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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斯東·迪爾曼說:“發生的一切都有其非常特殊的意義。要我們認出這一意義常常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們就陷入憤怒或沮喪——就像你們現在這樣,我的先生們。你們不可以這樣。我來這里不是用廉价的話安慰你們或者讓你們失望。我得到的任務是隨時都有可能帶給我自己沮喪和憤怒的。但我必須完成我的任務,因為它也有其特定的意義。我想象,一本書里的每一張紙都有兩面,也包括生活這本書。它的一面由我們人類寫滿目標、信心、希冀、愿望和打算;而那張紙的另一面卻由命運在寫,是隱藏在一切背后的那個意義在寫。這個意義所安排的很少是我們的近目標,但它始終是正義的遠目標。”他輕輕地摸摸金黃色的頭發。他高大、強壯,衣著高雅挺括,像名外衣官(他也确實是一名外交官)。他有一張紅潤的、無比善良的圓臉。他的眼睛和善客气,戴著一副眼鏡。加斯東·迪爾曼是法國外交部的一名高級官員。他是帶著特定的使命被派到戛納來的,現在正向我們公布這一使命。我們圍坐在警察局會議室的一張大桌子周圍。我們是指警察局長、拉克洛斯、魯瑟爾、戛納警察局的五六名負責人、緝稅官克斯勒和我。加斯東·迪爾曼輕咳一聲,補充說:“盡管有時讓我們覺得不是這么回事,但是,這個遙遠的目標終將實現。正義最終總會胜利。”
  矮小的路易·拉克洛斯聲音中帶著极大的苦澀說:“您最終胜利,迪爾曼先生。什么時候?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您說,這要很長時間,是一個長遠目標。到那時胜利的是誰?不公正?先生,我憎惡不公正。我們大家都知道,這里發生著不公正,發生了犯罪,而且肯定還會發生。如果我經歷不到,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公正的胜利和罪行得不到懲罰,那正義的遙遠胜利對我又有什么用?當我就職時,我起過誓,要盡全力追究不公正。我應該忘記我的誓言嗎?因為巴黎的大人們跟其它什么地方的大人們商談過,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它就無效了嗎?”
  加斯東·迪爾曼平靜地說:“我對你們講過,我的先生們,我是怀著什么樣的感情接受我的任務的。我很理解您,拉克洛斯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證:那些派我來的人不是輕易采取行動的。如果對手力量強大,想戰胜它,就需要很大的才智。”
  這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十點剛過,一個星期五。
  加斯東·迪爾曼是乘坐法國航空公司的一架專机一大早抵達戛納的,下榻在“卡爾頓”酒店。昨天就通知了他要來。因此我們大家都知道,加斯東·迪爾曼想今天九點三十分在局辦公室里講話。他以他的客气、平靜和堅定的方式解釋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國際最高層在商談過此案后認為,戛納發生的事件、游艇的爆炸、人們的死以及隨后的罪行,雖然要想盡一切辦法偵破,但是對外界要盡量絕對保密,盡可能地保護和小心對待那群跟赫爾曼相熟的金融巨頭們,必須想辦法這么做。如果公開抨擊這些人,就存在著刺激某些人作出輕率舉動的危險。一旦這群人中有一個成員一時沖動,進行報复,就會引起雪崩效應。我們在此要對付的跨國公司勢力強大,輕率的行為將會引起世界范圍的不安,尤其是如果公共輿論獲悉了那龐大的外匯轉移和金融操作之后。其它企業、銀行和投机商們到時候會作何反應,股市會作何反應?如果這個包括科德公司在內的犯罪分子辛迪加瓦解的話,极有可能發生一個“黑色星期五”,股市大癱瘓。出于所有這些原因,應該將所發生的事情和還將發生的事情只作為一堆神秘的不幸事故和罪行對待,公之于眾。因此,最高層達成一致意見,由一個人來領導這种事,由他負責,向新聞界、電台、電視台以及基爾伍德死后云集在戛納的法國的和許多外國的記者通報消息,掩蓋事實真相,通過最大的外交手段阻止太接近那個“大富豪”社會里的任何一位成員,不讓對他們攻擊得太狠,以免惹得他們抱怨或者抗議。這一切都是加斯東·迪爾曼通知我們的。他承認,他也想象不出在這种情況下應該如何按部就班地進行調查。他說:“我們得一起努力,變不利為有利。”
  我為加斯東·迪爾曼感到遺憾。我對他抱有好感。他的職務看來不輕松。
  魯瑟爾譏諷地說:“一目了然。一切都允許。我們什么都可以做,只有一點我們不能做。我們不能魯莽地問這些億万富翁,他們的億万財富是從哪儿來的,是通過多少不公正和傷害取得的。那樣不文雅。”
  “您夸張了,魯瑟爾先生。”迪爾曼說,又摸摸他的頭發,“請您指證這些人之一有罪……”他打住了,一臉不高興。
  “好,還有呢?”魯瑟爾問。
  “然后……我們會找到途徑,讓他承擔責任。”迪爾曼說,頭往后一甩。
  “迪爾曼先生,”克斯勒說,他沉默到現在,此時气勢洶洶,惹得眾人都看著他,“我們大家都是公共輿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也不對了嗎?根据法律,每個人都同樣享有幸福、安全、正義和信息的權利,這也不對了嗎?”
  “它們還是對的,克斯勒先生。”迪爾曼說。此人忍耐力無限。也正因為如此,才選派他來完成這一任務。
  “護士安娜·加麗娜也有這一權利。”克斯勒說,他的聲音現在高昂起來,“海軍少尉維阿拉同樣享有這一權利。安娜·加麗娜在米蘭有家屬。維阿拉留下了一位老母親。即使我們破獲了這些罪行,關于他們的最親愛的人是如何死去的,我們也要向他們過濾、刪除并經過審查地公布真情,對嗎?”
  “我對你們講過,我們被逼進了一個麻煩、難堪的處境之中,克斯勒先生。”加斯東·迪爾曼說,挪挪他的眼鏡,“可干了這些事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笨蛋。可惜——在這种情況下,少數几個直接的當事人不了解或至少不立即了解真相,總比全世界因為這一真相的公布被嚇坏而采取無法控制的行動更好。正如弗里瑟先生向我證實過的,您也應該跟我們持同樣的看法,克斯勒先生。”
  “我知道,”他憤憤地說,“我跟他通過電話。這真是少有的天大的丑聞,我說。我不會為此原諒我自己。我們,這些成熟的男人們,坐在這里,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演的什么戲,明白事關什么,為什么要演戲。無辜者或有罪者在此喪生,無所謂,失去生命的是他們,而且還將這么喪生下去。而我們,我們現在得到任務,向您,迪爾曼先生——不是針對您個人,您只是奉命行事——向您報告一切,好讓您對我們講,我們該如何繼續下去,我們可以和不可以做什么。”我還從沒見過克斯勒這么激動。他望望我:“您也講點什么吧,盧卡斯!別光讓我講!”
  我說:“我收到了我的公司的電報。我的公司得到了相應的指示,迪爾曼先生。我有義務照您吩咐的去做。”
  “可環球保險公司是一家私人企業啊!”魯瑟爾叫道,“國家怎么能影響它?它怎么能這么做?”
  “它本來不可以,但是現在它顯然能夠。”我還沒來得及這么回答,拉克洛斯就說,“您總還可以說,我不參加。您為什么不這么講?”
  “因為我跟迪爾曼先生一樣,堅信正義最終會胜利,”我說,“雖然有時候要過很長時間。它最后總是胜利。我不愿意到時候我不能為這胜利作出我的貢獻。”這是一個謊言,我想。事實是:如果我拒絕在迪爾曼的指揮下繼續工作,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就會把我從戛納召回,讓我去辦一樁新的案子。那昂熱拉和我怎么辦?我處于一种非邏輯的情感狀態,認識到只有時間才會找到答案。我只能想到今天。只想昂熱拉,只想盡可能地跟她呆在一起。然后……別的我就無法去想了。
  警察局長令我意外地說:“我感謝您的這些話,盧卡斯先生。我的先生們,從現在起,我們大家全服從迪爾曼先生的指揮。”
  “本人絕不會專橫地濫用交給我的權力。”當拉克洛斯從鼻子里鄙夷地發出一聲“哼”時,迪爾曼低沉地說。
  “你們繼續一如既往地調查。”警察局長說,“從現在起,這些調查全由迪爾曼先生協調。”
  “那我現在要問迪爾曼先生一個問題。”克斯勒說,“我想,我們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是什么問題呢,先生?”迪爾曼問。
  “也就是那個我們當中至今沒人能澄清的問題,因為這里的一切痕跡都被銷毀了。赫爾曼先生,据說他坐船去科西嘉,是去阿亞科跟生意上的朋友碰頭。”我看到,迪爾曼的嘴在輕輕地抽搐。“我們當中沒有人認識這些生意上的朋友。他們一定是住在私人家里,在赫爾曼來訪后立即离開了。這些生意上的朋友是誰,迪爾曼先生?”
  “法國的企業家們。”這位外交部來人說。
  “什么企業家?他們叫什么?他們此刻人在哪里?”
  “這個,”迪爾曼低聲說,“我不可以告訴您,克斯勒先生。”
  “為什么不能?”魯瑟爾愕然問。他是那么惊愕,問得十分茫然。
  “因為我的部里禁止我這么做,”迪爾曼說,“至少暫時如此。我只能向你們保證,這些企業家跟這一系列謀殺或其它什么不法行為無關。”
  “這么說要保護他們了。”拉克洛斯說。
  “對,先生。”迪爾曼說。
  “為了我們國家的利益?”
  “為了所有國家的利益。”迪爾曼說,掃視了一圈,“對不起,咱們的工作竟會這樣開場。但是我無法改變。還有人有問題嗎?”
  沒人有問題。談話結束了。眾人离開大房間。我突然發現我站在迪爾曼身旁。他低聲對我講:“謝謝您,先生。尤其是謝謝您用您自己也不相信的話支持了我。”
  我們正沿著一條長長的過道往前走。
  “什么話?”我問。
  “關于正義的話,說它最后總是胜利。您真相信嗎?”
  “不,”我說,“您呢,先生?”
  “我也不信。”加斯東·迪爾曼說,他的無比善良的臉一下子顯得非常失落。
   
2

  當我來到昂熱拉家時,一個小姑娘身穿紅衣服坐在她的畫室里的一張小椅子上。她吻我。昂熱拉穿著白罩衫和拖鞋,白罩衫上沾了許多顏料。她在紅頭發上扎了一根寬絲帶,眼鏡用一根小鏈子挂在胸前。
  “你看,”還在前廳里昂熱拉就說,讓我看左手和鑽石戒指,“我擁有過的最珍貴的戒指,我此生有過的最珍貴的戒指。”她讓我看右手,“你看這儿。”她說。手背被太陽晒成金灰色,那白色的色素斑一點也看不出來了。“這奇跡,”昂熱拉說,“是你創造的。你是我生活中最偉大的奇跡。”
  我們走進畫室,小姑娘站起身,行了一個屈膝禮,伸給我手,說了聲:“您好”。
  “這是格奧吉婭。”昂熱拉用英語講,“格奧吉婭的父親在好萊塢拍巨片。他是個著名的制片人。現在,他跟格奧吉婭在此度假。”
  “只有爸爸和我,”格奧吉婭說,又坐下去,“因為我們离婚了,你知道嗎?”她把小胳膊交叉放在大腿間,嚴肅地望著我。
  “這真叫我難過。”我說。
  “我也是,”格奧吉婭說,“但也很激動人心。我半年呆在爸爸身邊,半年呆在媽咪身邊。這可是很叫人激動的!”
  “非常令人激動。”我說,走到昂熱拉身旁,她已經又站在了畫架旁。這幅畫很寬。在孩子的頭后面,昂熱拉畫了一匹玩具馬灰灰的輪廓。我忍不住想起那只西西里亞小馬,那只有絲線和許多閃光的金屬小片的彩馬。它放在杜塞爾多夫“洲際酒店”我的套房里,在一只櫥上,放在兩只象之間。
  “心靈的殘酷,”格奧吉婭嚴肅地說,“爸爸對媽咪心靈上非常殘酷。她說的。在法庭上。登在報上。我已經能讀了。心靈的殘酷,這是非常嚴重的東西嗎?”
  “有可能。”我說。
  “這是离婚的理由。”格奧吉婭說,“但我不相信爸爸對媽咪心靈殘酷。爸爸可愛慈祥。媽咪為什么立即搬去跟叔叔弗雷德同住?”
  “格奧吉婭,”昂熱拉說,“在我工作時你不可以講話,這你是知道的,對嗎?”
  “對,當然,”小姑娘說,“我也已經夠安靜了。我只是問自己,如果我長大了,怎么半年跟爸爸半年跟媽媽過法。”格奧吉婭的臉一下子愁云密布。
  “你坐吧。”昂熱拉對我說。
  我坐到一張凳子上,點燃一支香煙,看昂熱拉作畫。這時,那股甜蜜的、無法描繪的疼痛又一次流過我的全身。
  “今天下午我開車去胡安派恩斯。”昂熱拉說,“我買了几件衣服,它們改動過,我還得再試一下。你有事嗎?”
  “沒有,我有時間。”
  我們現在講起了德語。
  “那你也一起去嗎?”
  “當然。”我說。
  她轉向畫,又畫起來。我注視著她。
  昨天很晚和今天相當早,到了好几封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的電報。兩封是關于全權總代表澤貝格的。他果然在法蘭克福。他訂了明天飛到尼斯的飛机。古斯塔夫告訴了航空公司和准備到達的時間。古斯塔夫在他的頭一封密碼電報里就預告了加斯東·迪爾曼會來,說到護士安娜·加麗娜的被殺。他寫道,他受他的董事會指示,而董事會又听從上頭的指示,最終指示我,我的一切行動從現在起要不斷地向這位加斯東·迪爾曼匯報。我當然不要因此而感到受了牽制,但是在作出任何重要決定之前,都不僅要請示古斯塔夫,而且也要請示迪爾曼。好在上午的會議上我也表現得很順從。該死的億万富翁……
  大約兩小時之后門鈴響了。一位身著制服的司机出現了,來接小格奧吉婭。
  “明天十一點再來。”昂熱拉對司机說。
  “是,夫人。”
  格奧吉婭以一個屈膝禮向我告別,又在臉上吻了一下告別昂熱拉。她在往外走時半是自言自語地沉思著說:“爸爸仍然很愛媽咪。媽咪跟弗雷德叔叔一起生活。到底是誰心靈殘酷呢?”然后門在她和司机身后鎖上了。
  昂熱拉就站在我面前。
  我從涂滿顏料的工作服上方触碰她的左乳。
  她解開我的襯衫。我解開她的工作服。她在那下面只穿著一條短褲。工作服落到地上。我們沒有再進臥室。直到很久之后,當我蹲在躺著的昂熱拉身旁時,我才慢慢地理解了她說的話。
  “……怎么了,親愛的?我說過,像跟你這么神奇,還從來沒有過,跟哪個男人都沒有過。”
  “跟哪個女人都從來沒有過。”我說。
  “你怎么了?疼痛?”
  “一點也不。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沒有听到我講什么。”
  “沒有。”
  “為什么沒有?”
  “因為我忍不住盯著你的嘴看。”我說,“因此,我無法听到你講什么。”
   
3

  我們沿著那條跟海岸平行的路前往胡安派恩斯。這座小城現在就已經滿是游客了。我看到許多德國汽車,听到非常多的德語聲音。胡安派恩斯讓我覺得是一座大而亂的娛樂場。飯館挨著飯館,商店挨著商店,一切都是匆匆忙忙、嘈嘈雜雜的,這就是胡安派恩斯。
  “冬天這里冷冷清清,”昂熱拉說,“夏天令人難以忍受。但是我發現了一家店,它絕對是最出色的,因此我才來這儿。”
  人群擁擠,汽車擁擠。我想起拉斯維加斯、圣保利1,想起淘金時代美國西部的一座小城。我們將車停在賭場前的古樹下。然后我們走几步,一直走到一家叫做“老英格蘭”的時裝店。女店主格萊高爾夫人和女裁縫們熱情地招呼昂熱拉。她將我作為她未來的丈夫作了介紹。她以感人的方式善于讓那只結婚鑽戒進入跟她講話的人的視線里,總是顯得絕非故意似的。
  
  1拉斯維加斯是美國的賭城,圣保利是德國漢堡的紅燈區,都很出名。

  “老英格蘭”不是一家大店,但我看得出來,昂熱拉挑的确實是最好的。當她由一道環形樓梯被帶上二樓試衣時,我坐到衣服和布料之間的一張靠背椅上。一位部門負責人端給我威士忌。當我把杯子拿在手里時,一個女學徒走下一半樓梯,說:“先生,請您到夫人這儿來好嗎?她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沿著狹窄的環形樓梯走上二樓,來到一間堆滿衣服的房間。它的中間有點空位。昂熱拉站在這里,只穿一條小三角褲。她的金棕色的、絲一樣軟的皮膚在光線下閃亮。一位女裁縫正好拿來一件衣服。
  “我訂了三樣東西。我想要你全都看看,因為我只想穿你喜歡的衣服。”昂熱拉說。
  她十分自然地几乎全裸著站在那里。我,一個男人,坐到一張沙發椅上,手端威士忌杯子,店里那些圍著她忙的女人也一點沒覺得有何不妥。昂熱拉身后有一扇窗戶。我望向下面的街道,能認出賭場前的古樹和昂熱拉的車子。
  頭一身衣服是綠色的麥斯林紗做的,高領,袖子又長又寬,各有兩排褶儿。這身拖地的衣服下面打著許多褶儿。
  “你喜歡嗎?”昂熱拉問。
  “非常喜歡,”我說,“綠色配你合适极了。”女裁縫們將別針別在衣服的某些地方,仍然不是太合身。我喝了一小口威士忌,望著昂熱拉。
  她又脫去,我又看到了她的裸体,感覺到渴望。第二身衣服是黑色的,高只齊膝,真絲的,高領,脖子周圍有褶儿,好像脖子是從褶儿里長出來的花萼。那布一直到乳根都是透明的。長袖,底下又有許多褶儿。褶儿似乎挺時髦。
  我突然發現一個身穿米色西服的男人,他走近昂熱拉的梅塞德斯車,在左前輪旁跪下來。我站起身,走向窗戶,向外張望。那人還年輕,我無法認清他的臉。他正在摸前輪。我正要出聲喝止,這時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在觀察他。他閃電般起身,跳了兩步就消失在古樹的樹干后面了。
  “有什么事嗎?”昂熱拉問,背朝窗戶。
  “沒有。”我說。但是我呆在那儿,想看看那家伙會不會再來。
  第三身衣服長可曳地,是橙色的麥斯林紗做的,帶有微偏的鐘形荷葉邊,一個套著一個。我很喜歡這身衣服,就說了出來。
  “但最美的是那件短黑的!”
  “那我就在我們的生日那天穿它。”昂熱拉說,“六月十三日是我們的生日,羅伯特。”
  她脫去這件晚禮服,又穿上這天下午她的那套運動衫。那是純絲的,白底上有紫色和金色的紋狀圖案。
  那些衣服還得作些改動。他們要給昂熱拉送到戛納去。我要求發票。當我付錢時,外面有三個男人臉色通紅,穿著黃花襯衫和麻布短褲搖搖晃晃地走過。他們喝醉了,彼此挽肩搭背。他們怪聲怪气地高聲唱著:“萊茵河畔為何如此秀美?”
   
4

  傍晚了,天色發暗了。我們坐在“福姆福姆”旁邊,這是一家著名的喧鬧的夜總會。我們坐在一家街頭咖啡館的小桌旁,喝著香檳,打量從我們身旁經過的許多人和汽車。我不時地望向梅塞德斯車,但先前的那個人不再露面了。這時我感到昂熱拉在往我手里塞錢。
  “這是干什么?”
  “你為那些衣服付的錢。”她說。
  “那些衣服由我買。”
  “絕對不行!它們是我訂做的,是一种工作服,你知道。我在店里讓你付錢,因為你是我丈夫——不過,現在請你收回這些錢。”
  “不!”
  “收回吧!我堅決要求!”
  這樣推讓了一會儿,最后昂熱拉贏了。我收起錢。昂熱拉頓時顯得非常滿意。我注視她良久,問:“你在想什么?”
  “想圣誕節。”昂熱拉脫口而出。
  我盯著她。
  “什么?”
  “我一直在想圣誕節,羅伯特。”她笑,“我瘋了,這你是知道的!”
  “謝天謝地,”我說,“要不然咱們相互怎么合得來?圣誕節怎么了?”
  “我想,你今年會在這里過圣誕節。你會在這里過——對不?”她的聲音突然顫抖起來,万分害怕地望著我。
  “那當然。”我說。我這么說時對此堅信不移。不管屆時會發生什么事——圣誕節時我想呆在昂熱拉身邊。
  “那將是我生命中最美的圣誕節。”昂熱拉說,“過去我總是害怕這些日子。”
  “不總是。”我說。
  “對,”她說,“有時候也有人陪我——但這一切就好像遮在一股煙后面,你知道嗎?圣誕節時這里常常還很暖和,你可以坐在室外的陽光下。我記得,兩年前下過一點雪。當時,照相館突然連一個膠卷也沒有了,因為所有的人都搶著買膠卷拍雪景,真是轟動事件!”她抓住我的手,“咱們將互贈禮物,對不?純粹是小禮物。我……我……別笑話我,羅伯特……我想放一棵樹在平台上,裝飾起來。你喜歡那樣嗎?那樣太假嗎?”
  “這只能證明你品味高。”我說。
  “咱們穿得漂漂亮亮,好嗎?然后咱們互贈禮物。咱們不唱圣誕歌曲,你別怕。然后咱們去‘大使飯店’,也就是‘保安警’賭場里的那家飯店,好不好?”
  “好,昂熱拉。”我說,心想現在才是六月。
  “我得及時向馬里奧訂張桌子。他是飯店的頭儿。一張兩人桌。一張情侶桌,給世界上兩個愛得最深的人。你知道,圣誕節在法國是個快活的節日。人們又跳又笑,有五彩紙屑和紙條,把它們從一張桌子拋向另一張桌子。咱們也要跳舞,對不?”
  “我們將做你希望做的一切。”
  “除夕時你也在。”她說,“除夕時咱們再去‘大使飯店’。半夜時,就像圣誕節一樣,他們關熄燈,讓人們好接吻。噢,咱們將相互接吻,羅伯特!然后燃放一個爆竹。就在窗外!真是難以描述,你就坐在一座火山中央。前几年,當我跟一個我不愛的男人出去時,每當放爆竹時我總是忍不住流淚。或者當朋友們帶上我時——去年是特拉博夫婦——那時候我總是得迅速找一個借口,說流淚是因為一只爆竹照花了我的眼睛或類似的什么。新年伊始,對于我一直是個嚴重的瞬間。這你能理解嗎?”
  “能,昂熱拉,”我說,“這我很能理解。那對于我也一直是個嚴重的瞬間。我經常想把它睡過去。”
  “但今年不。今年咱們倆在一起。咱們不會傷心,因為今年是咱們的年,對不對?”
  “咱們的年,肯定的。”我說。
  “我當然先得好好地哭個夠。”昂熱拉說。
  兩個衣著襤褸的人在我們的桌子近旁相遇。他們倆都挂著牌子。
  一個人挂的牌子上寫著:每星期二晚上在卡格奈斯—蘇梅爾賽馬!
  另一塊牌子上寫著:后悔吧,你們這些罪人!世界的末日來臨了!
  挂著牌子的這兩個人彼此認識。他們相互握手,交談起來。我看到他們在笑。
   
5

  雖然沒有一絲風,天气和暖,這天夜里大海很不安。我們坐在“乳房”餐館,喝著普羅旺斯魚湯。當我們驅車离開胡安派恩斯時,昂熱拉說,她餓了。“你想嘗嘗普羅旺斯魚湯嗎?”
  “很想。等等,那我們最好是去……”
  “去‘乳房’餐館。”我迅速說,因為我想起來,我頭一次到達時送我從尼斯開往戛納的那個出租車司机推荐過這家飯店。“在‘乳房’餐館有海岸邊最好的普羅旺斯魚湯。”我說。
  昂熱拉從旁邊惊訝地望著我。
  “你怎么知道的?”
  “每一位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這個。”我說,我們笑了。“乳房”餐館所在的木棚,直接傍水而修,朝著海灘,緊靠路邊。那是一個簡易棚,里面非常干淨,漆成了白色,但也還是一個棚。昂熱拉對我講,店主們掙錢掙得很笨很蠢。大房間里所有的桌子都滿了,里面很熱。太陽一整天烤著木頭。緊挨餐廳建有一個帶玻璃窗的小陽台。由于緊靠水,它已經是修在柱子上了。這里涼爽些,我們在此找到了位置。我們將車停在了對面,停在路的另一側,停在一塊空地上。空地上撐起的柱子上挂著草席,好讓車子白天不致被晒得太燙。
  陽台窗戶有一扇窗開著,大聲的嘩嘩聲鑽進來。這是海浪引起的。我看到,它就在我們的腳下沖上沙灘。遠方還有帶著白色泡沫的波濤。浪頭真的是在咆哮,這令我吃惊。月光照在海上,因為大海動蕩不安,光的反射在黑色的水面上飛速起舞。
  “海浪為何如此呼嘯?”我問。
  “它總是這樣呼嘯。”
  “不,我是指,在這里也這么響,這些小波浪,它們快沒了。”
  “這些小波浪,”昂熱拉說,“看上去一點沒有危險。但它們來勢是那么迅捷凶猛。你要是陷在了里面,它們會很快將你卷走。這里不美嗎?”
  “美,”我說,“可只要你在我身邊,到處都美。”
  過了一會儿,魚湯來了。我們先吃了新鮮的帶黃油的棍式白面包,喝了冰鎮的啤酒。跟往常一樣,我們相挨著坐在一起。我長時間地摩挲昂熱拉的右手,那上面的色素斑消失了。
  “這是我生活中的謎。”她說,“我給一位我認識多年的醫生打過電話。他說,他不敢相信這塊斑消失了。他不得不相信,但是他無法解釋。”
  “咱們有一個解釋,對不對?”我說。
  “是的。”昂熱拉說。她凝視著我,在她棕色的大眼里,金色的亮點在跳躍。“咱們倆,咱們知道情況。”
  我吻那只手。
  昂熱拉舉起杯。
  “干杯。”她說。
  我也說聲“干杯”。
  我們喝酒。啤酒濃度高、苦澀、冰冷,刺激得牙齒都疼了。
  “我老是想,咱們倆直到現在才相識,這是多大的不幸啊。如果咱們十年或十五年前相識……”
  “對,如果。”我說。
  “可那時我就會改變我的主意了。你知道,羅伯特,那樣咱們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幸福,不會這樣子。十年、十五年前我們還有許多事沒有經歷過,我們還有許多事不懂。我必須走過我的路,犯過我的錯誤,有過我的憂愁,你也一樣。這些年,各走各的路,不幸或相信是幸福的,最后才斷定是上當了。這整個漫長的歲月,是它們將我們變成了我們今天這樣子,是它們讓我們能夠經歷我們的偉大的愛情。你不信嗎?”
  “信,肯定是,”我說,“只不過咱們不能相遇得再晚。我當時快垮了。”
  “那時刻正合适,”昂熱拉說,“是上帝這么安排的。一定有一個上帝。不是那個長白胡子的老頭。某种……你怎么認為?”
  “一定有某种東西,肯定的。”我說,“而現在,當我們找到了對方時,我們寄希望于這种東西。我們請求它幫助我們,我們向它祈禱。”
  “向親愛的上帝。”昂熱拉說。
  “對,我們就這么稱呼它。”我說。我們講得很大聲,因為濤聲很大。那是永不間斷的雷霆。一位年齡較大的女侍者,端上了普羅旺斯魚湯。她似乎一直在笑。這是一套大菜。先是清湯盛在一只湯罐里。各种魚和海產品用一只大盤子端上來了。第三只盤子里是龍蝦。一只小籃子里盛著烤過的白面包片。昂熱拉告訴我,我應該用桌上一种金黃色像芥末的汁涂在我的面包上。它叫“綿羊汁”。
  昂熱拉把魚放在我的湯里,當然是切成了小塊。我把烤面包片放在上面,等它吸滿了。當我將第一片面包放進嘴里時,我倒抽一口冷气。這“綿羊汁”是我吃過的最辣的東西,我赶緊喝啤酒。我們如狼似虎地吃。
  這普羅旺斯魚湯真可口,出租車司机講得對。我看著昂熱拉吃。我眺望窗外狂野的漆黑中泛著銀色的海,水的轟隆聲在我的耳朵里像是音樂。
  “再來點湯,再來點魚嗎?”昂熱拉問。
  “行。”我說,看著她盛滿我的盤子。
  “你的腳怎么樣了?”
  “一切正常。”
  一段時間以來,我的腳确實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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