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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約翰·基爾伍德的臉圓得像只气球,鼓鼓的,似要炸裂,舌頭發紫,挂在嘴外,眼睛外凸。約翰·基爾伍德脖子上有一根尼龍繩。繩子系緊在浴室房頂的一個鉤子上。約翰·基爾伍德就挂在那上面。他只穿著一條睡褲,上面被吐髒了。
  這是所有照片中的一張。
  還有許多別的照片,包括放大的臉,全是彩色的,全是高感光。我一張張地看,感到不舒服。魯瑟爾探長將照片一張張地遞給我。我們站在莫金斯的約翰·基爾伍德的房子里的二樓,這又是一個酷熱天。屋子里有許多人,他們進進出出,站在魯瑟爾和我周圍。約翰·基爾伍德,那個詳細招供了他是赫伯特·赫爾曼的真正凶手的人,已經一命歸西了。
  “他是自己上吊的嗎?”我問。
  “絕對不是。”魯瑟爾說,“我們几乎還什么也不懂,但是有一點我們知道:這不是自殺。約翰·基爾伍德是被殺的。”
  莫金斯這小地方只有三千居民,處在一個高坡上,從那里能遠遠地眺望格拉瑟和大海之間的地帶。我們是穿過有古堡遺跡的大門駛進這座小城的,駛過一個男子的半身塑像。羅杰向我解釋,這是拉米·封·瓦利指揮官,他于世紀之交在一次遠征撒哈拉時陣亡,出生在莫金斯這里。約翰·基爾伍德的房子叫做“天宇”。它坐落在一條非常狹窄的胡同里,前面是一座美麗的老教堂的廣場。廣場很小,長著梧桐樹和几棵棕櫚樹。這座房子三層,狹長,窗戶很高,挂滿深紅色的真絲窗帘。整座房子保持著紅色調。
  除了魯瑟爾、拉克洛斯、克斯勒以及刑警中心分局的凶殺科、鑒定科和司法警察的官員之外,還有另外三人在場。魯瑟爾為我跟他們作了介紹。第一位叫做毛里斯·法布勒,來自巴黎的內政部。看他的穿著似乎級別很高,盡管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語,觀看著檢查。第二個人來自巴黎的財政部,名叫米歇爾·里卡德,有一頭蓬亂的黑發。他也差不多一聲不吭。第三個人是從尼斯的美國領事館過來的,因為基爾伍德是美國人。他叫弗朗茨·黎德威。最后,還有那位我已經認識的矮個子警醫韋農大夫。主角約翰·基爾伍德不在場了。他已經被裝在一只金屬浴缸里弄到了法醫研究所。痕跡尋找者和鑒定科的人員在屋子里穿行,把石墨撒到桌沿、杯子和瓶子上,尋找指紋和許多別的東西,一直在不停地拍照。
  沒有誰對我的外表講什么,他們有別的擔心。講的是法語,美國領事館的那位講得非常吃力,听力很差。一個警察走過來,不停地往這些男人的杯子里倒黑咖啡。我喝了三杯茶,這下我感覺好些了。
  拉克洛斯問候我時說,他們從凌晨五點起就在找我。也就是說,凌晨五點,魯瑟爾和他進屋來,想喚醒基爾伍德,因為他擔心基爾伍德會不會服食了過多的安眠藥——對一個盛滿威士忌的身体來說太多了。他們在浴室里發現了那個醉鬼,吊死在這根鉤子上。
  我問:“你們先前進過屋嗎?”
  “常進來,”拉克洛斯說,“有時是我,有時是探長。”
  “我也進來過。”克斯勒說。
  “怎么樣?”
  “基爾伍德在睡覺。女管家八點鐘就走了。她是今天早晨來的,我們審訊了她,又放她走了。”
  “自從我們有了這份招供之后,昨天一整天我們輪班看管他。”魯瑟爾說,“對面是‘法蘭西酒店’,我們把現場總指揮部設在那里面。我們等候來自巴黎的先生們。我們早就通知了美國領事館。黎德威先生是二十二點左右赶到的。”
  “我也進過屋几回,看到基爾伍德正在睡覺。”黎德威用他的蹩腳法語說。
  “正如所說,我們大家都是一再地進去看。”拉克洛斯說。
  “你們為什么沒有喚醒和逮捕基爾伍德?”
  “他根本不應該受到逮捕。沒有理由逮捕。只不過是警方傳訊。傳票要等兩位來自巴黎的先生帶來。”
  內政部的法布勒說:“我們花了好長時間,才在這件事上取得一致意見。我們得跟美國大使館商量。”
  財政部的里卡德說:“因此我們赶不上飛机了。空軍的一架飛机把我們送到尼斯。我們從那里坐車赶來。遺憾,無法更快了。此事非同小可……”
  “我明白。”我說。
  “我已經跟里卡德先生談過。”克斯勒說。這兩個人相互表示同事間的敬佩。
  魯瑟爾說:“基爾伍德無法逃跑,這房子由憲兵看守著。在理論上有可能,有人從花園里潛入,由牆壁爬上去——牆上有常春藤——但這种可能性不太大。更有可能是某個人一直藏在房子里,沒被我們發現,干完后溜走了。怎么做的,我無法想象。”
  “我也無法想象。”拉克洛斯說,“最后我們不得不試圖喚醒基爾伍德——來自巴黎的先生們已經陪我們等了好久了。”
  “另外,發現死者時,我是一同進屋的。”法布勒說。他臉色發黃,肝髒肯定有毛病。
  “我也是,”財政部的里卡德說,“跟我的同事一道。”他望著克斯勒。
  “你們怎么會想到這里是謀殺而非自殺呢?”我問魯瑟爾。他一邊講話,一邊將已經沖洗放大的照片拿給我看。
  “大夫說的。”我們全都望向法醫,那個矮個子,比拉克洛斯還要矮。
  韋農大夫抬起他的細胳臂。
  “這連小孩子都看得出來,盧卡斯先生!我們剛把他從鉤子上取下來,我就看出來了。根本沒疑問。當基爾伍德被挂上鉤子時,他已經死了。”
  “大夫認為,”拉克洛斯說,“基爾伍德是在睡覺時被尼龍繩勒死的。”
  “勒死的,乖乖,勒死的。”矮個子醫生說。
  “原來他是被勒死的。”
  “這誰能知道?”韋農又舉起細胳膊。他在浴室里來回走動,手里端著咖啡杯。浴室很大,我們全都站在里面。他喝上一小口。“我告訴您吧,在進行尸体解剖之前我對死因什么也不能講。看上去,基爾伍德像是被勒死的。”
  “那好吧。”我說。
  “但是這屁用也沒有。我得剖開尸体。您看,乖乖,也可能是假裝被勒死的。也許基爾伍德是被毒死的。或死于心肌梗塞。或因為被勒住咽喉嚇死的。”
  “那好吧,可總得有個人把他挂上這根鉤子呀。”
  “當然,乖乖,當然了。”韋農攔住那位拎著咖啡壺來回走的警察,“我還要一杯。非常感謝。啊,真舒服。如果他真是被勒死的,他在尸体解剖時會顯示出窒息的症狀。我對您講,這种事是最令人不舒服的,因為你事實上沒有任何依据。在勒死時頸靜脈和頸動脈堵塞,脊椎動脈卻暢通。結果是臉上出現淤血,膨脹,發紫,等等。”
  “那臉是發紫,脹鼓鼓的。”我說。
  “它先前就是這樣的!因為酗酒。基爾伍德酗酒,這我們全知道。它不像一個被勒死者那樣紫那樣腫脹。”
  “這么說他不是被勒死的?”我問。
  “誰這么講了?”矮個子醫生低聲笑起來,“也許這張臉是因為酗酒而發紫發腫的。當凶手將基爾伍德拖進浴室并吊起來時,他一定放松了尼龍繩。這樣情況就完全變了,勒住喉嚨引起的腫脹和紫斑會因此消失。”
  “真見鬼,”美國領事館的那個人說,“這簡直是捉弄人。”
  “既然凶手做得這么天衣無縫,他為什么還要偽造出上吊的假象呢?”我問。
  “他以為他做得不是天衣無縫。他認為他這么做才沒有破綻。他确實想得很周到,但還是有漏洞。他沒有醫學知識——我對您說過,這是最棘手的領域之一。”
  “但您還是肯定,基爾伍德不是自殺的。”
  “完全肯定!”
  “但是,為什么要殺死基爾伍德呢?在這份招供之后可沒有理由這樣做啊!”我說。
  “誰知道這份招供呢?”韋農胜利地掉頭望,“呃,啊!不管是誰藏在這屋里——我可以推斷,是一個男人謀殺了基爾伍德,嘿嘿嘿——他肯定不知道。”韋農沾沾自喜,“如果基爾伍德真是被勒死的,我解剖尸体必然會在結膜和頭皮里發現出血,而且是大出血。當然也可能根本沒出血。”
  “這個人讓我發瘋。”財政部的那個人低聲對我講,用一塊手帕擦擦臉。
  “怎么會根本沒出血?”拉克洛斯問,淡淡地微笑著,一臉狡黠。
  “這取決于——還有咖啡嗎?有?好极了。請再來一杯。這取決于勒殺工具,也就是那根繩子,是不是抽緊了或中間又松開了。多謝咖啡,乖乖。”
  “這就是說,”我說,“如果繩子抽緊了,那么,您就會找到特別多的血。”
  “完全相反!如果繩子抽緊了,非常緊而且突然,我就根本找不到出血。”
  美國領事館的那個人發出聲音:“噢!……”
  “這位先生怎么了?”
  “流鼻涕。”魯瑟爾說,“為什么根本不出血?”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血管都突然閉合,血上不去。這可是一目了然的,小家伙,對不對?”
  “一目了然。”魯瑟爾說,“請您原諒,大夫。”
  “但也有可能繩子被猛一下抽緊了!凶手也不是在床上勒死基爾伍德的——如果是勒死的話——而是在浴室里。看看那浴缸旁的嘔吐痕跡吧。我們在床上找不到。這樣,死亡就是在浴室里發生的。這凶手想得可夠聰明的,但還是聰明不到家。”韋農喝咖啡,然后來回走動,繼續講解,“也可能是喉結受損。”
  “啊哈。”我說。
  “但也不一定!一件刺激物,這是勒殺,正如所說過的。如果是勒殺的話,我承認,有一些證据說明了此事。我在喉結下發現了一個明顯的勒痕。它是平面延伸,頸部很明顯。我在尸体解剖時也能在甲狀軟骨和環狀軟骨里發現骨折。”
  “好,好!”拉克洛斯嘲諷地幸災樂禍道。
  “……但是我不必。在大多數情況下發現不了這种骨折。”
  “這家伙真讓我受不了。”美國領事館那個人說。韋農沖他像孩子似的微笑。
  “請您現在忘記死因吧,大夫。死亡時間如何?您對此能講點什么嗎?”魯瑟爾問。
  “對,這也是難以說清的一回事。難,很難……”
  “為什么難?您是五點半來的。當您看到基爾伍德時,尸体發硬了沒有?”
  “能不能給我點糖……謝謝。先是局部變硬,下顎的肌肉。脖子和胳膊,腿和腳還沒有。”
  “這么說您到達時,基爾伍德死了還不足五個小時。”
  “這正是問題所在。”
  “這怎么是個問題?”魯瑟爾低聲說,“五個小時后尸体就完全發硬了。”
  “您說的!其他人可不這樣講。不過好吧,常溫下五個小時。只是這房子里的溫度不正常,浴室里尤其不正常。浴室里非常暖和,這你們全都會同意我,對不對?那好。也許,當我來時,基爾伍德已經死去五個小時了,但因為溫暖,還沒有全身發硬,小家伙。另外——發硬根本不是從下顎開始,而是從心髒——這我沒解剖尸体又怎么能斷定呢?”
  “我們知道,早晨五點鐘基爾伍德無論如何已死了。因為這時候我們發現了他。您在五點三十分來到這里。有沒有尸斑?”拉克洛斯問。
  “我未能發現。”
  “這么說基爾伍德死了還不到三小時……”
  “等等,小家伙,等等……當一個人被迅速勒死時,血雖然流得更快——但它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時內是液体,因此在這种情況下尸斑出現得晚,雖然……”
  財政部的里卡德大聲呻吟。
  “好了,親愛的大夫,”魯瑟爾溫和地說,“請問——在這种种保留和不肯定之下,基爾伍德最早死于何時,最遲死于何時?”
  “這我不能給您准确的時間!這誰也做不到!”
  “不确切的時間。”
  韋農咕噥道:“不确切——這是不是說,您允許我有一小時的偏差?”
  “對。”
  “那我要說,基爾伍德不是死于零點三十分之前,也不是死于一點三十分之后。這就是說……”
  “……他在二十三點三十分就已經死了,但也有可能是兩點三十分才死的,明白了,親愛的大夫。”魯瑟爾說。
  “我成了一個蠢貨。”美國人說。
  不講一句英語的韋農愉快地沖他點點頭。
  拉克洛斯對我說:“另外,我們將您的所有筆跡都交給了我們的專家。”
  “結果如何?”
  “雖然恫嚇信的筆跡經過了偽裝,但是專家完全排除了有一個筆跡跟恫嚇信的筆跡相符合。”路易·拉克洛斯說。
  我猛地轉身,從浴室里走出,穿過房間來到陽台上。我深深地長呼吸。我不得不抓牢欄杆。如果我再繼續听上一秒鐘的話,我就要進精神病院了。我眺望格拉瑟深深的綠色山谷。在顫動的空气中,香水厂所有花圃的五彩繽紛也在顫動,紫色、紅色、黃色、藍色、白色和橘色。那是非常美麗的景色,我這輩子還從沒這么痛苦過。
   
30

  “卡琳,”我對我的妻子說,“我想离婚。”
  “你再說一遍。”我妻子說。她穿著一件晨服,只是草草梳了梳頭,沒化妝。她不知道我會回家來,只准備了一塊奶酪和啤酒當晚餐。我們面對面坐在大客廳的吃飯角落里,這時是晚上九點鐘。客廳里點著四盞高高的落地燈,有著寬寬的、金黃色的鐘形綢燈罩。
  我說:“我想离婚,卡琳。我很抱歉,可我不再愛你了,不能再跟你生活。我想离開你。”
  “因為另一個女人?”
  “因為另一個女人。”
  “你臉上有塊奶酪,”我妻子說,“擦掉它。上次你回來時,我就知道了。你騙不了我什么。”
  “我愛這個女人,卡琳。”我說,覺得自己卑鄙,也确實是這樣,但是我別無選擇,我已在飛机上深思熟慮過。“我愛這個女人。”我說。
  “這個髒貨,跟一個已婚男人亂搞。”
  “她不知道我結過婚。后來我才對她講了。”
  卡琳喝光她的杯子,重新倒上啤酒。她點燃一支煙,眯著眼打量我。
  “于是她說,如果你不跟你的老婆談清楚,處理干淨,那我就不再跟你來往了,對不?”
  “不,不是這么回事。”
  “哎呀,別再向我撒謊了,你這只膽小的狗!”
  “不是這么回事。完全不一樣。”
  “怎么樣?怎么樣?怎么完全不一樣呢?”
  “這無所謂。不一樣。”
  “你想得太簡單了。”我妻子卡琳說。
  “不,我沒有想得太簡單。”我說,“如果我想得太簡單的話,几年前我就跟你分手了。”
  “為什么呢?”
  “因為咱們早已經結束好几年了。因為我不再愛你,而你也好几年不再愛我了,你說實話。”
  “我一直愛著你。我將一直愛你,即使你是頭豬。”我妻子卡琳說。
  “這不是真的。”我說。
  “這是真的。”卡琳說,說完哭起來,無聲地哭。她繼續吸煙,喝啤酒,眼淚從她美麗的臉龐上不停地流下來,像斷了線似的。我們講話聲音不很大。“你知道我什么?你知道我多么愛你嗎?你何時關心過我?你只關心那些髒貨中的髒貨。是戛納的那個妓女,對嗎?”
  “這個女人生活在戛納。”我說。
  “這個戛納妓女身上有什么特殊呢?”我妻子卡琳問,“她在床上棒极了嗎?她比我棒得多嗎?”
  “我沒跟她睡過覺。”我說。
  “你這個騙子。沒跟她睡過覺,卻想跟妻子离婚。這個戛納的妓女跟你干什么?她有什么特別的手腕?現在,你老了,你當然得跟這么一個女人亂搞。對,你正是于這种事的合适年齡。那說吧,說吧,說吧,快說吧,你的妓女怎么做?她有什么秘密的把戲?”
  “我沒跟她睡過覺。”
  “我沒跟她睡過覺!”她模仿我的話,“你這無辜的天使。她對你講絕對不能承認此事嗎?”
  “這是事實。”我說。
  “事實!原來她做得更好。那好极了。你和你對妓女的愛情。你一定是為那個女人發狂了。跟別的妓女,你總還要回家來休息休息。但這次不一樣。”
  “這回一切都兩樣。”我說,“這女人不是妓女。”
  “一位身著閃爍甲胄的高貴的騎士。”卡琳說,從額上拂開一縷金發。她還在哭,但是講得很平靜。“這回不是個妓女。突然,一下子。恰恰恰。不是妓女,對嗎?”
  “不是。”
  “不是妓女?妓女!妓女!戛納妓女!”
  “你住口。”我說。
  “要我住口?我?如果我不住口呢?那怎么樣?你就要打我嗎?你會殺死我嗎?竟然要我住口!她比我漂亮嗎?”
  我不回答。
  “我問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是。”我說。
  “好极了。”我妻子說,“她比我年輕嗎?”
  “不重要。”
  “那就是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嗎?你是上帝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一堆屎。你知道咱們結婚多久了嗎?十年。”
  我擔心她現在會說出那句話。“我將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贈送給了你。”卡琳說。這一下她說出它來了。
  “贈送。”我說。
  “對!”她突然像瘋了似的嚷道,“贈送!是誰照顧你,是誰等著你?經常是一等好几個月,變丑變老了,現在就要像一片紙那樣扔掉嗎?是誰拒絕了許多可愛的男人,接受了你?當時有許多可愛的,這你知道。我?是我!我手上戴著你的戒指。是你將它戴在了我的手上。你向我保證過,你要一直呆在我身邊,不管是丰時歉時,不管是生病還是貧困,直到……”
  “不。咱們沒有在教堂里結婚,”我說,“只去了結婚登記處。卡琳,請記住。”
  “因為你不愿去教堂!你也永遠不愿戴戒指!現在我明白為什么了!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過你,尤其是爸爸。現在他們死了。現在我誰也沒有了,只有你。連你我也沒有了,你遠离我數千公里,始終是這么遠,這我能准确地感覺到,但你至少還回家來。你回來時,這里的人們就說,我有個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覺時大喊大叫。現在我才明白,你為什么睡覺時大喊大叫了。”
  “別胡說,”我說,“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納后才認識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這個來,不會很難。”
  “是的,不會很難。”我說。
  “我會查出來。”我妻子卡琳說,“到時候我會對付那個妓女的,這我可以告訴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開戛納。”
  “你想怎么做?”
  “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場婚姻!為了一個妓女!這個天殺的……”
  “我對你講了,她不知道我結了婚。我沒有同她睡過覺。”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講給他們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還能繼續保留你的這份美差,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說,“你要生活,對不對?咱們需要錢,不管結沒結婚。你不想餓死,不是嗎?”
  “你這卑鄙的禽獸,”她說,“我蔑視你。我打心眼里蔑視你,蔑視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說,“我請求你。咱們過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們倆還能怎么樣?我答應你,永遠照顧你,我將……”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見鬼!摘帽致敬!一位紳士!這么說你要繼續照顧我,你這頭豬?你不想拋棄我不顧,逃走。你不想說,你找個活干干吧,你年輕、健康,還能工作。”
  “你也能。”我說。
  “我為什么要去工作?”她問,“我從來沒有犯過什么過錯。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這我知道。”
  “謝天謝地,還有保護婦女的法律。”
  我從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車回了戛納。我在“庄嚴”酒店發現了一封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的電報,要我速回杜塞爾多夫。我洗澡剃須,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軟包,穿了一身休閒西服,是昂熱拉為我挑選的第二套。下一架經由巴黎飛往杜塞爾多夫的飛机三個半小時后才起飛,于是我坐到了空無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陽熾熱,那上面撐著許多傘。在“我們的”角落里,那個昂熱拉和我坐過的角落里,我喝著一瓶香檳。但我心情越來越難受,在這個角落里我已無法忍受了。我走進大廳,想給昂熱拉打電話。但后來還是沒打。我在廳里坐了兩個小時,老想打電話,但終于沒打。我沒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著那兩只鑽石耳環。我玩著它們,然后我想將它們扔掉。這時我發覺,我都快神經失常了。我叫了輛出租車,前往尼斯,去机場。我在那里繼續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檳。
  當呼叫我們的飛机時,我暈乎乎地出去上汽車。我像個傻子似的抬頭望參觀台,但昂熱拉當然不在那儿。我絆了一下,險些跌倒,在我上汽車時。所有的人都看著我,發覺我喝醉了。后來,在飛机上,他們也看著我,雖然我非常安靜地坐著,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著我現在必須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們還老是看著我,也許我臉上有髒東西。
  后來,我坐著一輛出租車回家,給古斯塔夫打了電話。他還在他的辦公室里,要我明天九點去他的辦公室。然后我們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來我告訴她,我愛另一個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寫的。杜塞爾多夫的天气變得非常暖和,一個悶熱的夜晚,我們開著窗戶。
  我妻子卡琳從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塊手帕,擦去眼淚,摸鼻涕,十分冷靜地問:“經濟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這一瞬間我心亂加麻。瞧,我充滿負罪感地回家來,開始了這席談話。我知道,我是一頭豬,因為另一個女人就想离開妻子。我對自己說,只有一頭豬才干這种事。但我非這么做不可,別無選擇。我太愛昂熱拉了,以至于我無法跟卡琳在同一個屋頂下再忍受一夜。盡管如此,我害怕這席談話,害怕歇斯底里大發作和愛情的囈語。請求、哀求、誓言。看來男人們對跟他們結成不幸婚姻的女人們完全想象錯了。他們以為,這些女人,當她們因為另一個女人被拋棄時,她們會自殺、崩潰、自暴自棄。因為盡管這一切,她們仍然愛著她們的丈夫。但似乎不是這么回事。
  “經濟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實實在在、冷冷淡淡地問。
  這一下我的負罪感驟然消失了。
  “我當然把房子留給你。”我說,“我搬出去。隨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還不知道。”其實我已經知道了,但現在我不直說。“我身邊有三千馬克,可以馬上給你兩千八。我付房租、保險等等,你得到足夠的錢,足以生活,直到我們拿到官方的判決。”
  “什么叫官方的判決?”
  “如果我們离婚的話。”
  “誰講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沒這么講過。你很想這樣,但是我不答應。一句不講。我現在得跟我的律師談。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講。那么你給我多少?”
  我報出一個對于我的狀況相當高的數字。
  “這太少!這樣我無法維持生活。這倒很适合你。我得點零錢挨餓,你給我一個月的錢只夠你跟你的戛納妓女兩天之內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資。”我說,“我沒有財產。”
  “你有一個銀行戶頭。”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戶頭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簽字權。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辦?”
  “你不會這么做的,”我說,“免得理虧。”我說,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這個戶頭。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屬于我。”卡琳說,“我可以飛往蘇黎世,賣掉那一半。”
  “你可以這么做。”我說。奇怪的是我對瑞士的股票無所謂。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師。他二十年來就是我的律師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現在什么都不講了,”卡琳說,“你別誘我鑽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師談。他會告訴我該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說同意,讓你跟你的戛納妓女結婚?讓你隨便娶哪個妓女?你從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話。我現在得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別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話。我們擁有的錢,是我們的錢,不是你的。”
  “這是對的,”我說,“我們有共同的財產。不過,你存的錢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們的。”
  現在,當我們只談到錢時,我們談得非常平靜冷淡,聲音輕細,互相不看對方。
  “好吧,你這頭豬,”卡琳說,“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現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東西呢?”
  “我帶上,只帶最必須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車子里。”
  “那是我們的車!”卡琳喊道。
  我站起來。
  “你想去哪里?”
  “收拾東西。”我說,“天晚了。”
  這一下她又哭起來了。她從我身旁跑進她的房間,摔上門,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來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時。
   
31

  我脫去上裝,解開領帶,走進更衣室,先是從壁櫥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飛机上,我在一張紙條上寫下了我必須帶上的所有東西。這張紙條是這樣的:
  
  象 玳瑁紐扣 鞋
  西西里亞的小馬 電話地址本 保險單
  打字机 支票簿 旅行鬧鐘
  西服 汽車證件 小收音机
  換洗衣服 資料 米諾克斯相机
  領帶 法郎 雨衣

  這單子很可笑,不過我還是照著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襯衫、內衣、襪子、鞋和領帶。有一大堆東西。每當我停下來歇一會儿時,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聲更大了。
  我走進雜物間,找到一只內有木棉的大箱子,拎進臥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報紙包起,一個一個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馬。然后是那只半導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頭,雖然我們有一台高檔音響,我還是很喜歡它。最后是米諾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寫字台里的個人資料、我的私人電話本、汽車證件、玳瑁紐扣、領帶別針和三塊手表收進一只旅行包里。我帶上了我的全部手表,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給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紙箱搬下去。我的車停在樓前。我使用電梯,把箱子放進車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還是不夠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裝象的紙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邊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樓。第二趟時,對面的門開了,我們的鄰居哈特維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盧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說,想往前走,可是她跟著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暫時搬出去,是的,哈特維希夫人。”從室內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說,“請您原諒,哈特維希夫人。”
  “您這么做不公平,盧卡斯先生。您有這么個好妻子……”
  “哈特維希夫人……”
  “什么事,盧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說聲“不要臉”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門。當我開始將我的西服連同衣架運下去時,我感到,她正在透過門上的貓眼觀察我。它們很沉。我在潮濕的悶熱中淌汗。我的腿和腳疼起來。我吞服藥片,沒效果。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沒辦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個人好奇地看著我,他們出來透透气。我大聲地詛咒。襯衫、褲子,全粘著,汗從頭發上流經額頭淌到臉上。我終于全弄完了。車子超載,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電梯上去,打開臥室門。我把兩千八百馬克的百元鈔票扔在一個櫥柜上。卡琳橫躺在床上,眼睛盯著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這是第一批錢。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會通知你。”我說。
  她默不作聲。
  “好好過,卡琳。”我說,“如果你能的話,請你原諒我。”
  “要我原諒你?絕不會。絕不!上帝會懲罰你!你這惡棍!”
  這樣做沒有意義。現在我得赶緊走。我走向門口,突然听到卡琳從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過來。我來到門口。當我走進過道時,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聲喊:“留下來!留下來!你別這樣!你別這樣!”
  “我要走,原諒我。”我說,掙開她。對面的門拉開了,哈特維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見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維希夫人,我丈夫离開我了!”說完,她扑進哈特維希夫人的怀里,痙攣地大哭,听起來很嚇人。
  “這看得出來,”當我走進電梯時哈特維希夫人說,“但您不是孤獨的。您還有朋友們。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親愛的盧卡斯夫人。您丈夫會明白的。您丈夫,他會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鈕,電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聲嘶喊:“罪犯!豬!可怜的狗!你會受到我的懲罰!我要讓你一貧如洗!”
  我還听到哈特維希夫人夾雜在其間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說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腳很疼。我想,這一切現在應該是開始而不是結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來到地下室,在身后關上了房門,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過這道門,對,最后一次。
   
32

  我駕駛得非常謹慎,因為我情緒激動,擔心發生車禍。我朝著城外的洛豪森机場開去。那里有杜塞爾多夫的“洲際酒店”,環球保險公司總是把它的所有來訪者和客人安頓在那里。我認識門衛、經理和總經理。我們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給總經理打過電話,告訴了他我會來,因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問過他,能不能給我一套有許多壁櫥的大房間——時間不定。我們就价格達成了一致意見。天气還很悶熱。今天夜里是涼不下來了。當我來到“洲際酒店”時,我還在汗流不止。這回是酒店服務員幫我把所有的東西運上樓去——運到八樓一個漂亮的大套間里。果然有足夠多的地方放我的內衣和我的西服。經理室讓人給我在門廳里放了兩瓶香檳酒,可我卻沒有心情喝香檳。我讓酒吧里送來一瓶威士忌、許多冰塊和蘇打水。我開始從箱子里往外取東西,一邊喝著酒,漸漸平靜下來了。我脫得光光的,雖然房間里開了空調,但我根本不适應体力勞動。我喝酒,把西服挂起來,放好換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馬我放在門廳靠牆的兩塊大擱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進酒店保險箱。然后我得從銀行取錢,將戶頭凍結,不讓卡琳取錢。這又是一樁卑鄙的行為,但是我不想冒風險。凌晨兩點左右,我終于收拾停當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腳疼得厲害。我繼續喝酒,感覺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開卡琳了。我不知道現在怎么辦。但我离開卡琳了。
  然后我給她打電話。她馬上就來接了。我听到哈特維希夫人和她丈夫的聲音,他們顯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際酒店’。”我說。
  “噢。”她說完就挂斷了。
  我坐到客廳里一扇窗戶前,眺望夜空,望著机場的方向。那里亮著很多白色、紅色和藍色的燈光,燈光照得起飛跑道亮如白晝。不時有一架飛机起飛或降落。這一定是運送郵件的飛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飛机,它們從很遠的地方飛來,還得飛很長的一段距离。飛机有時候緊貼著酒店飛,奇怪的是听不到它們的隆隆聲——就像戛納的飛机一樣,它們降落在尼斯。
  電視節目早就結束了,因此我打開我的小收音机。頻率指針指著法蘭克福美國軍隊网絡台,那個美軍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鮑勃·迪蘭的聲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隨風飄去。答案隨風飄去……”我馬上又把机子關掉了,繼續喝酒,想昂熱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點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納的電話。過了一會儿昂熱拉來接听。我講話有點儿費勁,但是特別清楚。起初她沒反應過來。
  “我不想再跟你來往。”她說,“你在哪里?在‘庄嚴’酒店嗎?你為什么這時候打電話?”
  “我在杜塞爾多夫。”我說。
  “哪里?”
  “在德國。在杜塞爾多夫。”這回我們互相講的是法語。昂熱拉還迷迷糊糊的,沒法講德語。
  “你不在戛納?”
  “不在。我不得不回來。”
  “你事先沒給我打電話。”
  “我沒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們到過我這里。他們找你。在你离開我這里之后,你失蹤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個婊子那儿。”我說,“基爾伍德被殺了。”
  “這我知道。你以為這里出了什么事呢?記者,記者。來自全世界。基爾伍德的律師們。美國的警官。但一切都進行得很保密。報紙只報導了謀殺,顯然是要避免一場丑聞。噢,羅伯特,你為什么要騙我?”
  “我對你講了真話。”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謊了。”
  “現在我不再撒謊了,昂熱拉。”我說,“我不在我妻子身邊。我离開了她……”
  “噢,老天。”昂熱拉說。
  “我是從一家酒店打的電話。”我告訴她是哪家酒店,給了她電話號碼。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鏡……取點寫字用的東西……號碼是多少?”
  我又從頭說了一遍,她記下來。
  “我离開了我妻子,讓你看看,我對你講的是實話。我不再愛我的妻子了,已經好長時間不愛了。明天我去找律師——我指的是今天——申請离婚。當然,我對离婚負有責任。”
  昂熱拉听后沉默了許久,我甚至以為她挂掉了。
  “昂熱拉!”
  “嗯。”她的聲音低得像耳語,“你再來吧,羅伯特……”
  “行,昂熱拉,行。”我說,這時我体內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場奇跡吹走了。
  “你什么時候來?”
  “我還不清楚。”
  “很快嗎?”
  “我盡量快。但我還不知道有多快。我在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給你打電話,好嗎?”
  “你隨時可以打,”昂熱拉說,“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現在這樣。我會一直在家,等你的電話。你感覺怎么樣?”
  “可怕,”我說,“非常幸福,幸福無比。兩者都有。”
  “我也是,”昂熱拉說,“我也是,羅伯特。但是特別害怕。咱們這樣做是不對的。”
  “這沒什么不對,我對你講,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裝模作樣。”
  “是的,這點我現在相信了。否則我現在也不會搭理你。但這還是不對。”
  “不是。”我說。
  “就是!”昂熱拉說,“上帝會因此懲罰我們。”
  “為了我們彼此相愛?”我問。
  “你知道為什么。”昂熱拉說,“你不能跟上帝賭。”
  “但我也不能有別的做法,只能這么做。”我說,“自從我愛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熱拉。”
  又是一段無盡的間歇。電話听筒發出了雜音。
  然后她說:“我也不能,羅伯特。”昂熱拉說,“我也不能有別的做法。”
  “一切都會對我們有利。”我說。她默然不語。
  “你不相信嗎?”
  “不,”她說,“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對不對?”
  “對,”我說,“很厲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熱拉說,“那就明晚再說。我等你的電話,羅伯特。我……”然后線路突然斷了。我考慮是不是再挂一個電話,但后來我放棄了。我坐在那里,雙腳擱在一張桌子上,喝著酒,眺望飛机場上的無數燈光。那許多燈讓我回想起戛納。一架飛机直接從酒店上空飛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燈閃爍著直沖我飛來,后來飛行員將它陡然拉高,但噴气式發動机的聲音很輕。我驀然覺得一切都不真實了,一點也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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