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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危險的證人



  我不知道首席法官是不是已把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雙方的證人分成兩攤,并且規定了召喚他們的程序。大概這一切是有的。我只知道他首先召喚的是檢察官方面的證人。我要重复一句,我不打算一步步依次描寫全部的審問過程。何況那樣我的描述一部分會是重复多余的,因為在檢察官和律師辯論時的演詞里,所有提供和听取的證詞的整個情況及其全部含意,將會仿佛都集中到一點上,加以鮮明而突出的說明的,這兩段出色的演詞我至少在許多部分都作了完整的記錄,到時候自會向讀者轉述;此外還有一樁完全意料不到的非常事件我也記了下來,——這事還是在法庭的辯論開始以前突然發生的,對于這次審判的可怕而不祥的結局無疑發生了影響。我唯一要指出的是,這個案件有一种异常的特點,從開庭后最初的几分鐘就鮮明地顯示出來并被大家所覺察到了,那就是公訴方面的力量比起辯護方面所擁有的手段來,簡直要強大得多。這一點,當各种事實在威嚴的法庭上集中聚攏起來,全部的恐怖和血腥漸漸地鮮明呈露出來的時候,大家一下子就感覺到了。也許僅僅只進行了最初的几步,大家就已開始明白,這簡直是完全無可爭辯的事情,這里面毫無疑義,實際上根本不必進行什么辯論,辯論只是走走形式,罪人是有罪的,顯然有罪,完全有罪的。我甚至以為就連那些太太,盡管全体一致迫不及待地渴望著這個有趣的被告被宣告無罪,但同時卻也完全深信他确實有罪。不但如此,我覺得,如果他的有罪不得到如此确切的證實,她們甚至要表示憤慨的,因為那樣一來最后就不會有有罪的人被宣告無罪那樣強烈的效果了。至于他將被宣告無罪這一點,奇怪的是所有的太太們,几乎直到最后一分鐘還一直是完全深信不疑的,理由是:“他有罪,但是出于人道的動机,按照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新感情,他是會被宣告無罪的。”就因為這個,她們才那么急不可耐地紛紛聚集在這里。男子們最感興趣的卻是檢察官和鼎鼎大名的費丘科維奇之間的斗爭。大家奇怪,而且暗地問自己:對這樣一件無望的案子,這樣一個空蛋殼,即使費丘科維奇再有才干,還能干出什么來呢?因此他們全神貫注一步不漏地密切注視著他如何干這樣一件大事。但是費丘科維奇直到最后起來發表他的那篇演詞以前,在大家眼中始終顯得象一個謎。有經驗的人們預感到他自有一套,他已經擬定了什么計划,他眼前抱有一個目的,不過到底是什么樣的目的,卻簡直無法猜到。但他的自信和自恃卻是一目了然的。此外,大家立刻愉快地看出,他在逗留我們城里的极短時間內,也許只有三天工夫,竟能使人惊奇地把這案件弄得清清楚楚,并且“作了細致入微的研究”。例如,以后大家愉快地談論,他怎樣把所有檢察官方面的證人及時地引“上鉤”,盡可能地把他們窘住,主要的是給他們的道德名譽抹黑,這樣自然也就給他們的證詞抹了黑。不過大家以為,他這樣做,大半是為了游戲,可以說是為了維持某种法律場面,表示絲毫也沒有疏忽任何律師慣用的辯護手法,因為大家相信,用這類“抹黑”的辦法并不能得到某种決定性的重大好處,這一點大概他自己比誰都明白,其實他一定心里還暗藏著某种想法,某种暫時還隱藏不露的辯護手段,只等時机一到,就會忽然把它拿出來。盡管這樣,但由于他感到自己胸有成竹,所以暫時始終仿佛在那里游戲,鬧著玩似的。所以,舉例來說,當審問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貼身仆人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在他作關于“通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這一最有分量的證詞的時候,一輪到律師發問,他就緊緊抓住不肯放松。應該指出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一來到審判廳,并不因法庭庄嚴,旁听人數眾多而露出一點點惊慌,他顯出一副安然而且近乎庄重的神態。他作證時口气那么自信,簡直好象是在同瑪爾法·伊格納奇耶芙娜私下里談話,只是稍為恭敬些。把他難住是不可能的。檢察官先長時間盤問他卡拉馬佐夫家的詳細情況。一幅家庭的圖畫鮮明地擺了出來。听得出,也看得出證人是直率而沒有偏心的。盡管他對他去世的主人极為尊敬,但卻仍然聲稱,比如說,主人對待米卡頗不公平,而且“不大關心教養儿子。這小孩如果沒有我,會被虱子咬死的”,他在講到米卡的儿童時代時候這樣補充說。“父親在母親遺下來的祖傳財產上欺瞞儿子,這也是不應該的。”檢察官問,他有什么根据,可以證明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在賬目方面欺騙了儿子,使大家惊訝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并沒有提出任何切實的證据, 但卻堅持說, 他和儿子所算的賬是“不公平”的,他“應該補出几千盧布來”。順便說一下,這個問題,——就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是否真的沒付清米卡款項的問題,——檢察官以后曾特別孜孜不倦地向所有可能知道的證人提了出來,連阿遼沙和伊凡·費多羅維奇也在內,但是沒有從任何一個證人那里取得一點點确切的回答。大家全證實這事實,但沒有人能提出一點點明顯的證据。當格里戈里描述了正在吃飯的時候德米特里·費多羅維奇闖進來揍了父親一頓,還威嚇說要回來殺死他的那幕活劇時,全場的人都普遍產生了一种极坏的印象,尤其因為老仆人講得口气平靜,沒有廢話,用語別致,結果卻顯得极有說服力。至于米卡對他的冒犯,當時揍他的臉,把他打倒在地,他說他并不生气,早就原諒他了。對于去世的斯麥爾佳科夫,他一面畫十字,一面表示他是一個能干的小伙子,只是傻里傻气,遭受病魔的折磨,尤其更坏的是,他是無神派,這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和他的大儿子教的。但對斯麥爾佳科夫的誠實不欺,他卻几乎熱烈地加以證實,立刻講到,斯麥爾佳科夫有一次揀到主人掉下的錢,并沒有藏起來,卻交還給主人,主人因此“賞給他一個金幣”,而且以后什么事情都很信任他了。關于通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這一層,他用十分堅持的態度予以證實。他們盤問他的事情太多,我也不能全都記清楚了。最后由律師發問。他一開口就詢問信封的事情,——就是“据信”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曾把三千盧布藏在里面預備給“某一位太太”的那個信封。“您這個多年在您主人身邊伺候的人,究竟親眼看見過它沒有?”格里戈里回答他沒有看見,而且“直到大家紛紛談論起它來之前”,也從沒有听誰說起過關于這筆錢的話,關于信封的問題費丘科維奇也對證人中凡是可以詢問的人都不斷地提出來,就象檢察官提出分產問題來一樣,而從大家那里得到的也只有同樣的回答,就是誰也沒有看見過信封,盡管有許多人都听說過它。律師對于這個問題的堅持探詢大家從一開始就看出來了。

  “現在我能不能對您提出一個問題,假使你容許的話,”費丘科維奇突然完全出人意外地問道,“從預審上查明,您在那天晚上臨睡以前,曾用一种鎮痛劑,或者說藥酒,擦你發痛的腰,希望用它治病,那東西是用什么做的?”

  格里戈里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發問者,沉默了一會,喃喃地說:

  “里面有番紅花。”

  “只有番紅花么?您不記得還有別的什么東西么?”

  “還有車前草。”

  “是不是還有胡椒?”費丘科維奇好奇地問。

  “也有胡椒。”

  “以及其他等等的東西。全泡在燒酒里么?”

  “泡在酒精里。”

  大廳里輕輕傳出了一陣笑聲。

  “你瞧,還泡在酒精里。你擦完了腰,一邊由您太太念著只有她知道的虔誠的禱詞,一邊就把瓶里剩下的一點喝掉了,對么?”

  “喝掉了。”

  “喝得多么?大概多少?有一兩酒盅么?”

  “總有一玻璃杯。”

  “甚至有一玻璃杯。也許有一杯半么?”

  格里戈里不作聲。他似乎有點明白了。

  “一杯半純酒精,那倒真不坏,您以為怎樣?連‘天堂的門敞開著’都會看得見,不用說通花園的門了,對不對?”

  格里戈里還是不作聲。大廳里又傳出一陣輕輕的笑聲。首席法官挪動了一下身子。

  “您是不是可以肯定,”費丘科維奇越加追得緊了,“您看見通花園的門是開著的時候,到底是醒著還是在睡著?”

  “我兩腳站在地上。”

  “這還不能證明你不是在睡著。”大廳里又一再發出輕笑聲,“如果在那個時候有人問你什么話,比方說,今年是哪一年?——你能夠清楚地回答么?”

  “這我不知道。”

  “那么今年究竟是哪一年,基督降生后哪一年,你知道么?”

  格里戈里茫然失措地站在那里,兩眼呆呆地盯著自己的折磨者。說來叫人奇怪,顯然他好象果真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大概您總還知道,你的手上有几只指頭吧?”

  “我是奴才,”格里戈里忽然大聲而且清楚地說,“既然官長想取笑我,我也只好忍受下去。”

  這似乎使費丘科維奇有點愕然,這時首席法官也過問了,他用警告的口气提醒律師,應該提出比較合适的問題。費丘科維奇听了以后,庄嚴地鞠了一躬,聲明他的發問完了。自然,這一來旁听者和陪審員們心里都可能留下了一點小小的疑竇,怀疑這個在進行某种治療的狀態下甚至會“看見天堂的門”,而且連今年是基督降生后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他的供詞到底是否屬實;因此律師所抱的目的畢竟還是達到了。然而在格里戈里退席之前發生了一個插曲。首席法官向被告詢問:對方才提出的證詞他有沒有話說?

  “除去門以外,他說的全是實話。”米卡大聲說。“為了他替我逮虱子,我感謝他。為了他原諒我打他的事,我感謝他。老頭子一輩子誠實可靠,對我父親忠心耿耿,就象七百條吧儿狗那樣。”

  “被告,你說話要加檢點。”首席法官嚴厲地說。

  “我可不是吧儿狗。”格里戈里也嘟囔了起來。

  “那么我是吧儿狗,我是!”米卡大聲說,“既然這話是侮辱人的,那就由我自己來承受,并且請求他原諒:我是畜生,過去對他太狠了!我對伊索也太狠了。”

  “對什么伊索?”首席法官又厲聲問。

  “哦,對小丑皮埃洛……對父親,對費多爾·巴夫洛維奇。”

  首席法官重又一再庄重而且更加嚴厲地對米卡說,請他出言吐語要謹慎些。

  “您這樣是自己在損害審判您的人對您的看法。”

  律師向證人拉基金發問的時候也弄得十分巧妙。我這里要說明,拉基金是最重要的證人之一,無疑是极為檢察官所倚重的。原來他什么全知道,知道的事出奇地多,他到所有的人那里去過,看見過一切,同一切人說過話,清楚地知道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和卡拉馬佐夫一家人的履歷。誠然,關于裝著三千盧布那只信封的事,他也只是從米卡口里听說過。但是他詳細描述了米卡在“京都”酒店里所干的好事,所有不利于后者的言語和舉動,還講了斯涅吉遼夫上尉被喚作“樹皮擦子”的那段故事。但是關于那特殊的一點,——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在地產賬目上,是不是還欠米卡錢,——甚至連拉基金也說不出什么來,只能用一些泛泛的輕蔑之詞搪塞過去:“以卡拉馬佐夫一家那种誰也說不清弄不明的一團糟狀態,誰還能辨得清楚他倆究竟誰對誰不對,誰欠誰呢?”他把目前正在審理的這樁罪案的全部悲劇,說成是農奴制的舊習俗,和俄國因缺乏适當的体制而陷于無秩序狀態的產物。一句話,他被容許發表了一點意見。拉基金先生在這訟案上初露頭角,被人家所注意。檢察官知道證人正在為雜志寫一篇關于現代犯罪問題的論文,他在我們下文可以讀到的演詞中,就曾引用了這評論文中的某些意見,因此可以證明他是看過這評論文的。證人口中所描繪出來的這幅圖畫顯得陰暗而且險惡,這有力地加強了“公訴”的分量。總的說來,拉基金這番話由于它見解的獨立不羈和罕見的深遠高尚,使旁听者都為之傾倒。甚至還听到了兩三次突然爆發的掌聲,這正是在當他講到農奴制,講到俄國正陷于無秩序狀況的時候。但拉基金到底還年輕,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立刻被律師巧妙地利用上了。他在回答關于格魯申卡的某些問題的時候,由于被他無疑自己也意識到了的成功,以及他心中一時激起的那种高尚無比的心情所陶醉,竟冒失地用有几分輕蔑的語調,把阿格拉菲娜·阿歷山德羅芙娜說成是“商人薩姆索諾夫所豢養的情婦”。他事后情愿付出极高的代价來贖回這句話,因為費丘科維奇立刻在這句話上抓住了他。這是因為拉基金完全料不到律師會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把案件弄得這樣熟悉,竟會知道這樣隱秘的細節。

  “請問一下,”輪到律師提問的時候,他帶著极為客气甚至恭敬的微笑開始說,“您自然就是那位拉基金先生,寫過一本曾由教區當局發表的小冊子,叫做《已故長老佐西馬的隱修生活》,里面充滿深刻的宗教思想,書上還有呈獻給主教的虔誠而出色的題詞,我新近曾經愉快地讀了一遍。”

  “我寫這個東西,并不想發表,……以后他們給印了出來,”拉基金囁嚅地說,似乎突然不知為什么有點慌亂甚至羞愧起來。

  “哦,寫得好极了!以您這樣的思想家,大概而且甚至必定對于一切的社會現象抱著十分寬大的態度。您那本有益的小冊子,由于主教的贊助,得以暢行,而且產生了相當的好影響。……但是我現在主要想好奇地問您一聲:您剛才聲明,您和斯維特洛娃小姐是相當熟識的, 是不是?”(Nota bene1:格魯申卡的姓原來是“斯維特洛娃”,這我是直到這一天在審案的過程中才初次知道的。)

  ——

  注:1拉丁文:按。

  ——

  “我不能對我的一切交往負責。……我還是個青年人,……而且誰還能對一切他所交往的人負責呢?”拉基金的臉漲得通紅。

  “我明白,我很明白!”費丘科維奇說,好象自己也感到慚愧,連忙道歉似的,“您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樣,對于和一個年輕貌美的婦女相結識感到极為有趣,而且這婦女也樂于接待本城的优秀青年,但是……我只想探問一下:我听說斯維特洛娃在兩月以前极想和最小的卡拉馬佐夫·阿歷克賽·費多羅維奇相識,叫您就在他當時還穿著修道服的時候把他帶到她家里去,她答應只要您把他帶到,就給您二十五個盧布。后來知道,這件事正好就在构成本案的那件慘劇發生的那天晚上實現了。您把阿歷克賽·卡拉馬佐夫領到了斯維特洛娃小姐的家里,是不是當時就從斯維特洛娃手里領到了這二十五個盧布的獎賞,我想要向您打听的就是這件事。”

  “這是開玩笑。……我看不出,為什么這件事情會引起您的注意來。我收下這錢只是為了開開玩笑,……准備以后再歸還……”

  “這么說,你确是收下了。但是您至今還沒有歸還呀,……或者已經交還了么?”

  “這太無聊了,……”拉基金嘟囔說,“我不能回答這類問題。……我自然要歸還的。”

  首席法官開始干涉,然而律師宣稱,他對拉基金先生的詢問已經結束。拉基金先生离場的時候,多少有點被抹黑了。他那番高尚無比的話所博得的印象到底被摧毀了,費丘科維奇目送著他下去,似乎在指著他對觀眾說:“瞧吧,你們這些正直的控訴者到底是些什么樣的人!”我記得,這一次米卡也還是免不了引起了一段插曲: 他被拉基金形容格魯申卡時所用的口气气瘋了, 突然從座位上大喊了一聲:“伯納德!”當問完拉基金以后,首席法官問被告有沒有話要說的時候,米卡響亮地喊道:

  “他在我被控犯罪以后還向我借過錢哩!他是個卑鄙的伯納德和名利熏心的家伙,不信上帝,哄騙主教!”

  米卡自然又因為說話魯莽,受了一番訓誡,但是拉基金先生卻到底是徹底完蛋了。斯涅吉遼夫上尉的作證也不大順當,但完全是由于另一個原因。他出場時渾身襤褸,穿著肮髒的衣裳,肮髒的皮靴;盡管采取了一切預防措施,還事先經過“專門檢查”,還是突然發現,他完全喝醉了。關于米卡對他的侮辱的問題,他忽然拒絕回答。

  “不必提它了。伊留莎不許。上帝會補償我的。”

  “誰不許您說?您指的是哪一個人?”

  “伊留莎,我的小儿子,他坐在大石頭上時說過:‘爸爸,爸爸,他多么作踐你呀!’現在快要死了。……”

  上尉忽然號啕痛哭起來,一下扑倒在首席法官的腳下。在觀眾的笑聲之下,連忙把他帶下去了。檢察官事先指望的效果完全沒有實現。

  律師卻繼續利用一切手段。他對于案情之熟悉使大家越來越感到惊奇。例如,特里丰·鮑里索維奇的供詞本可以引起极強烈的印象,自然對于米卡來說是极為不利的。他几乎扳著指頭計算出,米卡在發生慘劇的前一月第一次來到莫克洛葉的時候,所花的錢不會在三千以下,或者“只是稍為少一些。單單在那些茨岡女人身上就花了不知多少!賞給我們那些身上長虱子的農民并不是每人‘隨手扔給半盧布’,起碼是二十五盧布一張的鈔票,再少是不會給的。何況當時還公然從他手里偷去多少錢啊!那些偷的人,是不會留下收据的。既然是他自己隨隨便便地拋擲,哪里還能抓住賊呢!我們的鄉下人全是強盜,誰也不講良心的。至于姑娘們,落到我們那些鄉下姑娘們手里的又有多少啊!我們那儿的那些人竟從此發了財,一點都不假,可原來都夠窮的。”一句話,他把全部用費都一一報了出來,仿佛開了一筆清單似的。這樣一來,關于只花去一千五百盧布,而把其余的款子留在護身香囊里的那种說法就顯得毫不可信了。“我親自看見的,親眼目睹他手里拿著三千盧布,就好象看見他只拿著一個戈比那么清清楚楚,我們這些人還會不識數么!”特里丰·鮑里索維奇大聲說,竭力想討好“官長”們。但是輪到律師問的時候,他几乎一點也不想去駁倒證詞,卻忽然講起,在被捕的前一月,初次酗酒的時候,馬車夫季莫費依和另一個農民阿基姆曾在莫克洛葉客棧過道的地板上,揀到過米卡喝醉酒掉下的一百盧布,交給了特里丰·鮑里索維奇,他當時賞給他們每人一個盧布。“這一百盧布您當時還給卡拉馬佐夫先生沒有?”特里丰·鮑里索維奇無論怎樣支吾,經過盤問鄉下人,也只好承認發現一百盧布的事,但是他說當時就把原款交還給德米特里·費多羅維奇了,“老老實實地交了給他,不過他當時自己完全喝醉了酒,不見得會記得的。”因為他在傳喚鄉下人作證以前一直否認找到一百盧布的事,所以關于他還款給喝醉了的米卡的供詞自然也极為可疑。因此檢察官方面推出來的一個危險的證人退場的時候也蒙了嫌疑,名譽上遭到很大污損。波蘭人也出了同樣的事情。他們上堂的時候十分驕傲而且神色自如。他們大聲說,第一層,兩人“曾為皇室服務”,“米卡先生”對他們提議,想用三千盧布收買他們的名譽,他們是曾經看見他手里有過許多錢的。穆夏洛維奇說話時夾雜了許許多多的波蘭話,他看見這反能在首席法官和檢察官的眼里抬高他的身分,就精神大振,最后完全用波蘭話說起來。但是費丘科維奇也把他們抓進网里了:無論重新又傳喚上來的特里丰·鮑里索維奇怎樣閃避,最后也不能不承認他的一副紙牌确被佛魯勃萊夫斯基偷換了,而穆夏洛維奇做庄的時候,曾不住偷牌。這一點在當時卡爾干諾夫提供的證詞中就曾加以證實,于是兩位波蘭老爺甚至在觀眾的哄笑之下相當丟臉地退走了。

  隨后所有那些最危險的證人几乎全發生了這類情況。費丘科維奇使每個人都在道德上遭到了抹黑,把他們弄得灰溜溜地才放他們下場。那些法律專家和精通此道的人都很欣賞,只是仍舊感到不解,這一切究竟能產生什么重大的根本效果,因為我重說一句,大家全覺得那可悲地變得越來越強有力的指控實在太無懈可擊了。但是大家從那位“偉大的魔術家”的自信上看得出他是心安理得的,因此大家都期待著,因為“這樣的人”不會從彼得堡白來一趟的,這人是不會毫無所得而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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