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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晚的新聞全是有關這一事件的報道。詹妮弗竟成了名噪一時的新聞人物,誰都想親自讀一讀或親耳听一听她与那只死金絲雀的故事。電視的每一個頻道都在播放詹妮弗离開沃特曼法官議事室時被記者和公眾層層包圍,好不容易才擠出審判庭大門的鏡頭。
  詹妮弗無法相信,一夜之間自己驟然成了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報社、電台和電視台的記者們從四面八方向她涌來。她恨不得從他們的包圍中逃走,可是她的自尊心又不允許她這樣做。
  “是誰把黃色金絲雀交給你的,帕克小姐?”
  “你以前認識邁克爾·莫雷蒂嗎?”
  “迪·西爾瓦一心想要利用本案登上州長的寶座,你知道嗎?”
  “地區檢察官揚言要取消你的律師資格,你准備跟他斗嗎?”
  對于諸如此類的每一個問題,詹妮弗除了“無可奉告”四個字以外一概不做任何答复。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晚間新聞稱她為“迷途的羔羊帕克”。美國廣播公司的記者干脆叫她“黃色的金絲雀”。全國廣播公司的一名体育運動評論員則把她和足球運動員羅伊·里杰斯相提并論,因為后者曾把足球踢到离本隊球門一碼遠的地方。
  在邁克爾開設的茶館里,正在舉行慶祝會。十多個人在屋里開怀暢飲。
  邁克爾·莫雷蒂獨自坐在酒柜后頭,目光始終牢牢地盯著電視中的詹妮弗·帕克。他舉起手中的酒杯向她致意,然后一飲而盡。
  每個律師都在議論這一事件。有一半人相信詹妮弗接受了黑手党的賄賂,另外一半人則認為她不過是無辜的受騙者。不管他們持哪一种觀點,雙方一致認為詹妮弗·帕克短暫的律師生涯已到此告終。
  可怜她僅僅當了四個小時的律師。
  她出生于華盛頓州凱爾索市。那是一個木材集散小城鎮。1847年,一個思鄉的蘇格蘭勘測員給它取了這個名字,因為他日夜思念他蘇格蘭故鄉的凱爾索城。
  詹妮弗的父親先是擔任最重要的几家木材公司的律師,繼而為鋸木厂的工友們服務。詹妮弗回憶起童年生活來總是趣味盎然。華盛頓州對一個孩童來說,每天都有講不完的新鮮事,就像是一本百看不厭的小說。那儿有的是雄偉壯觀的山巒、冰川和國家公園。在那里可以滑雪,可以划獨木船。稍微長大以后,她曾經攀登過冰川,還曾去不少地方旅行,如奧哈那佩喀希、尼斯奎利、克萊艾勒蒙湖、契尼斯瀑布、馬天門、雅基姆山谷等等。詹妮弗跟著父親學會了登山和滑雪。雷尼爾峰頂、廷伯萊恩湖畔,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父親總是設法找机會和她在一起,而她母親卻相反。她是一位好動的漂亮女人,經常不在家,誰也摸不准她忙什么去了。艾伯納·帕克的身上流著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和英格蘭人的血液。他中等身材,頭發烏黑,雙眼碧藍,富有同情心及正義感,淡于功利,對世人卻是一片熱忱。他常常一連几小時和詹妮弗坐在一起,滔滔講述他正在處理的案子,以及那些遇上麻煩的人如何來到他那不起眼的小事務所向他求助。直到許多年后,詹妮弗才明白父親只跟她一個人講這一切,是因為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一起聊天。
  每天放學后,詹妮弗就一溜煙地跑到審判庭去,觀看父親工作。如果正值休庭,她就待在父親的事務所,听他議論案子和當事人的情況。父女倆從來也沒有提起她該上法學院讀書的事,雙方似乎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到了十五歲那一年,詹妮弗就開始在每年暑假做父親的幫手。姑娘到了這年紀,往往熱衷于跟小伙子約會,私訂終身。可詹妮弗卻与眾不同——她一頭鑽進了訴訟和遺囑之類的卷宗中。
  小伙子們對她頗感興趣,可是她卻不大理會。父親問起這方面的事,她總是回答說:“他們都太幼稚了,爸爸。”她心里明白,有朝一日自己會嫁給一個像父親那樣的律師的。
  就在詹妮弗十六歲生日那天,她母親竟然跟緊鄰的一個十八歲的小青年离家私奔。從那一天起,她父親的心就悄悄地死去了。雖然他的心髒是在妻子棄家七年以后才最后停止跳動的,可是實際上,打他听到妻子的丑事起,他就成了一具活僵尸。全鎮的人听說這件事后,都對他深表同情。然而艾伯納·帕克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人們的同情反倒使他無法忍受。他開始酗酒。詹妮弗盡自己所能給父親以安慰,可是毫無效果。往日的一切再也不能恢复了。
  次年,詹妮弗中學畢業該進大學了。她毅然決定放棄學業,留下來陪伴父親,可他說什么也不同意。
  “我們將來一起辦事務所,詹妮1,”他說,“你要抓緊,爭取獲得法學士學位。”
  
  1詹妮弗的昵稱。

  她考入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法律。在大學第一年里,她的同學們在各种各樣的合同、民事侵權行為、財產、民法程序和刑法等一望無際的沼澤地里步履維艱地掙扎跋涉,唯獨她學來得心應手。她搬進了學校宿舍,在法律系圖書館找了個業余工作。
  詹妮弗熱愛西雅圖。星期天她和一個叫阿米妮·威廉姆斯的印第安學生以及一個骨架粗大而又瘦削的愛爾蘭姑娘約瑟芬·柯林斯或去市中心的綠湖中泛舟;或去參加華盛頓湖上的競舟金杯賽;或去觀看五顏六色的水上飛机表演,它們不時在頭頂掠過。
  西雅圖市有許多大型爵士俱樂部,詹妮弗經常光顧的是彼得俱樂部。那儿的柳條箱上擱著几塊木板代替桌子,別有一番風味。
  晌午,詹妮弗、阿米妮和約瑟芬來到美味快餐菜館飽餐一頓。這里的烤馬鈴薯堪稱世界第一。
  有兩個小伙子都在追求詹妮弗。一個是年輕英俊的醫學院學生諾亞·拉金,另一個是法學院學生本·蒙羅。詹妮弗只是偶爾跟他們出去玩玩。她總是忙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專心去談情說愛。
  天气老是那么潮濕,多風。空气清新,雨下個不停。詹妮弗身穿一件藍綠兩色方格花呢夾克衫在雨中走。這种羊毛衣料吸飽了雨水,一片深色,而她的雙眼猶如一對綠寶石,熠熠發光。她時時陷入沉思,但從未想到過那些從腦中一閃而過的念頭會植根在記憶中。
  冬去春來,姑娘們穿上式樣各异的鮮艷衣衫,煞似盛開的花朵,爭妍斗艷。校園里有六個大學生聯誼會。這些聯誼會的小伙子常常在草坪上聚首,毫不羞赧地打量著來來往往的姑娘。可是唯有詹妮弗与眾不同,她身上表現出來的某种气質意外地使這些小伙子感到自慚形穢。她具有一种在他們看來難以名狀的特殊品格。他們感到,自己正在希冀、求索的一些東西,在這位姑娘身上卻早已具備。
  每年暑假,詹妮弗都返家探望父親。父親已經變得判若兩人。他雖然再也沒有喝得酩酊大醉,但神志卻總是那么昏昏沉沉的。他心如死灰,不管發生了什么事情,都無動于衷。
  詹妮弗在法學院的最后一個學期里,艾伯納終于辭別了人世。市里的人沒有將他遺忘,上百人參加了他的葬禮。那些他生前曾給過幫助和忠告,成了他朋友的人,也都不約而同地前來吊唁。詹妮弗暗自傷心,把悲哀埋在心靈深處。她失去的不僅是慈愛的父親,而且還是她的一位良師益友。
  詹妮弗辦完喪事,回到西雅圖繼續攻讀法律。父親死后留給她總共不到一千美元的現金,今后怎么生活,她必須做出抉擇。回凱爾索當律師是不可能的,在本地人的記憶中,她永遠是那個与一位少年男子私奔的浪蕩女人的孩子。
  詹妮弗成績出類拔萃,十几個全國第一流的法律事務所派人与她晤談之后,有几個愿意向她提供就業机會。詹妮弗的刑法教授沃倫·奧克斯告訴她說:“這是很高的榮譽啊,姑娘。一個女子要進有名望的法律事務所任職,是多么不容易啊!”
  真正的難處在于她再也沒有家了。她成了隨風飄卷的蓬草,自己把握不住究竟在哪儿安身立命。
  畢業前不久,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一天,奧克斯教授約她下課后去找他。
  “我收到了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的一封來信,要我給他的工作班子推荐一名高材生。你有興趣上紐約去嗎?”
  “好的,老師。”詹妮弗脫口而出,毫無思想准備就答應了。
  她乘飛机前往紐約參加律師考試,然后回到凱爾索市關閉了父親的法律事務所。這是一段甜蜜而又痛苦的經歷,事務所把她帶回那已經逝去的歲月。在詹妮弗看來,自己就是在這間屋子里長大的。
  在等待考試結果的日子里,為了生計,她到學校的法律系圖書館充任管理員。
  奧克斯教授說:“那是全國要求最高的事務所之一。”
  這一點詹妮弗一清二楚。
  她收到了考試合格的通知書,當天又收到了紐約地區檢察官事務所接受她為工作人員的聘書。
  一個星期后,詹妮弗踏上了東去的行程。
  她在第三大街一幢房子的四樓找了一小套房問。這幢樓房沒有電梯,只有陡直的樓梯。“上下跑樓梯對我有益處。”詹妮弗自我安慰說。曼哈頓沒有高山可供攀登,也沒有急流可以暢游。公寓的房間包括一間放著長沙發的起居室,長沙發翻開來便是凹凸不平的床。另有一個小衛生間。衛生間的窗子早已被什么人漆成黑色,一直關著。室內的擺設就像是由救世軍捐贈的。哦,我不會在這儿久住的,詹妮弗對自己說,住這儿不過是權宜之計,一旦我在律師界站住腳,我就要走的。
  這不過是她的夢。事實是她到紐約還不到七十二個小時,就被從地區檢察官的工作班子里除了名。現在她正面臨著撤消律師資格的危險。
  詹妮弗放下手中的報紙、雜志,關上了電視,因為上面全是關于她的事。她感到,在街上,在公共汽車里,在市場上,人們的眼光都盯著她看。她開始躲在公寓里,閉門謝客,也不接電話。她整日价心里亂糟糟的,茫無頭緒。一會儿打算收拾行李回華盛頓州;一會儿又考慮离開律師界,另謀生計;甚至還閃過自殺的念頭。一連几小時她都在一封接一封地給地區檢察官羅伯特·迪·西爾瓦寫信。有的信慷慨陳詞,罵他缺乏同情心,毫無諒解精神。有的信又低三下四,請求對方寬恕,哀求他再踢給自己一個工作的机會。最后卻一封信也沒有發出去。
  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走投無路。她在紐約舉目無親,連個可以講話的人都沒有。白天,她把自己鎖在屋里;夜深人靜時,她才溜到空蕩蕩的街上。那些被社會拋棄的人從不跟她搭腔。也許,這些人從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孤獨和絕望。
  她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游蕩,法庭上的那一幕一次又一次出現在腦際,結局每每各不相同。
  
  一個男人离開圍在迪·西爾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來,手里拿著馬尼拉信封。
  您是帕克女士嗎?
  是的。
  首席檢察官要你把這個交給斯特拉。
  詹妮弗冷冷地瞧著他。讓我看看你的身分證。
  那人著了慌,返身就逃走了。
  一個男人离開圍在迪·西爾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來,手里拿著馬尼拉信封。
  你是帕克小姐嗎?
  是的。
  首席檢察官要你將這個交給斯特拉,說著他把信封塞到她手里。
  詹妮弗打開信封,里面是只死金絲雀。我要逮捕你。
  一個男人离開圍在迪·西爾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來,手里拿著馬尼拉信封,來人与她擦肩而過,走到地區檢察官另一名年輕助手跟前,把信封交給了那人。首席檢察官要你把這個交給斯特拉。

  只要她愿意,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改寫這業已發生的一幕。可是事實總歸是事實,再也無法更改。犯了一次愚蠢的錯誤就毀了她的一生。但是,誰說她的一生已經毀掉了?是報界?是迪·西爾瓦?她至今沒有听到過關于取消她律師資格的任何新的消息,所以她還是律師。還有好几個法律事務所曾表示要聘請我,詹妮弗安慰自己說。
  她心里重新充滿了信心。她找出那張記有自己聯系過的法律事務所的名單,逐一打電話再行聯系。然而,要找的人竟然一個也不在,過后也沒有人打電話來找她。四天之后,她才意識到自己已被法律界所擯棄。那案件掀起的軒然大波雖已平息,可是人們對此仍然記憶猶新。
  詹妮弗繼續給可能聘用她的人打電話。情緒由絕望而气憤,而心灰意懶,終于又陷入了絕望。她尋思著下一步該怎么辦,要不要另找出路。左思右想,總是得出同一結論:她所想做的,也是她唯一感興趣的,就是當律師,她是一名律師。上帝呀,在人們不讓她干下去之前,她將千方百計地當律師。
  她開始到曼哈頓各法律事務所四處活動。不通報姓名直接來到接待人員跟前,自我介紹一番,并要求會見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偶爾有几次,她被接見了。但在會見過程中,她始終感到對方純粹是出于好奇心。他們把她看做怪人,想親眼看一看她的模樣。她常常得到的答复是,他們不需要新的人手。
  六個星期過去了,詹妮弗的錢即將告罄。如果知道什么地方的公寓租金更低廉的話,她早就換地方了。可惜找不到這樣的房子。白天她常常餓著肚子,晚飯則到街道拐角處的小店里將就吃一頓。這种小店食品質量低劣,可是价格倒很便宜。她看中了一家叫“牛排和飲料”的小吃店。不用花多少錢便可以吃到一道主菜,外加色拉和啤酒。詹妮弗不喜歡喝啤酒,可是這對她的轆轆饑腸多少是一點安撫。
  跑完了跟她有過聯系的那些大法律事務所,詹妮弗想方設法搞到了一張第二流的事務所名單,又開始了頻繁的聯系。可是他們對她的名聲也早已有所風聞。許多對她有邪念的男人紛紛約她見面,可就是沒人給她介紹工作。她再度陷入絕望的境地。好吧,既然沒有人愿意用我,那就干脆由我自己來開辦一個法律事務所。她在心里憤憤然這樣想著。可是獨立開業談何容易,手頭至少得有一万美元。她需要付房租、電話費,還要雇一個秘書,購買法律書籍,置辦桌椅、文具等等……而眼下她連郵票的錢都出不起。
  原先,詹妮弗曾指望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會發給薪金。現在這當然已成為泡影。至于解雇費,她連想都不敢想。此路不通,她無論如何也無法支付自己開業的費用,哪怕是最小的事務所也辦不到,唯一的辦法是跟人合用一間辦公室。
  詹妮弗買了一份《紐約時報》,在廣告欄上細細尋找,好不容易在報紙底部找到了一小則廣告,上面寫道:本人系專業人員,愿与另外兩位男性專業人員合用一間小辦公室,房屋系租用。
  “房屋系租用”這几個字深深地吸引了詹妮弗。固然,她不是男的,但是性別關系不大。她剪下這則廣告,搭乘地鐵找上門去了。
  這是一座破舊不堪的老房子,坐落在南百老匯大街。辦公室設在第十層,門上的招牌有些字母已經剝落,寫著:
  
  肯尼思·貝利 愛司偵查處

  下面寫著
  
  洛克菲勒收款代辦處

  詹妮弗深深吸了一口气,推開門走進屋去。她看到的是一間沒有窗戶的小辦公室,房里擠著三張破桌子和三張椅子,兩張桌子后面已有主人。
  一個是禿頂的中年人,衣著寒酸,正在處理文件。對面牆邊另一張桌子后面坐著一個三十剛出頭的男子。他長著赭紅色的頭發,皮膚白皙,臉上有雀斑,藍色的眼睛炯炯發光;上身穿一件圓領汗衫,下著一條緊身斜紋布褲,腳上一雙白帆布鞋,沒穿襪子。他正在打電話。
  他放下听筒,抬起頭看見了詹妮弗。
  他立即站起身,微微一笑,向她伸出一只強有力的手。“我是肯尼思·貝利。我能幫您做點什么嗎?”
  詹妮弗注意環顧了一下這間不透風的斗室,吞吞吐吐地說道:“我……我是看了您的廣告才來的。”
  “原來如此。”他藍色的眼睛里露出惊訝的神色。
  那個禿頂的中年人凝視著詹妮弗。
  “這位是奧多·溫澤爾。他是洛克菲勒收款代辦處的,”肯尼思·貝利介紹說。
  詹妮弗點了點頭,“您好。”她又轉向肯尼思·貝利。
  “您是愛司偵查處的嗎?”
  “不錯,您呢?”
  “我……?”她先是一惊,接著恍然大悟,“我是律師。”
  肯尼思·貝利滿腹狐疑地打量著她,“您想在這儿開辦事務所?”
  詹妮弗又掃了四周一眼,腦子里設想自己往后將跟這兩個男子同坐一室的情況。
  “我或許還要到別處看看,”她回答說,“我還沒打定主意……”
  “這儿每月付九十美元租金就行。”
  “花九十美元我可以買下這整座房子了。”她轉身要走。
  “嘿,您等一等。”
  詹妮弗站住了。
  肯尼思摸著下巴說:“租金還可以協商嘛,六十美元,怎么樣?等您業務有了進展以后再考慮适當增加。”
  這价錢倒還公道,六十元錢休想能在別處找到房子。不過,這地獄一般的鬼地方是不可能吸引當事人找上門來的。再說,自己的手頭連六十元也沒有。
  “我租下了,”她最后說。
  “您會滿意的,”肯·貝利說,“什么時候搬東西來?”
  “東西已全部在這儿了。”
  肯尼思·貝利親自在門上刷了塊新招牌:
  
  詹妮弗·帕克 律師

  詹妮弗看著這塊牌子,心里不禁百感交集。即使在情緒最消沉的時候,她也沒有想到過自己的名字會列在私人偵探和收款員之下。可當她仔細端詳這塊稍稍歪斜的字牌時,一种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她是一位律師,門上的牌子就是證明。
  辦公室有了著落,現在只等當事人找她辦案了。
  這時詹妮弗窮得連那家“牛排和飲料”店也進不去了。她在狹小的衛生間的電熱器上裝了個熱菜的盒子。早餐是土司和咖啡,中午就餓著肚子,晚上則到“果滿餐館”或“中中菜館”就餐。這兩家店供應大塊香腸、厚厚的面包和熱土豆色拉。
  每天上午九時整,她來到事務所,可是到了那里后,她無事可做,只是听肯·貝利和奧多·溫澤爾打電話。
  肯·貝利料理的案子主要是替人找回离家出走的配偶或孩子。最初,詹妮弗把他看成拐人錢財的騙子,一味地給人許愿,索取巨額預支款。但是她很快就看到,肯·貝利工作十分賣力,往往能履行諾言。他為人聰明,練達。
  奧多·溫澤爾是個不可思議的人。他桌上的電話鈴聲一天到晚總是不斷。他抓起話筒,沖著它講上几句,在紙上記下點什么,然后一連几小時外出不歸。
  “奧斯卡1專門負責收回商品的工作,”肯·貝利有一天這樣跟她解釋。
  
  1奧多的昵稱。

  “收回商品?”
  “是啊。收款公司派他出去收回汽車、電視机、洗衣机之類的東西。”說著他好奇地看了看詹妮弗。“你有主顧嗎?”
  “唔,會有的。”詹妮弗含糊其辭地說。
  “別灰心,”他點點頭,“誰能保證不做錯事?”
  詹妮弗臉上火辣辣的,原來他知道自己的底細。
  肯·貝利正在打開一大包烤牛肉三明治,“你來吃點吧。”
  “不,謝謝,”詹妮弗堅決地說,“我向來不吃中飯。”
  “是嗎?”
  她看著他津津有味地把三明治大口大口地送進嘴里,他注意到她臉上的表情,又問道:“你真的……”
  “謝謝你。我……我有約會。”
  肯·貝利若有所思地看著詹妮弗离開事務所。他具有猜透別人心思的本領,并一向為此而自豪。可是,詹妮弗·帕克卻使他有點捉摸不透。當他從報上和電視里看到詹妮弗的消息時,他認為一定有人出錢買通了這個女子,以破坏對邁克爾·莫雷蒂的審訊。可現在見了詹妮弗本人之后,他有點怀疑了。他自己結過一次婚,可是婚姻帶給他的是一場災難。從此,他對女人不屑一顧。然而一种無形的東西告訴他,眼前這個女子非同一般,她才貌雙全,又富有強烈的自尊心。上帝!他提醒自己說:別發傻勁了,那种傷心事,一個人一輩子遇上一次就夠了。埃瑪·拉查洛斯1是個多愁善感的白痴,詹妮弗這樣想。
  
  1拉查洛斯是美國女詩人。詩作多以歌頌自由、反抗种族壓迫為主題。她為紐約“自由女神”塑像寫的《新的巨人》一詩,刻在塑像座底。這里引的是該詩中的兩句。

  
  “把那些疲乏不堪、窮愁潦倒、
  渴望著自由地呼吸的人們,
  都送來給我吧!
  把那些無家可歸、飽經風霜的人們,
  都送來給我吧!”

  任何一個想在紐約落腳謀生的人,在一個小時之內便會碰得頭破血流。這里沒有人關心你的死活,不要再垂頭喪气了。可是要生存下去談何容易!她身上只剩下最后十八美元了。公寓住房的租金早該交了,合租的事務所租金再過兩天也得付了,再住下去是沒錢了,即使要走,她也拿不出路費了。
  詹妮弗根据電話號碼簿的黃色索引2,依次給各個法律事務所打電話,希望被人錄用。她總是用外邊的公用電話打電話,生怕叫肯·貝利和奧多·溫澤爾听了去。可是每次打電話的結果都一樣——誰也無意用她。她恨不得馬上回到凱爾索,謀一個法律事務方面的助手位置,或是給他父親的朋友當秘書。要是父親地下有知,見她四處碰壁,一敗涂地,一定會含恨九泉的。可她又有什么辦法呢?只有含垢忍辱回故鄉去。現在急待解決的是盤纏。她在《紐約郵報》下午版中細細翻尋,總算找到一則廣告:征求驅車前往西雅圖的同伴,以共同分擔路費。廣告上登有電話號碼,詹妮弗挂了個電話,可是沒有人來接。她決定次日早晨再打一次。
  
  2美國電話號碼簿的索引部分,常印在黃色紙張上。

  第二天,詹妮弗最后一次去上班。奧多·溫澤爾已外出。肯·貝利照例在打電話,他穿了一條藍色長褲,上身配著雞心領開士米套衫。
  “你的妻子找到了,”他在電話中說,“可是伙計,問題是她不愿意回家……我知道。女人們的心思難以捉摸啊……好吧,我告訴你她目前的地址,你可要好言好語勸她回心轉意,跟你回家。”說完,他報了市內一家旅館的電話號碼,挂上電話,轉身看到了詹妮弗。“你今天上午遲到了。”
  “貝利先生……我,我恐怕不得不走了。一旦我掙到錢,就立即把欠你的房租寄來。”
  肯·貝利往椅子上一靠,仔細地打量著她。他的眼光使詹妮弗局促不安。
  “你看行嗎?”她問。
  “准備回華盛頓州嗎?”
  詹妮弗點點頭。
  肯·貝利說:“在走之前,你能幫我個小忙嗎?我有個當律師的朋友一直要我幫他送傳票,可我總騰不出時問。每送一張傳票,他付十二美元五十美分,交通費除外。你能幫個忙嗎?”
  一個小時后,詹妮弗·帕克已經坐在皮鮑迪父子法律事務所豪華的辦公室里了。啊,這才是經常出現在她幻想之中的法律事務所。她日夜盼望能在這樣的事務所里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他人平起平坐。她被帶到里層的一個小房間去,一個秘書不耐煩地交給她一疊傳票。
  “喏,你得把所走的里程記下來。你自己有汽車吧?”
  “沒有,不過我……”
  “哦,如果你乘地鐵,那么把車費記清楚。”
  “好。”
  從事務所一出來,詹妮弗就冒著傾盆大雨奔波在布朗克斯、布魯克林和奎因區之間分送傳票。到了晚上八時,她已掙到了五十美元。她回到公寓時又冷又累。但不管怎么樣,她已掙得了一點錢。這是她到紐約后的第一筆收入。秘書告訴她,待送的傳票還很多。送傳票要跑遍全城,又是樁低三下四的差使。有人沖著她砰地一聲關上了門;有人破口大罵,甚至威脅她;還有兩次,几個下流無恥的男人對她提出了猥褻的要求。此情此景,第二天還須出去經歷一番,委實使人心寒。但是只要能在紐約待下去,就有希望,即便是十分渺茫的希望。
  詹妮弗往浴缸里放滿熱水,跨了進去,讓疲軟的身子慢慢地侵入水中,心中頓時感到說不出的舒服。她沒有想到自己竟會累成這种樣子,渾身的肌肉又痛又酸。現在她最需要的是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頓,以振作精神。我要盡情地揮霍一番,要到舖有台布、擺有餐巾的上等餐廳去吃飯,詹妮弗心想。也許那儿還播放輕音樂呢,我要喝上一杯白葡萄酒……
  外面傳來一陣門鈴聲,這對她來說是那么地陌生。到這儿兩個月以來還不曾有人來拜訪過她。一定是那個尖酸苛刻的女房東上門討過期的房租來了。詹妮弗靜靜地躺著,她太疲乏了,連動都不想動,心想女房東過一會儿就會走的。
  門鈴又響了。詹妮弗老大不情愿地從暖呼呼的浴缸里爬了出來,套上一件毛巾浴衣,走去開門。
  “誰呀?”
  “您是詹妮弗·帕克小姐嗎?”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是的。”
  “我是亞當·沃納律師。”
  詹妮弗有點不知所措。她把門用鏈條鉤住,開了一條小縫。只見過道里站著一個三十五六歲的男子,高高的個儿,金黃色的頭發,寬闊的肩膀,鼻梁上架著一副角質架的眼鏡,眼鏡后面是一雙尋根究底的灰藍色的眼睛。他身穿一套定制的高級西裝。
  “可以進來嗎?”
  強盜一般不會穿定制的西裝,也不會打真絲領帶。他們不可能有這樣修長、靈巧的手,也不會有這般精心修整過的指甲。
  “請你等一下。”
  詹妮弗除了鏈條,打開門。當亞當·沃納步入房間時,她不由得打量了一下自己這單間公寓。她看到來人也在打量這房間,不禁退縮了一步。看樣子來人住慣了高樓大廈。
  “找我有何貴干,沃納先生?”
  話音剛落,她就意識到他登門拜訪的來意了,他肯定是為著她尋找職業的事上門來的。她多么希望自己現在穿著一套上等的時髦服裝,希望自己的一頭美發已經梳理妥帖,希望……
  “我是紐約律師協會紀律委員會的成員,”亞當·沃納開口了,“帕克女士,地區檢察官羅伯特·迪·西爾瓦和勞倫斯·沃特曼法官已向上訴法院提出要求:開始實施取消你的律師資格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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