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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在我們家里,向來是家庭傳統取代了愛。彼此之間從來沒有很強烈的感情流露。不過逢到家族的聚會我們總是有會必到,足證我們對家都是……一片忠心的。一年四大節:圣誕節,复活節,感恩節,這三個佳節自是不在話下,還有一個,則是那金秋時分的隆重節日,可以名之為“神圣的周末”。不說也猜得出來,這最后一個大節就是那十足的“哈米吉多頓”。《圣經》上的“哈米吉多頓”是天下善与惡兩大勢力的決戰,是光明對黑暗的決戰,我這里所說的則是一場球壇大賽:我們所擁戴的哈佛隊跟耶魯隊之間的一場大決戰。
  1“哈米吉多頓”是句希伯來話,典出《圣經·新約·啟示錄》16章16節。原意為世界末日善惡兩种勢力的大決戰,后即被引申為大決戰之意。
  到了這一天可以大笑,也可以大哭。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到了這一天就可以大吼大叫,可以只管拿出野孩子的狂態來,而且還可以趁此痛飲一番。
  不過我們家過起這個節日來卻要稍稍文靜些。有些校友在開賽之前早早赶到,就在停車場上放下車后的擋板作餐桌吃午飯,“紅瑪麗”你一杯我一杯的灌,而我們巴雷特家的人則不一樣,我們對待哈佛的体育運動,采取的是一种比較穩重的態度。
  1一种混合酒,由伏特加或杜松子酒加番茄汁調制而成。
  我小時候,只要軍人体育場有球賽爸爸總要帶我去看。他可不是“一年赶一次會”的那种人,我們看得簡直就是一場不漏。他給我講解得也細致。所以到我十歲那年,場上裁判的手勢做得再希奇古怪,我也一眼就能看懂。而且,我還學會了喝彩應當怎么個喝法。爸爸從來不大聲狂叫。哈佛打了好球,爸爸至多只會來一句“好樣儿的!”“這球精彩!”反正大不了就是諸如此類的一聲贊歎,簡直就像自言自語似的。有時候要是我們的綠茵斗士發揮不出水平,比如有一次我們就曾輸了個五十五比零,碰到這种時候他也只是說一聲:“遺憾!”
  爸爸以前自己就是個運動員。他當年是哈佛的划船隊選手(而且還參加過奧運會的單人雙槳賽艇比賽)。他脖子里那條紅黑條紋相間的榮譽領帶,就表示他具有哈佛校隊俱樂部的會籍。他因此也就有權利在橄欖球比賽時買到特等的座票。就坐在校長的右首。
  年复一年,哈佛一耶魯橄欖球大賽的那份光彩卻始終沒有減色,那份隆重也始終沒有變。變了的是我的身份。由少而長,我如今也有了哈佛校隊俱樂部的會籍(我是冰球隊出身)。因此我也就自己有了坐五十碼線處特座的資格。從理論上講,我也就可以帶上自己的儿子,教給他裁判員怎樣的手勢就是判“背后絆人犯規”了。
  不過,除了我在大學里求學的時期,以及婚后的那几年以外,這場哈佛一耶魯橄欖球大賽我總是跟爸爸一起去觀看的。媽媽一輩子就是在這一件事上表現得很專橫,她在多年以前就聲明不再參加這項例行的重大活動了。“這一套我也看不懂,”她是這樣對爸爸說的,“再說坐在那里我的腳凍得受不了。”
  大賽在坎布里奇舉行時,我們的晚飯就在波士頓的百年老店洛克一奧伯餐館里吃。如果決戰的地點在紐黑文,爸爸總喜歡上凱西飯店去吃一頓——這家館子雖然沒有那么古色古香,燒出來的菜倒是比較出色。今年我們就坐在這凱西飯店里,球賽已經看完,我們母校的代表隊今天輸了個7:0。比賽一點也不精彩,因此球事方面也沒有多少可談的。這就很可能要談及体育以外的一些話題。我打定主意決不提起瑪西。
  “遺憾哪,”爸爸說道。
  “那也大不了就是輸了一場橄欖球,”我已經養成了一种條件反射,對爸爸的看法總要采取對立的態度。
  “對方馬西的傳球今天還不算發揮出色呢,”爸爸說。
  “哈佛防傳球還是有兩下的,”我說。
  “是啊。你說的恐怕也有道理。”
  我們點了龍蝦。這個菜做起來是很花時間的,何況今天顧客又那么多。店堂里擠得滿滿當當,盡是些醉醺醺的耶魯貨。有如一群哇哇亂叫的叭喇狗,都在那里歡呼胜利,為他們在橄欖球場上的彪炳戰功大唱贊歌。總之,只有我們的餐桌上算是還比較安靜,對面說話還听得見——假如我們真有什么實在的話題可以談談的話。
  “近況如何啊?’爸爸問。
  “還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說。(說實話,跟他談話我是只有潑冷水的份儿。)
  “你平時……也出去走走嗎?”他是用足了腦筋在沒話找話。我得承認他的用心是夠苦的。
  “偶爾出去走走,”我說。
  “那就好,”他說。
  今天我發覺爸爸這种不自在的樣子又更甚于去年了。就是今年入夏以前跟我在紐約一起吃飯的那一次,他都沒有這樣不自在。
  “奧利弗,”從他這個口气听得出來,他下面就要談什么重大的問題了,“我可以談些個人的事嗎?”
  他難道還有什么正經大事可談?
  “請只管說吧,”我說。
  “我很想跟你談談今后的事。”
  “我今后又怎么啦,爸爸?”我一听內心就警惕起來,全身上下的防御部隊都奉命進入了陣地。
  “不是談你,奧利弗。是談我們家今后的事。”
  我腦子里驀地掠過了一個念頭:莫非是他得了什么病了?還是媽媽得了什么病了?碰到那种事情的話他們是會擺出這种若無其事的樣子來告訴我的。甚至還可能寫封信來(我這是說的媽媽)。
  “我已經六十五了,”他說。
  “要到明年三月才滿六十五哩,”我馬上接口說。我故意這樣說得連一個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對他可不是一點都不關心的。
  “話雖如此,我還是得未雨綢緞,先作這樣的打算吧。”打算什么?難道爸爸還等著拿社會保險金用?
  “按照合伙契約的規定……”
  他這話頭一開,我就懶得再听下去了。因為就在十二個月前,也是這樣一個場合,也是這樣一個話題,我已經領教過他的一番長篇大論了。他要傳遞給我的是一個什么樣的信息,我已經有數了。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們這兩個“角色”賽后的“舞台規定動作”跟上次不一樣。去年,跟一班哈佛精英聊了一通以后,我們就去了波士頓,上我們吃慣的那家飯店。爸爸特意把車子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辦公大樓旁邊,這里是“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資銀行”的總部所在,我們家公開亮出自己姓氏的企業也唯有這一家。
  我們下了車,再步行去那家飯店,正走著,爸爸向大樓上黑洞洞的窗口一指,說道:“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靜的,是不?”
  “你的專用辦公室里一直是很安靜的,”我答道。
  “那可是個颶風眼哪,孩子。”
  “只要你喜歡就好。”
  “對,我喜歡,”他說。“我就是喜歡,奧利弗。”
  他所喜歡的,自然不會是金錢。也不會是手里那耀眼的權力,地方發行債券,公用事業或者大公司發行股票,一發就是千千万万,在這方面他就有不小的權力。不,依我看,他所喜歡的是責任二字。如果責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身上的話,那我覺得激發爸爸那份勁頭的就是這責任二字。無論對紗厂(沒有紗厂就辦不起銀行),還是對銀行,對銀行奉為精神導師的神圣學府哈佛大學,他都不忘記自己的責任。對我們這個家自然也是如此。
  “我已經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過了上屆的哈佛一耶魯大賽,當天晚上在波士頓爸爸就曾這樣說過。
  “要到明年三月才滿六十四哩,”我當時就這樣說,我就是要他知道他的生日我是記得的。
  “……按照合伙契約的規定,滿了六十八歲我就得退下來了。”
  兩人好半晌沒有說話。我們只是默默走在波士頓中心區安靜的大街上,看這街道的气派确實不愧為一州首府的所在。
  “我們真應該好好商量商量,奧利弗。”
  “商量什么呀,爸爸?”
  “誰來接替我當這主要負責人……”
  “西摩先生不是很好嗎,”我說。信箋上,招牌上,都寫得明明白白:銀行可畢竟還有兩位合伙人哩。
  “西摩他們家的股份只占百分之十二,”爸爸說,“沃德更少,只有百分之十。”
  老天有眼!我可沒有問他這些情況啊。
  “海倫姑奶奶也有一些象征性的股份,那都是由我代管的。”他歇了一口气,又說:“其余的,就都是咱們的了……”
  我真忍不住想當場提出异議,好免得他順著這個思路再說下去。
  “……其實歸根到底也就是你的。”
  我真巴不得能換個話題,可是我心里是再明白不過的:爸爸在這番話里傾注了多少感情呵。為了這個節骨眼儿上的談話,他肯定是用足心思作了准備的。
  “由西摩當主要負責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問。
  “那當然也不是說不可以。不過那除非是出現了這樣一种情況,就是:假如我們巴雷特家的股權沒有人……來親自負責掌管的話。”
  “那假如由他當了主要負責人,又怎么樣呢?”言下之意就是:假如我堅決不干呢?
  “那樣的話,根据合伙契約的規定,他們就有權把我們的股份全部買下。”他頓了一下。“當然那也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他這最后一句可并不是承上而下的推論。那是他在懇求了。
  “怎么?”我問他。
  “我們這個家……也就難免要發生困難了,”爸爸說。
  他知道我懂。他知道我也了解我們這一路來何以步子走得那么慢。可是路短話長,轉眼我們就已經到了洛克一奧伯餐館。
  腳已經要跨進店門了,他只來得及匆匆補上一句:“好好考慮考慮吧。”
  盡管我點點頭表示可以,心里卻是斬釘截鐵,拿定了主意絕不考慮。
  那天晚上飯店里的气氛不太平靜。因為當天下午哈佛隊創造了天大的奇跡。上帝在最后一分鐘叫耶魯隊栽了跟斗,我們隊里一個名叫凱姆皮的年輕四分衛如獲神助,在終場前的五十秒鐘里連獲十六分,耶魯小子一路占盡优勢,結果哈佛健儿居然把比分扳平了。這個平手打得真是揚眉吐气,值得大慶祝而特慶祝。因此店堂里到處都飄蕩著美滋滋的歌聲。

    我們的健儿所向無敵,
    如狂飆向球門奮勇奔襲。
    我們愿為哈佛的威名搏斗不息,
    要沖過最后一道白線去建立我們的丰功偉績。

  那一次我們就沒有再談維系家庭傳統的事。張張餐桌上都在談橄欖球。大家對凱姆皮,對加托都是一片贊揚,也夸獎哈佛隊的鋒線了不起。我們為哈佛隊本賽季的不敗記錄干杯,從爸爸還沒進大學校門的那個時代算起,哈佛有這樣的成績還是破題儿第一道呢!

  而今天,又是十一月里的一天,情況卻完全不一樣了。空气好沉重!這倒不是因為我們輸了球。說實在話,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時間已經過了整整一年,而那個問題卻還拖在那儿,懸而未決。豈但懸而未決,如今竟是不得不決了。
  “爸爸,我是一個律師,我認為我有我應該做的事。如果可以稱之為責任的話,也就是責任。”
  “我明白。不過你就是把你日常工作的据點移到了波士頓,也不見得就會根本無法從事你的社會活動。正相反,你在銀行里工作,你倒是可以認為這是對方陣營里也有了‘行動派’的勢力了。”
  1“行動派”:60年代美國反越戰運動中開始流行的一個名詞,指當時的反戰積极分子。
  我實在不忍心傷他的心。所以我就沒有說:他所謂的“對方陣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斗爭的目標所在。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說,“不過說實在話……”
  說到這儿我猶豫了,我停了好大一會儿,好把激烈反駁的言辭都磨去棱角,變成一些不刺人的話。
  “爸爸,承你來征求我的意見,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不過我實在不大……說真的,我是很不……很不很不愿意。”
  我想我這話是說得夠明确的了。爸爸也沒有再像往常那樣,勸我再考慮考慮。
  “明白了,”他說。“我很失望,不過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在高速公路上駕車回去,我只覺得心頭好大一塊石頭落了地,高興得還自己挪揄了自己一句:
  “一家子里有一個金融巨子就夠了嘛。”
  我心里只希望瑪西此刻早已到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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