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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紐約 第十五章 有一個很流行的傳說，說一個研究生20年前走進了哈佛的基因工程實驗室后就再也沒有出來。有人說他還在里面，眼睛貼在顯微鏡上，拼命想找到一個特別不穩定的基因。這傳說里有其真實的部分，因為一個研究者一旦開始了這樣的探索，他的一部分就和那個變幻莫測的世界永遠緊緊聯系在了一起。那儿沒有白天，沒有黑夜，沒有四季的變化，也沒有時間的消逝。 我開始進入哈佛時，這個領域几乎是剛剛起步，距克里克和沃森１發現脫氧核糖核酸的結构還不到20年。他們的發現提供了在未來打開人体75万億個細胞中每一個細胞的秘密的鑰匙。 １克里克（1916— ）、沃森（1928— ），克里克為英國生物物理學家，因參与20世紀生物學上的最重要發現——測定DNA（脫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結构而与沃森、威爾金斯共獲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沃森，美國生物物理學家。 然而，已經有幻想家們相信，一切疾病最終都可以通過把不論哪個被發現有缺陷的基因修補好后再導人人体內而得以治愈。 我是那些獻身的狂熱者之一。我深信這是可以做到的，是應該做到的，哪怕我們這輩子再也睡不了覺——也要把它做到。 從非洲回來后的頭4年，我是在我的脫氧核糖核酸合成器前度過的，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試驗，尋找著能夠用來使腫瘤逆轉的那個具体的分子結构。 我對一個基因的執著搜尋使我想起了吉勒斯。他每天清晨5點挨著凍掃視地平線，以求能看見一只難見的鳥，而我對征服疾病的難以抗拒的沖動使我整夜不眠地工作。 人能光靠比薩餅活著嗎？多年以來，哲學家們一直在爭論這個間題。但我在做研究生的時候親身做了試驗。我知道在厄立特里亞，人可以靠粗谷餅活著。用融化的干酪和西紅柿片加在類似的扁餅上，相比之下這樣的飲食是多么富有營養啊。 有人也許會奇怪，這和科學研究有什么關系？回答是，當你在狂熱地追蹤某一條脫氧核糖核酸鏈時，你不會在晚餐或什么餐上浪費時間。比薩餅就是唯一的食物。 毫不奇怪，我的博士論文所做的項目是神經生物學。你腦袋中過子彈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你心里就總想著自己的大腦。于是，我開始探索大腦兩半球，研究神經通道，跳過神經元的突触，看看在這极少為人所知的領域中能發現些什么。人体內的這片天堂也是妖魔有時來播下毀滅性腫瘤的地方。我越來越堅定地要摧毀它們。 1984年結束了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后，我留在了哈佛做博士后研究。我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惰性。不論在哪里，實驗室看上去都差不多，論起吃比薩餅來，波士頓似乎也和別的地方一樣好。 此外，在難得的情況下，我們也出去吃飯。我總是把朋友們哄到城北老意大利區去，在那儿你几乎看不到英文的招牌，听不到人說英文。 每次到那里去，我就想像看見了西爾維亞。有時我覺得听到了她的聲音，或看見她就在我前面走著。我緊走几步赶上去，卻意識到我的腦子又在欺騙我了。 即使是現在，我在晚上仍夢見她重新出現，醒來卻仍是孤身一人。看來，使我把自己鎖在實驗室中的還不僅是對科學的追求。 當我開始發表我的研究成果后，就接到各個机构的來信，詢問我是否有意換換地方。最吸引我的是曼哈頓北區康奈爾醫學院的邀請。 這時，蔡茲几乎已經絕望了，認為我肯定要變成一個“脾气古怪的老光棍”了。他迫切地希望我換個地方，指望我在從一個顯微鏡前往另一個顯微鏡的路上，會遇見一個可愛的空中小姐，此后便永遠幸福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艾倫和蔡茲同樣關心我感情上的倦怠，但她說得要委婉一些： “在波士頓，如果你去找，會有合适的女人；在紐約，你就是想躲，合适的女人也會找到你頭上來。” 蔡茲拼命兜售紐約那無窮無盡的文化生活机會：劇院、音樂會、歌劇等等。更不用說這种工作具有的顯赫地位是一塊天然磁石，能吸引來最优秀最聰明的女人。 總之，我決定到那里去。是到了換換環境的時候了。終于，我也克服了居住在多于一間房間的地方的內疚感。我非常幸運能在東區大道找到這處看得見河景的极好的公寓，它鼓舞我重又開始慢跑鍛煉（我的腰圍似乎比我的事業發展得快）。 我的公寓位置非常理想，价錢又出奇地便宜。它上市已經將近6個月了，賣房的奧斯特萊謝老太太對于允許誰來住在她和她做心理醫生的老伴共同居住了這么久的公寓非常挑剔。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絕望？），我一走進門她就對我微笑，主動帶我看房子。很顯然，她通常是不這么做的。 然而，她還是無法使自己進入丈夫的書房。我稱贊著高抵天花板的木制書架，上面塞滿了用各种歐洲語言寫的專業書和純文學作品，但她卻一直不安地呆在門口。 “如果你對這些書有任何興趣的話，大夫……”她怯聲說道，但是沒有能夠說完。 “你難道不把它們帶走嗎？”我問道，立刻体會到她聲音中的憂傷。 “我要到佛羅里達去和女儿一起生活。他們的書已經夠多的了。” 她注意到我的眼光發現了那架鋼琴，便停止了說話。 那是一架戰前常常生產的紅木“客廳大鋼琴”，制作极為精美，象牙琴鍵几乎和新的一樣。我本能地知道它的音肯定還很准。 “你彈琴嗎？”我听見她在問。 “從前彈。”一個只在星期日玩玩的人的口气。 這時，她來到了我身邊，熱情地笑著，沖鋼琴做著手勢。 “我能有此榮幸嗎，大夫？”她的口气里充滿了渴望。 我呆住了片刻，既有強烈的彈琴的愿望——為她也為我自己——又可怕地确知我仍然不能夠彈。 我低頭看看鍵盤。突然，我仿佛站在了墨西哥令人頭昏眼花的懸崖之上，那些吸引著冒失鬼去冒生命危險的懸崖。我仿佛站得如此之高，光是看一看那黑白琴鍵就使我感到眩暈。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從懸崖邊后退開去。 “對不起，”我咕噥道，“我手生了。”盡管我极想逃跑，我還是強迫自己出于禮貌盡可能呆得長久一些。她繼續說著話，可是我一個字也沒有听進去。時机一到我就溜了。 回到醫院時已經有口信在等著我了，是房地產經紀人留的：“不論你出什么价買她的單元房，奧斯特萊謝太太愿附送鋼琴。在他們把她送到瘋人院之前赶快抓住這机會。” 沒有一個詞能确切地把噩夢的反面意思表達出來。“白日夢”不怎么合适，因為我是在那晚睡著以后享受到這种几乎是肉体上的狂想的。 我坐在奧斯特萊謝醫生的鋼琴旁。房間里幽暗無聲。時間很晚了，只有我獨自一人。我開始彈奏。非常輕松，就像呼吸般毫不費力。我從簡單朴實的《C大調序曲》彈起，自然地依次彈了《平均律鋼琴曲》，變奏曲，奏鳴曲，無懈可擊地彈完了《賦格曲藝術》。然后，我又開始彈《C大調序曲》，無休止地重复著大師那一整套鋼琴曲。 我的身体和靈魂完全浸沉在愛之中，我不僅再一次彈奏音樂，我是和音樂再度結合在了一起。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刻。 這時，我醒了。如果夢中的歡樂是強烈的，現實的痛苦就更強烈了。我現在肯定無疑地知道我永遠也不可能在那架鋼琴上彈奏了。 第二天上午，我給奧斯特萊謝太太打電話，感謝她同意把公寓賣給我，特別感謝她慷慨地提出送給我鋼琴，但很遺憾我無法接受。她很有禮貌地答复說她能理解，但听得出來很傷心。 就這樣，我于6月從波士頓搬了過來，那時黃昏還不太熱，足以吸引慢跑鍛煉的新手。 我甚至找到了一個清洁女工來給我收拾滿地扔著的襪子和護腿，弄出些整洁的樣子來。我常常回家看見她給我留下的富有營養的晚餐，可以放在微波爐中加熱后吃，同時還附有一張這類責備性的條子： 親愛的醫生，健康是從家里開始的。你的瑪麗·貝斯 根据合同，我有兩個實驗室助手，他們毫無疑問地加速了我工作的進展。我每周有3個下午從事小儿神經科的治療。盡管很遺憾，我主要處理的都是些除了提供診斷外已無法進行治療的病人，但我仍很高興能和小病人直接接触。這也起了提醒我為什么要從事我所進行的研究的作用。 到80年代末，基因工程終于產生了一些具体結果。我自己的情況是，我開發出了一种技術，可以激活一個特殊的T細胞殺手，它能摧毀老鼠体內的某些腫瘤。 我的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工作沒有娛樂。我是說，至少一年一次，我會到充滿异國風情的地方去，如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檀香山、東京等（我的同事們确實知道如何選擇開會地點）。而我非去不可，因為我已是會長了。 在那些年里，這些活動給我帶來了還說得過去的社交生活：偶爾的短暫的浪漫。我認為其中有些女人是有可能發展的，但我沒有繼續下去，因為不論她們有著怎樣的天資和性格，她們不是西爾維亞。 我們當時都有一种緊迫感。弗倫奇·安德遜，我們這個領域中的先驅者之一，很好地表達了我們大家的這种感覺：“問一問只能再活几個月的癌症病人，問一問肉体正在枯縮的艾滋病人……這种‘緊迫’來自對需要幫助的同胞的出于人性的同情。” 但如果我們這個分支在醫療上真要想起飛的話，還得華盛頓官方有勇气允許我們在人的身上進行我們治療方法的試驗。 這里牽涉到各种各樣的道德和醫學問題。認為這是對上帝的工作的干預的想法是一种從教義出發的反對意見。還有正常的擔心，說如果人体內至少有著10万個基因，那也許可能錯誤地激活了不該激活的基因，從而造成某种异常贅生物的噩夢。 然而，直到我們能在食品与藥物管理局內找到什么人愿意從信仰上來個飛躍，我們的斗爭就將一直是一出沒有結局的戲。慎重的小組委員會總能設法逃避這個問題，直到把它變成學術問題，也就是說，病人死去了。得有人去強迫他們在還有一點時間的時候讓我們干預，于是這就成了我的任務。 我是在喬希·李普頓快死時遇見他的，他是個可愛的、頭發亂亂的11歲男孩，從休斯頓轉來前已經用化療、放療和手術對他那無情地生長著的延髓腫瘤進行過治療，但都沒有效果。現在他最多只能活几個星期了。 盡管醫療科學的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為他用過了，喬希和他的父母仍在斗爭。他牢牢地緊抱著生命不肯松手，他的父母繼續尋找著其他可能的方法，甚至不惜到墨西哥河對岸的“絕望者診所”去打听他們的异端療法。 我決定向華盛頓請求特准處理。我請兩位國際聞名的專家提交了宣誓證詞，說明一切已知的醫療手段已無法幫助這個男孩。既然已不會造成進一步的痛苦或傷害，他們敦促政府的頭頭們允許我們試用我的方法，這個方法成功地——至少在實驗室中——遏制了腫瘤的生長。 當政府官員們道貌岸然地討論和爭辯之際，喬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給他做了檢查，意識到在這無盡無休的文件旅行中的下一份文件將會是他的死亡證明。 盡管我不認識委員會的主席斯蒂芬·格拉賓納博士，我還是直接給他打了個電話，說明情況：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禮上宣讀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對他治療的批准？見鬼，你們認真點，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險吧。是我的腦袋有危險，不是你們的。”（其實是喬希的腦袋，但在這類激烈的斗爭中，病人常常會發現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電話線的那頭似乎有了點反應。心靈喚醒了理智，理智喚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來看看能不能在周末召開委員會。”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記住了那些無關緊要的細節。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將近3點鐘，我們坐在實驗室里正要開始品嘗一种新的佳肴，我特地從北風餐館定來的熏鮭魚比薩餅。這時，電話鈴響了，找我。我斗膽想道，半夜這個時候打電話不可能是小事。 “嘿，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賓納，對不起這么晚給你打電話，可是我知道你不會愿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細節來煩你了，最重要的是我們同意你進行一次這种治療，不得重來。明天上午我把同意書給你傳真過去。”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格拉賓納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說什么好？” “啊，”他既輕松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說你絕對可以肯定這不會變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沒法儿說這种話，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覺。晚安，老伙計。” 當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員的名單時，疑慮和不安開始襲上心頭。我承擔了把一個人的生命帶上未知航程的責任。盡管喬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證他們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敗會給他們造成怎樣的痛苦，我仍然覺得受不了。 時間太寶貴了，我給喬希病房的值班護士打電話，讓她把喬希的父母立刻叫來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她回答說李普頓先生和太太已經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強烈地意識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從沙漏中漏下，我沖過院子，跳上電梯。今晚電梯上數字變動之慢令人痛苦。 到達喬希的樓層后我沖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頓已經在走廊里等著了。他們的高興實在是為時過早，讓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個好消息。”芭芭拉激動地說。 “謝謝你，大夫，”父親比較清醒地說，“你給了我們又一次机會。” 我知道自己最困難的任務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慮。這很微妙，但我必須這樣做。他們和我一樣必須有失敗的准備。 孩子已經醒了，我們友好地交談了几句。我的高級實驗助理里薩在准備器械。 我問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們要干什么。 “爸爸說這是又一次擊球，是种新藥什么的。” “不是藥，”我解釋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辦法，把你血液中的細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讓它們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腫瘤永遠吞滅。” 他睡意矇矓地點了點頭。我從盤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條沒有被針扎過的血管。我盡可能輕地把針扎了進去，抽了血。 里薩這時急急回到實驗室，兩個助手等在那里，開始了那緩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證實的、將他的T細胞進行處理使它們能向腫瘤進攻的過程。 清晨6點，我實驗室的設備嗡嗡作響，激活過程正在進行。這需要時間，而最缺乏的正是時間。我沒有事情可做，就在實驗室里來回踱步。里薩是唯一有膽量指責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馬特，你就不能找個別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緊張得要命。” 正在這時，電話鈴響了。電話是醫院新聞官員華倫·奧立佛打來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沒有心情公開我的焦慮，因此努力回避問題。但他很堅持。 “我听說你得到了華盛頓那幫人的同意，怎么回事？這可是新聞，老兄。這是了不起的新聞。” “只有成功了才是。” “會成功的，對不對？再說，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個獲得同意這樣做的人，僅僅這一點對我們就很有利呀。” 我盡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務是在報紙上得到報道，這正在迅速成為醫學中的一門專業。 “對不起，華倫，現在我實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馬修。我們是一起的。你是內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說完他那套打气的話就挂上了電話，發誓不對我的實驗室人員做華倫對我做的事。 我告訴大家我要离開醫院去吃早飯，而且几個小時之內不會回來。他們沒有掩飾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們結束了反病毒基因轉換，可以把新細胞導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雖然沒有人正式知道將發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覺到緊張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別站在喬希枕頭的兩邊握著他的手，我坐在床上開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這魔劑——這是我為了孩子這么叫的。我盡量顯得有信心。 “這些細胞怎么知道該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問我道，“難道它們沒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嗎？” 這是我噩夢中出現的狀況。“呃，”我沒有直接回答，“每一個細胞都有自己獨特的脫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著正确的郵編號。” 從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沒有。 我們進入了觀察階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郵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開醫院，每天去看喬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檢查，觀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親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撈几根稻草。“現在情況如何，大夫？” “現在要說出個所以然來還為時過早，格里格。” “那你為什么老是給他做檢查？”他問。 我怎么能對他說實話，告訴他我只是想檢查檢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還活著？ 在第5天快結束時，我們把喬希送到放射科去做術后第一次掃描。當放射科專家阿爾·雷丁使勁往一個微型磁帶錄音机里口述他的觀察所得時，我們全都擠在他的周圍。 “腫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較，表明沒有增大。” 從旁觀者中發出一陣嗡嗡聲。 “我沒听錯吧，阿爾？”我問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說腫瘤一點儿也沒有長嗎？” “我想剛才我就是這么報告的，馬修。”雷丁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說，一面挪開身子好讓我更仔細地看看。 這時我突然滿怀希望，但卻沒有勇气和別人分享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訴他的父母，而他們的反應和我們謹慎的放射學家正相反。 芭芭拉開始輕輕地哭了起來。“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經不發展了。” “我們現在還不能肯定地這么說呢，”我警告道，“再說，只要有一丁點的腫瘤，就總會有大出血的危險。我們還沒有擺脫困境呢。這也可能是暫時的緩和。現在我要再給他導人一些我們做好的新細胞。” 但是現在我抱樂觀態度了。謹慎的樂觀。 4天以后的掃描表明，腫瘤不僅停止了生長，而且縮小了20％。要掩飾我的狂喜心情是越來越困難了，特別是當兩個星期以后，喬希已能兩條腿垂在床邊坐起來時。 “你會打网球嗎，孩子？”進行第三次細胞導人的那天早上我問他道。 “會一點。”他說。 “那你和我應該約好哪天打一場。” “好的，大夫。”他笑了。這一次我能從他的眼睛里看出樂觀的情緒。 3個晚上以后，奇跡出現了。我正結束查房，心想順便去看看喬希。我拐過一個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頭，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沒有人扶著他。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們沖了過去。 “你感覺怎樣？”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問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僅很好，他簡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們沒有按照慣例要求預約。我干脆讓一個護士去通知放射科，說我們馬上帶孩子去做掃描。他們沒有讓我們等。 結果十分轟動。腫瘤縮小到原來的一半，已經不再壓迫大腦了。 不易動感情的阿爾·雷丁終于解凍，使勁和我握手。“祝賀你，馬特，你成功了。” “不，阿爾，應該受到稱贊的是喬希。” 回到辦公室以后，我給自己生活中有關的人都打了電話，媽媽和馬爾科姆，蔡茲和艾倫，他們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我剛一放下電話，電話鈴又突然大聲響了起來。 “現在內情如何了，馬修？”華倫·奧立佛急躁地問道。“記者是我們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們的科研項目需要很多經費，我還特別欠《紐約時報》一個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說吧，”他敦促道，“按規矩辦事，告訴我，你有沒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報告的？” “還沒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還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學根据，“不管我告訴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實際的希望。” “你剛才說的是‘激起’嗎？你是說你有什么肯定的結果瞞著我嗎？看在老天的分上，馬修，快說吧。” 我敗下陣來。我違背自己的理性判斷，同意到奧立佛的辦公室去接受15分鐘的采訪，在電視上簡短地說上几句。 記者都是專業人員，大多數本身就是醫學博士。雖然他們對我告訴他們的內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卻很放心，知道他們不會著意去渲染細節。 媒体的宣傳對我來說毫無意義。 只有一個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報紙會不會轉載這條新聞。 第十六章 顯然我無法逃避。新聞界似乎搞到了一切可能找到我的電話號碼。我唯一能夠采取的行動就是關掉尋呼机，鑽進電影院去躲起來。 或者去音樂廳。當我翻閱《紐約時報》周日版時，我仔細看著上面提供的大量音樂娛樂節目，然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去听哪一個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老朋友埃維的大提琴手丈夫羅杰·約瑟夫森要在卡內基廳演奏莫扎特、肖邦和弗蘭克１的作品。她無疑會在听眾之中。我不僅能夠了解到她別后的情況，還可以把自己的情況告訴她。 １弗蘭克（1822-1890），法籍比利時作曲家。 票几乎賣完了，但是我還是搞到了一張第一排最邊上的票。從婚禮上見到他以后，約瑟夫森胖了一些，頭發開始出現縷縷灰白色。他突出的特點和他更為成熟的音樂技巧相得益彰。他似乎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師。 我曾經給人做過伴奏，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鋼琴伴奏者的技巧。這是一個名叫卡門·德拉羅什的漂亮墨西哥女人。從他們老練的表達方式和充滿想像力的、節奏自由的演奏風格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人顯然經常在一起演出。 中間休息時我尋找著埃維，但人很多，而且她可能是這樣一种類型的妻子：她們覺得緊張，不愿在人前坐著，而宁愿躲到丈夫的化妝室去。 羅杰和搭檔演奏了激動人心的肖邦的最后一個樂章，听眾報以狂熱的掌聲。他們确實受之無愧。 其實我并不真正有膽子去做這類事情，但在极度愉快的心情之下，我走到了舞台門口，說明自己是約瑟夫森家的朋友，很容易就進了門。 自然，大提琴家的化妝室里擠滿了拍馬屁者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管理人員、新聞發布人員等等。我有點猶豫，沒有一頭扎進這精力充沛的人群中，而是跟起腳尖站在那儿，看看能不能從遠處發現埃維。正在這時，彈鋼琴的墨西哥女人向我走來，非常嫵媚地一笑，問道：“我能幫助你嗎？” “謝謝，”我答道，“我是約瑟夫森太太的老朋友，不知道她——” “我就是約瑟夫森太太。”她的反應中冒出了拉丁式占有欲的火星。大約過了一秒鐘我才反應過來。 “可是——埃維怎么了？”我笨拙地問道。 “我造成的，”她咧嘴一笑，黑眼睛閃閃發光，“他們已經离婚好几年了。難道你不看報嗎？” “噢，實際上我有一陣子不在國內，”我帶著因不了解音樂界近期所發生的變化而感到抱歉的口气解釋道，“既然這樣，我最好還是离開吧。” “你干嗎不等一等？她馬上就應該來接女儿了。” 這消息既好又不好。我很快就要和一個一度親密難分的朋友重逢了，但与此同時，我得知這些年里，生活并沒有善待她。她离了婚，是個單身母親。 “不，我簡直沒法相信。”聲音是女中音，語气是快活的，音色像鈴襠一樣清脆。是埃維，第一眼看上去和將近20年前沒有不同。棕色的短頭發，淡褐色的大眼睛和以前一樣明亮。由于三月天的風吹，由于惊喜，或兩者兼而有之，她的雙頰鮮紅。 我們沒去注意周圍的旁觀者，沖上前擁抱在一起。她的香水是春花的香气。 “過去20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她一面質問我，一面繼續毫不在乎地擁抱著我。 “說來話長，埃維。”然后我調整了話題。“我剛到紐約，看來你的生活里有了一兩個變化。” “是的，你可以這么說，”她心平气和地說道，“過來見一見我生活中兩個最重要的變化。” 她走近兩個女孩子，她們每人都在白襯衫外面穿了一件藍色套頭衫。她們正在和一個拉美婦女聊天，原來那是暫時照顧她們的保姆。一看便知她們是誰，決不會錯。把她們的媽媽縮小就是她們的樣子，而且無疑都有著媽媽迷人的外貌。 埃維把我介紹給她們時，13歲的莉莉和11歲的戴比表現得很熱情。 “這是我的老朋友，那個我常告訴你們的天才的鋼琴家。” “你是說后來變成了醫生的那個人嗎？”莉莉問道。 “而且到了叢林里再也沒有回來？”妹妹問。 “差不多吧。”她們的媽媽笑了。 “你是怎么听說我在非洲的？”我的好奇心被勾引了起來，便問道。 “我有自己的途徑，”埃維開玩笑地說，“其實我對你的關心了解比你想像的要密切得多。我有一個秘密來源。” “什么？” “它叫做《密執安校友通訊》。你弟弟在使老同學了解你的活動近況方面非常出色。你家里人一定非常為你驕傲。” 只有這時她才仔細地看了看我的左額。 “几乎看不出來，”她同情地說，“我猜你還算幸運，是吧？” “你可以這么說。”我答道，希望听起來模棱兩可。 “是什么風把你吹到紐約來的？” 我立刻意識到，我那位給我做編年史的弟弟在關于我最近的活動方面信息提供得不很及時。 “哦，我想我得說是康奈爾醫學院。我是那儿的教授。” “真的嗎？”她高興地問道，“做醫生是不是一切都如你所希望的那樣？” “你是想要一個簡單的是或不是的回答呢，還是可以讓我請你和孩子們到什么地方去吃一頓早晚餐呢？” “太好了。”她的女儿們高興地說。 “你肯定沒有別的更重要的安排嗎？”埃維眼含笑意地問道。 “絕對肯定。” 然后，我對兩個女孩說：“你們喜歡俄國茶室嗎？”她們渴切地點點頭。 埃維設法引起了前夫的注意。他們互相招了几下手，顯然是表示對孩子責任的交接，然后我們就走了。 一走到街上，孩子們本能地蹦蹦跳跳跑到了前面，給了我對她們的媽媽說出我心里最想說的話的机會。 “很遺憾你們的婚姻失敗了。” “我不完全同意這個說法，馬修。我們有了兩個非常好的女儿，這是無論給我什么我也不換的。” “不過，獨自把她們帶大——你是獨自一人，是嗎？” “這里是紐約，”她答道，“你很難說比例對單身女子有利。” 她情緒很好。我感覺得出來，等我們單獨在一起時，我會听到她和羅杰婚姻破裂的黑暗的一面。 但此時我們已來到了俄國茶室，我們的注意力會轉到夾魚子醬和酸奶酪的烤薄餅，當然還有用俄國式茶炊煮的茶上去了。 我們已經這么久沒有見面了，自然需要互通許多基本信息。她選擇女儿們作為敘述的高潮，羅杰棄她而娶了火暴的墨西哥女人作為低潮，這毫不使我感到奇怪。她當著孩子們的面坦率地訴說一切，顯然她們是親身經歷了這一個又一個打擊的。 我自己的自豪之處是厄立特里亞的診所，低潮不可避免的是中彈。我隨便地將此一帶而過，免得讓孩子們不安。這樣一來，就留下了一個在將來討論西爾維亞的机會——這個題目絕對不适合孩子的耳朵。 埃維看來和以前一樣不屈不撓。即使在我們初次見面20年后的今天，仍然沒有什么東西使我改變當初對她的印象。她堅強、開朗、樂觀，隨時都准備好了以感激的心清接受好事，也不帶任何自艾自怜地接受坏事，如果坏事找上門來的話。 离婚后顯然她調整了自己事業方面的計划，不過羅杰慷慨地幫她得到了朱利厄德學院的任命，在那儿做私人輔導，教大提琴碩士班。她仍然在紐約市范圍內和各個室內樂小組一起演出。 盡管我有正當的借口，但當她生活中出現危机、我的友誼可能會對她有所幫助的時候，我沒有在她身邊，這仍然使我毫無道理地感到內疚。 “你夏天都做些什么？”我問道，极力把第一次談話局限在中性話題范圍之內。 “噢，孩子們到羅杰和……”——可以看得出來她說這名字仍有困難——“卡門那里去住回個月。近來我總是去參加阿斯朋音樂節。好啦，為什么不告訴我你在隱瞞著什么？” 我感到困惑。“你這話什么意思？” “她的名字，她做什么工作，你們有几個孩子？” “你在說些什么呀，埃維？” “你覺得我在說什么？你的妻子。” “什么妻子？” “紐約每一個像樣點的男人似乎都有的妻子唄。” “對不起，讓你失望了，我沒有妻子。” 她停下來考慮了片刻，顯然拿不定主意如何對付這個對她說來實在反常的現象。我知道她的下一個問題會是什么，感覺到她在拼命努力地小心措詞。 “哦，沒有成功？” “噢，”我含糊地答道，“我以后再告訴你。” “如果不使你太痛苦的話。” “啊，不痛苦。”我的回答使人難以相信，至少對埃維是如此，她仍和從前一樣能看透我的心思。 這時我把注意力轉向了孩子們。我希望多了解她們，我明顯地感覺到她們下午和父親在一起過得并不開心。 她們非常可愛，就我所見，已經平安度過并很好地适應了當今過多發生的家庭之舟触礁事件。很顯然，她們的母親為照顧她們肯定度過了几年艱辛的歲月，因為她們剛剛才到不必每時每刻都要有父母之一在身邊、可以自己生活的階段。埃維真不簡單。 晚飯已經結束，孩子們几下就吃完了俄式水果奶油布丁。我叫了一輛出租車送她們回家。我高興地發現，她們就住在离我一個街區遠的地方，在具有傳奇色彩的博尚巷里。 “你們這所房子很有名，”我對孩子們說，“人們給了它一個外號，叫它‘東卡內基廳’，說這是紐約唯一的一所每一個公寓都配有冰箱、冰柜、爐子和斯坦韋牌鋼琴的住宅樓。” “是的，”戴比說，“媽媽喜歡叫它‘交響樂巷’。” 我看著埃維，她笑了。 “我是孩子們唯一的監護人，這是好處之一。不存在誰得到這套房子的問題。我不僅很高興有這么多酷愛音樂的鄰居，”她頑皮地一笑，“而且還特別得意，因為卡門對這房子想要得要命，可是怎么也辦不到。” “啊，他們仍然有可能得到的。”莉莉插嘴道。 “怎么回事，寶貝？”埃維問。 “這事有點复雜，不過卡門說要是塞普哈迪先生得到了倫敦的那份工作，他的樓頂套間就會上市，他們會是第一個有希望的買主。” 我看見埃維對此的反應是一個響亮而沒有說出口來的“媽的”。為了安慰她，我謊稱自己也可能對那套房子感興趣，會同樣努力地爭取得到它。兩個孩子好像很喜歡這個主意。 “現在告訴我我急著想知道的事，”埃維急切地說，“目前在音樂方面你在干些什么？” 我搜索著，想找到一個回答。 “目前我正把莫扎特所有的鋼琴協奏曲都過——” “太棒了。”埃維大聲說。我不好意思地補充道：“只不過我是讓丹尼爾·巴倫波姆在彈。我是說，我在實驗室大忙了，只能在音響上放光盤听。不過這事說來話長，我們下次見面再談——希望很快就能再見。” 在電梯里，我看得出埃維在和女儿們進行著無言的對話，以及她們同意她盡管提出她的建議的暗示。 “哦，馬特，女孩子們和我想請你過來吃晚飯。” “那太好了。” “哪天對你合适，馬特？” “我的時間由自己支配，所以你們來定吧。” 我們進行了复雜的協調時間的工作。孩子們星期一有音樂課，埃維星期二、四上課要上到10點半。星期一、四的下午我有研討會，在各個不同的時間還有客座報告會。 我們能排出的第一個共同的日子几乎在半個月以后。我很滿意這個時間，因為我需要時間來整理自己的思緒。 和埃維的重逢打開了道道記憶的脈絡。那失去了的机會，那沒有抓住的机緣。我當時根本就不應該听任我們逐漸疏遠起來。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現在既然又一次相遇，我們的友誼將在原來的基礎上重新開始，而這一次將不再會中斷。 第十七章 作為一個怪人的問題在于，只要你表現得稍顯正常，大家便都注意到了。 因此兩周后，當我5點30分离開實驗室，說要到第二天才回去時，人們就開始嚼舌頭了。 實際上，那天早上我頭發理得比較像樣地走進實驗室時就已經埋下了禍根。既不開醫學會，又沒有從華盛頓來的客人，老板干嗎要在看來無緣無故的情況下收拾得整齊像樣？ 具体情況我甚至連秘書寶拉都沒有告訴，僅僅讓她記下那晚“晚餐，7點半”，然后要她自己記住提醒我“帶上玩偶”。 我在非洲最后的日子里曾在附近的村子里到處轉悠，尋找手工藝人（我現在才知道他們是最棒的）購買——有時定做——當地各式各樣人物的小人像，好在回國后怀念他們時拿出來看看，回憶他們是什么人，和我的關系等。 我看著我厄立特里亞的微型居民，想從中為埃維的女儿們挑選禮物。 一開始我想給她們帶去和她們同齡的女孩子的小模型，但最后我挑了我最珍愛的兩個：兩個老音樂家演奏當地的樂器，一個是一种鼓，另一個是一把長脖子提琴。（這兩個音樂家和艾達圣誕節聚會上的音樂家一模一樣。） 我決定不給埃維小人像，一開始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猜是因為我不愿意她成為我已經留在了身后的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只是給她帶了花去。我記得她喜歡水仙花。 “東卡內基廳”真是名不虛傳。進門時我認出了一個著名的鋼琴家和他的妻子，顯然正要去一個音樂會（不是他演出，否則他會走得早得多）。開電梯的意大利人在把客人送到各自的目的地時不停嘴地大談音樂，對我也是如此，他立刻就認為我是某种大師。 當他得知我的目的地后，他宣稱約瑟夫森太太是個“可愛的女士，出色的音樂家，但最重要的是：一個了不起的母親”。（他是把自已經過深思熟慮的對這里居民的判斷一律提供給所有的客人，還是說埃維很特殊？他還說，“我的妻子也是個优秀的母親，不過遺憾的是她不會樂器”。） 對他來說，遺憾的是我們終于來到了埃維的樓層。 從她鄰居的公寓里傳出了演奏拉赫馬尼諾夫１的《第三鋼琴協奏曲》的樂聲，這毫不令人奇怪。但當時引起我注意的是從埃維門下飄出來的西紅柿和大蒜的刺鼻香气。 １拉赫馬尼諾夫（1873-1943），20世紀最著名的俄國作曲家、鋼琴家兼指揮，俄羅斯浪漫主義傳統的最后一位偉大倡導者。 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這給了我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家中烹調的晚餐，不是飯館或微波爐晚餐，而正在等待著我加入到她們中去的是一個真正的家庭。 戴比打開了前門，告訴我她媽媽因為開系教師會耽誤了，几分鐘前剛到家。 “你能過一會儿再來嗎？”她好心地建議道，“我們還沒有准備好呢。” “戴比，”埃維不滿地大聲喊道，“馬上帶馬修到廚房來。” “你好，”飛走進廚房時她微笑道，“正如女招待領班剛才對你說的那樣，我有點晚了。你能把那瓶意大利干葡萄酒打開嗎？” 莉莉往碗里刮干酪絲的時候，埃維把面團放進濾器里。她的圍裙遮在一條朴素但使人增色的連衣裙上，我肯定她上課時穿的不是這件衣服。房間里充滿了引起聯想的各种气味，使我想起了我們很久以前的學生生活，那時我們常自己做晚飯，然后演奏直到半夜。 我們彼此吻了吻面頰。我覺得莉莉可能不喜歡這种公開表示感情的做法，但我也感到戴比會喜歡。當我慈父般地拍拍她的頭發時，她紅著臉的微笑似乎證明了這一點。 當女孩子們在廚房的桌子上放好餐具后，我拿出了禮物。她們打開包裝，完全給迷住了。晚飯時這几乎成了唯一的話題。 我講給她們听阿迪蘇瑪的事，我的記憶和6年前同樣生動，因為一切仍活在我心中：那些等了一夜（有時還要久）的病人的長不見尾的隊伍，而醫生往往只能給他們一眨眼的工夫（當時我們稱之為“飛行診斷”）；那犧牲了國內輕松舒适的工作去幫助饑餓、干旱和內戰的受害者的一群無私的人們；以及永遠改變了我的態度的——如坐下來吃這樣一頓飯時的內疚感——更為深刻的經歷。 她們是兩個很乖的孩子，無論是上菜或收拾桌子都不讓媽媽動一個手指頭。可是她們卻公然無視媽媽明明白白的要她們回屋去做作業的要求。埃維不得不下命令了： “我認為你們兩位女士最好還是去做作業，不然就不給你們打電話的時間了。” 在這一威脅之下，兩個人全都离開了，雖然戴比很不情愿地拖延著，要求媽媽允許她“你們開始演奏時”回來听。 “沒人說過要演奏，”埃維稍帶窘意地反駁說，“馬修一天很累了，也許只想坐下來放松放松。” 為了強調話已說完，她轉向我問道：“你每天几點鐘開始在醫院上班？” 對我來說，這是個舒服得多的話題。 “實際上我有時候整晚都呆在實驗室里。” 我性格中的這個毛病卻錯誤地給了孩子們深刻的印象。 “你是說你根本不睡覺嗎？”莉莉圓睜著兩眼問道。 “啊，我總能縮在沙發上睡上一會儿的。”我很快解釋道。 “是不是因為這個你才沒有結婚？”戴比天真地問道。 埃維的臉紅得像救火車一般。她擺出媽媽的架子說： “夠了，小姐，現在你正式被通知离開這里。” “好吧，希望待會儿再見。” “天哪，她們真可愛。”我大聲笑了起來，要不是埃維臉上的紅暈消退了，我的夸獎會長得多。“沒有她們羅杰怎么受得了？” “啊，他受得了，”她答道，沒有去掩飾她的不快，“我認為他甚至把他在遠東的巡回演出安排在她們的假期之中，以使她們決不可能飛過去和他——更确切地說是和他們在一起。你可能已經猜到了，卡門不是我最喜歡的那類人。信不信由你，她自己有3個孩子，她小心謹慎地不去照顧他們。不過，話又說回來，你是知道藝術家的脾气的。” “我很難過，埃維，”我同情地說，“這對你或孩子們都不公平。我是說，你也應該有机會去巡回演出。” “也許等女儿們長大了以后。我只能等待。好了，現在該談談你了——我們知道了你醫學上的業績，告訴我在音樂方面你在做些什么。” 我沒有抱任何幻想而來，我知道不可避免地會提到這個問題。畢竟，音樂曾經是聯結我們的紐帶，我們間的共同語言。難道兩條魚能夠在一起交談而永遠不提水嗎？ 盡管我考慮過這個問題，其實還花了許多個小時一門心思地琢磨如何對她講我音樂上的（我能稱它為什么呢？）失落，但卻始終沒能找到恰當的字眼來表達。我能給她什么樣的合理解釋呢？槍擊后的精神創傷？根据我咨詢過的心理分析研究，這個說法表面上是講得通的。但我的情況是這樣的嗎？ 此外，我和西爾維亞的關系所留下的幽靈般的陰影，我還能繼續避而不談多長時間呢？今天我這個樣子正是它造成的呀。 或者更确切地說，它使得我不是別的樣子。 我從未向任何人袒露過。只有現在，在我向她敞開心扉的時候我才開始明白，這么多年來我生活于其中的痛苦的沉默的全部含義。 在交談過程中我也意識到，埃維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我能与之坦述這一切的人。 我從瑞士小鎮上的那個下午說起。 “上帝呀，馬特，”她听后同情地低聲說道，“那一定是個毀滅性的打擊。你怎么受得了啊？” 從那以后的這些年里，有多少次我對自己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當我意識到我失去了音樂方面的能力的最初那一刻，我是如何承受住的？ 沉默良久以后她說： “貝多芬。這使我想到了貝多芬。但是盡管他听不見了，他仍能作曲。他能創造出《歡樂頌》，能在自己的頭腦里听到歌唱它的聲音。你一定感到自己失音了。” “埃維，請你不要太夸張。我并不是個天才。世界并不因為少了我而貧乏一些。” “但是你卻貧乏了啊，馬特。”她說，聲音中充滿了理解的同情，仿佛她的話是從我的心中說出來的。 我們沉默了好几分鐘，然后她真摯地看著我說：“請把一切都告訴我吧，馬特，不要怕。” 我們一直談到深夜，談到西爾維亞，談到巴黎，談到非洲，然后是她的完全消失。 埃維不聲不響地听著。 當我終于說完以后，她凝視著我，然后說：“你仍然在愛著她。” “我也不知道。我想她仍然是我精神上的一個存在。” “在所有的時間里？” “當然不是。有時出現。比如當我听到一只曾為她彈過的曲子。嘿，我說，現在這已經沒什么了。” “听你說來我得到的印象可不是如此，”她關切地答道，“見鬼，馬修，這么久了，你為什么仍在戀著那一切？我的意思是，你相信她會想到你嗎？” “我不知道。”我支吾道。然后我說：“不太可能。”最后我說：“當然不會。根本不會。” “你可以打賭她不會，”埃維生气地說，“看在上帝的分上，音樂是你生命中的靈魂，你怎么可以讓她偷去你的靈魂？” 我無言以對，她仍抓住不放。 “說呀，馬特。這是我，你的老朋友埃維。看著我的眼睛，對我說你可以忍受沒有音樂的生活。” 我怎么能對她說我不能？她是不是已經看出來了？ 她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說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這是她能夠想像的最可怕的事了。 我提醒她說，我是個醫生。 “但你照樣還是個藝術家。”她動情地答道。 “謝謝了，”我喃喃道，“這話出自你口，對我很有意義。” 她想了片刻后問道：“從那次以后你試過嗎？我是說甚至彈彈像《G調小步舞曲》這樣簡單的東西？” “埃維，全沒有了，每一個音符都不存在了，連樂句中的休止符都沒有了。我已經多多少少地習慣了。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個醫生我拯救了生命。這是一种殊榮。請相信我，如果我必須選擇的話……” “可是你為什么需要選擇呢，馬修？為什么你要受到這樣的懲罰？” 現在我又有點后悔把一切告訴了她。 然而在內心深處，我知道如果我們沒有重逢，這种局面維持不了多久我就會垮掉的。 第十八章 我責備自己在埃維家呆得太晚了。她早上得早起，准備孩子們上學，而我并沒有這樣的責任。但我們被談話深深吸引，忘了時間。 在我到家以后，我甚至不得不和自己斗爭，打消像過去那樣想給她打電話感謝她的荒謬念頭。 我不愿——或不能就這么去睡覺，因此坐下來希望能憑空想出一個隨便的借口，好再這樣見一次。（也許可以請埃維和孩子們去音樂會或看日場演出；或星期日早上到公園去騎自行車，然后到草地酒家去吃頓早午餐。）當我考慮著各种可能性時，我注意到，它們全是些把我們作為一個家庭來考慮的設想。為什么在我幻想的節目單上，我竟沒有放進單獨請埃維出去晚餐這一項？ 也許是因為我害怕陷入到感情中去？可是你這個傻瓜，你把今晚和她這种心与心的交流叫做什么？你還能比這陷得更深嗎？ 我在自己心里和蔡茲交談，他嘲諷地問道：“現在又有什么問題了，老大哥——害怕起幸福來了？” 答案：是的。 “可是這件事很容易呀，馬特，”蔡茲繼續開導說，“你們已經是20年的朋友了，這并不是新的開始，而是自然的繼續。你為什么不放松一點，听任事情自由發展？” 有的時候，弟弟的話有點道理，特別是在我的想像中。因此我听從了他的勸告。 第二天上午，我給埃維打了個電話對她表示感謝。她也避開自己的感情，強調說孩子們都非常喜歡我，求她不久再請我去。 “順便問問，”她說，“下星期六有個紀念莫扎特生日的聚會，你有興趣來參加嗎？每年都有一群朋友和同事聚在一起紀念一番。想找個机會演奏一下的人都來。” 哎呀，听起來有點像在施加壓力，但她很快讓我放下心來。 “不想扮演演員的人可以扮演听眾，因此你只需坐在那里听，并且原諒那些不可原諒的錯誤。” “錯誤？” “當然啦，這确确實實是一群各式各樣的音樂家。我最好的朋友喬琪在朱利尼德學院我們系教中提琴。她丈夫是個會計師，是個极可愛的人，但輕著說他彈鋼琴是個笨蛋。他勁頭可大了，所以我們就都閉上耳朵。你愿意來嗎？” “當然。你打算演奏什么？” “哦，我演奏《五部曲》，加上他們要把我拉進去的不管什么節目。” “听起來很有意思。我什么時候去接你？” “8點鐘怎樣？” “行。我需要帶什么東西嗎？” “呃，你可以挑上一瓶好的白葡萄酒，我帶上我那有名的鹵汁寬面條。” “太好了。我盼著去呢。” 路易吉以四分之一拍的速度把我們送到三層樓下的聚會處，并利用這短暫的路程和我交談。 “這位先生是鋼琴家，是吧？” “誰說的？”我有點疑心地說。 埃維聳聳肩，表示不是她的責任。這時路易吉說明道：“很明顯，你沒有帶樂器，要不是鋼琴你能演奏什么？” “哦，我可以唱歌嘛。”我開玩笑道。 我們的交談者考慮了半秒鐘，然后認定道：“不，我想不會。” 談話結束。我們到了。 我向來不善于在聚會上應酬，所以我總是很高興有机會彈琴。除了葬禮，在其他所有場合大家一直都邀請我演奏。 不過這一回，聊天并未使我不知所措，因為所談的是熟悉的題目，討論新出現的藝術家時我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且當我遇見《紐約時報》的音樂評論家時，我覺得自己“退休”了真是輕松。這家伙什么都評論，包括餐前小吃（幸虧他喜歡埃維做的烤寬面條，不然我會用皮帶抽他的）。 莫扎特的保留曲目被徹底地演繹了一遍，弦樂器特別突出。然后輪到《五部曲》，這是我特別喜歡的。《降E調曲》是我們愛好音樂的會計師主人表現的時候，埃維告訴我，他為此一年到頭都在練習。 當別的參加演出的人快活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邊聊天邊調音時，他焦急地站在那里掃視著听眾。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 “喂，那位，”他緊張地笑著，“你不是埃維的朋友嗎？我叫哈維，我不記得你的名字了。” 我又一次介紹了自己。顯然，將要成為眾目睽睽的中心使他恐慌至极。 “啊，馬特，我注意到你不演出，但是你會讀譜嗎？” “你有什么想法？”我友好地問道。 “你能在下一個節目里替我翻譜嗎？” “當然，哈維，我很高興這樣做。” 埃維正站在調潘趣酒的大碗旁熱烈地聊著天，但我們的目光相遇在一起，她微笑著，似乎是說：“祝你愉快。這也并不是我的安排。” 然后我們就開始了。哈維像大力神赫爾克勒斯一樣費勁地勉強跟得上音樂。我的感覺就和做實習醫生時，眼看著一個特別笨拙的醫生笨手笨腳地把一個簡單的手術搞得一團糟一樣。這一次我非常想去于預，別讓莫扎特受罪了。不過，盡管哈維笨拙失誤，能再一次离鋼琴這么近我感到真是太好了。 總算演完了。然后，埃維和几個系里的朋友上台來表演弦樂五重奏。她經過我身邊時吻了我一下，輕聲說：“你于得棒极了，馬特。” “多謝啦。”我笑著回吻了她。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僅僅為能在肉体上接近她的借口，不過不管怎么說，我和哈維成了朋友，我答應他如果那晚他再演出（上帝啊，千万別），我還給他翻譜。 埃維遵守諾言，沒有提到我過去曾是鋼琴家。但是顯然，她對一兩個朋友吐露過我將來可能會是……伴侶？因為几乎我与之交談的每一個人都主動地對她的人品和作為音樂家的才能大大地贊揚一番。有位先生發表了如下見解，說她的丈夫羅杰“放棄了這樣一個女人簡直是個百分之百的笨蛋。但是早晚卡門會把他的睾丸加到自己的收藏品之中，那時他就會爬著回來找她的”。 只要我有發言權，他休想。 我們待得太晚了，路易吉已經回家了。當我們終于回到埃維的住所時，值夜班的鮑勃耐心地等著看是否需要送我下去。我不知道埃維的想法，但是感謝上帝她心中有數。 “今晚我們沒有多少机會談談，為什么不進來再待一會儿？” “好啊。”我答道，于是鮑勃便消失了。 “我去弄點咖啡，我們可以到琴室去喝。”她建議說，手指指向前門右邊的一間房間，“真正的咖啡，還是去咖啡因的咖啡？” “最好給我真正的。等一會儿我還要到實驗室去呢。” “這么晚還去？” “這是我确立的一個習慣做法，好讓星期六夜里干‘末班作業’的人得到稱贊。” 我走進琴室，打開了電燈。這确實是個音樂家的天堂。牆面上沒有排滿書的地方全都用軟木做了隔音處理——這樣只要有人興起，任何時候都可以演奏。埃維的藏書似乎包括了所有有關大提琴的著作。 她的琴架放在窗旁，這樣她拉琴時就可以凝視窗外的河流。屋里還有一架閒置不用的斯坦韋牌大鋼琴。 我剛往鋼琴前走了一步，埃維就端著放咖啡的托盤走了進來。她非常体貼，什么也沒有說。 我接過托盤，把它放在桌子上，伸出雙臂摟住了她。 我們互相緊緊地擁抱了片刻，然后接吻。我們已不再僅僅是朋友，而快要成為情人了。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過了一會儿，我從她的怀抱中脫出身來，輕輕地關上了門，好讓我們初次做愛的聲音留在琴室中——一間創造音樂的房間。 那夜我新生了。我知道我會醒來而埃維會在我身邊。不僅是明天或后天，而是無數個未來的早晨。我可以睜開眼睛，伸出手去撫摩她。我第一次感覺到了永恒。 在我認識她的這些年里，我甚至都沒有看見過埃維穿游泳衣的樣子，因此她的肉体對于我完全是新鮮的体會。我是在吻她的乳房時才第一次看到它們的。 埃維在做愛時表現出的溫柔和性感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她會具有的。我是怎么壓下了我始終對她怀有的渴望的？ 冉冉升起的朝陽似乎把我們作為大自然事物發展中的一個部分在歡迎我們。 我在愛情中醒來。 但我們不得不急匆匆地起來。孩子們還在睡覺，所以我們還有時間做出合乎規矩的樣子來。埃維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間，而我則很快穿好衣服，把琴室收拾得好像我是在最后一分鐘才決定“留下過夜”的樣子。（我非常怀疑莉莉和戴比會相信這种說法，不過我也不認為我的出現會讓她們不高興。） 總之，我們像一家人一樣在一起吃了早飯。當她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做女孩子們星期日早上要做的事以后，埃維和我坐在那里沖著對方微笑。 “哦，事情發生得夠快的。”她笑道。 “我看從相識20年這一點上，很難把我們放在倉促一族之列。你難道不同意嗎？” 不用語言，她的表情就說明了一切。唯一的問題是：現在怎么辦？ 我們坐在那里喝咖啡，假裝翻閱著星期天的報紙，其實兩個人都急切地想討論我們共同的未來。 “你要回家去嗎？”她問。 “總要回的。我是說，早晚我至少總得換襯衫。”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主意嗎？” “馬特，我們有了開始，你認為我們該怎么進行下去？” “就這么辦，埃維，就進行下去。唯一的問題是，我公寓的地方恐怕連放你的大提琴都夠嗆，更別說你的兩個女儿了。” “那如果我請你在我這里住上，比方說，一個星期，怎么樣？” “孩子們怎么辦？” “呃，我同意這方面可能會有問題，”她微笑著承認道，“我怕她們再也不會讓你走了。” 事情确實如此。 一個星期變成了一個月，然后兩個月，三個月。一天晚上，說話向來直來直去的戴比臉都不紅地問道： “馬修，我能叫你‘爸爸’嗎？” 我眼睛看著埃維回答說：“那就要看你媽媽是不是讓我叫她希勒太太了。” 我早就決定了，只是等待著恰當的時間向她提出。 “哎，媽媽，你打算說‘同意’嗎？” 埃維滿臉笑容，“條件是你和姐姐做伴娘。” “那是不是說我們有新衣服穿了？”莉莉突然從她在听我們講話的不知什么地方鑽了出來。 “是的，寶貝。”埃維答道，“那就是說一切都將是全新的。” 一周后，西德尼·布里契托法官進行了家庭訪問，在埃維的兩個女儿面前將我們結合成夫妻。小提琴手喬琪是主伴娘，我的助手莫頓·舒爾曼是替我拿著戒指的男儐相。作為特殊款待，喬琪的丈夫哈維演奏了《婚禮進行曲》（听上去有點像）。 剩下要做的只是通知我們自己的父母了。韋伯斯特太太大聲喊著祝賀的話，聲音響得沒有電話我們也能听見她在衣阿華州說的話。 蔡茲激動极了。 “對不起，你錯過了結婚典禮。希望你不要生气。” “那要看我是不是連結婚宴會也錯過了。” “沒有，那將在圣誕節我們去拜訪你和媽媽時舉行。” “那我就不生气了。祝賀你，馬特，祝賀你比我想像的還要精明。”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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