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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月間，白先勇先生來寓相訪。閒議中，當他說到自己青年時代所喜愛的中國現代作家時，提到他很喜歡讀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言下頗有不胜敬佩之意。但我听來，卻很感意外。因其一般來說，我國新文學作家很少注意這類通俗作家的作品，往往把他們看成另外一种人——“道不同不相謀”嘛！因此當這位在西方文化价值觀念影響之下成長起來，而又長期生活在西方社會的中國現代作家白先勇先生，竟然對這位早已被我們社會遺忘多年的中國現代通俗小說作家還珠樓主還念念不忘時，真使我惊异非常。但經白先生這么一提，又仿佛把我那沉淀的記憶深深攪動了一下似的，在我眼前慢慢又浮現出我忘怀多年的還珠樓主——李壽民先生的身影來了。他雖系川人，但身材高大，濃眉重眼，于文質彬彬之中隱現出几分江湖豪俠之气。一看就知道他是個久經風塵，見多識廣，而又富有才情的中國舊式文人。《獨手丐》等因故未能出版。本文先后發表于上海《文匯報》（1988．6．24）、《香港緩博益月刊》第14期（1988．10．15）。 我知道還珠樓主這個武俠小說作者的名字，是抗戰胜利后到上海落腳以后的事。那時候年輕，又加上是初次進入上海，我走在馬路上的時候，總喜歡東張西望地看看。有几次走過大世界附近的“共舞台”，我被這家戲院門口的大幅彩色招貼所吸引，那里正在上演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說是“連台本戲、机關布景”云云。我又喜歡逛書攤，當時的大小書攤上，還珠樓主的作品如《青城十九俠》、《云海爭奇記》等等，也總是被排列在顯眼的地方。這些反复重疊的印象，使我形成了這樣一個認識，這位叫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作家是個福星高照，走紅運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僅以書刊形式和廣大讀者見面，而且用戲曲的形式深入民間。那時我想，這類武俠小說之所以風行不衰，大約是反映了在那個黑暗社會里，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訴的平民百姓的一种社會心理：他們把自己伸冤報仇的希望寄托在那些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專以除暴安良為己任的“劍仙”和“俠客”這類草莽英雄身上，但也有它的空想性和落后性。所以，我雖然喜歡雜讀，也時時看看通俗作品；但當時卻沒有興趣去讀這一類的武俠小說，只是得空看看那些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通俗報刊和通俗文學中的社會、言情以至黑幕偵探小說，以此作為認識中國社會和人生的一种渠道。 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從關押經年的上海監獄中走出來，接著又避居到青島，到了一九四九年夏天，才重又回到解放了的上海。長期的非正常的生活環境，已經弄得我疲弱不堪，我很想暫時遠离喧鬧的大城市，找個僻靜的地方休息一個時期。到了一九五１年初，終于由一個相識的書店老板設法在他的原籍蘇州給我們夫婦找到個住處，實現了我們的愿望。好在我那時只在震旦大學教兩門課，一禮拜內有三天時間來上海上課就行了。住在蘇州，少有客人打扰，休息之余，還可以寫點東西或譯點東西出來。這位書店老板——陸宗植先生開設在山東路的“正气書店”，是一家專門印行通俗小說和實用性圖書的小書店，同時又用新潮書店的名義印行新書，它也是還珠樓主的出版家之一。還珠樓主那時也居家蘇州。“因友及友”，正是由于這位陸先生的關系，我們相識了，并有了交往。這真如中國俗語說的“人生何處不相逢”。這時我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是李壽民。 現在我已不复記憶他的寓所地址，但离我家住的三元坊不算太遠。他的寓所是一個舊式家庭布局，除過他們夫婦和几個孩子外，還有一個天津籍的老年女佣。他當時鴉片煙癮還未戒除。据他說，他的寫作時間是從清晨到中午——他自己不動筆，由他雇佣的一個中學程度的青年代他筆錄。他每天早晨抽足鴉片煙后，閉目靜坐在藤椅上，他一句一句的口述，他的書記用羊頭小楷一個字一個字地記錄，他講的很慢，記起來并不吃力。他說，他同時在為几家書店寫小說，他准确地掌握它們各自的內容進度和章節段落，凡是某一部作品告一段落就緊接著口述另一部。這同時用口述方式創作的几部題材不同的小說，每天由書記分別記好以后，再由他一一過目，便同時投郵，分寄給各書店付排，直至終篇，再裝訂發售。他的這种寫作方式，頗使我感到惊奇。 大約在相識不久之后，一天下午他匆匆地赶到我家來，一進門就嚷著說：“唉！賈大哥，不好了，出了事了！”我被他說的莫名其妙。等他坐定了，接過我遞過去的煙，深深地吸了几口，才接著對我說：今天中午，派出所戶籍警來他家查戶口，剛坐下不久，他家那個老女佣走進來對他說：“老爺，開飯了！”她這么一一說不要緊，戶籍警卻馬上警覺起來，嚴肅地對他說：“你怎么稱老爺？准是在舊社會做過宮，官老爺嘛！你考慮考慮，明天來派出所交代歷史問題！”他進門就口里嚷著的“不好了，出事了”原來就是這個事。說完了，他攤開兩只手，苦笑他說：“這真是從何說起！真是秀才碰著兵，有理說不清！”我安慰了他几句，他才悵悵地走了。 過了沒几天，他又來閒坐，還是接著上次的話茬，談起他家的那位老女佣。原來她是跟他妻子陪嫁過來的。他妻子的娘家，在天津開大中銀行。他說他早年在地方軍閥軍隊做文書，行軍所至，遍歷名山大川，以至邊荒遠地，這种浪跡天涯的生活，為他后來從事武俠小說寫作打下了根基。后來就落腳在天津，靠賣文為生。他現在的妻子，本來是他的一個熱心讀者，他們由此相識，并萌發了愛情。但是，一個銀行老板哪里愿意把女儿許配給一個窮書生呢、因此，他們的成婚費了很大的周折，只是由于她妻子的堅持，后來終于得到丈母丈人的諒解，允許他們結合。他為了和女家的身份相配，不使妻子難堪，也求親靠友地辦了一次很体面的婚禮。他說，因為和自己的意中人成親不易，為了報答妻子對他的恩情，“所以我生平不二色”。妻子給他帶來了丰厚的陪嫁，包括現在這位老年的女佣，她本來就是他妻子的貼身丫環。她按照老家庭的規矩，稱呼他為老爺，已成了習慣。婦道人家不知道解放以后這种舊稱呼已經不時興了，更為此惹起了那位戶籍警的疑心，鬧出了這么一場風波。經他去派出所解釋后，才算沒事了。因為他多少年來都是靠賣文為生的……他用笑聲結束了他的長篇敘述。臨走時對我說：“對了，賈大哥，我還把我和我老婆的這段姻緣做題材寫了一部小說，這也是我唯一的一部社會言情小說，隔天我給你送來。我寫的那些東西你盡可以不看，但這部小說你卻無論如何抽空看一下，它凝聚著我的感情和心血。” 這大約就是我和他相交中最長的一次談話，我听了他的故事，仿佛讀了一部佳人才子式的傳奇小說。后來再見面時，他又一再說起，解放了，大家都在學習，公家提倡改造思想，看來他的武俠小說飯吃不長了，他很想寫點适合時勢的作品，為此求教于我。我勸他不妨寫些農民起義的小說，這和寫武俠多少有些關連，可能會手順些。或許這還是一條出路，但要他參看一些用新觀點寫的這一類歷史文章，才不至于在思想上走樣。不久，他就寫了以張獻忠為題材的《獨手丐》。他說，因為他是四川人，張獻忠和四川關系很深，后來就在成都建立了王朝，最后又死于四川，他听來的口頭材料，實在大多了。這部小說就由陸宗植辦的“正气書店”出版。他所說的以他和妻子的愛情和婚姻故事為題材的作品，后來也曾帶來給我看了，可惜書名和具体情節我已不复能記憶了，只記得它是天津“勵力出版社”印行的，薄薄的四冊（書名可能是《輪蹄》）。 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因課務增加，不得不搬回上海，他一次來上海和出版社算賬，掏空來我家看我。他仍然穿著那件深藍色的藍呢長衫，還帶著一本《聯共党史》。他對我說，他去找過文協，希望得到幫助，找一條出路。文協同志雖然鼓勵他努力學習，改造思想，為人民服務，但他總感到前途茫茫。他的舊出版家也正在看風色，已經不像過去那樣要搶著印他的小說了。過去他的收入一直很好，還有舞台上演費好拿。這次他在我家吃了一頓中飯，陪我喝了不少酒。他酒量很好，但或許由于心情激動不安的緣故，有些喝過了量，喝到最后竟然失聲痛哭起來了。我勸慰了他半天。在我搬回上海以后，他還托一家出版社的伙計給我送來兩大捆他的作品，他寫的東西數量實在可觀。他又工于詩詞，書法也為其所長。他為我妻子寫過一個條幅。在一九五五年我們夫婦碰到那場反胡風的政治風暴的時候，它們連同我們的一切書物，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我一天上午在福州路的天贍舞台听大報告，中間休息時，我又意外地在小便的地方碰到了他。這時他已經換了一身灰布中山裝，面色也很紅潤，他說他已戒絕了嗜好，現在在尚小云劇團擔任編劇，家也搬到了北京，此次尚小云劇團南來公演，他也隨團來到上海。他這時的情緒開朗了許多，和在我家喝酒那次相比，前后簡直判若兩人。 六十年代初，我在監房里看《解放日報》，看到了對他的報道。他已改名為李紅，說是仍然從事創作通俗文藝作品云云，報上還刊登了他的頭像照片。我為他終于能重操舊業，感到由衷的高興。 現在北方文藝出版社編選《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文庫》，第一輯武俠卷里收了還珠樓主的武俠作品《獨手丐》等，希望我能為它寫點什么，我也正好藉這個机會寫點我對李壽民先生的紀念文章。他作為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一個有重大影響的作家，是不應該被這么埋沒下去的。他的作品也還有其一定的社會歷史意義和藝術欣賞价值。總的說來，通俗文學也自有其應有的文學史上的地位。時無分古今，地無分中外，通俗文學的存在是一個普遍性的文化現象。五四以后，我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和后繼者，如胡适先生、魯迅先生、鄭振鐸先生以至阿英先生等，都在這個題目上，花過很大的研究工夫，作出過重大的學術貢獻。對我來說，我和李壽民先生之間雖然相交時間短暫，但他是一個可以開誠相見的人，因此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朋友。 錄自孫乃修編《劫后文存——賈植芳序跋集》， 1991年12月學林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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