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回目錄 |
金庸，本名查良鏞，生于１９２４年，浙江宁海人。 查家几百年來名人輩出，領盡風騷，清朝皇帝康熙稱之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8歲那年，查良鏞無意中看到武俠小說《荒江女俠》，“琴劍二俠”的行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這是查良鏞看到的第一部武俠小說。之后，查良鏞到處搜羅武俠小說，一睹為快。 15歲時，查良鏞編寫的《給投考初中者》一書出版，暢銷省內外，初露才華。 17歲時，查良鏞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寫一篇題為《阿麗漫游記》的文章貼在學校牆報，影射學校的訓導主任。 查良鏞小時候的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抗戰后期，他如愿考進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查良鏞看不慣一些國民党職業學生在大學里橫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俠仗義”，打抱不平。誰知，他的“俠舉”惹了禍，校方勒令他退學。“查少俠”只好离開校園，浪跡江湖…… 1948年底，查良鏞被派往香港《大公報》工作。“身無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鏞從此就得靠自己的雙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報》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開始。 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了圓自己的外交官之夢，查良鏞毅然拋妻离職，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門”。由于种种原因，查良鏞最后只好垂頭喪气地南回香港。 查良鏞重回《大公報》，不久就調到《新晚報》當副刊編輯。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報》任職，兩人遂成朋友。他們一起下棋，一起寫棋話，時常海闊天空閒聊－－而聊得最起勁的則是武俠小說。 1953，梁羽生以《龍虎斗京華》一書打響。 1955年，查良鏞偶試身手，寫出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一舉成名。“金庸”作為一個“神話”由此誕生。 50年代，查良鏞、梁羽生、百劍堂主同寫武俠小說，人稱“三劍客”。 一日，他們突發剞想：在報上開設專欄《三劍樓隨筆》，三人合寫，以展現“三劍客”“社會時互放的光芒”，給“新派武俠”留下一段歷史見證。 金庸自《書劍恩仇錄》后，一發不可收。接著，《雪山飛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爭讀。《射雕英雄傳》更被視為“天書”，新派武俠小說的宗師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鏞34歲。 35歲那年，查良鏞拿著他的8万港幣，自立門戶，創立《明報》。很多人都認為不出一年半載，《明報》就會關門大吉；但查良鏞憑著他的一支如椽妙筆，憑著他的武俠小說《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等，撐起《明報》大業，使《明報》得以苦苦維持下去。 1962年5月，10万大陸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彈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蕩蕩的“逃亡潮”，香港處于一片混亂之中。“明報”傾力傾情報道、評論“逃亡潮”，聲名大噪，發行量倍增，苦苦支撐的局面終于結束。 1960年，台北市出動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書店搜繳武俠小說，查良鏞的武俠小說自然在查禁之列，台灣當局指之為“毒素頗深”，是“統戰書本”。 1965年年中，查良鏞漫游歐洲一個多月，于是請倪匡“化筆”寫《天龍八部》。查良鏞旅歐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將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1965年底，查良鏞創辦了《明報月刊》。這本雜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謀面的學人通過書信來籌划、創辦的，這在世界出版史上實屬罕見。 “文革”期間，《明報》以及時、准确的中國報道，在香港報界獨領風騷，大放光芒。《明報》因而銷路突飛猛進，正式确立大報地位。 1967年夏季，被稱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動”發生，查良鏞因支持港府被“左派”罵為“漢奸”、“走狗”、“豺狼鏞”。 《明報周刊》開了香港娛樂周刊的先河，也為查良鏞帶來可觀的利潤。《明月》和《明周》這兩顆星星，輝映著《明報》這個月亮。 查良鏞有兩支筆：一支是寫武俠小說的“世界第一俠筆”，另一支是寫社評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歡看他的社評，連國共兩党政要、美國國務院也剪輯他的社評，作為資料加以研究參考。 查良鏞寫武俠小說，最初是為了賺錢，而后是為了撐《明報》大業；到了60年代末期，則是試圖在武俠小說創作方面進行一些新嘗試，并表達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對現實社會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會問題小說－－《鹿鼎記》。 1972年，金庸挂印封筆，金盆洗手。 封筆之后，查良鏞把近20年來所寫的武俠小說逐字逐句地修改。經過10年的修訂，一套15种共36冊《金庸武俠小說全集》終于出版完畢。 從獲得諾貝爾獎的教授，到販夫走卒，從黃土高原到美利堅，各個階層各個地方，到處都有“金庸迷”。從來沒有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鏞的武俠小說那樣廣受歡迎。有人甚至說他是武俠小說創作的“真命天了”！中國武俠小說百年發展的壯麗風景，由“十大宗師”的作品构成；而當中最為輝煌的當是查良鏞、古龍、梁羽生、三位大師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鏞的武俠小說為巔峰。 這正是：“武林”至尊，唯數金庸；風行天下，誰与爭鋒？ 1973年春，查良鏞應國民党之邀去了台灣，還与蔣經國見面會談。蔣是“金庸迷”，但他与查良鏞所談的，并非武俠小說，而是時政國是…… 查良鏞在金門看到：地底的坑道縱橫全島，大卡車和坦克車通告無阻，地上、地下，到處都是炮位和机關槍陣地…… “我這一生如能親眼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實在是畢生最大的愿望。” 鄧小平重新執政后，中共向查良鏞發出信息：邀請他回大陸訪問。查良鏞，向中方提出一個要求：想見鄧小平。報告很快送到鄧小平那里。鄧小平看到報告后，在報告上寫下批示：愿意見見查先生。見面時，鄧小平笑口盈盈地說：“對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個是著名政治家，一個是知名政評家，兩個人談起政治，當然不會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見和才智充分地表露出來。 此次訪問，還得到廖承志的宴請。廖承志說：“查先生的社評寫得不錯，時常有一些獨特的見解，不過有些觀點，我們并不認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盡相同。”查良鏞加應道。 在新疆天池，查良鏞惊喜地發現几個維吾爾族的小孩子手里捧著天山雪蓮－－就是《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采來送給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蓮。他興奮莫名，習了兩朵，帶在身邊，帶加香港…… 回香港后，查良鏞興致勃勃地接受了記者的采訪，暢談大陸之行的所見、所聞、所思－－ “訪問大陸回來，我心里很樂觀，對大陸樂觀，對台灣樂觀，對香港樂觀，也就是對整個中國樂觀！”…… 中新社給《明報》開“小灶”，提供電訊稿給《明報》刊用；向來對中共熱嘲冷諷的“哈公專欄”停刊；“反共”的報道和評論大大減少……有人說：查良鏞“轉”了。 查良鏞表示：“我對中共的態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評，總的來說是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 1984年9月，中英草簽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從此進入加歸祖國的過渡期，而查良鏞有一段不尋常的、掀起不少惊濤駭浪的歷史也行將開始。 1985年6月，中方委任查良鏞當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草委第一次全体會議，查良鋃登台發言，他以《一國兩制和自由人權》為題，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發言完畢，掌聲熱烈。雷洁瓊拉著查良鏞的手，稱贊說：“你的發言好极了！” 怎樣設計未來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見不一，政制方案花樣百出。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會”舉行。查良鏞主持“武林大會”，然而得不到積极的成果。“武林大會”決不出胜負輸贏，查良鏞于是親自為未來香港政制設計藍圖－－草擬新政制協調方案。 第一稿出來，遭到強烈反對。 与中文官員“密謀”一番后，查良鏞又連夜赶改方案……。“新協調方案”略作修改，便成為政制小組的“主流方案”。 反對查良鏞和“主流方案”的聲音卻舖天蓋地而來。為了平息風波，查良鏞在《明報》撰寫社評，論述自己的政制觀點。誰知，“社評起風云”，引發更大的風波。香港有几十名學生游行示威，火燒《明報》和經影印放大的社評，指責查良鏞“歪曲事實，斷章取義”。 廣州：12月6日，草委主任擴大會議通過“主流方案”，決定把它原封不動提交給草委全体會議討論。 香港：仍然群情洶涌，抗議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 查良鏞：為息眾怒，拋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在《明報》連載12天。 1990年2月27日，鄧小平、楊尚昆、李鵬、万里接見參加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會全体會議的成員。當天，《基本法》通過，几年的政制方案紛爭終于塵埃落定。查良鏞說：“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 在《明報》創刊30周年、查良鏞65歲那年，他下決心淡出江湖。1989年5月30日，查良鏞卸任《明報》社長職務；1991年3月22日，明報企業挂牌上市，查良鏞的持股量從80％減少為65％。 把明報企業推向市場，表明查良鏞逐漸告別《明報》的決心。查良鏞宣布退休，10多個財團上門來要求購買《明報》。最后，查良鏞卻選擇了一個出較低价錢的智才公司，選擇一個30出頭的年輕人當《明報》掌門人。很多人對此不可理解。 在英國，查良鏞寄寓于牛津大學城，環境清幽， 學術空气濃厚。奔波勞碌了几十年的查良鏞，終于找到一處像圣地那樣清幽的地方，酬其一貫神馳的牛劍之情。 1992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拋出“政改方案”，引發中英新一輪政治風波，中方彭定康為“香港的千古罪人”。 查良鋃對香港將來的政治制度有一貫主張，從來沒有改變過，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筆戰彭定康…… 1993年3月，查良鏞在北京會見了中共 中央總書記江澤民。 “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想見，我們十分歡迎……你的小說中包含了丰富的歷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江澤民說。兩人談政論文，話題廣泛。 1993年4月1日，查良鋃宣布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之職。多年來一步步“淡出江湖”的“金大俠”，這次可是一退到底，退得干干淨淨。從此，他不再擁有曾給他帶來財富和榮耀的《明報》。 “淡出江湖”的查良鏞，過著平平淡琰、自由自在、無牽無持的生活。除了周游列國、游山玩水，更多的時候，他是在家里讀書、研經、下棋、听音樂…… 但查良鏞并未就此封筆。熟悉他的朋友們說，他將來很可能會寫一兩部歷史小說。（選自冷夏的《金庸傳》） |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