎气都算不上的一點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腦袋 托爾斯泰不是惊歎“沒有什么比這更加可怕的了”嗎？其實，比這更可怕的事是一點也不難想象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時而在某個眾所周知的城市中處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處死人；不是一次處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處死；關于這些事，報紙上非但不用大字標題受，也不用小字標題登，報紙反而在報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樂了”！ 這是打爛了別人的嘴臉，還要硬說：他原來就是個爛嘴臉。 不，原來不是這樣的！完全不是這樣的。盡管當年公認俄國在歐洲算是最壓迫人的國家。 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學發展，使人類對于進行壓縮的可能性有了進一步認識。我們的祖先曾經認為地球表層，我們腳下的大地本身，已經是被极度壓縮的了。可是，現代物理學家卻把地表解釋為几乎好像是一個多孔的篩狀物。放在一百公尺見方的空曠處的一小粒霰彈——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們又發現了奇异的所謂“核填裝”：就是把這些霰彈的孩從一切空曠的一百公尺見方的地方驅赶到一起去。這樣填裝起來的頂針那么小的東西就會有火車頭那么重。但是，即使這樣的填裝也還是很像一根絨毛那么松的，因為由于陽質子的關系我們不可能把核完全壓實。而如果能單純地把中子壓縮在一起的話，那么像一枚郵票大小的這种“中子填裝”就會有五百万吨重！ 不，當局甚至根本無須借助什么物理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對我們進行了壓縮。 他們通過斯大林的口，向全國發出了一個永不更改的號召：不要發善心！可是，“善心”這個詞在達里的俄語詳解辭典里的解釋卻是：“心地的良善、心靈的友愛本性、仁慈、對共同福利的關注。”看吧！這就是斯大林號召我們必須丟掉的東西，我們确實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丟掉了：丟掉了對共同福利的關注！我們變得只滿足于守著自己的飼料槽。 本世紀初，俄國的社會輿論曾經构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构成了自由的空气。沙皇專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發出二月怒吼的時候，而是比這早得多！俄國文學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定見，認為：勾畫一個憲兵或警士的形象時多少帶一點點同情，就等于是黑幫分子的阿諛奉承。早在這种定見形成的時候，沙皇制度實質上已被無可挽回地推翻了。當人們認為不僅同憲兵和警察握手、和他們相識、在街上向他們點頭致意是自己的恥辱，而且連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們擦一下都是恥辱的那個時候，沙皇制度實質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國，那些失業的劊子手們竟被特別委派來領導……文學和文化工作了！他們下令歌頌他們自己，把他們歌頌成傳奇式的英雄。不知為什么這一切在我們這里竟稱為……愛國主義！ 社會輿論！我不知道社會學家給這個概念下的定義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夠自由地表達、完全不受政府或党的意見左右的、能夠互相影響的個人意見所組成。 只要我國國內一天沒有獨立的社會輿論，就不會有任何保障能使無緣無故消滅几百万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會有任何保障使這類事情不在某一天夜里，不在任何一個夜里，不在今天白晝過后的第一個夜里重新開始。 我們已經看到，“先進學說”并沒有能夠保護我們免遭這种瘟疫。 不過，我已經看見我的論敵在朝著我撇嘴、使眼色、并連連搖頭了：第一，當心你的話會被敵人听見！第二，何必如此夸大其辭呢？！要知道，問題的范圍本來是窄得多的，問題并不在于：為什么把你們抓進了監牢？也不在于為什么外界人士竟會容忍這种違法行為。人所共知，他們原來根本就沒有相到公布這种事，他們不過是相信党的話啊（這是二十大以后的慣用語）；他們不過是听話而已。既然說要把整個民族在二十四小時內遷到邊遠地區，那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個個有罪嘍！問題并不在于此，問題在于：當你們這些人已經身處勞改營內的時候，你們總該想到這些了吧？！那么，你們為什么還在那里忍饑挨餓，彎腰折背，忍气吞聲，而不進行斗爭呢？！他們，那些沒有被武裝士兵押解的、手腳可以自由活動的人們，沒有進行斗爭是情有可原的，他們總不能把家庭、社會地位、薪金、稿費等統統犧牲掉嘛！！是的，正因為這樣，他們今天才有可能發表批評性文章，指責我們，怪我們當時處在沒有什么可喪失的情況下為什么竟會抱住自己那份口糧不放，而不進行斗爭。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之所以在勞改營里忍受，就是因為外界沒有輿論。 一個囚犯要想反抗強加于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辦法呢？不外下面几种吧： l）抗議； 2）絕食； 3）逃跑； 4）暴動。 可是，正像那個死人常說的那樣，“誰都曉得”（如果不曉得，那也能夠想法使你曉得）前兩种辦法只是有了社會輿論的支持才有力量（監獄官才怕它）！如果沒有社會輿論支持，人們對于囚犯的抗議和絕食只會報以嘲笑！ 像捷爾任斯基那樣在監獄長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襯衣，從而爭取達到自己的要求，當然是很有戲劇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會輿論支持的情況下才行。沒有輿論支持，人們就會用個什么東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后還得叫你賠償公家的襯衣！ 這里不妨回憶一下十九世紀末期在卡里苦役地發生的轟動一時的事件。當局向政治犯們宣布：從今以后對政治犯可以施行体罰，而政治犯娜杰日達·謝格達要第一個受到笞刑（因為她打了警衛隊長一記耳光，想以此來……逼他退休）。于是娜杰日達·謝格達立即服毒自殺了，她宁死也不愿受到獄吏的樹條抽打！繼她之后，另外三名婦女也服毒自殺！男監里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殺，有些人自殺未遂產這場斗爭的結果是完全、永遠地廢除了對犯人的体罰。當時政治犯們的想法是：恐嚇監獄當局。因為他們相信關于卡里苦役營里的悲劇終究會傳遍俄國，真象會大白于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讓我們這些囚犯來衡量一下這個事件，我們只會洒下几滴輕蔑的眼淚。打自由人警衛隊長一記耳光？何況還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兩腳，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你總可以活下去嘛！為什么几位女伴也要跟著她服毒呢？為什么還有十四個男人也跟著干？生命不是只給予我們一次嗎？重要的不是結果嗎？我們有吃的、有喝的，為什么要和生命訣別？也許會赶上大赦呢！說不定會被提前釋放呢！ 看！我們已經從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么地方！跌落到了什么地步！ 同時，我們那些獄吏們卻上升到了什么高度啊！不，他們可不比卡里苦役營的那些笨蛋！即使我們現在挺起腰杆來，想要升天（四個婦女再加上十四個男人），他們也會在我們弄到毒藥之前把我們全部槍斃掉。（何況，在蘇維埃的監獄里上哪儿去弄毒藥呢？）如果有誰真的服毒自殺死了，那也不過只是減輕監獄當局的負擔而已，同時，其他犯人則會因為沒有告發而受到鞭刑。而且，當然；關于這事的消息甚至傳不到獄牆外面。 問題就在這里。這幫人的力量也就在這里。就因為消息傳不出去！即或傳了出去，也傳不遠，它會是一個微弱、暗啞的聲音，得不到報紙的證實，眼線們會到處追根；因此，等于什么也沒有。絕不會出現什么社會輿論的憤慨！既然如此，怕．什么？有什么必要去听取因犯的抗議？誰想服毒嗎，那你就服毒好啦！ 、關于我們的每次絕食都遭到失敗的情況，我在第一部里已經談過了。 那么，逃跑呢？歷史為我們記載了沙皇時代的几次越獄逃跑的嚴重事件。我們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面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党的領導下實現的，在許多細節上還得到了廣大同情者的幫助。不論逃出監獄本身，還是逃出后隱藏或偷渡的過程，都得有許多人從旁協助。（“噢，對呀！”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綻了。“那是因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們，為了自己的未來嘛！”“可是，”恕我反駁一句：“是不是也還因為那樣做只是一种不會承擔罪責的有趣游戲呢？從窗口向逃跑者揮動几下手帕，讓他在你的臥室里過夜，替他化裝，這算什么？那個時代并不會為此受到審判呀！彼得·拉夫羅夫從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達的省長（霍明斯基）還給拉夫羅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發了證件，允許她去追赶自己心愛的人……那個時代，甚至偽造護照的人也不過被‘流放’回自己的家鄉去。當時人們并不害怕什么。您憑親身經驗應該知道這是怎么回事。”可是，順便問一句：“您怎么會沒蹲過監獄呢？”“噢，這個嘛，也算運气吧……” 不過，也有另一方面的證明。我們大家在中學時都不得不讀高爾基的《母親》。可能有人還記得那里所描寫的尼日戈羅德監獄的生活吧：看守們的手槍都生銹了，他們用手槍當錘子往牆上釘釘子。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把梯子倚在牆上，安安穩穩地到獄外去。再看看一個叫拉塔耶夫的高級警察官員是怎么寫的吧：“流放實際上只是一紙空文。監獄根本就不存在。在當時的監獄制度下，落到獄中的革命者可以毫無阻礙地繼續他原先的活動……基輔革命委員會的全体成員都被關在基輔監獄里，可他們照樣在領導著基輔市的罷工斗爭，并且還從獄里發出呼吁書。” 目前，我沒有可能搜集有關沙皇時代主要苦役營地警衛情況的資料，不過，我倒也沒有听說那時曾發生過像我們這里那樣的只有十万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絕望的逃跑。顯然，當時的政治苦役犯并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險：他們沒有受到由于繁重勞動体力衰竭以致過早死亡的威脅，也沒有無緣無故延長刑期的威脅，服過一半刑期后，他們還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后一半刑期，他們打算逃跑的話，推遲到那個時候再跑也不遲。 看來，只有那些懶得逃跑的人才沒有從沙皇的流放地逃跑。顯然，警察局也并不要求經常去匯報，監視并不嚴格，路途上沒有設行動人員哨所，勞動地點也并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們手里有錢（或者可以寄來錢），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遠。還有，在那時幫助逃犯的人并不冒任何危險，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會像我們這里似的被槍決、被毒打；也沒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險。那時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舊。如此而已。這是一場只會贏、不會輸的賭博。法斯堅科逃往國外（見第一部第五章），就是這類情況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者烏蘭諾夫斯基從圖魯漢斯克邊區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輔，隨便走進大學生的閱覽室，聲稱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么是進步？》一書，于是大學生們立即招呼他吃飯、留他住宿，還給了他路費。他逃出國外的情況是這樣的：隨便登上一艘外國輪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里并沒有內務部的哨兵在守衛嘛！）上船后他就在鍋爐房里一蹲。不過，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戰爭期間又自愿回到俄國，回到了圖魯漢斯克流放地！把他當作外國派回來的間諜了吧？槍斃？“快坦白吧，敗類！他被什么人收買啦？”都沒有。調解法官對他的判決是：由于逃跑到國外三年，判罰款三盧布或拘留一天！當時，對烏蘭諾夫斯基來說三個盧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所以他選擇了一天拘留。 格爾丰德-帕爾武斯，毀滅性的《財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實際指導者……被五馬分尸了嗎？沒有，他被判處流放圖魯漢斯克邊區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就曾有机會跑掉（放犯人們進城購買食品，列夫·杰伊奇一去不回，帕爾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葉尼塞斯克，在那里才把唯一的一個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換上庄稼人的衣裳，沿葉尼塞河多走一段回頭路，庄稼漢的環境，肮髒，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后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后到了國外。 而我們的逃跑——從乘破舊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貨艙里逃出索洛維茨群島開始，到豁出性命。喪失理智、毫無希望地沖出斯大林晚期勞改營（本書有几章專講這些事）為止，——我們的逃跑是巨人們的行動，但這是必遭滅亡的巨人們的行動。革命前的逃跑從來沒有表現過這樣的勇敢，這樣的想象力，這樣的意志，但很容易成功，而我們的逃跑則几乎從來沒有成功過。 “那是因為你們的逃跑按其階級本質來說就是反動的！……” 一個不愿再當奴隸、不愿再當牲畜的人振臂奮起，企圖逃跑，難道他的這种激情竟會是反動的嗎？ 逃跑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逃跑過程的后几個階段的成敗取決于普通居民對此所抱的態度。而今天我國的居民是不敢幫助逃亡者的，甚至（出于自私動机或者由于思想認識的原因）還要出賣逃亡者。 這就是我們社會的輿論！…… 至于囚犯的暴動，像勞改營里那樣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參加的暴動，在我國歷次革命的歷史中還從來沒有先例。 而我們卻有過。 可是，還是由于同樣的邪惡力量的作用，我們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犧牲所帶來的只是顯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為整個社會還沒有准備好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社會輿論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勞改營里的暴動也不會有任何進展。 因此，對于我們“怎么會忍受的？”這個問題，現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連我們也并沒有忍受！讀者下面就會看到：我們絕對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們确實在特种勞改營里舉起了政治犯的大旗，并且确實成了當之無愧的政治犯！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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