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劇作者亨利克·易卜生（1928－1906），是挪威人民引以自豪的戲劇大師、歐
洲近代戲劇新紀元的開創者，他在戲劇史上享有同莎士比亞和莫里哀一樣不朽的聲
譽。從二十年代起，我國讀者就熟知這個偉大的名字；當時在我國的反封建斗爭和爭
取婦女解放的斗爭中，他的一些名著曾經起過不少的促進作用。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海濱一個小城斯基恩。少年時期，因父親破產，家道中落，沒
有進成大學，不滿十六歲就到一家藥店當學徒。社會的勢利，生活的艱辛，培養了他
的憤世嫉俗的性格和個人奮斗的意志。在繁重而瑣碎的學徒工作之余，他刻苦讀書求
知，并學習文藝寫作。1848年歐洲的革命浪潮和挪威國內的民族解放運動，激發了青
年易卜生的政治熱情和民族意識，他開始寫了一些歌頌歷史英雄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劇
作。接著，他先后在卑爾根和奧斯陸被劇院聘為導演和經理，達十余年之久。這段經
歷加深了他對挪威社會政治的失望，于是憤而出國，在意大利和德國度過二十七年
（1863－91）的僑居生活，同時在創作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晚年才回奧斯陸。
易卜生一生共寫了二十多部劇作，除早期那些浪漫抒情詩劇外，主要是現實主義
的散文劇即話劇。這些散文劇大都以習見而又重大的社會問題為題材，通常被稱為
“社會問題劇”。《社會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
（1881）和《人民公敵》（1882）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易卜生的整個創作生涯恰值十九世紀后半葉。在他的筆下，歐洲資產階級的形象
比在莎士比亞、莫里哀筆下顯得更腐爛、更丑惡，也更令人憎恨，這是很自然的。他
的犀利的筆鋒飽含著憤激的熱情，戳穿了資產階級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
庭關系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和荒謬。《玩偶之家》就是
對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婚姻關系、對于資產階級的男權中心思想的一篇義正辭嚴的
控訴書。
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個未經世故開鑿的青年婦女，一貫被人喚作“小鳥儿”、
“小松鼠儿”，實際上上她性格善良而堅強，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負重，甚至准
備犧牲自己的名譽。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經瞞著他向人借了一筆債；同時想給垂
危的父親省卻煩惱，又冒名簽了一個字。就是由于這件合情合理的行為，資產階級的
“不講理的法律”卻逼得她走投無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
和她同舟共濟、承擔危局的時刻，她卻發現自己為之作出犧牲的丈夫竟是一個虛偽而
卑劣的市儈。她終于覺醒過來，認識到自己婚前不過是父親的玩偶，婚后不過是丈夫
的玩偶，從來就沒有獨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決然拋棄丈夫和孩子，從囚籠似的家
庭出走了。
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辦？這是本劇讀者歷來關心的一個問題。
易卜生出生于一個以小資產階級為主体的國家，周圍彌漫著小資產階級社會所固
有的以妥協、投机為能事的市儈气息。對這一類庸俗、虛偽的政治和政治家，他是深
惡痛絕的，甚至如他自己所說，不惜与之“處于公開的戰爭狀態”。但是，這里也相
應地產生了挪威小資產者易卜生的悲觀主義。弗朗茨·梅林在一篇關于這位劇作家的
評論中指出：“易卜生再怎樣偉大，他畢竟是個資產階級詩人；他既是悲觀主義者，
并且必然是悲觀主義者，他對于本階級的沒落便看不見、也不能看見任何解救辦
法。”這位劇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只能唯心地歌頌“人的精神的反叛 ”，把具有
這种反叛精神的主人公當作“高尚的人性”加以憧憬。他限于環境和階階，看不見革
命的政治和政治家，更不信仰他根本無從接触的社會主義革命，因此也就不能在堅實
的歷史基礎和生活基礎上為他的主人公開辟真正的出路。
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當然不能一走了之。婦女解放
的著急當然不在于僅僅擺脫或打倒海爾茂之流及其男權中心的婚姻關系。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一語中的地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
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因為“男子在婚姻上的統治是他的經濟統治
的簡單的后果，它將自然地隨著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娜拉在覺醒之前所以受制于海
爾茂，正由于海爾茂首先在經濟上統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掙脫海爾茂的控制，決不
能單憑一點反叛精神，而必須首先在經濟爭取獨立的人格。她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婦女
的解放，必須以社會經濟關系的徹底變革為前提。她所夢想的“奇跡中的奇跡”，即
她和海爾茂都“改變到咱們在一起儿過日子真正象夫妻”，也只有在通過改造社會環
境而改造人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
在世界文學史上，易卜生曾經被稱為“一個偉大的問號”。這個“問號”至今仍
然發人深省，促使人們思考：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被摧毀之后，還應當怎樣進
一步消除和肅清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等劇中所痛斥的資產階級的傳統道德、市儈意
識及其流毒。在這個意義上，易卜生的戲劇對于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無產階級，正
是一宗寶貴的精神財富。
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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