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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翌日早晨天气很熱。當我喝茶吸第一支煙時,空气在客廳的窗外回蕩。我本想不吸煙,但是我現在太緊張太激動了。我打算至少別抽那么多。我定時服用醫生給我開的藥。我身上變得紫一塊、青一塊、黃一塊,疼得厲害。我穿上我最輕便的西服,但是當我九點鐘敲響昂熱拉·黛爾菲婭的門時,我的襯衫已粘在身上,就像在汗水里洗過了澡似的。气候的變換和疼痛對我影響很大。我感到疲累、頭暈、蒼老。是的,非常老。
  門開了。
  “盧卡斯先生嗎?”站在我面前的那位年輕女子問。她跟我一樣高,頭發紅得發亮,棕色眼睛大大的,睫毛長長的,像絲綢一樣,臉形狹長,有一張美麗的彎起的嘴。她只穿著短褲和一件淺綠色的胸衣,胸衣在乳房底下打了個結,沒穿鞋。她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身段,兩腿修長。她的皮膚是深褐色。她笑著,笑時露出了實在很漂亮的皓齒。她的眼睛里留有一道傷心的陰影,即使在笑的時候。這傷心是我頭一次見到昂熱拉時率先触動我的東西。
  “我不打攪您過久。”我說,走進一間小前廳,“我只有几個問題。”
  “您可以問一個小時,盧卡斯先生。我對您講過,我的客人十點才來畫像。我的天,您全身濕透了!您快將您的上裝脫掉。您解下領帶吧!您在這里不能這樣奔波,您會中暑的!”
  “我帶錯了衣服。”我脫下上裝解開領帶時說。她將兩者挂在架子上。
  “您也脫掉您的鞋吧。”昂熱拉·黛爾菲婭說。她語調平靜,很實在,很自信。
  我遲疑不決。
  “您脫掉吧!”
  我脫去鞋。
  “咱們到平台上去。那頂上總有點風吹拂。”昂熱拉說。她已經帶頭走了。我們經過一個書房,它的門敞開著。我看到畫和植物。我跟在昂熱拉身后,穿過一間大客廳。它布置得很現代派,色彩淺淡。一整堵牆,從地面到房頂,都被書遮著。我看到對面有一張櫥,上面放著至少五十只各种材料做成的象,有各种各樣的大小,很小的,很大的,鼻子一律上翹。我略作停留。我發現一只烏檀木的小象最漂亮,它胖乎乎的,讓人感覺很滑稽。我想起我在杜塞爾多夫的家,但只是一閃念,因為昂熱拉走得很快。我走時全身都疼。客廳里有一台大電視机。我們穿過暖房,這里的花盆里盛開著許多花,我看到了第二台電視机。昂熱拉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還有第三台,在廚房里。我是個電視迷。尤其是新聞。我總是什么都听。中午電視,傍晚的電視,二十四小時節目,最早的新聞和最晚的新聞。几乎是全部。第一頻道。第二頻道。還有蒙特卡洛台。如果播放新聞時我必須從一個房間走進另一個房間,我就可以繼續收听。”她笑了,“書房里還有第四台電視机。瘋了,是不是?”
  “有一點儿。”我說,“也許是。”
  我們走到室外的平台上,我吸气。這平台環繞著顯然非常大的套房的兩側,肯定有這房子的三分之二大。我此生還從沒見過這么大的平台,還從沒在一座平台上看到過這么多的花儿,它們受到了精心護理。這個平台布置得也像個客廳。有躺椅、桌子和藤椅,一張巨大的太陽遮篷下有一個角落可以就坐,還有架好萊塢秋千。平台的地面是用藍色和白色的地磚舖成的。這套房在最頂層。沒人看得見這個平台里面。但一側還是釘有一堵高高的木護板,是由相互交叉的、漆成白色的木條拼成的。几乎看不見木頭,因為木條上爬滿了常春藤、白花綠葉的茉莉花和九重葛。這种有刺的攀緣植物長著非常好看的橢圓形葉子,它的花有各种紅色、紫色和橙色的色調。這些植物植根在長長的盒子里,在木護板的腳下。再就是鼓腹形的大陶罐,我相信,人們叫它們阿里巴巴罐。里面長著紫色的矮牽牛和大量紅色、白色和藍色的天竺葵。這些阿里巴巴罐一側有孔,像小袋子似的。孔里面長出色彩千差万別的小玫瑰。昂熱拉又察覺了我的目光。
  “這种小玫瑰叫做‘惊玫’。”她說,“您知道,我也迷戀花。”
  “跟我一樣。”我說,細看長著紅色和橙色唐菖薄的大花瓶。它們放在桌子上。春白菊或白或黃地開在陶制容器里,小云杉和其它裝飾樹長在桶里。這座平台真是個大花卉市場。我看到一張小桌子上放著用來修剪的剪子、植物保護劑、藥和類似的東西。我看到水壺和一根管子。在茉莉和濱蘭菊之間,有彩色的陶瓷鳥儿安裝在本護板上——幻想的形象,一只野鴨子,一個鴿子。蝴蝶。“這是我在瓦勞利斯買的。”昂熱拉說。這女人仔細觀察著我。這恐怕是她的一個職業特點。“离這儿不遠。那里生產各种古式的陶罐——自從一九五○年以來,在畢加索、皮格農和普瑞納的影響下,瓦勞利斯肯定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藝術陶瓷中心。”她講得那么自然,無憂無慮,我都忘記了我的疼痛,深深地吸進那清新的空气。這頂上真的是和風習習。昂熱拉撫摸一只鴿子。“這是畢加索送給我的。”她說,“他送了我這么一個禮物,我當然非常高興,非常驕傲。您想喝什么!什么果汁?橙汁?還是宁愿喝奎宁水?苦檸檬?”
  “苦檸檬。”我說。
  “等一會儿!”她光著腳跑進了房子。我向前走向護欄,它朝向大海。我一生中見過許多漂亮的城市和風景——卻從沒見過這樣一种。就在我腳下,坐落著戛納和它的豪華住宅區、街道、舊房子和教堂。我實際上能毫無遮攔地望到大海。向左望是安提伯斯海岬,右邊我看到艾斯特萊爾山。我看到那座大海灣的全貌,戛納坐落在其中。我看到住宅樓之間的棕櫚園和花叢,看到舊碼頭和左邊的第二座碼頭,顯然是座新的。那里停泊著許多游艇,有一部分相當大。在刺眼的陽光下,全城的所有建筑都白光閃閃。在蔚藍的大海上,昨天的船只旁停靠了一艘美國的驅逐艦。我看到帆船、游艇和摩托艇,它們留下白色的泡沫軌道。海天一色,無際無涯,是的,漫無盡頭。一架飛机從相距不遠處飛過,很低。听不到隆隆聲。這架飛机在尼斯上方准備降落。飛机很大。
  “左邊的碼頭叫做康托港。”昂熱拉的聲音在我身后說,“所有的游艇都停泊在那里。過去一點點您就能看到‘棕櫚海灘’。”
  我轉過身。昂熱拉遞給我一只霧蒙蒙的杯子。“您的苦檸檬,加了冰和一塊橙子。這樣行嗎?”
  “好极了。”
  她自己喝柚子汁。
  “這上面真是太美了。”我說。
  “是的,”她說,“我非常愛它。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晴天雨天。只要可能,我就呆在這外面。”
  “這從您身上看得出來。”
  她笑了。
  “如果我用不著工作,我會整天在這儿度過。就在這外面。”她站在我面前,我頭一回感覺到了她的皮膚的清新的芳香。昂熱拉不用香水。“您請坐。坐到遮陽檐下。您頭上什么也沒戴。這太危險了。”她戴上一頂布帽子,選了一張太陽底下的椅子。“這對我已經沒影響了。但在這里我頭上總要戴點東西。今天天气會非常熱。您想知道什么,盧卡斯先生?”
  “您能向我講的關于赫伯特·赫爾曼的一切。”
  “這沒多少。”她笑望著我,眼角形成了小小皺紋。“我是通過他妹妹認識他的。我給他們倆畫過像。先是妹妹。他的畫像長期放在我這儿。他上周來時,他妹妹一定告訴他說,那張像沒畫完,還在我這儿。于是他來到這儿,一共三次。總是來一兩個小時,如今畫是完成了,而赫爾曼先生卻死了。我得給他妹妹打電話。”
  “我可以看一看這幅畫嗎?”
  “當然。”她已經站了起來,領我走進房子。她走起路來出奇的輕盈敏捷,動作优美。我穿著襪子跟在她身后。現在我身上又疼起來了。畫室很大。我看到了十几幅畫了一半的肖像,一張大桌子上擱著畫家的沾有涂料的白外套、調色板、顏料、畫筆、松香瓶、畫布和畫框。昂熱拉領我走向一幅沒有鑲框的肖像,它倚在一個角落里。“這里,這就是他。”
  我打量那幅畫。我自信對繪畫還是略懂一點的,根据我的理解,我覺得昂熱拉是個好肖像大師。這幅畫只畫了赫爾曼的頭部。如果這幅畫沒被美化的話,那么,銀行家赫爾曼的臉真是可喜可賀。從其它的畫看,昂熱拉不像是個會美化她的顧客的畫家。我看到一個形象高貴的頭顱,慈祥的灰眼睛,嘴角一縷友善的微笑,高額頭,灰色的濃密短發。高貴,無比高貴——這就是這張臉給人的印象。
  “他看上去精神飽滿。”
  “他看上去精神很飽滿,盧卡斯先生。他是位紳士。”是嗎?我想。“一位完美的紳士。”昂熱拉略一沉吟,“這只是一种感覺,盧卡斯先生,只是一种感覺,您別太在意……”
  “什么?”
  “當我最后一次畫他時,赫爾曼特別神經質和煩躁不安。有什么事在可怕地折磨他。”
  “有沒有可能是害怕?”
  “是的,這也有可能。我……我……我的感覺,您瞧……我有一种感覺,他之所以來找我,是因為他在這儿能找到安宁。有一回他對我這么講過。他非常喜歡我。我也喜歡他。因此,他經常帶我坐他的游艇……這回也是。”
  “一只吃坏了的胃救了您的命。”
  “是的,”她說,“我真幸運。本來我也有可能死去。誰知道呢,是不是……”她迅速打住了。她眼睛里的陰影更暗了。
  “您想講什么?”
  “沒什么。”
  “不可能。”
  “噢,不,盧卡斯先生!咱們再去平台上好嗎?”她不等我回答,就率先走出去,經過一間廚房,廚房門敞開著。我看到一大堆菊苣葉子。在我來之前,昂熱拉一定洗過它們。
  平台上,那清涼宜人的風吹拂著我。
  “但這一回他在這儿也沒找到他的安宁。”昂熱拉說,坐下去。
  “為什么沒有?”
  “老有電話找他。”
  “誰打的?”
  “噢,是生意上的朋友。”
  我從褲袋里掏出我的錢夾,把那位傷心的路易·拉克洛斯給我的名單遞給昂熱拉。
  “會不會是這些人?您認識這些人嗎?”
  她說:“稍等一下。”說完她跑進客廳。房間的窗戶都很大,能推到一邊去。昂熱拉拿著一只細框眼鏡回來,戴上。“這些年我變得老花了,很突然。沒有眼鏡我再也讀不了啦。工作時我也需要眼鏡。”她打量那張紙條。她的臉給人一种專心致志、精力集中的印象,就像是有人向她提出一個精确的問題或者她精确地回答時一樣。“除了薩岡塔納夫婦,我認識這上面的所有人。”她看完后說,“我給約翰·基爾伍德、法比安夫婦和泰奈多斯夫婦都畫過像。我最熟悉特拉博夫婦。我跟他們是朋友,特別是跟帕斯卡勒。”她摘下眼鏡,“這讓您吃惊,是不是?”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又接著說,“在這里我是一种怪物,我認識所有的人。這完全是由于我的職業。他們邀請我出席社交場所,赴盛宴……”
  “‘他們’是誰?”
  “啊,‘棕櫚海灘’賭場的董事會和‘保安警’賭場的董事會,隨季節不同,參加電影節,參加展覽以及這里舉辦的一切活動。主要是‘旅游事業聯合會’這么做。如果您想用德語說,就是這里海灘上的旅游局。我……”她有些羞澀,“通過我的畫,我在這一帶小有名气。‘旅游事業聯合會’顯然是將我當成了戛納的一個名胜。”
  “您毫無疑問是這樣的。”
  “謝謝。”她說,“不,真的。最近几年,我是真正陷進去了,對此我當然非常高興。因為,您明白,這樣就有人向我訂貨。另一方面,這東西代价昂貴。我需要衣服、鞋子。在這些盛宴上衣著要非常講究。我運气好,您知道。我可以穿一件兩百法郎的衣服,其他的女人會打賭,說它价值兩千,是普齊設計的。我當然也有几身真正昂貴的服裝。毛皮大衣。好首飾……我將我掙來的所有錢都買成首飾。如果你有一天得逃跑,首飾是最容易攜帶的……”她又打住了。
  “您曾經被迫逃跑過嗎?”我問。
  “正如所說,這些人我全認識,只有薩岡阿塔納夫婦除外。”她不理我的問題,“他們每年來這里几個月,他們人人在這里有他們的住宅或套房。特拉博夫婦在這儿生活三個季度,其余時間在巴黎。可如果您問我,當赫爾曼先生在我這儿時,打電話的是否這些人,您就得失望了。那是些我不熟悉的聲音。”
  “您拿起听筒,那些聲音要求赫爾曼先生听電話,于是您給他听筒。他跟誰交談,您不知道。”
  “哎呀,不知道,當然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先有人通報一下,然后,這些人才跟赫爾曼先生講話。”
  “或者是他們中的一個。對,我就是這個意思。您認為不可能嗎?”
  “我認為那完全是可能的。”她嚴肅地說,“滑稽,我從沒想到這上面。”
  “您說,他因為這些電話無法安宁?”
  “對,他總是非常激動。他發怒。那之后他要么很神經質,要么非常無精打采。他只是不肯說是什么事。我當然也從沒有問過他。”
  “他什么時候來您這儿的?”
  “他連續來了三天,”昂熱拉說,“上個星期還來過。然后他邀請我一同去科西嘉,跟西蒙夫婦和比奈特夫婦。他們我也認識。”
  “他去科西嘉干什么?”
  “去阿雅克約會生意上的朋友。”
  “電話上是用哪种語言交談的?”
  “用英語。”當我們交談時,附近的尼斯不停地有大飛机降落或起飛。我看到它們總是飛得很低,卻几乎听不到噴气机的噪音。
  “您講英語?”我問。
  “跟講德語一樣。”
  “我可否問問,這些談話事關什么?或者您不在場?”
  “我的電話線非常長。我可以從客廳里將它拉到整座房子里。當我工作時,它就放在畫室里。當時它也是在那里響個不停。我想出去,但赫爾曼先生請求我留下來。那些談話令我捉摸不透。事關日期和赫爾曼以最大的堅決堅持的某种東西。那是什么,可惜我不懂。我只知道,總是有一個詞夾在中間——是cover這個詞。不,兩個詞:cover和coverage。”
  “cover,”我重复道,“coverage……”
  “請您等等,我去拿本字典……”她跑進客廳,拿著一本英文字典回來了。她戴上眼鏡,將麻布帽子更緊地摁在頭上,因為它滑掉了。她翻開字典,讀道:“cover,首先是:蓋、蓋子、信封、套子、罩子、遮蓋。保護……”她抬起頭來,“這有用嗎?”
  “也許,”我說,“我不清楚。請繼續念。”
  “大衣,被蓋……第二:蓋、蓋上、包進。裹、藏……嗯?”
  我只是聳聳肩。
  “掩蓋,保護……這一點用也沒有?”
  “我要知道就好了。”我說。她的小帽子又向前滑了。她將它推回去。一縷紅頭發落到她那晒成褐色的、高高的額頭上。“瞄准——用武器——掃射——用武器掃射一個地區——包容,包圍,用在報紙上:報告,對待,一件事……包紐扣,檢察院,護導線……coverage:新聞報導……cover girl……”
  “不,這大概不會。”
  “可那是什么呢?我對您講,這個詞老是出現,老是cover……coverage!簡直沒有別的話。”
  “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場不幸還是一場犯罪?”
  “一場犯罪。”昂熱拉說,沒有猶豫。
  “您為什么相信這個?”
  “拉克洛斯先生對我講過,那是一次嚴重的炸彈爆炸。”
  “原來如此。”
  “不僅僅是因為這個。也因為赫爾曼先生所處的處境!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樣的處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還生气、發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聲音听起來有樂感,很悅耳。這女人永遠不會大聲或發怒,一直保持著冷靜。
  “這會跟電話有關嗎?”
  “我想,一定跟它們有關。可什么關系,我确實不知道。也沒有證明,赫爾曼先生真的跟這些人……”她指著名單說,“打過電話。或只跟他們當中的一位。”
  “他走投無路嗎?”
  “對,可以這么講……”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結束性命?”
  “以這种方式?將其他人一同拖進死亡?絕對不會!您不了解赫爾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這么做了……我不明白為什么……那么,他就會這樣做:不傷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賭!”她迷惑地望著我,“我幫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樂于助人,夫人。”我說。她對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說。
  “還有coverage。”她說。
  “還有最后一個問題。所有這些人這一回差不多是同時來到戛納,這很奇怪——或者他們老是這么做?”
  “不,過去他們來的時間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們要慶祝赫爾曼先生的六十五歲生日。”
  “是這樣啊。好了。”
  “這是他妹妹在電話上對我講的。打這种電話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個人。他們互相打電話。赫爾曼夫人也常給我打電話。打電話邀請我。打電話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給她畫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開家。她無法走路。那幅畫挂在她家。”
  “赫爾曼先生的六十五歲生日是什么時候?”
  “今天,”昂熱拉說,“本應是今天。五月十三號。”
  “哎呀。”我說,從她手里拿過那個名單,“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幫了我很大忙。”
  “我擔心沒有。”
  “确實幫了很大忙。”我說。當我站起來僵硬地略微鞠躬時,她再次向我莞爾一笑。我一本正經。我們走進室內,走回前廳。我迅速系好領帶,套上鞋,穿好上裝。与此同時我注意到,昂熱拉在一動不動地打量我。
  “那么,再見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沒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聲音听起來很綿軟。
  “什么事?”我突然難為情起來。
  “盧卡斯先生,我想問您一點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傷害,您答應我嗎?是出于善意。”
  “我答應您。您想問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時候嗎?”昂熱拉問,“您會笑嗎,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這位奇怪的年輕女子說。
  我笑起來,大聲,做作。
  “這不是笑。”她說。
  “是笑。”
  “不是。”
  “好吧,我當然很難奉命強笑……”
  “當然不。這是我的無禮。”
  “根本不是。我給人一种非常嚴厲的德國人印象,是不是?”
  “不嚴厲,不是德國式的。”
  “那是什么?”
  “您听著,盧卡斯先生,”昂熱拉說,“您當然可以拒絕,認為我是厚顏無恥或者沒有教養。但是……我還是想對您講。您看,是這樣的……”
  “說呀?”
  “好吧,”她說得又流利了,“是這樣的,您真的是穿錯了服裝來這儿,穿錯了鞋。我下午得進城,買新的顏料,去安提伯斯路上的一家服裝店取一些為我修改的東西。您給人好感,先生,确實給人好感。”
  “還從沒有人對我講過這种話。”
  “是的,我知道。”
  “打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盧卡斯先生,您允許我陪您在這里買點東西嗎?看起來您將要在這里呆較長時間,是不是?”
  “是的。”
  “一個女人更清楚什么适合一個男人。在這方面她的眼光老練。”
  我說:“您想跟我一起去買東西?為我買新東西?我看上去穿得令人不可思議,是不是?”
  “不是不可思議,您總是愛夸張。不實際,先生。怎么樣?”
  “我為您的建議高興。”我說,感到我的心突然跳起來,“很高興,夫人,真的。但您得允許我事先請您去吃飯。”
  “很樂意。我警告您,我胃口好得很。”
  “我什么時候來接您好呢?”
  “咱們就說好一點鐘怎么樣?”
  “行。一點鐘。我在‘庄嚴’酒店里訂張桌子。”
  “您讓我訂座吧。別的地方。”
  “行。那就一點見。我……我很高興。非常高興。”
  “我也高興。”昂熱拉說,“我叫輛出租車。站點就在這附近。等您坐電梯下去,車子馬上也就到了。”她伸給我一只結實的手,重重地一握。我回頭望客廳,望那里的櫥架。我傻乎乎地說:“您知道,我也收集象。您的我非常喜歡。尤其是那只烏檀木的小象,很滑稽。”
  “您迷信,是不?”
  “非常迷信。”
  “我也是。”她打開屋門。我走向電梯,摁按鈕,等電梯上來,同時轉過身。昂熱拉站在半敞開的門里,又露出笑臉。我想笑一笑,但沒笑出來。我心情突然難受起來,我說不出是為什么。電梯到了。當我走進去時,我看到昂熱拉仍然站在那里笑。這時她揚起一只手。我也揚起一只手。然后,電梯門在我身后關上了。我摁底樓的按鈕。電梯悄無聲息地滑下去。電梯里面很熱。齊頭高的部位有一面鏡子。我從鏡子里看到我自己,想笑一笑。那只是一個鬼臉,別的什么也不是。我身上昨夜被打的地方一下子又痛起來了。我已經把它忘光了。突然,那疼的地方不是我挨打的地方,而是体內其它有什么在疼,我說不出來是什么。而這件事最荒唐的是:那是一种奇特的甜蜜的疼痛,它流過我全身,舒适愜意,以前從未体驗過。
   
19

  “謀殺。”伊爾德·赫爾曼的聲音听上去沙啞,如耳語一般,像發誓似的。“當然是謀殺。卑鄙的狡猾的謀殺!”
  一間昏暗的大臥室,她直挺挺地坐在一張洛可可式大床上。這回我也看出她為什么以“鑽石伊爾德”聞名于我的上司勃蘭登伯格和整個國際社會了。她坐在床上,戴的戒指肯定有二十克拉重,一根條形翡翠,鑲滿了鑽石。她左手腕上戴著一只寬寬的翡翠手鐲,它的每一塊寶石上同樣都鑲著鑽石,脖子上相應地戴著項鏈。這种事我可真是平生頭一回見。項鏈由八段組成。每段中間有一根長形大翡翠,旁邊滿是打磨成圓形的樹葉圖案的鑽石。前面挂著兩根大得不得了的水滴狀翡翠和兩顆半圓形鑽石,用一塊打磨得圓圓的寶石連接著。當然,伊爾德·赫爾曼還戴著鑲鑽石的、水滴狀的翡翠耳飾。全加在一起一定值几百万。伊爾德在床上戴這個,她未修邊幅,未涂脂抹粉,皮膚白皙,患白化病的眼睛呈玫瑰紅色,頭戴黑色假發套。它有些滑脫了,讓人認出她頭上差不多沒頭發了。她穿著花邊睡服和一件洗得發白的、床上穿的淺綠色小夾襖。她顯然怕冷。我頭一回能較自由地呼吸了。這房間里跟整幢房子一樣開著空調,散發出花儿的甜味。
  “多卑鄙的一場謀殺啊。”這位鑽石伊爾德說。
  我坐出租車离開住在加利福尼亞區的昂熱拉·黛爾菲婭后,先去了老碼頭的辦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來回了“庄嚴”酒店,最后才來到這里。我遠遠地坐車西行,來到了高貴的瓦萊格區。赫爾曼家庭在這里擁有一幢別墅。司机熟悉這個名字。我根本不必報街名。司机告訴我,這幢別墅曾經是一位俄羅斯大公的財產。它坐落在一個大公園里,四周高牆聳立,牆頂有鋼尖和刺鐵絲,依我看是通了電的警報線。一個身穿白制服的看門人從一間小屋里跑出來。司机打手勢讓他開門。門依然關著。
  那仆人打開大門里的一扇小門,來到街上,向我們走來,解釋說出租車不可以駛進公園,我得下車。現在是十一點差十分,我從路易·拉克洛斯的辦公室跟伊爾德·赫爾曼約好了十一點。在這個沮喪的小個子男人的辦公室里,三台電風扇呼呼勁吹,但我還是險些窒息。我一大早打電話向拉克洛斯匯報了對我的襲擊,以及我跟倪科爾·莫尼埃和阿蘭·達儂的經歷,他答應想辦法查出點頭緒來……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間里還有一個穿麻布褲子和麻布襯衫的男人,黑頭發,被太陽晒得黧黑。這是海軍少尉勞倫特·維阿拉,是海上警察請來的炸藥專家。維阿拉三十五歲左右。他向我作了簡短的匯報。根据他的檢查結果看,顯而易見是犯罪。從水里撈出了一台定時爆炸器的空殼。維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線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藥。這當然讓我們大進了一步。維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檢驗指令。他的光譜分析儀摔碎了,先得從巴黎空運一台新的來。維阿拉和我乍一見面相互間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們會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藥,我也就能說出它來自何處。”維阿拉解釋說,“我在這里已工作十六年,漸漸地熟悉這個環境了。”他去災難地點取回的樣品和殘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門”的實驗室里。他指給我看堆滿大大小小碎片的貨架。
  “怎么樣?”從實驗室里回來后,我問拉克洛斯。我看到實驗室的窗戶裝著防盜竊。
  “什么也沒有。”他說,一如既往地怏怏不樂,“達儂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這個意思。我從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宮’。他們摁鈴,沒人應答,房東不清楚達儂藏在哪儿,警官們破門而入。他們事先領取了搜查令。”
  “結果呢?”
  “達儂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換洗衣服、西服和箱子。達儂的汽車不在車庫里。沒有人看到他開走。他一定是連夜逃走了。我們當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點和巡邏車,也通知了憲兵哨所,可如果他還有點理智的話,他會先潛伏一段時間。”
  拉克洛斯接著舊煙蒂點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為什么逃走呢?”
  “他為什么講,倪科爾·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維阿拉問。
  “她住那儿嗎?”我問。
  “櫥里滿是女人服裝、女人內衣和女人鞋之類。”
  “那這房子還是屬于她?”
  “反正房主這么說。她是租戶,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那達儂呢?”
  “估計是靠她養活的。”拉克洛斯撫摸著他的小胡子。
  “什么叫估計?”
  “他也有可能是個顧客。”
  “一個顧客,在上面有換洗衣服、西服、箱子和一輛汽車?”
  “有什么不可以的?”那個海軍少尉維阿拉問,“他可以想在那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旁邊還有其它房子,或許是用了假名,我們怎么知道?或許他也還讓另一個姑娘接客。”
  “另外,您說的那朵玫瑰也不見了。”拉克洛斯說,又伸手取另一支煙。
  “倪科爾·莫尼埃也帶走了衣服和內衣嗎?”
  “沒有。反正櫥柜里是滿滿的,什么也沒少。說不定她在別的住房里也有這些東西,也許在其他的許多房子里。這兩位要是机靈的話,我們不會很快就找到他們的。”
  “他們中有誰受過懲罰、登記在檔或在警方挂過號嗎?”
  “什么也沒有過。”拉克洛斯說,“您在黛爾菲婭那儿有什么成果嗎?”
  我講了昂熱拉·黛爾菲婭告訴我的一切。
  “沒什么新鮮的。我只是想您能不怀偏見地去。”拉克洛斯說。
  “這個cover和coverage會是什么意思?”我問。
  “不清楚。”拉克洛斯說。
  “支付。嗯。可以支付。您認為支票或匯票怎么樣?人們可是講‘可以支付’和‘不可以支付’的,怎么樣?”維阿拉說。
  “對,”我印象深刻地說,“您說得對。從戛納能直撥杜塞爾多夫嗎?”
  “不行,”拉克洛斯說,“只能從杜塞爾多夫直撥戛納。德國有自撥設備,反過來還不行。您得等上几個小時。我們的電話网絡有點儿……不說也罷。”
  “我可以打個電話嗎?”我問,“我現在想拜訪這位伊爾德·赫爾曼。”
  “那當然。”拉克洛斯說。當我隨后告別時,他不友好地冷冷一笑,說:“祝您在鑽石伊爾德那儿愉愉快快!”
  我坐車回“庄嚴”酒店,從保險箱里取出了錢和密碼,給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擬了一封電報。電文如下:總是遇上cover和coverage的說法,句號。它們有特殊意義嗎?我的密碼很靈活,一周中每天換新的,表面看起來總是有內容的文章。在把這份電報作為急件發出去后,我坐車前往伊爾德·赫爾曼的別墅,在那里,那個穿著白制服的仆人不放我們的車進去……
  于是我下車付給司机錢,跟隨仆人穿過大門里的小門。我等著他打電話為我通報。
  “有人來接您。”他說。俄頃,出現了一輛類似吉普車的車子。它有個涼篷,像華蓋似的安裝在輪子上方。司机身后有兩張用螺絲固定得緊緊的椅子,他旁邊有一張。那個司机同樣是身穿制服,一身淺藍色的,銅鈕扣,金綬帶。我們行駛在公園里。我看看表。我們果然開了五分半鐘。公園里長著棕櫚、松樹、杉樹和橄欖樹,是的,就像一座森林,有時候密密叢叢,我們像是滑行在闊葉隧道里,因為古樹的樹枝遮住了路。我看到石條凳、小天使雕像、開裂的人像和一座大游泳池,池里面沒有水。它在太陽下白閃閃的。別墅是按西班牙的殖民地風格修建的。在這里看得到鮮花怒放、精心護理的花圃。噴水器轉動著,在刺眼的陽光下形成了彩虹。
  一個寬寬的突出部分通向大門,突出部分由柱子支撐著,托著一座有許多鮮花和白色金屬家具的平台。那個為我開車的男人把那輛奇怪的車開走了。第三個仆人打開門,他穿的又是白衣服。
  “請您跟我來,先生。”
  我跟在他身后,穿過一間舖著大理石的寬敞大廳,大理石上舖著地毯。四壁上挂著魯本斯、波提切利、艾爾·格列柯、弗麥爾·凡·德爾夫特的畫像和巨幅織花壁毯。我肯定那些畫是原作。這房子就像是一座大古董店,塞滿不同時代的最珍貴的家具。巴羅克時期、文藝复興時期和洛可可時期的。家具非常漂亮,這一切都顯得不同尋常。巨大的落地花瓶里插著很多花。房子里散發出它們的芳香。我看到壁龕里放有象牙雕刻的人和動物,燈光照耀在雕像上面。那些畫和雕像實在不适合這一种混雜的擺設。雖然金碧輝煌,但算不上是座有修養的房子。有一种非常濃郁的女性气息。管它呢,我想,伊爾德·赫爾曼一直住在這里,她哥哥很少來。這大概是她的喜好。我們沿一座大理石樓梯爬上二樓,那里有一道石制寬陽台遮住了通向許多房間的通道。這里也有畫、塑像和壁毯。這房子一定大得很,在過道里,台階兩次上上下下,每次三級,然后仆人敲一扇門。一個女仆打開門來,讓我走進一間客廳,它清一色藍。我又看到滿屋放著花瓶,但它們不像昂熱拉的平台上那么自然,顯得壓抑,它們的花香令人迷迷糊糊。我點燃一支煙。我神經緊張,一身汗,深深地吸煙。我已經發現,貝茨大夫所說的話是說起來容易,但無法實現。我像個傻瓜似的嚼碎兩粒硝酸甘油膠囊,觀看一張桌子上放著的一排皮裝大開本的燙金古厚書。那是一些拉丁文的有關樹木的書。我等候。我點著第二支煙。現在已經是十一點二十了。十一點半,門打開,走出來一個年約三十五歲的男子,一身米色,模樣俊美,只是眼睛冷冰冰的。
  “澤貝格。”他跟我講德語,伸給我一只熱乎乎、軟綿綿的手。“保爾·澤貝格。我恭喜您,盧卡斯先生。尊敬的夫人馬上就接見您,她只需要稍微恢复一下。她臥在床上——那震惊,您理解。一場可怕的事件。”
  “對,可怕。”我說。
  “我是赫爾曼銀行的全權總代表。”澤貝格解釋說,“是這個家庭的朋友,如果我可以這么自稱的話。是的,我可以這么自稱。當我收到那個災難消息時,就立馬飛到這下面來了。赫爾曼夫人完全崩潰了。您知道,她和她的哥哥感情深摯。現在,在一位杰出的醫生幫助下,她剛剛度過最糟糕期。因此,您不可以跟她談得太久,赫爾曼夫人無論如何不能激動。”
  “這不取決于我。”
  “噢,不對,”他溫柔地說,“當然取決于您。不錯,您是盡義務。但請您盡義務時小心謹慎,別撕開舊傷,我請求您。”
  我聳聳肩,這是一個充滿气味的房間。澤貝格也散發出某种香水味。
  “您使用什么香水?”
  令我意外的是這個問題讓他特別高興。
  “粗陶人,”他驕傲地說,“只有這里買得到。好极了,是不是?我使用它多年了。”
  “您有圓珠筆嗎?麻煩您替我將那名字寫下來,還有生產公司。”
  “粗陶,巴黎。”
  “我也想買它。”我說。
  “那太好了。”他從袋子里取出一張名片,用一支金圓珠筆將我請求他的事寫在背面。
  “謝謝,”我說,“您太樂于助人了。”
  “哪里!”
  門又開了。一位健壯的但顯得像母親的護士穿著白衣出現了。
  “夫人准備接待您了。”
  “您是意大利人。”我對她講。
  “是的,先生。來自米蘭。我擺脫不掉我的口音。雖然我已在這儿為尊敬的夫人工作六年,在法國生活六年了。”她為我開門。我走進鑽石伊爾德的暗淡的臥室。護士為我作了介紹。
  “好吧。”伊爾德舌頭笨拙地說,好像她服用了很多鎮靜劑一樣,“您現在讓我們單獨談吧,安娜。別放任何人進來,明白嗎?”
  “是,夫人。”門關上了。
  “請您走近我,盧卡斯先生。請您拿張椅子。對,那張,好的。請坐近我,讓我能看見您,不必這么大聲講話。”她那白化病人的玫瑰紅色眼睛仔細打量著我。手指在被單上不停地來回摩挲。
  “保險。當然。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只是得請您原諒,如果我……”她伸手拿一塊花布手帕,將頭微側,啜泣了一會儿。我等候,吸著這里的空气中彌漫著的甜蜜的花香。忽然,伊爾德向我轉過身來。她的臉平滑洁白,語調低聲急切。
  “謀殺。當然是謀殺!卑鄙的狡猾的謀殺!”她咽了口唾沫,重复一遍,“多么卑鄙的謀殺啊!”
  “什么叫‘多么卑鄙的謀殺啊’?”我問。我的左腳疼起來,我的左胸側也是,不過不算重。
  “据可靠的資料介紹,在這根項鏈和這個戒指的十顆翡翠中,有八顆來自一根曾經屬于亞歷山大二世的項鏈。”
  “尊敬的夫人,您關于謀殺的那句議論是什么意思?”
  “這您是知道的。”伊爾德說,半閉上她的玫瑰紅色的眼睛,像瘋子似的微笑著。我嚇了一跳。我還將受到更多的惊嚇。“您知道的!您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您對拉克洛斯先生講過,按照您的觀點,您的哥哥是被一位走投無路的生意上的朋友謀殺了。”
  “哎呀,拉克洛斯先生!”她又那么嚇人地低低竊笑起來,“那個可怜的小拉克洛斯先生。那么矮小,那么害怕,那么多的責任!我當場就看出來,我跟他什么也辦不成。因此,我就講了點必定會讓他覺得可信的東西。”
  “那是謊言嗎?”
  “這個翡翠雨滴是后來由一顆大得多的雨滴重新切割成的。它有五點七克拉……”
  我說:“那是個謊言嗎?尊敬的夫人!”
  “八只翡翠共重八十三克拉。漂亮,對不對?是的,這當然是個謊言。”現在伊爾德又低語了,“這位拉克洛斯是個謹小慎微的人。他害怕被卷進什么事件里去。被卷進去,您理解,對不對?”
  “對。”我說。
  “您認為,您哥哥為什么被謀殺了?”
  “這個嗎,人家想干掉他,當然了。”
  “誰?”
  她現在的微笑完全像神經錯亂了似的。
  “盧卡斯先生啊盧卡斯先生!所有人!”
  “所有人?”
  “當然是所有人!您來自德國。咱們是同胞。您了解德國的狀況。我哥哥是個偉大的人物。其他人覺得他太偉大了。”她竊竊一笑,“您別擺出這么一張臉!您知道,眾人一起謀殺了他。”
  我回想起,當我說我要去拜訪鑽石伊爾德時拉克洛斯嘲諷的祝愿,想這個女人是否真的精神失常。
  “所有他的朋友們,”伊爾德低笑著說,“大家一起。好讓他消失,不再有他。”
  我下定決心。
  “您指的是那些來到這里為他慶祝生日的朋友嗎?”
  “他的生日?”她突然淚流滿面,又抽泣起來,“他今天本來……”她講不下去了。我跳起來,因為她全身都在顫抖。我得采取點行動。我急步赶向門口。
  “您……要……去……哪儿?”
  “叫護士……”
  “不要!”她的聲音突然果決起來。我轉過身。她在床上坐正,不再哭了,雖然臉上還滿是淚水。“護士留在外面。您誰也別叫。請您馬上回來。”
  “別這樣。”我說。
  “什么‘別這樣’?”
  “請您別這樣對我講話,尊敬的夫人。我不喜歡這樣。”
  “請您原諒。”這下她又像瘋子似的微笑了,“我的神經……我神經如此糟……有時候我甚至相信,我失去理智了。您請坐下。”
  我坐下。
  “那好吧,您是指責他的那些朋友和生意伙伴嗎?”
  她顯得想縱聲大笑似的。
  “這是個什么念頭啊!我的天,這是個什么念頭啊!他的好朋友們,我的親愛的朋友們……盧卡斯先生,這种玩笑開得不是地方。”
  “這不是玩笑。”我說,“您講‘所有人’。誰是‘所有人’?”
  “這您跟我一樣清楚。”她惡意地說。然后她伸手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涼,我的手汗淋淋。“盧卡斯先生,我付給您錢!隨您要多少,我都付給您!”
  “我所在的保險公司有可能必須付給您錢。”我說。
  伊爾德專橫地一揮手。
  “保險公司,呸!我付您錢,讓您將所有這些人送交法庭,讓他們不再為非作歹,將他們五馬分尸。”她真是這么說的,“必須根除掉這些人。要不然我自己的生命也難保。”
  “為什么?”
  “我是繼承人,惟一的繼承人。現在一切都屬于我。我是我可怜的哥哥的惟一在世的親人。”
  “這就是說,銀行現在也屬于您?”
  “當然。”
  “可是以您這种狀況……請您原諒……”
  “您說吧。我的狀況,我不能去德國。我對錢也一竅不通。幸好澤貝格在。”
  “誰?”
  “我們的全權總代表。您見過他了。”
  “噢,對了。”
  “我可以信任他。可他在您的領域里又沒有經驗。說吧,怎么樣?您要求多少?您要是幫我除掉這些禍害,您要多少就會得到多少。請您別再講您不知道我講的是誰。”
  這女人瘋了。再跟她談下去沒有意義。
  我說:“我什么也不要,澄清這個案子屬于我的工作。一旦我了解到什么或需要問什么,我再來找您,赫爾曼夫人。可以嗎?”
  “隨時,”她說,“隨時,當然,我的親愛的。”
  我站起身。
  “您先看看。”伊爾德說。她摁亮床旁邊的一個開關。我身后的燈亮了。我轉過身。在兩張瑪麗婭·泰萊西櫥柜之間,挂著伊爾德的一幅畫像,它展示著她的真實形象,燈光從底下照著它。那是一幅幽靈似的畫,在強烈的管形燈照耀下,它顯得更加神秘。昂熱拉將這個女人擁有的全部瘋狂都放到了臉上的眼睛里。這幅畫是以純粹的淺色調畫的:白色、黃色、淺棕色和橙色。
  “真好,是不是?您當然認識昂熱拉·黛爾菲婭。”
  “听說過名宇。”我撒謊道。
  “不認識本人?”
  “不認識。”
  “您一定得認識她。”
  “是的。”我說,掏出筆記本和圓珠筆。
  “您能不能給我寫下姓名和地址?我遠視,沒戴眼鏡。”
  奇怪的是她拿起本子和筆,記下了昂熱拉的名字和地址,還有電話號碼。本子放在她的膝蓋上。也許筆跡因此而略有變化,我想,但不會變得太多。但愿如此。現在,我已經有了第二個筆跡好檢查了。
  “一位杰出的藝術家。您知道嗎,我有時候讓那邊的燈整夜地開著?我總是睡得很少。我一醒來就看著這幅畫。它帶給我無限的安宁……”
  門打開來。澤貝格站在門框里。
  “對不起,盧卡斯先生,但我感到我對尊敬的夫人負有責任。您呆在她這儿時間已經太長了。”
  “我就走。”我說,伊爾德再次伸給我一只冰涼的手。
  當我向她俯下身去時,她耳語道:“如果您愿意,一百万!兩百万!您打電話,好嗎?您現在知道該干什么了吧?”
  我點頭。當我走到門口時,伊爾德又叫住我:“所有首飾都是我們在蘇黎世的索斯比拍賣行弄到的。”
  澤貝格帶我下樓梯,又帶我到室外。那位開著像吉普一樣的車子的仆人又等在那里了。
  “大門外有一輛出租車。”澤貝格說。
  “謝謝,”我說,“赫爾曼夫人真有個好醫生嗎?”
  “最好的。最好的醫生。一位內科醫生和一位精神病科大夫。”
  “一位……”
  “您已經看到了,自打那次災難之后她處于怎樣的狀態之中,不是嗎?”
  我只是點點頭。
  “我祝愿您在偵查中一切順利。”澤貝格說,“咱們肯定很快就會再見。”
  “肯定的,澤貝格先生。”
  我鑽進那輛華蓋吉普。我們開動了。車子剛繞過入口時,我轉過身去,澤貝格不見了。我看到二樓有兩張臉孔貼在一面窗玻璃上——是伊爾德·赫爾曼和護士安娜。她們盯著我,她們的臉上有著赤裸裸的恐懼表情。我還從沒有在兩張人臉上看到過這么多的恐懼。她們發覺我在抬頭看她們,窗帘霎時落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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