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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長壽縣鳳凰街上，有一座雅致幽靜的院落，這是當地有名的李家祠堂的一部分。二十世紀第一個虎年——一九○二年農歷二月二十八日，父親還珠樓主（原名李善基，后名李壽民）便誕生在這里。 說起父親的生辰屬相，有一件事情，雖不算大，卻也算得上是他降生的“序曲”，對父親一生的事業都有影響。 那年，祖母怀胎十月，預產期已過了，還不見動靜，心中不免暗暗焦慮起來。她每天求神拜佛，虔誠禱告，還是平靜如故。一日黃昏，祖母獨坐窗前，只見爬滿院牆的爬山虎枝葉隨風飄曳，沙沙作響，使她忽然想起腹中胎儿是一只“虎”。結想成夢，夜間果有一頭斑斕猛虎朝她扑來。祖母在大聲呼號中惊醒，一個圓滾滾、肉孜孜、達九斤之重的胖小子已經破胎而降。在祖母惊恐不安他講述了她的夢境之后，祖父抱起剛剛出世的“虎崽”，左右端詳著，喜出望外地說：“好嘛，好！你給我生下一個超群出眾的娃儿。”并斷言：“這龜儿子將來必定才智橫溢，大有作為。” 可是，祖母此刻卻別有一种心情。祖母出生于仕宦家庭，條件优裕，從小嬌生慣養。她聰明伶俐，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來得；又是獨生女儿，本就任性异常。這次生育的艱難和突兀，竟使她產生了一种厭惡心理。望著四肢亂動的胖儿子，她暗暗罵道：“惡煞星！背時鬼！”后來，這种厭惡心理，竟導致了她對父親生活起居、讀書學習的全面苛求。還在父親呀呀學語時，祖母就開始懲罰性教育，稍不如意，非打即罵。拿背書來說吧，規定就很嚴厲，站背不成跪背，跪背不成杖背（用竹板或棍于邊打邊背），幸好父親天資聰慧，体魄強健，讀書既能專心致志，做事也肯吃苦耐勞，祖母的“家法”很少落到他的身上。 坏事變好事。祖母對父親的苛求，反倒“玉成”了他。正是在這种苛求之下，父親鍛煉了意志，增強了毅力，養成了做事做到底的良好習慣。這對于他日后在艱苦環境中奮斗、成長，在一生的筆墨耕耘中完成近兩千万言的寫作量，有著重要的意義。聯想到我們二叔祥基、三叔守基，由于祖母的溺愛而終未成器，這一點更顯得十分突出。 自然，父親的成長跟祖父的教誨也有很大關系。祖父李元甫在前清光緒年間曾任蘇州知府，因不滿官場黑暗而棄官去職，返回故里，以教私塾為業。說是私塾，卻又与眾不同。他的教法注重体味，強調筆耕，所教詩書，不但要求背得滾瓜爛熟，牢記在心，而且要求心領神會，口述手寫。父親在祖父的悉心調教下，聰明才智与日俱增。他三歲開始讀書習字，五歲便會吟詩作文，七歲時寫丈許大對，已能揮洒自如了。九歲那年，他作《“一”字論》，洋洋五千言，備述“一”的用途、用法，一時在鄉里傳為美談。鑒于父親少年時代所顯露的才華，當時長壽縣衙還特制了一塊“神童”匾，敲鑼打鼓地送到李家祠堂來呢。 父親一生兩次戀愛：一次是青梅竹馬未能如愿；一次是歷經艱難而終成眷屬。 父親十二歲那年，祖父去世了。祖母帶著父親和他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跋山涉水，到蘇州投奔親戚，住在養育巷，勤儉度日。 住進養育巷沒有多久，父親便受到鄉里間小伙伴的歡迎。就連那些嗲聲嗲气的小姑娘，也很樂意跟他一起玩耍，因為他從不在她們面前擺“男子漢大丈夫”的威風。他說：“女孩儿看上去就顯得軟弱，怎好跟她們逞能？”有時，見到男孩子欺侮女孩子，他就上前打抱不平，三下兩下把欺人者赶跑。父親自小習過武功，身強力勁，儼然成了巷里女孩子們的保護者。有時做游戲，調皮的女孩子把花頭巾或假辮子扎在父親的頭上，叫他打扮成姑娘的模樣。這本是他极不情愿的事，但為了不挫傷人家的熱情，他竟強自“忍受”下來。 在小伙伴里，有一位名叫文珠的姑娘。她面目清秀，性情溫柔，還彈得一手好琵琶。一曲《瀟湘夜雨》，竟讓自負的父親潸然落淚了。父親常去她家里听琵琶，而作為回報，父親則給她擺四川“龍門陣”，什么青城山的霧靄，峨眉山的猴群，“擺”得這位小姑娘心馳神往。文珠年長父親三歲，原以姐弟相稱，不意在朝夕相處之中，琴弦和故事在暗中交織著一張朦朧的、一時還不易覺察的情感的网，漸漸地，兩人形影難离了。當父親長到十六歲時，他終于自覺地意識到，自己已經沉浸在人生最圣洁、最美好的感情里了。 祖母教子雖嚴，卻未對父親的初戀橫加阻攔，因為文珠的溫柔和聰慧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只是不時地提醒父親：“莫要耽擱了學業！”父親當時在有名的蘇州中學讀書，為了取得祖母的支持，他成績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 本來父親与文珠很有可能結為百年之好。可是，家境的敗落，迫使父親過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父親二十二歲那年，祖母托親友在天津給他找了一份差事，他不得不和文珠分手了，這對情侶曾信誓旦旦，別离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保持書信往來。但后來由于种种原因，文珠竟墮入煙花柳巷。 他們之間不再聯系了。這件事在父親心頭留下沉重的創傷，以致此后多年不交女友，直至他二十六歲那年遇見我母親孫經洵，愛的心弦才又一次顫動起來。 初戀是難以忘怀的。父親開始創作武俠小說后，曾以一部《女俠夜明珠》寄托情思。他希望女孩子要像書中女主人公那樣，不僅聰慧、美麗，而且勇武。堅強。當年的文珠若能這樣，該多好啊！ 父親初至津城，曾在天津警備司令部給傅作義將軍當中文秘書。傅將軍很欣賞父親敏捷的才思，流利的書法，待之不薄。但自幼受詩書、山水陶冶的父親，卻不大适應軍旅生活，不久就辭去秘書工作，轉而到天津郵政局任職。郵政局小職員的待遇自然比不上傅將軍那里，為了奉養祖母，父親經人介紹，又到大中銀行孫董事長公館里兼做家庭教師，教授國文和書法。誰曾想到，在教習過程中，父親竟愛上了小他六歲多的二小姐孫經洵，就是我們的母親。 當父親踏進孫公館——天津英租界馬場道那座占地二十余畝的花園洋房時，母親正值豆蔻年華，容貌雖然一般，卻是气質不凡。初次見面，母親溫和文靜的性格，雍容大雅的風度，便引起了父親的注意。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美好的印象日益深化。而當母親傾心于父親的品貌才學時，他更進一步發現，她的溫情并不同于文珠姑娘的柔心弱骨，她是一位有主見，敢作敢為的女子，柔中有剛，宁折不彎。一次母親生日，父親畫了一幅蘭草相贈。他還給母親寫了封信，大意說：“……蘭草，素心蘊藉，華采風發，既質朴，又光耀照人，我以為你就是這等‘文質彬彬’的女子！蘭草，葉丰澤，花明潤，神貌泰然，卻絕無驕矜之气，我以為你就是這樣‘泰而不驕’的女子！蘭草，不拒簡陋，任憑水淡石荒，只要一株卓立，便能峻影高洁，清芬悠遠，足以令石水生香，我以為你就是這种堅貞不渝的女子！……”父親欣喜地意識到，此番播种的愛情是可以收獲的。后來，他們果然戰胜了外祖父的百般阻撓，結為百年之好。 我們的外祖父也是回川省長壽縣人。憑著精明強干，以小本起家，在天津開辦大中銀行，分行開遍南北十三大城市。這位富豪的子女多，需要教育，父親便應聘登門施教。 起初，由于是同鄉加才子，父親頗得外祖父器重。可是父親和母親相戀的事被外祖父知道后，他的臉就全變了。他先喚去母親，以“門不當，戶不對”，且“師生相戀，敗坏家風”為由進行訓斥，無效；又“請”去父親，企圖誘之以利：“只要李先生肯与小女一刀兩斷，要多少錢不成問題。”父親則針鋒相對：“只要二小姐親自表示同我斷絕關系，我立即遠走高飛，永不登門，又何言‘錢’字呢？請莫要大小看人了！”一番話，“噎”得這位董事長瞠目結舌，半晌說不出話來。第二天，父親冒著風雪去孫公館授課，被仆人拒于大門之外：“李先生不必來了！” 外祖父的阻撓，并沒有能夠斷絕父親和母親的交往。他們想出一個妙策來繼續感情的交流，那就是利用外祖父去銀行乘坐的汽車傳遞情書。每天在外祖父上車前，母親將信用橡皮膏貼在汽車牌背面；待外祖父在銀行門前下車后，父親便悄悄將信取走。同樣，父親給母親寫信寄情，也用這個辦法。說來可笑，外祖父上下班的汽車，竟成了父親和母親傳情遞意的“郵車”了。自然，還要感謝三姨孫經儀，這辦法的首次運用，全靠她出的主意呢。人們只知父親是武俠小說作家，不知他還寫過言情小說，其中有一部叫做《輪蹄》，便是以這段生活經歷為素材提煉而成的。 輪蹄傳情，未能長久。母親天天繞著汽車轉，引起開車師傅的疑心。他把猜疑報告給外祖父后，矛盾迅速激化了。 一天，母親又到汽車牌后取信被外祖父當場抓住。外祖父把母親帶到書房，必欲問個究竟。母親便索性鼓起勇气表白心跡，并提出与父親結婚的請求。外祖父听罷，不由怒火中繞，一記耳光，把母親打倒在地。母親自幼喪母，從小到大，還從未受過這樣的委屈。她在自己的房間里，哭了半夜，想了半夜。越想越心酸，越想越气憤，終于橫下一條心。第二天凌晨，她只帶一身換洗的衣服和一塊錢車錢，就毅然決然离家出走了。 母親的出走，在孫公館引起軒然大波，社會上也鬧得滿城風雨。盛怒中的外祖父，先是重金買通英國工部局，把父親投入監獄。這件事被父親的好友段茂瀾得知，便設法營救。段茂瀾是留英學生。經他從中斡旋，父親很快即被釋放。但外祖父不肯罷休，以“拐帶良家婦女”為罪名，又把父親送進監獄。 一九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天津市地方法院開庭審判父親所謂“拐帶良家婦女”一案，成為當時轟動津門的新聞。這一天，各報記者蜂擁而至，外祖父顧及身份沒有出席，而由大舅孫經濤作他的代表。原告提訟后，父親正欲答辯，旁听席前有一、女子突然高喊：“請等一等！”眾人順著喊聲望去，原來是孫二小姐孫經洵出庭作證來了。在眾目睽睽之下，她理直气壯地質問原告：“我今年二十四歲，早已長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和李壽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結合，怎么能說‘拐帶’？”這一問，原告竟成被告，那位孫大少爺蔫頭搭腦，再也說不出話來。 官司打贏了，但我們的父母并沒有馬上成親。父親這樣想：母親敢于走出优裕的家庭，跟自己過窮苦的日子，确實很不簡單。為了報答母親的深情厚意，自己一定要想辦法多攢些錢，把婚事辦得隆重些。就這樣，婚禮一直拖到1932年才舉行。說來也巧，就在這時机會來了。當時天津有一張《天風報》，每日要連載兩部小說，其中一部已經刊載完畢，一時尚無新作續上。報社社長沙大風正為此事急得團團轉，偶然聞知父親的文筆优美，便親自找上門來，問父親能不能盡快拿出作品來，稿酬可以從优。父親接受稿約后，連夜赶寫出几十段文字，那就是《蜀山劍俠傳》的前几回。《蜀山》問世前夕，父親和母親商量用什么筆名，母親忽然想起文珠，想到父親對她的思念，就說：“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樓，那里面藏著一顆珠子，就用‘還珠樓主’作筆名吧！”父親感佩地望著母親，半天才說出一句話：“經詢，我絕不會辜負你的情意！” 《蜀山劍俠傳》連載后，《天風報》發行量成倍增長。本來父親打算攢夠了結婚費用即行打住的，現在欲罷不能了，熱心的讀者在天天等著看下文呢，不能以臨時觀點草率從事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蜀山》共五十五集，后五十集要比前五集嚴謹得多那正是經過全面地調整和布置的結果啊。 父親以武俠小說名世，不少人猜想他必定精通武術，常有一些讀者來信請教習武之道；還有一些武林中人從南北各地赶來，請求切磋武藝，甚至要求父親同他們一試身手。但是，朋友們似乎忽略了這樣一點：父親筆下的“劍俠”，主要是大膽的想象和夸張，而不是寫實。 那么，父親對武術一竅不通嗎？倒也不是。他練過太极拳、少林拳、八卦掌，練五式梅花拳，還可以上樁子呢。我們小時候，父親曾帶我們在院子里練“一炷香”，就是練“騎馬蹲襠式”，蹲時燃一根香，直到香頭燃盡才站起來。不過父親絕談不上“精通”二字。那些熱心的求教者，往往是掃興而歸。倒是“別有用心”的父親從他們的言談比划中得到不少教益，隨后用于他的“武俠”描寫中去。 如果父親有點本領的話，那不在武功而在气功。由于他從小曾隨峨眉老道練過，以后又堅持鍛煉，未曾間斷，在這方面還真有些“特异功能”呢！ 提到父親的气功，有件往事可供讀者一粟：母親因不甘受家庭禁錮而出走后，外祖父曾雇佣一伙青皮打手，企圖“教訓教訓”父親。那伙青皮的頭子姓馬，人稱“馬五爺”，是個專門欺壓善良的家伙。他手下有几十個徒弟，都是以打架斗毆為業的流氓。他們听說父親是寫武俠小說的，以為父親會武術，未敢輕舉妄動，就采取“先禮后兵”的方式，請父親赴宴論武，待探清虛實之后再作主張。 這真可說是一出“鴻門宴”。席間，馬五師徒輪番向父親進行挑釁和試探。仆人端上來一只雞，馬五的大弟子便罵罵咧咧：“這叫嘛玩藝儿！也不剁一剁，囫圇個儿地端上來，叫人怎么張嘴？”邊罵，邊用銀筷子去“剪”雞。隨著了一陣“咯吱”聲，那只雞連骨帶肉被“剪”成寸斷。父親見他顧盼得意的樣于，覺得十分可笑，沒有理他。他以為父親軟弱可欺，說一聲“請”，便夾了一塊雞骨頭遞過來。出于禮數，父親端起一只碟子相迎。豈料那塊雞骨頭遞到碟子上方，對方竟不肯松筷子，他斜睨著父親說：“這年月，日子不好混。沒本事，骨頭也啃不著。”父親淡然一笑，拾起面前那副筷子，慢慢插入對方筷子的縫隙，運气于指，只輕輕一撥，那塊雞骨頭便“咯登”掉落在自己的碟子里。 馬五見弟子“栽”了，再也沉不住气。順手夾起一片火腿，徑伸至父親的唇邊。這一招确實厲害：看你敢不敢張嘴？不張嘴，表明你膽小無能，你就“栽”了；張嘴，他就可以在你口中搗牙戳喉，不死必傷。果然，父親剛一張口，那雙長長的銀著便直插進去。可是，這時父親已運力于齒，將著頭牢牢咬住，再一發功，著頭即被切斷。接著，父親輕輕一吐，只听“錚錚”兩聲，被咬斷的著頭，像兩根寸把長的釘子，真戳戳地釘在桌面上。一時間，弄得馬五一個滿面羞慚，忙賠不是。 多年后，父親談起這件事，只是說：“其實，這也沒有什么‘神’的。人体內本來蘊蓄著無限的气力，只要把它集中于一點，奇跡就會發生。就像一根釘子，看起來很平常，當力量集于釘尖時，它就可以穿透很堅硬的物体。” 綺霞，是京劇表演藝術家尚小云先生的表字。提起父親与尚先生的結識、交往，也算得上梨園中的一段佳話。 父親自幼喜愛家鄉的川劇，來到天津以后，很快又迷上了京劇。那時，他只自一人，工作操勞之余，唯一的去處就是戲園子。起初只是消遣消遣，漸漸竟著了“魔”，再也离不開了。特別是尚小云的戲，剛健挺拔，瀟洒大方，節奏鮮明，鏗鏘有力，最符合父親的性格愛好和欣賞趣味。每逢尚先生登台獻藝，他都場場必到。平時，父親省吃儉用。看尚小云的戲，他卻不借高价，非買前排票不可。有時手頭寬裕了點儿，他就“包座儿”，干脆一次買下整月的票。父親看戲，不但著迷，且能入境，听到妙處或是看到絕處，他會忘乎所以地領頭給“好”，一下子引出滿堂彩聲。不斷地玩味体驗的結果，京劇藝術的三味居然讓他感悟到了。 一次，父親在春和大戲院包了一個三排座儿。每天開鑼前，父親便著一件藍布長衫坐在那里了。想不到，父親的熱誠，竟引起了這位藝術家的注意。尚小云一邊在台上演唱，一邊琢磨著：“台底下這位穿藍大褂的是誰？我的戲，他怎么一場不落呀？”一天，父親在聚精會神地看戲，一個茶房送過一碗茶來，說，“這是尚老板讓送的。他請您散戲后到后台敘敘。”戲一散，父親連忙到后台拜望尚先生。三言兩語之后，尚先生便請父親談談對其表演藝術的看法。父親沒想到這位譽滿南北的一代名伶如此謙虛但減，感動之余，也就以誠相見，他說：“一般人只知武戲要文唱，卻不知文戲要武唱。其實，它們道理是一個，就是講究動靜、冷熱、剛柔、急緩的結合。武戲文唱，可避免過‘火’；文戲武唱，可防止太‘溫’。不‘火’不‘溫’，入情入理，才是好戲。尚老板的表演，能夠做到文戲武唱，這正是秀出班行的獨到之處。若是再多排一些可供‘武唱’的文戲，那就更好了。”尚小云非常高興，緊緊握著父親的手說：“李先生所言极是。但不知李先生肯不肯屈尊為尚某寫些本子？”父親答應試試看。二人雖系初交，卻一見如故，頓成莫逆。 不久，父親就給尚小云送來了他新編的劇本《漢明妃》。這個本子既注意強調王昭君只身出塞的情意，舍身和番的气概，又充分考慮突出尚小云洪亮高亢的嗓音，深厚扎實的武功，從而給扮演者提供一個發揮藝術才能和特長的自由天地。此后，父親實際上成了尚小云先生的特約編劇。尚小云組織的“重慶社”，排演過一系列新劇目，其中諸如《墨黛》、《卓文君》、《林四娘》、《青城十九俠》等，都是父親編寫的。 一九三二年春天，父親与尚小云拜結為金蘭之好。這种親密的關系保持了几十年，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尚小云的長子長春、次子長麟組建新宁京劇團時，父親還熱心地為他們寫本子呢。 《蜀山劍俠傳》在《天風報》連載后，不久即由天津勵力印書局結集出版。書局老板劉匯臣是宁波人，辦事精明而又果斷。他料定還珠樓主的讀者會越來越多，便与父親談妥，把与《蜀山》同時寫就的《青城十九俠》、《云海爭奇記》、《柳湖俠隱》等書，都包攬下來，獨家刊行。父親得到一筆可觀的稿酬后，便托人在北京東單東觀音寺買下一所房子，舉家遷京，專事寫作。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時，父親已是名噪京津的文人了。 利用文人做“御用工具”，這是歷來侵略者的慣伎。日本人很快就盯了上父親。先是漢好周大文登門求見，請父親到敵電台任職。接著擔任華北教育總署督辦的周作人又來勸說。均遭到父親的拒絕。他說：“我是寫小說的，旁的不會干。”父親不識“抬舉”，自然惹惱了日本人。偏巧這時有一個姓徐的出版商，看到父親的書銷路好，油水大，想把版權從勵力印書局奪過來。但父親是個講仗義、重感情的人，盡管徐老板肯出高价，也沒有答應他。徐老板怀恨在心，托他的在日本人那里當翻譯的親戚，要求“治治李壽民”。 一天晚上，父親和几個朋友應邀到宣武門草厂胡同顧家吃飯。酒菜上桌，大家正欲把盞舉著，突然響起一陣砸門聲。顧先生剛剛拉開門閂，便沖進一隊全副武裝的日本憲兵。“帶走，統統的！”率隊的一聲喝令，屋子里的人全被押上了汽車，連當時在場的名伶張君秋先生也未能幸免。當天深夜，日本憲兵還到東觀音寺去抄了我們的家。這時，母親才知道父親出事了！ 父親和友人被捕后，大家都很著急。尤其是張君秋，因為他演出的戲碼已經排出，廣和樓正等著他上戲呢。父親心里明白，這回八成是沖自己來的，朋友們都受連累了。于是他就想法安慰張君秋，說自己會算命，按張君秋先生的生辰八字和气色，絕不至于走“背”，不出三五天，即可平安回家。果然，張君秋在第三天被允許取保釋放，其他人也被陸續保釋。只有父親因“涉嫌重慶分子”，在看守所里受了七十多天的難。在那令人發指的日子里，日本人百般折磨父親，鞭笞、灌涼水，甚至向眼里揉辣椒面，還惡毒他說：“你們四川人不是喜歡辣子嗎？”在酷刑面前，父親并不是沒有動搖。事后回憶這段遭際，他曾坦率地承認，有几次簡直就要挺不住了，但終于還是“熬”了過來，因為他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人，不是狗，絕不能答應給日本人做事！ 后來父親被釋放，一是因為有個日軍大佐听說父親諳星相，會算卜，便前來間卜，不料他的身世遭遇竟被言中；二是因為母親和親友們多方奔走，托人找到華北軍部里的熟人，而他們之中又有几個《蜀山》迷；最主要的則是因為父親并非什么“重慶分子”，而是一個不問政治的人。 七十多天的鐵窗生活，极大地損害了父親的健康，特別是他的眼睛；抄家時還丟失了三部小說手稿，不得不重新寫過。值得慶幸的是，父親畢竟沒有玷污“中國人”這個偉大而神圣的名字。 父親出獄時，原來十分健壯的身体已經虛弱得不成樣子了。在家調養了几個月，稍見康复，便只身南下，到上海去另謀生路。 初到上海，父親賣了一個時期的字。他從小跟祖父學書法，寫得一筆遭勁瀟洒的行書，真草隸篆也都頗具功底。但也只能維持自己一人的生活，無法養家，以致母親不得不賣掉東觀音寺那所房子，拖儿帶女搬到史家胡同東羅圈去住。 后來，上海正气書局老板陸宗植先生听說《蜀山》作者在滬賣字，立即尋到父親栖身的亭子間，噓寒問暖之后，將父親接到老垃圾橋挽陸家暫住。雙方在飯桌上敲定，父親的全部著作由正气書局獨家出版，寫一本出一本，稿酬從优。于是，父親又重操舊業，收入也很快丰厚起來。抗戰胜利后，父親把全家接到上海，在西藏路遠東飯店包了几個房間住下。在那里，我親眼看到父親進入創作高潮的情景。 那時，父親每日要寫二万字，書局每隔十天就出一本書。陸老板催稿催得特別緊。父親則因子女眾多，負擔很重，加之他又有“煙霞”癖，离不開鴉片，只有拼命地寫作，才能支付浩繁的開銷。但是，父親的眼睛在日本憲兵隊看守所受到損傷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寫蠅頭小字了，只好請秘書筆錄由他口授的文字。每天吃過午飯，噴云吐霧之后，他便意興大發，文思如潮，在房間里踱著步子口授小說。兩個秘書輪換著休息，他卻要一直“說”到深夜。有時半夜醒來，還听見他在說“笑和尚”、“齊霞儿”（均為作品中人物）呢！就這樣，日复一日，《蜀山》之外，父親又寫出了《虎爪山王》、《大俠狄龍子》、《大漠英雄》、《黑孩儿》、《黑螞蟻》、《天山飛俠》等數十部小說，隨著父親著作的陸續出版，上海灘出現了“還珠熱”。當時《蜀山》等書每本印數上万，仍不能滿足需要。記得遠東飯店附近有一書攤，早上擺出十余冊《蜀山》，下午就售光了。更有一些熱情的讀者，或登門拜訪，或設宴相邀，或要求贈書題字，或懇請合影留念，令人感動卻應接不暇。自然，也有一些好事者，為了“扎台面”、“吃得開”，就打起“還珠”的招牌。那時舞台上演連台本京劇《蜀山劍俠傳》，本与父親無涉，海報和文告上卻赫然寫著“還珠樓主親自編導”。 一位正在研究中國武俠小說的天津朋友說：“武俠小說最受人喜愛，又最受人鄙視；喜愛它的人并不認真看重它，鄙視它的人又常為它廢寢忘食。”這种奇怪的現象确實是存在的，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父親成名以后，一些親戚朋友對他的態度變了。其中，變化最大的就是我們的外祖父。十多年后，不知是人老心善了呢，還是別的什么原因，他竟萌動起“承認親事”的念頭來了。 當時外祖父家住北京真武廟一號，那是一座屋字寬敞、池苑秀美、中西合壁的建筑。外祖父先派大舅經濤前來說合，并欲把母親和我們几個孩子接到那里去。母親知道真武廟條件优越舒适，卻不肯离開東羅圈的破瓦寒窯一步。接著，外祖父又讓三姨經儀給父親往上海寫信，邀父親來北京相聚。三姨在父親和母親婚戀的過程中，始終持同情態度，父親覺得不好對她硬頂，便以“文債在身，不好擅离”為由婉言謝絕。 我們全家南下不久，外祖父也赶來上海。他讓任上海大中銀行總經理的表舅王爾藩出面，向父親表示，打算把上海的親友都請來，在國際飯店丰澤樓擺上十桌酒席，舉行盛宴認親儀式。父親听了，不由一笑，說：“這場家庭糾葛并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何必要大事張揚、事情已經過去多年，我看還是算了吧。”可是，坐在一旁的母親這時動情了。她想，凡事不過三，外祖父三次來請，事實上已經三認其錯，何況，老人家已經年過六旬，再不同意，就有悸情理了。于是，她轉而勸父親道：“就依了老人家吧。過分的舖排沒有必要，可以找安靜點的地方……”話還未講完，表舅馬上接過來說：“要得！要得！就在我家可好？”父親素來敬重患難与共的夫人，看到她已點頭答應，也就不再說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夏日的一天，父親和母親帶著我們几個孩子，到建國西路懿園表舅家去見外祖父。那天，父親特意穿上當年在天津孫公館做家庭教師時穿的舊長衫，這与外祖父那身做工考究、熠熠閃光的絲綢褲褂，恰成鮮明對比，新舊貴賤懸殊，顯得极不協調。當時我們并不明白，就去問父親，他不回答，只說了一句：“小孩子家，莫問！”后來一想，父親這樣做，或許是借此表明自己“寵辱不惊”的心志吧、 翁婿相認，外祖父給父親送了見面禮，父親給外祖父磕了頭。僅此而已，事后各走各的路，彼此很少往來。要說父親排斥富貴，倒也不是。那些于危難中幫助過父親的人，像三姨經儀、六姨經樓、八姨經華、十五姨經信，父親總是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在一起時，父親常陪她們看戲、打牌，給他們講新寫好的小說情節，請她們吃自己燒的拿手好菜，就跟親兄妹一般。數十年人間滄桑，听說諸姨大多數漂泊海外，假如你們有机會讀到甥儿寫的這篇小文，當會親切地憶及父親吧？ 《蜀山》的讀者，常常津津樂道于書中的寫景造境，什么冰峰雪崩的“月儿島”啦，變幻多姿的“靜瓊谷”啦，奇花竟放的“繡瓊原”啦，諸如此類的景物描寫，在他們心頭似乎构成了一幅幅色彩鮮明的圖畫。或問：還珠樓主筆底煙云染自何方呢？這里且述其要。 登山，是父親青少年時代一大樂事。雄偉高大的泰山，奇拔險峻的華山，綿延千里的祁連山，橫列如屏的點蒼山，都留下過他的足跡。而對他來說，印象最深、影響最大的山，則莫過于峨眉，青城了。 這兩座天下名山，早在父親七歲那年，祖父就帶他上去過。以后又爬過多次，父親在筆記中曾反复提及“三上峨眉，四登青城”之事。他能夠做成這番“業績”，還多虧了王二爺哩。 王二爺和我們家是干親。這位秀才一肚子的詩書，卻終于未能發達。一九一二年，曾祖母辭世錦里，祖父帶著當時只有十歲的父親前往奔喪，离去時把他留下給曾祖父“寬心”，這樣王二爺便做了父親的家庭教師。 王二爺很推崇陸游“功夫在詩外”的主張，反對整天閉門讀書。他經常鼓勵父親“須行千里路”，并興致勃勃地帶父親去爬山。 在父親心目中，王二爺不僅是一位可敬可親的導師，而且是一位最佳“導游”。對峨眉、青城的一寺一洞，乃至一木一石，都非常熟悉。攀峨眉，何處可望日出云海，何處可觀奇花异卉，何處可賞朗月飛流，何處可沐林嵐霧雨；上青城，何處覽胜最盡人意，何處探幽最饒野趣，何處駐足最富仙气……他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理解，說道起來如數家珍。正是在他的引導下采秀探幽，父親才逐漸熟悉了峨眉。青城的真面目。 那王二爺“導游”，還特別注意對人文景觀的介紹、講解。峨眉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青城亦有“天下第五名山”之譽，古跡名胜极多。每到一處，王二爺都有一段“龍門陣”擺出來給父親听：“遇仙寺”內，他講述一求仙者得到仙人幫助，乘其所贈竹杖，化龍返回鄉里的奇遇；“白龍洞”前，他敘說那白娘子苦心孤詣，修煉千年，而終于得道的經歷；“麻姑池”畔，他描繪絕代美麗的仙女麻姑，自天外飄然而降，臨池浴丹的情景……就這樣，一個繪聲繪色地“擺”，一個凝神屏息地听，美麗動人的傳說、故事附著于自然景物之上，令秀者愈秀，幽者愈幽，險者愈險，奇者愈奇，真是触處成趣，無一不妙了。 早年在峨眉山上，王二爺還結識了好多和尚、道士，后來攜父親上山，就一一為他引見。其中，父親最佩服的是仙峰禪院里的一個和尚，他有一身好功夫，能揮掌碎石，踢腿斷木，隨意吐口口水，便可將硬紙板射穿。父親的气功，就曾得到他的指點。自然，那里的環境也是极其誘人的。禪院背負危崖，遠离塵寰，深邃幽寂，清涼宜人，且有花開如白鴿展翅之鴿子樹可供觀賞，有活蹦亂跳前來討食之猴群可供挑逗，是父親最歡喜的去處。在這兩座大山的怀抱里，父親搜尋著，探訪著，采擷著，終于有一天，把他從這里得到的全部收獲載上想象的翅膀，于是，讀者便讀到了《蜀山劍俠傳》和《青城十九俠》。 世道滄桑，人的樂趣也不會一成不變。成家之后，父親的興致由青山綠水轉向樽俎庖廚，這或許是讀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一九三三年，父親編的京劇《酒丐》（即台灣影片《大醉俠》所本），由名丑葉盛章演出，劇中酒保那串“報菜單”的“貫口”，激起滿堂掌聲和彩聲。演出成功后，葉先生對父親說：“絕了！您是吃家，我得請請您。” 的确，父親是“吃家”。一只燒雞，他一嘗，就能嘗出主料是柴雞還是油雞；一盤烤肉，他一品，就能品出燃柴是果木還是松木。事實上，他不僅會吃，而且善做。1956年，戲劇家阿甲在北京西單峨眉酒家宴請同好，父親也在座。一道魚香豬肝端上來，父親望了一眼，就說：“火候不夠，我來試試。”說罷，徑奔后面廚房。那峨眉酒家由上海來京時，王經理曾請父親題寫匾額，彼此熟識，也就听任他越沮代庖了。不料一比較，后者在色、香、味諸方面竟大大超過前者。技惊四座，大家嘖嘖稱奇道妙。他們哪里知道，父親結緣廚事業已二十余載了。 古語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父親的婚姻總算得到了圓滿結局，隨之而來的就是飲食問題了。父親想，自己娶的畢竟是一位“千金小姐”呀，飲食上可不能大委屈她了。盡管母親并沒有要求什么，父親還是想方設法向她“日進美食”。 起初，父親收入不多，又不懂烹調，只能參照《菜譜》，把那些极普通的菜物，盡量做得可口些。待到他從中悟出一些通則，才不再依“本”炮制，而敢于在“調和鼎鼐”中花樣翻新了。母親曾跟我們說起父親燒豆腐的情景。那時他最善于做這种經濟實惠的菜肴了，什么“家常豆腐”、“捎子豆腐”、“麻婆豆腐”、“朱砂豆腐”、“蔥油豆腐”，一天換一個樣，叫人總吃不厭。難怪京劇《酒丐》中酒保“報”的那張菜單上，有好几十种“豆腐”呢。 父親后來成了名，有了可觀的收入，做菜仍一如既往，樂此不疲。悠閒自得地在家中做些吃食，和親人一道品品口味，是他在緊張筆耕之余的一大嗜好。他又非常好客，客人來了，他總愿下廚房露兩手，以博得高朋贊許為快。我們家几度遷徙，從北京到上海，到蘇州，再回到北京，處處都有一些親友來家中“打牙祭”。見面一聲：“又流口水了！”父親便熱情地張羅起來。我們小時候最盼望兩件事：一是父親停筆；一是賓客臨門。因為我們又可以吃到美味佳肴了。 父親對烹調的自覺追求，是他到上海以后的事。十里洋場的上海灘，集中了全國各地的飲食派別：新雅菜館的粵菜，取材廣泛，花色新异；梅龍鎮酒家的川菜，調味講究，濃而入味；上海老飯店的滬菜，湯鹵醇厚，咸淡适口；老正興的錫菜，新鮮脆嫩，味濃帶甜；老半齋的揚菜，選料精美，刀工細致……在品嘗諸家拿手好菜并加以比較之后，父親愈發感覺到中國烹調作為一門“藝術”的美妙。一九四六年夏，他終于按捺不住自己，忙里偷閒，以一個美食家的口味和眼光，一個廚師的感受和体驗，編出《名菜譜》，交由北新書局出版。本來他還打算寫一本關于中國烹調術的理論專著，可惜時間不允許，否則，他完全有可能對此作出融會貫通的闡釋的。 父親作為家里的“掌勺人”，帶給我們許多快樂，也“熏”陶了我們的興趣。我們兄弟姐妹六人都會炒几個菜，特別是五妹觀淑、六弟觀洪，他們配制整桌酒席，竟与真正廚師不分軒輕。前几年，京劇藝術家張君秋舉行家宴，還請觀淑去主廚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全家住在蘇州。由于武俠小說暫停出版，大半輩子埋頭寫作、無暇顧及子女教育的父親，這時有了管教我們的工夫，而我們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點“家學”。 父親執教很熱心，可是他教的東西大雜，舉凡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京昆皮黃，天文地理，乃至飲食游戲，無一不教、也不管人家愛不愛听。教起來又沒有章法，碰上什么講什么。超初，我們對他講這种“零敲碎打”很不以為然，心想：那算得甚么學問！時間長了，才漸漸品出其中“味道”。 記得一次，父親給我們講宋詞。那首小令描寫惡鬼在墳場出現的情景，有兩句寫道：“鬼火一現，露出桃花面。”父親問：“誰能用一個更好的詞語，把‘桃花’換下來？”我們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搶著回答：“青白”、“凶惡”、“猙獰”……父親只是一個勁地搖頭。大家正在納悶，父親風趣地說：“誰都知道做菜要放鹽，若是菜已經夠咸了，再撤一把鹽，又會怎樣呢？鬼本來就是凶惡的，你們再加上一些‘凶惡’的字眼，惡上加惡，反倒乏力了。這首詞的妙處，就在于給惡鬼畫一幅‘桃花面’，一丑一美，兩相對比，鬼的陰鷙可怕情狀便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親帶我們去開明戲院看越劇《梁祝》。回來的路上，他故意問：“《樓台會》一場，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強顏歡笑上樓台’。為什么一定要‘歡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嗎？”我們一下子想起了“桃花面”，异口同聲回答：“咸上加咸——齁了！”頓時，小巷里響起了愉快的笑聲。不知當時父親是不是有心的，我們長大以后才明白，父親的“東拉西扯”竟是藝術哲學呢！ 在學習上，父親從不勉強我們學甚么，他認為，人各有志，亦各有長，應該順其自然，發展所長。但在為人處事上，他卻要求我們必須誠實、勇敢。莫看父親同我們平等相處，甚至可以騎到他脖子上去，要是有誰違反了這兩條“家規”，那可不得了。 觀鼎小時候很調皮，經常扰亂課堂秩序，都念五年級了，還沒有加入少先隊。一天中午，他忽然戴著紅領巾回來了，進門就對父親說：“買足球吧！”原來父子訂有“協議”：何時觀鼎入隊，獎勵足球一只。父親二話沒說，跑到百貨公司買回一只小型足球。哪知正要“頒獎”，一位小同學找上門來：“還我紅領巾！”想不到觀鼎脖子上的紅領巾是硬“借”來的。父親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責令他用打腫的手送還紅領巾。晚上，父親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嚴厲地批評觀鼎說：“謊言終難長久，說謊的人，不該讓他達到目的！”說罷，舉刀把那只嶄新的足球砍成兩半。 說也奇怪，有時我們犯了過失，看來必罰無疑，父親倒并不怎么計較。一天，我們和鄰家几個孩子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購物的當儿，跳上去把它撐走了。本想玩一會就回來，哪知越玩越興奮，漸漸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腳地把船“划”回來時，天色已晚，農民伯伯正在岸上罵街呢！這种“罪過”，依了母親是要“重罰”的，我們也都做好挨打的准備。不料父親竟反轉來替我們求情：“小娃娃敢撐船出城，遇到困難還能‘同舟共濟’，不簡單！下不為例吧！” 可惜，正當我們茅塞初啟時，父親要离開蘇州了。一九五○年秋，上海天蟾京劇團成立，特聘父親為該團總編導。他看到自己的事業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風塵仆仆地走馬上任了。 上海天贍京劇團雖然年輕，卻也行當齊全，人才濟濟，如譚派傳人譚元壽，青衣新秀李麗芳，都是撐得起大台面的“台柱子”。他們正盼著上演新戲，父親便赶到了。 父親到上海后，住進天贍舞台三樓一間斗室，僅有一張寫字台，一把椅子，一張木板床。就在這間簡陋的房間里，父親“日夜兼程”，創作、改編出一個個劇本：《雪斗》、《白蛇傳》、《岳飛傳》…… 這些戲，“站在今天看昨天”，對傳統劇目和歷史題材予以重新審視，溝通了歷史人物与當代人某些相關的思想感情，因而受到觀眾的歡迎。特別是《岳飛傳》，父親把這個以生為主的劇目，改編成生旦并重的戲，既表現岳飛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歷史局限，又突出岳母深明大義的美德對他的影響，從而說明了岳飛性格形成、發展之必然。 一九五二年初，軍委總政文化部決定成立京劇團，專函邀請父親去北京擔任編導，他便辭去待遇优厚的職務，欣然北上。 入伍后，父親遇到兩大難題。一是經濟收入落差太大。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元的進項，而現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經算是“高薪”了。父親是大手大腳慣了的，又有那么多子女，怎么辦？團里領導早想好了解決辦法——破例允許他在團外兼職。這樣，父親又在張君秋領導的北京京劇三團和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分別兼任編導和委員，均得到相當高的報酬。一人身兼三職，領取三份薪金，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二是鴉片斷源。他在過去染上的“煙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還在糾纏、折磨著他。在上海，他熟人多，多少還能抽上几口；到了北京，鴉片絕跡，連煙味也聞不上了。沒辦法，只能強忍著。 一天，總政文化部王同志來訪，一進門，見父親蜷縮在沙發里，渾身發抖，還以為他病了，忙說：“請醫生看看吧？”父親心里緊張，一邊硬撐著站起來，一邊說：“不用麻煩……”話未說完，又倒在沙發上。母親是個痛快人，見此情景，便說：“莫要瞞了，講出來吧！”于是真相大白。組織上知道父親舊習未除，非但沒有歧視他，反而鼓勵他，把他送到當時最好的醫院——協和醫院。三個月后，父親的舊習便根除了。 擺脫了瘤習的困扰，父親顯得格外精神煥發，便以极大的熱情投入創作。他和團里同事親密合作，改編整理了《秋江》、《打漁殺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劇目，還大膽進行戲曲改革，成為最早取消自報家門、引子、定場詩等傳統手法的編導之一。 父親耽于京劇藝術，從不吝惜气力，有時還要逢場做戲呢。一次晚會，《女起解》中飾崇公道的演員突然發病，舞台監督正在犯愁，父親已經換了裝，准備出場了。可是，他“哎嘿”一聲剛上場，便引起哄堂大笑。原來父親只顧醞釀感情，竟忘了戴“吊搭”（髯口）。幸好他靈机一動，現編了兩句：“這個世道哇，真叫人气惱！一气能把你胡子气掉。”觀眾安靜了，他就光著臉演下去。快到太原府了，他又編新詞儿，對蘇三說：“你等著，我瞅瞅前面是甚么地方了。”邊說邊走，來到上場門，迅速接過“吊搭”，往臉上一挂。轉回身來，再添几句：“蘇三哪，太原府總算到嘍。走了好几個月，我胡子都長出一把來啦……”他的沉著、机智贏得了觀眾的贊賞，劇場里響起熱烈的掌聲。 父親雖然入了伍，卻算不得合格的軍人。別的不提，就說那軍風紀吧，他都很難按規定做到。穿軍衣，風紀扣常常忘記扣好。軍帽“頂”在他那大腦袋上，總讓人覺得有點滑稽。團里開會，他往往人在心不在，靈感一來，就暗自編起戲詞儿來。盡管領導并、不苛求父親，他也意識到這“的确很不像話”，想努力改一改。不料還沒有來得及适應緊張、嚴格的部隊生活，又要离開它了。 一九五四年，總政京劇團撤銷，大部分演員轉入宁夏京劇團。父親則留在北京，成了名副其實的“坐家”。當時，田漢對父親說：“這樣或許于你更合适些。”果然，他“坐”在家里并未清閒。在“百花齊放”的氛圍中，父親所諳熟的“章回体”又找到了生長的土壤。一九五五年，上海《新聞日報》連載了他的章回歷史小說《岳飛傳》，受到國內讀者的關注。接著，應中國新聞社之約，他又連續推出《劇孟》、《游俠郭解》兩部長篇。一九五六年，昆曲《十五貫》的演出引起轟動。劇作突出調查研究重要性的主題，令他激動不已。于是，他又在反复閱讀劇本及有關資料的基礎上，調動起自己江南生活的經驗，寫成章回小說《十五貫》，交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親一面埋頭寫作，一面對理論學習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記得那年黃藥眠教授主編的《文藝理論學習參考資料》剛剛出版，他便購回連夜翻閱，以后又多次研讀，字里行間畫著各种符號標記，“天”上“地”下記著每次閱讀的感受体會。當時，戲劇家阿甲正跟蘇聯專家學習体驗派表演理論，父親得知，便請這位好友來家轉授。每逢周末阿甲一到，他即停筆請教，殷切之態可掬，仿佛一個小學生。學習理論的結果，大大提高了父親藝術創作的自覺性。我們看到，一向自視甚高的父親，漸漸變得謙虛起來。一次，觀賢批評他由越劇《梁祝》移植的京劇《南山化蝶》，說這個劇本旦角戲大多，小生戲太少，有點“重女輕男”。他听了，連聲承認“有道理”，還檢討說：“舊時編戲有個毛病，就是只顧因人設戲，而很少考慮內容的需要。我就有這個毛病。” 一九五六年夏，父親隨中國文聯組織的“作家藝術家西北參觀團”赴大西北訪問。參觀團由著名詩人馮至任團長。路上，祖國的大好河山和淳朴勤勞的人民，給父親以巨大鼓舞，登山臨水，進厂下礦，他每每詩興大發，吟哦不已。游終南山，遙望群峰如翠，他頓覺置身“畫屏錦繡中”而喜不自胜；登少陵原，瞻仰“而今廟貌新”的杜公祠，他竟產生“詩圣招我來”的感受，甚至想象与杜工部“把盞鳳凰台”；登上建設中的劉家峽水電站大壩，激發了他“欲借千峰作彩筆”的創作沖動……每一處，都在增強他對歷史与現實的理解；每一處，都在加深他對祖國和人民的感情。 從大西北歸來，父親即雄心勃勃地制訂出創作計划：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以章回体寫一部名為《勘探姑娘》的長篇；与阿甲合作，編導几台反映現實生活的京劇……但是，還未及付諸實踐，“反右”斗爭就開始了。 在那場“反右”運動中，父親并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時至今日，一些老朋友對此仍感到大惑不解：父親這樣一個舊文人，怎么竟安然無恙呢？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國共產党內部整風開始后，《光明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的記者紛紛登門采訪。他們問父親：對共產党有什么看法，對党的文藝有什么意見？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舊作？等等。父親一一婉謝了他們，沒有提什么意見。 倒不是父親有什么預見，他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個极重情義的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藝界的一些領導人，像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等，在思想上，創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給父親許多鼓勵和幫助。父親的雜記簿里，就有這樣一頁接受資助的記錄：鄧（初民）副省長：四百元，壽昌（田漢）公：二百元，陽翰（笙）老：三百元……在父親的心目中，他們既是朋友，又是于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親。莫說自己沒有什么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們訴說，何必一定要公之于眾呢？至于重新出版舊作，父親倒是有些想法。比如《蜀山劍俠傳》卷帙浩繁，可否出個刪節本？但他又覺得這時提出此事，似有見利忘義之嫌，終于沒有開口。 “反右”之后，緊接著就是全民“大躍進”。既然這“躍進”是“全民”的，文學創作自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親抱回來一大摞舊戲本子，說“這十五出戲，要在兩個月里整理出來”。從此，他每天坐在寫字台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一天下午，名畫家董壽平來訪。他將一本雜志遞給父親，關切他說：“看看吧。‘反右’余波未平，听說還有補划的‘右派’呢，你要好自為之啊！”客人离去后，父親打開那本雜志一看，懵了。我們見父親臉色不好，連忙過去看他手里的雜志，上面一行黑体標題赫然入目：《不許還珠樓主繼續放毒》，這篇文章揮舞著“棍子”，從《蜀山》批到《劇孟》，大有置人于死地之勢。父親歎了口气，沒說什么，晚上繼續整理劇目。次日清晨，我們見他趴在寫字台上，以為他又睡著了，就按慣例給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后上學去。万万沒有想到，當我們回到家里時，父親已經躺在北京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病床上了。 父親由腦溢血造成左偏癱，生活不能自理，這就苦了母親。特別是父親出院后，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喂水喂飯她不嫌煩，端屎端尿她不嫌髒，翻身擦背她不嫌累。我們擔心母親拖垮了身子，總想幫她一把。母親卻唯恐影響了我們的學習，盡量不用我們。她說：“你們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讓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親的精心照料下，父親在床上躺了兩年半，竟連一點褥瘡都沒有生過。更令人難忘的是，在母親的撫慰下，父親竟又萌生起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杜甫》的念頭來。 說到《杜甫》的創作，應該感謝現在任澳門市政府廳賈梅士博物院副院長趙文房教授。當時，他是科學院歷史所青年研究人員，也在北醫住院，慕名請教，不意与父親結為忘年之交。父親出院后，趙先生亦常來家中問候，《杜甫》一書的參考資料即為其所提供。 一九六○年二月，父親躺在床上，開始口授《杜甫》，由秘書侯增記錄。斷斷續續，到一九六一年二月，終于完成了作品初稿。當侯增用工整的鋼筆小楷，錄下關于杜甫“窮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描寫時，父親對母親說：“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果然，到了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父親溢然离開了人間，享年五十九歲，恰与杜甫同壽。 錄自《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一4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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