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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一 人的性格很复雜。 平常所說的人性，民族性，階級性，好人，坏人，等等，都是极籠統的說法。一個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秉受同樣遺傳，在同樣的環境中成長，即使在小之時，性格已有极大分別。這是許多人共同的經驗。 我個人的看法，小說主要是寫人物，寫感情，故事与環境只是表現人物与感情的手段，感情較有共同性，歡樂，悲哀，憤怒，惆悵，愛戀，憎恨等等，雖然強度，深度，層次，轉換，千變万化，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卻每個人都不同，這就是所謂個性。 羅密歐与朱麗葉，梁山泊与祝英台，賈寶玉与林黛玉，他們深摯与熱烈的愛情區別并不大，然而羅密歐，梁山泊，賈寶玉三個人之間，朱麗葉，祝英台，林黛玉三個人之間，性格上的差异簡直千言万語也說不完。 西洋戲劇的研究者分析，戲劇与小說的情節，基本上只有36种。 也可以說，人生的戲劇很難越得出這36种變型。然而過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戲劇和小說寫了出來，今后仍會有千千万万的戲劇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說發表。人們并不會因情節的重复而感到厭倦。 因為戲劇和小說中人物并不相同。當然，作者表現的方式和手法也各不相同。作者的風格，是作者個性的一部分。 二 小說反映作者的個性与想象。有些作者以寫自己的經驗為主，包括對旁人的觀察；有些以寫自己的想像為主，但也終有一些直接与間接的經驗。武俠小說主要依賴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卻總与經驗与觀察有關。 詩人与音樂家中有很多神童，他們主要抒寫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經歷与觀察。小說家与畫家通常是年紀比較大的人。當然，像屈原，杜甫那樣感情深厚，內容丰富的詩篇，神童是決計寫不出的。 小說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与他自己有關，或者，寫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到了后期，生活的經歷复雜了，小說的內容也會复雜起來。 我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寫的是我小時候在故鄉听熟了的傳說--乾隆皇帝是漢人的儿子。陳家洛這樣的性格，知識分子中很多。杭州与海宁是我的故鄉。《鹿鼎記》是我到目前為止的最后一部小說，所寫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宮，朝廷，荒島，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韋小寶這樣的小流氓，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遇到過半個。揚州我從來沒有到過。我一定是將觀察到，体驗到的許許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韋小寶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應環境，講義气。 三 中國的自然條件并不好。耕地缺乏而人口极多。埃及，印度，希腊，羅馬等等古代偉大的民族消失了。中國人在极艱苦的生存競爭中掙扎下來，至今仍保持著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當然是有重大原因的。從生物學和人類學的理論來看，大概主要是由于我們最善于适應環境。 最善于适應環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遺憾的很，高尚的人在生存，在競爭中往往是失敗的。 中國歷史上充滿高尚者被卑鄙者殺害的記載，這使人讀來很不愉快。然而事實是這樣，盡管，寫歷史的人早已將胜利者盡可能寫得不怎么卑鄙。歷史并不像人們希望的那樣，是好人得到最后胜利。 宋高宗与秦檜殺了岳飛，而不是岳飛殺了秦檜。有些大人物很了不起，但他們取得胜利的手法卻不怎么高尚。例如唐太宗殺了哥哥，弟弟而取得帝位，雖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見得比他更高尚。 其它國家的歷史其實也差不多。英國，俄國，法國等等不用說了。在美國，印地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國白人高多少。 從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凡是有利于本國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事。但人類一致公認的公義和是非畢竟還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類在進步，政治斗爭的手段越來越文明，卑鄙的程度總体來說是在減小。大眾傳播媒介在發揮集体的道德制裁作用。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今日的人類遠比過去高尚，比較不那么殘忍，不那么不擇手段。 四 道德是文明的產物，野蠻人之間沒有道德。 韋小寶自小在妓院中長大，妓院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后來他進了皇宮，皇宮以是最不證明道德的地方。在教養上，他是一個文明社會中的野蠻人。為了求生存和取得胜利，對于他是沒有什么不可做的，偷搶拐騙，吹牛拍馬，什么都干。做這些坏事，做來心安理得之至。吃人部落中的蠻人，決不會以為吃人肉有什么不該。 韋小寶不識字，孔子与孟子所教導的道德，他從來沒有听見過。 然而孔孟的思想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或者，孔子与孟子是歸納与提煉了中國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統的說了出來。韋小寶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宮中的野蠻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會接受中國社會中所公認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會后，接受了中國江湖人物的道德觀念。不過這些道德規范与士大夫，讀書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替，通常不敢違反。江湖唯一重視的道德是義气，“義气”兩字，從春秋戰國以來，任何在社會上做事的人沒有一個敢勿視。 中國社會中另一項普遍受重視的是情，人情的情。 五 注重“人情”和“義气”是中國傳統社會特點，尤其是在民間与下層社會中。 統治者講究“原則”。“忠”是服從和愛戴統治者的原則；“孝”是确定家長權威的原則。“禮”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原則；“法”是執行統治者所定規律的原則。對于統治階層，忠孝禮法的原則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是國家的化身，“忠君”与“愛國”之間可以划上等號。 “孝”本來是敬愛父母的天性，但統治者過分重視提倡，使之成為固定社會秩序的權威象征，在自然之愛上，附加了許多僵硬的規條。“孝道”与“禮法”結合，變成敬畏多于愛慕。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作品中，描寫母愛的甚多而寫父愛的极少。稱自己父親為“家嚴”，稱母親為“家慈”，甚至正式稱呼中，也确定父嚴母慈是應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寫出《背影》，我們才有一篇描述父愛的動人作品。“忠孝”兩字并稱之后，“孝”的德行被統治者過分強調，被剝奪了其中若干可親的成分。漢朝以“孝”与“廉”兩种德行選拔人才，直到清末，舉人仍被稱為“孝廉”。 在民間的觀念中，“無法無天”可以忍受，甚至于，“無法無天”，是蔑視權威与規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漢的含義。但“無情無義”絕對沒有，被摒絕于社會之外。 甚至于，“無賴無恥”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講義气。 “法”是政治規律，“天”是自然規律，“無法無天”是不遵守是不遵守政治規律与自然規律；“無賴無恥”是不遵守社會規律。 但在中國社會中，“情義”是最重要的社會規律，“無情無義”的人是最大的坏人。 傳統的中國人不太重視原則，而十分重視情義。 六 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 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与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系。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對教條，最重視實際的。所謂“圣之時者也”就是善于适應環境，不拘泥教條的圣人。孔子是充分体現中國人性格的偉大人物。孔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對待別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團体（家庭，鄉里，邦里）中的和諧与与團結，“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義”。那是一切行動以“合理”為目標，合理是對得住自己，也對得住別人。對得住自己午容易，要旨于不能對不起別人，尤其不能對不起朋友。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兩大支柱。所以“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關系并列，是“五倫”之一，是五大人際關系中的一种。西方社會，波斯，印度社會并沒有將朋友的關系提到這樣高折地位，他們更重視的是宗教，神与人之間的關系。 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講愛，在環境發生變化時能采取合理的方式來与之适應。這樣的一個人群，在与別的人群斗爭之時，自然無往不利，歷久而常胜。古代無數勇武強悍，組織緊密，紀律森嚴，刻苦奮發的民族所以一個個在歷史上消失，從此影蹤不見，主要是他們的社會缺乏彈性。在社會教條或宗教教條下僵化了。沒有彈性的社會，變成了僵尸的社會。再凶猛剽悍的僵尸，終究會倒下去的。 七 中國的古典小說基本上是反教條反權威的。 《紅樓夢》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父母之命的婚姻，頌揚自由戀愛，是對當時正統思想的叛逆。《水滸》中的英雄殺人放火，打家劫舍，雖然最后招安，但整部書寫的是殺官造反，反抗朝廷。《西游記》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孫悟空大鬧天宮，反抗玉皇大帝。《三國演義》寫的是歷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題是“義气”而不是“正統”。 《封神榜》作為小說并不重要，但對民間的思想風俗影響极大，寫的是武王伐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也”，最精彩部分是寫哪吒反抗父親的權威。《金瓶梅》描寫人性中的丑惡（孫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畫人性的基本貪，嗔，痴三毒），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統思想相反。《三俠五義》中最精彩的人物是朝廷時期白玉堂，而不是為官府服務的御貓展昭。 武俠小說基本上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 武俠小說所以受到中國讀者的普遍歡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是中國大眾所普遍同意的。武俠小說又稱俠義小說。“俠”是對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視爭取自己的權力，這并不是中國人意義中的“俠”。“義”是重視人与人之間的感情，往往具有犧牲自己的含義。“武”則是以暴力來反抗不正義的暴力。中國人向平喜歡小說中重視義气的人物。在正史上，關羽的品格，才能与諸葛亮相差极遠，然而在民間，關羽是到處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諸葛亮中是智慧的象征，中國人認為，義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滸》中武松，李逵，魯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殘忍，破坏一切規范，那不要緊，他們講義气，所以是英雄。許多評論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瑣小吏，為什么眾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為領袖。 其實理由很簡單，宋江講義气。 “義气”在中國人道德觀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義，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的反叛性很強。打僧謗佛，咒道罵尼，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不太重視宗教。偷窺，搶劫，謀殺，通奸，殘暴等等罪行，中國民間對之憎厭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國社會中之強烈。但不孝父母絕對不可以，出賣朋友也絕對不可以。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孝道”對繁衍种族，維持社會秩序有重要作用；“義气”對忠誠團結，進行生存競爭有重大作用。“人情”對消除內部矛盾，緩和內部沖突有重要作用。 同樣是描寫幫會的小說，西洋小說中的《教父》，《天使的憤怒》等等中，黑手党的領袖，可以毫無顧忌的殘殺自己同党兄弟，這在中國的小說中決計不會出現，因為中國人講義气，絕對不能接受。法國小說家雨果《悲慘世界》中那個只重法律而不顧人情的警察，中國人也絕對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并非不重視義气。《左傳》，《戰國策》，《史記》等史書中記載了不少朋友之間重義气的史實，予以歌頌贊美。 西漢呂后當政時，諸呂想篡奪劉氏的權位，陳平与周勃謀平諸呂之亂。那時呂祿掌握兵權，他的好朋友酈寄騙他出游而解除兵權，終于盡誅諸呂。誅滅諸呂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猶如今日的扑滅“四人幫”，但當時大多數人竟然責備酈寄出賣朋友（《漢書》：“天滅酈寄為賣友。”）這种責備顯然并不公平，將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義”之上。不過“朋友決不可出賣”的觀念，在中國人心中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為了父母而違犯國法，傳統上更認為天經地義。儒家有一個有名的論題：舜的父親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處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么辦？標准答案是：舜應當棄了帝位，背負父親逃走。 “大義滅親”這句話只是說說好听的。向來极重視親情人情的中國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顧”的話說更加振振有詞。說是“兼顧”，實質是重情不重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情”總比“法”重要。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雖得人稱道，但如他不揮淚，評价就大大不同了，重點似乎是在“揮淚”而不在“斬”。八一個民族的自下而上与興旺，真正基本畢竟在于生產。中華民族所以歷久常存，基礎建立在极大多數人民勤勞節儉，能自己生產足夠的生活資料。一個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奪別人的生產成果而長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偉大。許多掠奪性的民族所以在歷史上曇花一現，生產能力不強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競爭道德是在自己能養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來的侵犯。 生產是長期性的，沒有什么戲劇意味的事，雖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卻不适宜于作為小說的題材，尤其不能作武俠小說的題材。 少數人無法無天不要緊，但如整個社會都無法無天，一切規范律則全部破坏，這個社會決不可能長期存在。然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正如男婚女嫁，養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說的第一句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寫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羅密歐，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類就絕种了。 小說中所寫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俠小說尤其是這樣。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決不是故意与中國傳統道德唱反調。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側隱之心；除暴安良，鋤奸誅惡，是出于公義之心；气節凜然，有所不為，是出于羞惡之心；挺身赴難以德報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不是反傳統。 正統是只有統治者才重視的觀念，不一定与人民大眾的傳統觀念相符。韓非指責“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指責儒家號召仁愛与人情，搞亂了嚴峻的統治，俠者以暴力為手段，侵犯了當局的鎮壓手段。 古典小說的傳統，也即是武俠小說所接受的傳統，主要是民間的，常常与官府處于對立地位。 九 武俠小說的背景都是古代社會。 拳腳刀劍在机關槍、手槍之前毫無用處，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現代社會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武俠小說中英雄的各种行動－－個人以暴力來執行“法律正義”，殺死官吏，組織非法幫會，劫獄，綁架，搶劫等等，在現代是反社會的，不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動，极少有人會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為現代正常的國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事實上當然不一定。 古代社會中俠盜羅賓漢、梁山泊好漢的行徑對人民大眾有利，施之于現代社會中卻對人民大眾不利。除非是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領，或者是反對极端暴虐、不人道、与大多數人民為敵的專制統治者。 幸好，人們閱讀武俠小說，只是精神上有一种“維護正義”的感情，從來沒有哪一個天真的讀者去模仿小說中英雄的具体行動。 說讀了武俠小說的孩子會入山拜師練武，這种廉洁或事跡，也几十年沒听見了。大概，現代的孩子們都聰明了，知道就算練成了武功，也敵不過一支手槍，也不必這樣的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師了。 十 我沒有企圖在《鹿鼎記》中描寫中國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沒有這樣的才能，事實上也決不可能。只是在韋小寶身上，重點的突出了他善于适應環境与講義气兩個特點。 這兩個特點，一般外國人沒有這們顯著。 關于适應環境，在生存競上是优點，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惡的。就韋小寶而言，他大多數行動決不能值得贊揚，不過，在清初那樣的社會中，這种行動對他很有利。 如果換了一個不同環境，假如說是在現代的瑞士、芬蘭、瑞典、挪威這些國家，法律相當公正嚴明，社會的制裁力量很強，投机取巧的結果通常是很糟糕，規規矩矩遠比為非作歹有利，韋小寶那樣的人移民過去，相信他為了适應環境，會選擇規規矩矩的生活。雖然，很難想象韋小寶居然會規規矩矩。 在某一個社會中，如果貪污、作弊、行騙、犯法的結果比洁身自愛更有利，應當改造的是這個社會和制度。小說中如果描寫這樣的故事，譴責的也主要是社會与制度。就像《官場現形記》等等小說一樣。 十一 中國人的重視人情与義气，使我們生活中憑添不少溫暖。在艱難和貧窮的環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敵視，在人与人的關系中充滿了冷酷与憎恨，這樣的生活很難過得下去。 在物質條件丰裕的城市可以不講人情、不講義气，生活當然無聊乏味，然而還得活下去。在貧乏的農業社會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風波險惡的江湖上，義气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義气講到了不顧原則，許多惡習气相應而生。中國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軌道，与中國人太講人情義气有直接關系。拉關系、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鄉、走后門、不講公德、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气固然要講，不合理的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气也講。結果是一團烏煙瘴气，“韋小寶作風”籠罩了整個社會。 對于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然而像西方社會中那樣，連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間也沒有多大人情好講，一切公事公辦，絲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沒有人情；只講原則，不顧義气，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點呢？韋小寶如果變成了鐵面無私的包龍圖，又有什么好玩呢。 小說的任務并不是為任何問題提供答案，只是敘述在那樣的社會中，有那樣的人物，你們怎樣行動，怎樣思想，怎樣悲哀与歡喜。 以上是我在想韋小寶這小家伙時的一些拉雜感想。 坦白說，在我寫作《鹿鼎記》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在最初寫作的几個月中，甚至韋小寶是什么性格也沒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長的。 在我的經驗中，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在初寫時都只是一個簡單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漸漸開展，人物也漸漸明朗起來。 我事先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在《鹿鼎記》中著力刻畫韋小寶關于（不擇手段地）适應環境和注重義气這兩個特點，不知怎樣，這兩种主要性格在這個小流氓身上顯現出來了。 朋友們喜歡談韋小寶。在台北一次座談會中，本意是討論“金庸小說”，結果四分之三的時間都用來辯論韋小寶的性格。不少讀者問到我的意見，于是我自己也來想想，試圖分析一下。 這里的分析半點也沒有“權威性”，因為這是事后的感想，与寫作時的計划与心情全然無關。我寫小說，除了布局、史實的研究和描寫之外，主要是純感情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沒有多大的關系。 因為我從來不想在哪一部小說中，故意表現怎么樣一個主題。如果讀者覺得其中有什么主題，那是不知不覺間自然形成的。相信讀者自己所作的結論，互相間也不太相同。 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這十几部小說中，我感到關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韋小寶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記》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書。其中所寫的比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韋小寶之間君臣的情誼，既有矛盾沖突、又有情誼友愛的复雜感情。這在別的小說中似乎沒有人寫過。 韋小寶的身上有許多中國人普遍的优點和缺點，但韋小寶當然并不是中國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廣泛的觀念，而韋小寶是獨特的、具有個性的一個人。劉備、關羽、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國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典型。 中國人的性格太复雜了，一万部小說也寫不完的。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他們都不是人，但他們身上也有中國人的某些特征，因為寫這些“妖精”的人是中國人。 這些意見，本來簡單的寫在《鹿鼎記》的后記中，但后來覺得作者不該多談自己的作品，這徒然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的樂趣，所以寫好后又刪掉了。何況作者對于自己所創造的人物，總有偏愛。 “癩痢頭儿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較理性的分析。事實上，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伙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坏習气發作了。因編者索稿，而寫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拋棄，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談助。 匆匆成篇，想得并不周到。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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