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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下城到彼爾姆這段路上,聶赫留朵夫同瑪絲洛娃只見過兩次面:一次在下城,在犯人們坐上裝有鐵絲网的駁船以前;另一次是在彼爾姆的監獄辦公室。這兩次見面,他發現瑪絲洛娃沉默寡言,態度冷淡。聶赫留朵夫問她身体怎樣,需要不需要什么東西,她回答時支支吾吾,神色慌張,而且他覺得還帶有一种責備的意思,那是以前也有過的。這种陰郁的情緒是由于她遭到了男人的糾纏才出現的,它使聶赫留朵夫感到很煩惱。他擔心一路上處在艱苦的條件和淫猥的气氛下,她又會自暴自棄,對生活感到絕望,借煙酒麻醉自己,并對他產生惱恨。但他又無法幫助她,因為在旅途的最初階段,他一直沒有机會同她見面。直到瑪絲洛娃調到政治犯隊伍后,他才相信自己的憂慮毫無根据。不僅如此,聶赫留朵夫每次看見她,都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她內心的變化,而那正好是他所渴望的。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見面時,她又變得同出發前一樣。她看見他,不皺眉頭,也不窘迫,相反,還高高興興、神態自若地迎接他,感謝他為她出的力,特別是把她調到她目前所處的人們中間來。
  經過兩個月的長途跋涉,她內心的變化在外表上也反映出來。她變得又瘦又黑,似乎見老了;兩鬢和嘴角出現了皺紋,她包上一塊頭巾,不再讓一綹頭發飄落到額上。裝束也罷,發型也罷,待人接物的態度也罷,再也沒有原先那种賣弄風情的味道了。她這种已經發生和還在繼續發生的變化使聶赫留朵夫感到特別高興。
  現在他對她產生了另一种感情。這种感情不同于最初詩意洋溢的迷戀,更不同于后來肉体的魅惑,甚至也不同于法庭判決后他決心同她結婚,來履行責任和滿足虛榮心的那种心情。他現在純粹是怜憫和同情她,就象第一次在監獄里同她見面時那樣。他去過醫院以后,竭力克制對她的嫌惡,原諒她同醫士的所謂曖昧關系(后來知道她是受冤枉的),這种感情曾變得更加強烈。其實這是同一种感情,唯一的區別只在于那時是暫時的,現在卻是經常的。現在,他不論想什么事,做什么事,總是滿怀怜憫和同情,不僅對她一人,而且對一切人。
  這种感情打開了聶赫留朵夫心靈的閘門,使原先找不到出路的愛的洪流滾滾向前,奔向他所遇見的一切人。
  聶赫留朵夫覺得自己在這次旅行中一直情緒昂揚,他不由自主地關心和体貼一切人,從馬車夫和押解兵起,直到他与之打過交道的典獄長和省長。
  在這段時間里,由于瑪絲洛娃調到政治犯隊伍,聶赫留朵夫就有机會接触許多政治犯,先是在政治犯自由地同住一個大牢房的葉卡捷琳堡1,后來是在路上又認識了同瑪絲洛娃一起走的五個男犯和四個女犯。聶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后,對他們的看法完全變了。
  自從俄國革命運動2開始以來,特別是在三月一日事件3以后,聶赫留朵夫對革命者一直沒有好感,總是抱著蔑視的態度。他對他們沒有好感,首先因為他們采用殘酷和秘密的手段反對政府,尤其是采用慘無人道的暗殺,其次因為他們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通過同他們的接触,他才知道他們常常遭到政府莫須有的迫害,他們這樣做是迫不得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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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西伯利亞城市,原是帝俄罪犯流放的地區,現名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2指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的革命運動。
  3見本書第297頁注。

  不管一般所謂刑事犯遭到多么殘酷的折磨,在判刑之前和判刑之后,對待他們多少還講一點法律。可是對待政治犯,往往連法律的影子都見不到,就象聶赫留朵夫所看到的舒斯托娃一案和后來認識的許多新朋友的案件那樣。當局對付他們就象用大网捕魚:凡是落网的統統拖到岸上,然后揀出他們所需要的大魚。至于那些小魚,就無人過問,被棄在岸上活活干死。當局就是這樣逮捕了几百名顯然沒有犯罪而且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們送進監獄,一關几年,使他們在獄中得了癆病,發了瘋,或者自殺而死。他們所以一直被關在牢里,僅僅是因為缺乏釋放的理由,再說,把他們關在就近監獄里也便于提審,可以隨時要他們就某個問題作證。這些人即使從政府觀點來看也是無罪的,但他們的命運卻取決于憲兵隊長、警官、密探、檢察官、法官、省長和大臣等人的脾气、他們的忙閒和情緒。這些官僚往往由于閒得無聊或者存心表功,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們的心情或者上司的情緒,把逮捕的人投入監獄或者釋放。至于更高的上級長官,那也要看他有沒有立功的要求,或者同大臣的關系如何,才能決定把被捕人員流放到天涯海角,還是關進單身牢房,或者判處流放、苦役、死刑。但只要有個貴夫人來求情,他們就可以獲得釋放。
  人家用暴力對付他們,他們自然也只能用同樣手段還擊。軍人通常總是受社會輿論的影響,把他們的血腥罪行掩蓋起來,還說是立了不朽的功勳。同樣,政治犯總是受到他們團体輿論的影響,他們冒著喪失自由、生命和人世一切寶貴東西的危險,開展殘酷的活動。在他們看來,這不僅不是罪惡,而且還是英勇行為。這就向聶赫留朵夫說明一种奇怪的現象,為什么一些天性溫良的人,原來非但不忍心傷害隨便什么生物,而且不忍心看到它們受苦,現在卻能若無其事地動手殺人。他們几乎個個都認為,在一定情況下,以殺人作為手段,來自衛和達到全民幸福這一崇高目標是合法的,正當的。他們認為他們的事業十分崇高,因此自視也很高,其實那是政府很重視他們,對他們實行殘酷懲罰的結果。是的,為了能承受他們所承受的苦難,他們非自視很高不可。
  聶赫留朵夫同他們接近,對他們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深信他們并不象有些人所想的那樣是十足的坏蛋,也不象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樣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其中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同任何地方一樣。有些人成為革命者,因為真心認為自己有責任同現存的惡勢力進行斗爭。但有些人選擇革命活動只是出于自私的虛榮心。不過多數人傾向革命,卻是出于聶赫留朵夫在戰爭中熟悉的那种冒險和玩命的愿望,那是一般精力充沛的青年都具有的。他們比一般人优越的地方,在于他們的道德標准高于公認的道德標准。他們不僅要求清心寡欲、艱苦朴素、真誠老實、大公無私,而且能為共同事業隨時犧牲一切,直至獻出生命。就因為這個緣故,在這些人中間,凡是水平高的,往往大大超過一般水平,成為德行高超的典范;凡是水平低的,往往弄虛作假,裝腔作勢,同時又剛愎自用,高傲自大。因此聶赫留朵夫對有些新朋友不僅滿怀敬意,而且衷心熱愛,可是對有些新朋友則敬而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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