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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种怀疑是怎么來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一開始先從這個問題入手。“首先嚷嚷說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是被告自己，就在他被捕的時候。但是從他嚷出第一聲，一直到目前法院開審為止，沒有提出一件事實來證實他的指控，不但事實，甚至連多少符合人類理性的對某种事實的暗示都提不出。在這以后，支持這項指控的只有三個人：被告的兩個兄弟和斯維特洛娃小姐。但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病中，在發作了無可置疑的瘋狂和腦炎的時候，才說出這個怀疑來，以前整整兩個月內，我們清楚地知道，他完全贊同他的哥哥有罪的看法，甚至根本不試圖找理由來辯駁。不過這一點，我們以后還要再專門談它。同時，被告的三弟剛才也自己對我們說過，他并沒有任何一點點事實可以證明他認為斯麥爾佳科夫犯罪的想法，這只是從被告自己的話里，‘從他的臉色上’加以判斷。是的，這個惊人的證据剛才從他的兄弟嘴里說出了兩次。也許，斯維特洛娃的說法甚至更加惊人：‘被告對你們說什么話，你們相信他好了，他不是撒謊的人。’這三個跟被告的命運密切相關的人用來指控斯麥爾佳科夫的事實證据，不過如此。但盡管這樣對于斯麥爾佳科夫的指控卻還是廣為流傳，以前有人贊成，現在也還贊成，可是對這种指控能夠相信么？能夠想象么？” 說到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認為必須把已故的、“瘋病發作時結束了自己生命的”斯麥爾佳科夫的性格稍稍介紹一下。他描繪他是個智力貧乏的人，有一點模糊的知識，但被那些他的頭腦所無法理解的哲學思想弄得迷迷糊糊，并且為一些關于責任和義務的現代學說所唬住了，——這學說是他在現實生活里從去世的主人，也許還是他的父親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不規則的生活上學來的，至于理論方面則從他主人的次子伊凡·費多羅維奇和他所作的各种奇怪的哲學談話里得來。伊凡·費多羅維奇很樂意作這种消遣，——大概是由于煩悶，或者是由于想要嘲笑而又找不到适當的對象。他自己對我談到過他在主人家里最后几天的精神狀態，”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解釋說，“別人也作出同樣的證詞：如被告本人，他的兄弟，甚至仆人格里戈里，全是照理很熟悉他情況的人。此外，斯麥爾佳科夫受著羊癲瘋的折磨，‘膽小得象只母雞’。‘他對我下跪，吻我的腳。’被告自己這樣向我們說，那時候他還沒有感到他這樣聲明對于自己多少有點不利。他用他那种特別的話形容說：‘他是一只害羊癲瘋的母雞。’被告自己供出，他就是挑了這樣一個人來作自己的心腹，把他威嚇得只好答應做他的偵探和送信人。他充任這种埋伏在家里的暗探，背叛他的主人，把他有一包鈔票的事，和怎樣闖進主人屋里的暗號，統統都告訴了被告。不過他又怎么能不告訴呢？‘他會殺人的，我完全看得出，他會殺死我的。’斯麥爾佳科夫在預審的時候說，甚至當那時嚇唬他的折磨者自己早已被捕，不能跑來懲罰他的時候，他在我們面前還是怕得渾身發抖。‘他隨時都在疑心我，而我自己在滿心害怕和戰戰兢兢的情況下，為了不讓他生气，只好連忙把所有的秘密全告訴他，使他看出我在他面前是多么忠實，好讓我活下去。’這是他親口說的話，我記錄下來，記住了：‘他有時朝我一吼，我當時就在他面前跪下來了。’顯然，作為一位本來天性十分誠實，并因此獲得了主人信任的年輕人，——主人在他交還失落的鈔票那件事情上看出他的誠實來了，——不幸的斯麥爾佳科夫的心里不免感到万分痛苦，懊悔不該背叛了自己尊作恩人的主人。根据有經驗的精神病醫生的證明，害嚴重羊癲瘋的人總是有不斷的，自然是病態的自怨自艾的傾向。他們時常為了在什么人面前，為了什么事情‘犯了錯處’而感到痛苦，受到良心的煎熬，老是憑空夸大，甚至沒來由地給自己想出各种的錯處和罪名。而現在這樣一個人果真出于害怕，又因為受人家的恐嚇，犯了罪，做了錯事。此外，他還深深地預感到，從正在他面前出現的情勢看來，也真可能會發生什么禍事。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次子伊凡·費多羅維奇恰在災禍發生以前動身到莫斯科去的時候，斯麥爾佳科夫哀求他留下來，但是由于他的膽怯的習慣，不敢用堅決明确的方式對他表示自己的全部擔心。他只能作一點暗示，但是人家沒有了解他的暗示，應該注意的是他把伊凡·費多羅維奇看作他的保護人，似乎是只要他在家，就可以有保障，不會發生災禍。你們記得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的醉后來信里的詞句：‘我要殺死老頭子，只要伊凡离開了這里。’由此可見，伊凡·費多羅維奇的在家似乎對大家來說都是家里平靜無事的保障。現在他走了，斯麥爾佳科夫差不多在小主人走后只一小時，就立即發作了羊癲瘋。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里應該說明的是斯麥爾佳科夫受到恐懼和某种絕望心情的折磨，在最近几天里特別感到自己有馬上發作羊癲瘋的可能，因為這病以前也總是在他精神上緊張和震惊的時候發作的。發作的日子和時刻自然無法預測，但是每個羊癲瘋病人都有可能預先感到發作的傾向。醫學上是這樣說的。伊凡·費多羅維奇剛坐車离開院子，斯麥爾佳科夫在所謂孤立無援的感覺之下，為家務事下地窖去，一邊走下台階，一邊心想：‘我會不會發病？如果現在一發作，可怎么辦呢？’就是由于這种情緒，由于疑慮，由于上面這樣的問題，喉嚨里突然痙攣起來，這是羊癲瘋的先兆，接著他就一下子跌到地窖底上，喪失了知覺。而現在有人竟想在這极自然的事情上挖空心思找出一點疑竇，一點跡象，一點暗示來，說他是故意裝病！但假如是故意的，那么立刻會發生一個問題：為什么？抱著什么打算？出于什么用意？關于醫學方面我暫且不講，人家要說，科學是難以為憑的，科學常有錯誤，醫生不能辨明真實和裝假，——好吧，好吧，但是請你們回答一個問題：他為什么要裝假？是為了他預謀殺人，所以偏要用發作羊癲瘋來盡早預先引起家里人的注意么？諸位陪審員，你們注意到沒有，在發生犯罪的那個夜里，在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家里，前后一共有過五個人：第一個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自己，但他總不會自己殺死自己，這是很明顯的事；第二個是他的仆人格里戈里，但是他自己就几乎被殺死了；第三個是格里戈里的妻子——女仆瑪爾法·伊格納奇耶芙娜，但說她是她主人的凶手簡直是可恥的。這樣說來，就只剩下兩個人——被告和斯麥爾佳科夫了。但既然被告竭力說他沒有殺，那么不用說，一定是斯麥爾佳科夫殺的，再沒有其他出路，因為再找不到別的任何人，舉不出任何別的凶手來了。顯然，對于這個不幸的、昨天自殺的白痴所作的那种‘巧妙’的、惊人的指控，就是這么來的！恰恰就只是因為沒有別人可以檢舉！只要對于任何別人，對于第六個某人，有一點嫌疑的影子，我相信連被告自己也會認為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是可恥的事，必定要指出那第六個人來的，因為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殺人實在是太荒唐了。 “諸位，我們拋開心理學，拋開醫學，甚至拋開邏輯，只研究事實，單單只研究事實吧，我們可以看看事實對我們說什么？假定是斯麥爾佳科夫殺的，可是怎樣殺的呢？是自己一個人，還是和被告同謀？我們先看看第一种情況，就是說是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殺的。自然，既然殺了人，總得為了點什么，為了某种利益。但是既然象被告所有的那些謀殺的動机，如仇恨、吃醋等等，斯麥爾佳科夫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那么毫無疑問，他只能是為了錢財而殺人，為了劫取他親眼看見主人裝在信封里的那三千盧布。可是他既然起意謀殺，卻還對別人，——而且偏偏是象被告那樣有切身利害關系的人，——說出關于銀錢和暗號的一切情況：信封放在什么地方，信封上寫了些什么，用什么包扎的，而且特別是，特別是關于進主人屋里去的‘暗號’。難道說，他這樣做，是故意為了把自己暴露出來？或者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個競爭者，讓對方也想進去取得那個信封么？是的，有人會說，他所以告訴別人，是因為害怕。可是那是怎么回事？一個能不眨眼地作出這种肆無忌憚的野蠻罪行的計划，以后并予以實行的人，竟會把世上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只要他不提起便決沒有人會猜得到的情況告訴別人么？不會的，一個人無論怎樣膽怯，只要起意要做這樣的事，決不會對任何人說出這類的話，至少是不會說出關于信封和暗號來的，因為這等于預先把自己出賣。即使人家死逼他說出情況來，他也會設法想出些別的什么，撒一兩句謊，而把這類的話瞞住不說的！反過來說，我還要重复一下，只要他不暴露關于銀錢的事，那么殺人劫財以后，整個地球上就決沒有人會指控他，至少沒有人會指控他為謀財而殺人，因為除他以外誰也沒有看見過這筆錢，誰也不知道家里會有這樣一筆錢。即使有人指控他，也一定會認為他是出于別的什么動机而行凶的。但既然事先誰也看不出他怀有這樣的動机，卻反而看出他被主人所寵愛，為主人所信任，因此不用說，別人最不容易怀疑到他，而最容易怀疑到那些具有這樣的動机，自己也嚷嚷有這樣的動机，而且毫不隱瞞地向眾人訴說這些動机的人，一句話，會怀疑被害者的儿子德米特里·費多羅維奇。這樣，斯麥爾佳科夫殺了人，劫了財，而死者的儿子被指控，這對于殺人的斯麥爾佳科夫來說不是正得其所哉么？可現在斯麥爾佳科夫在起意殺人以后，卻竟事先會把關于銀錢、信封和暗號的事情偏偏都去告訴德米特里，這合乎邏輯么？這能叫人弄得明白么？ “斯麥爾佳科夫預謀殺人的日子到了，可他卻假裝發羊癲瘋，摔了跤，為了什么？莫非首先是為了好讓本來打算自己治病的仆人格里戈里看見沒人看守，只好延期治療，親自來看守？其次是為了好讓主人自己看見沒有人保護他，生怕儿子進來（這點他并不隱瞞），因此加深疑懼，更加強戒備？最后，尤其是為了好讓人家立刻把為羊癲瘋所苦的他，斯麥爾佳科夫，從他一向遠离別人獨身居住，并且另有出入口的廚房，搬到廂房的另一頭，格里戈里臥室里的隔板后面，离他們兩人的床只三步遠的地方么？——因為每當他犯了羊癲瘋，出于主人的吩咐和瑪爾法·伊格納奇耶芙娜的慈悲心腸，老早以來就一直是這樣做的。他躺在隔板后面，為了裝病裝得象些，自然多半要不住呻吟，弄得他們倆整夜醒著（据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所供實際上也正是這樣），——而這一切，這一切莫非會更便于他突然從床上起來，跑出去殺死主人么？ “但有人會對我說，他所以裝病，也許正是為了使人家把他當作病人，不想到他頭上來，而他把關于銀錢和暗號的事告訴被告，也正是為了好讓被告忍不住自己跑來殺人，而等到他殺人劫財，逃之夭夭，也許還弄得沸反盈天，吵醒證人之后，那時候斯麥爾佳科夫就好起身离床，走了出去，——嗯，出去做什么呢？就是走出去再把主人殺死一次，再去取已經被拿走的銀錢！諸位，你們覺得好笑么！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做這樣的假設，但是你們能想象得到么，被告所咬定的卻正是這話。他說：在我已經從屋里走出來，把格里戈里打倒，鬧了亂子以后，他起床走出去，殺了人，劫了財。我也不必說斯麥爾佳科夫怎么能預先全都算到，全都未卜先知，對一切都瞭如指掌，而且恰恰算到這個惱火得發狂的儿子跑來以后，會單單只為了恭恭敬敬地向窗內張望一下，盡管知道暗號，卻仍退了出去，卻把到口的食全留給了斯麥爾佳科夫！諸位，我現在嚴肅地提出一個問題：斯麥爾佳科夫究竟是在什么時候作的案？請你們指出這個時間來，因為不這樣就不能指控他。 “‘也許羊癲瘋是真的。病人忽然醒了過來，听見了喊聲，就走了出去。’嗯，那又怎樣呢？是不是他看了一下，就對自己說，讓我去殺死主人？但是他怎么會知道里面所發生的情形，既然他在那時以前還一直躺在那里，人事不知？諸位，你們知道，幻想也總得有個限度！ “‘也許是這樣，’細心的人會說，‘但要是他們兩人同謀，一塊儿殺人分贓，那又怎樣呢？’ “是的，這的确是個很有分量的問題，而且首先，馬上就可以拿出支持這個疑問的极大的佐證：一個動手殺人，承擔一切，另一個同謀者蜷臥在床，假裝發羊癲瘋，——就是為了預先引起大家的疑惑，使主人、格里戈里提心吊膽。有趣的是這兩個同謀者到底出于什么動机會想出這樣瘋狂的計划來呢？但是，也許這共謀在斯麥爾佳科夫來說并不是主動的，而可以說是被動的，不得已的。也許受了恐嚇的斯麥爾佳科夫只答應對于謀殺不阻擋，但因為預感到人家會指控他縱容謀殺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預先請求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允許他到時假裝羊癲瘋發作，躺在那里，‘你盡管去殺你的罷，与我不相干。’但即使果真如此，那也同樣因為羊癲瘋一發，家里一定會引起慌亂，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預先見到這一層，也是無論如何不會同意這個主意的。……不過我可以暫且讓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結果仍是一樣的，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終歸是凶手，直接的凶手，是他起意殺人，而斯麥爾佳科夫只是被動的參与者，甚至還不是參与者，而只是由于懼怕才違背自己的意旨加以縱容。法庭是一定會區別對待的。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情況是怎樣的呢？被告剛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到斯麥爾佳科夫一人身上，只對他提出指控。并不指控他和自己同謀，卻只指控他一個人，說這是他一個人做的事，他殺人越貨，是他一手干的！既然兩人立刻互相對咬，那又算是什么同謀呢？這是永遠不會有的事。而且你們應該注意，這在卡拉馬佐夫是极冒險的事：他明明是主謀，而斯麥爾佳科夫卻不是，只是縱容者，作案時正躺在隔板后面，而他竟想把一切推在一個躺倒的人身上！那個躺著的人一生气，單單為了自衛也很可能會馬上把事實真相說了出來。他會說，這是兩個人都參与干的，不過我沒有殺人，只是因為害怕才准許和縱容了他。因為斯麥爾佳科夫會明白，法庭一定會馬上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自己受到懲罰，也一定會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的主犯所得的刑罰要輕得多。但要是果真這樣，他不用說是一定會直供出來的。然而我們并沒有看見這种情形。斯麥爾佳科夫一點也沒有露出同謀的話，盡管凶手曾堅決地把他指控出來，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但如此：斯麥爾佳科夫在預審的時候反而坦白說，是他自己把關于裝錢的信封和暗號告訴被告的，要是沒有他，被告將毫無所知。假使他果真同謀犯罪，他會不會在預審的時候這樣輕易地說出這話，說一切都是他自己告訴被告的呢？相反地，他必然會一味抵賴，把事實加以歪曲和縮小。但是他既沒有歪曲，也沒有縮小。只有無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謀的人，才能這樣做。現在他由于羊癲瘋和不久前爆發的這樁禍事，害起了病態的憂郁症，竟在昨天上吊自殺了。死后留下了用他那种特別的文体寫的一張紙條：‘我出于自覺自愿，消滅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無涉。’是的，最好他在紙條上再添上一句：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馬佐夫。但是他并沒有添上。他的良心對一件事情敢做，而對于另一件事情卻不敢么？ “可怎么回事呢，剛才又有三千盧布繳到了法庭上，据說，‘這就是原來裝在物證桌上放著的那只信封里的錢，是昨天從斯麥爾佳科夫手里拿到的。’但是諸位陪審官，你們自己也記得剛才那幅悲慘的圖畫。詳細情形我不再复述，但我要挑選其中兩三個最不重要的情節來說一說我的看法，——正因為它們不重要，所以不是每個人想得到，而且是容易忽略的。第一，還是那套話：斯麥爾佳科夫由于受良心譴責，昨天把錢繳回，自己懸梁自盡了（因為沒有良心的譴責，他是不會交出錢來的）。而且不用說，他自然是在昨天晚上才第一次對伊凡·卡拉馬佐夫承認他的犯罪，就象伊凡·卡拉馬佐夫自己宣稱的那樣，要不然后者為什么一直緘口不言呢？那么說，他确實是作了坦白，但我又要重复一句，既然這樣，既然他明知明天就將對無辜的被告進行可怕的審訊，那他又為什么不在他臨死的那張字條里向我們宣布出全部的事實呢？光是鈔票不能算做證据。比方說，我和在這大廳里的另外兩個人，就在一星期以前完全偶然地得知一樁事實，那就是伊凡·費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曾把兩張年息五厘的五千票面的庫卷，一共一万盧布，寄到省城里去兌現。我說這話的意思是錢在一個時期內是大家都可能有的，繳出三千盧布，并不能完全證明它就是那筆錢，就是從某個抽屜或信封里拿出來的錢。還有，伊凡·費多羅維奇在昨天從真正的凶手那里得到那樣重要的消息，卻竟會抱著若無其事的態度！為什么他不立刻告發呢？為什么他要拖延到第二天早晨呢？我以為我有權這樣猜測：一星期來他的健康失調，曾對醫生和他的親近的人承認他常看見幻影，遇到已亡故的人們，他當時已處于發作腦炎的前夜，而今天果真發作了。在這种情況下出其不意地听到斯麥爾佳科夫自殺的消息，便突然產生了這樣一种想法：‘人已經死了，可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來拯救兄長。錢我有，只要拿出一疊來，說這是斯麥爾佳科夫臨死時交給我的就行了。’你們會說，這是不光明的事；雖然誣賴的是死人，撒謊總是不光明的，即使是為了救兄長也一樣。這話也對，但如果他的撒謊是無意識的呢？可能他自己就這樣認為，因為他由于仆人暴卒的消息已完全喪失了理智。你們剛才看見過那幅情景，看見過這人處在什么狀態下。他站在那里說話，但是他的理性在哪里？就在這腦炎病人的供述以后，出現了一個文件——被告給維爾霍夫采娃小姐的信，是他在犯罪前兩天所寫，把犯罪的詳細計划都預先說了。這樣，我們為什么還要去尋找另一個計划和它的編制者呢？事情是完完全全照著計划實行的，而實行的人就是它的編制者，決不是別人。是的，諸位陪審員，‘完全照所寫的那樣實行了！’他根本沒有恭敬而小心地從父親房間的窗戶那里跑開，尤其是因為他深信他的情人就在房里。是的，說他走開了是荒誕不經的，他确實走了進去，把事情了結了。他大概剛一看見他不共戴天的情敵，就怒火中燒，在激怒中殺了他，他也許是一下子，一揮手，用銅杵殺的。但殺了之后，經過詳細的搜查，雖明白了她并不在那里，卻仍舊不忘記把手伸進枕頭底下，拿出裝錢的信封，它的撕碎了的空套現在就和其他物證一起放在桌子上。我說這話的意思是讓大家注意到据我看來极具特征的一樁事實。假使他是有經驗的凶手，蓄意劫財的凶手，他會把空信封留在地上，象在尸首附近發現時的那個樣子么？假使這是斯麥爾佳科夫為了劫財而謀殺的，他一定會直截了當把信封帶走，不必費事站在尸首旁邊把它拆開來，因為他早就知道信封里是錢，——那本來是當著他的面裝進去封好的，——假如他把信封完全帶走，那就誰也不會知道是不是發生過劫財的事了。我問你們，諸位陪審員，斯麥爾佳科夫會不會這樣做，他會不會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呢？不，會這樣做的正是一個已經失了理性的發狂的凶手，這凶手不是賊，在這以前從來沒有偷過東西，現在從床舖下搶走錢時也并不象在偷東西，而只是在向偷東西的賊那里拿回自己的東西，——因為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對于這三千盧布恰恰是這樣想的，這种想法使他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所以現在他抓到了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信封時，就撕了開來，看看里面有沒有錢，然后就把錢朝口袋里一揣，跑了出去，甚至想也沒有想到他在地板上給自己留下了极大的罪證，就是那個撕碎了的空信封。原因全在于那是卡拉馬佐夫，而不是斯麥爾佳科夫，所以才會沒有想到，沒有考慮到。他哪里還顧得到這些！他跑了出去，他听到追他的仆人的呼喊，仆人抓到他，阻攔他，但被銅杵打倒了。被告出于怜憫的情感跳下來看他。請想想看，他竟忽然告訴我們他當時跳下來是出于怜憫，出于一种同情心，為的是看一看能不能救護他。請問，那是表現這种同情心的合适時刻么？不，他所以跳下來，就是為了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證人是不是還活著？一切別的情感，一切別的動机都是不自然的！你們要注意，他在格里戈里身邊忙了好一會，用手帕擦拭他的頭，在确信他已經死了以后，才象喪魂失魄似的，帶著滿身血污，又跑到他的情人家里去。——他怎么會不考慮到自己滿身血污，會立刻被人發覺呢？但是被告自己告訴我們，他甚至毫沒有注意到自己滿身血污。這是可以相信的，這是十分可能的，在這种時候犯罪的人總是這樣。一方面精明得象魔鬼，另一方面又毫無頭腦。在這時候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她在哪里。他必須赶快知道她在哪里，因此他跑到她家去，才知道了一個對他來說是突如起來的惊人消息：她到莫克洛葉去會她‘以前的’‘無可爭議的’那一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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