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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魏晉間文人生活

作者:曹聚文

  從漢靈帝中平元年(黃巾亂起)到東漢晉恭帝元熙元年(晉亡),這二百年間,死個把人,本來不算得什麼一回事的。漢桓帝時,已經「京師廨捨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到了東晉初年,「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鄢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這是怎樣一個大修羅場!但史家好像不十分關心這些人的死活,只有幾個女人的死,倒大書特書給後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文人給當局開刀,自黃祖殺禰正平始,曹操跟著他把那個多嘴的孔融殺掉了,曹丕又殺了許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連曹植也幾乎不能免。(其實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任城王就給曹丕弄死的。)三國末年,那幾個大名士,司馬懿殺了兩個─—夏侯玄和何宴,司馬昭也殺了—個─—嵇康,他們的罪狀大致是相同的,不孝。可是臧榮緒在《晉書·阮籍傳》上說:「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這倒是真話,我門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馬懿、司馬昭,他們自己也並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殺那些名士,不過是個托詞。
  有人問:曹操、司馬懿,為什麼一定要把文人來開刀呢?我們先找幾件外國的故事來談談:希臘那麼一個標榜自由的民族,為什麼容不得蘇格拉底那個大哲人多活幾年呢?蘇格拉底死的時候,已經71歲,遲早就要死的了;希臘人就有那麼急性非趕緊解決這個人不可。蘇格拉底原沒有什麼大罪過,只是逢人詰問,引起青年們對於現狀的懷疑,使希臘人不再醉生夢死下去;所以控訴他的那三個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說他「否認國家所承認的神們,另外倡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敗。」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事,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人物,我們中國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羅蘭夫人;她臨死時候,對著自由神的石像說:「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惡!」她的丈夫聽到她被殺的消息,也當天自殺了;身邊留一小紙條,說:「但願通國厭棄這種殘殺無辜的罪惡,回過頭來,發現真正人道罷!」他們夫婦倆都有歡喜教訓別人的脾氣,至死不悟!魏晉間文人,大概也害了這種多嘴的毛病的,什麼事都要說出一番長長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對黃巾去誦《孝經》的;「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誰耐煩聽你的嚕囌呢?我們讀嵇康寫給山巨源的信,就覺得可笑:什麼「七不堪」,什麼「二不可」,無非惹人頭痛,因而送上斷頭台。這種毛病,連所謂田園詩人陶淵明都不能免,(諸如《雜詩》、《擬古》、《讀山海經》諸篇,字裡行間,都有憤激不平之氣存在著。)更無論其他文人了。文人不得善終,在某種情形下,也可說是命定的!
  他們躲避這現實的方法,我們看來頗有點幽默。在他們之間,時興三部古書,《老子》、《莊子》和《周易》,《老子》、《莊子》都是教人回到渾噩無是非無差別的境界去的,「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如不知人心如鏡,一到虛靜界,什麼隱秘,更看得清清楚楚;反不如在勢利場中鬼混,真能昏天黑地,不見天日。這樣,他們想在老莊哲學中找到安身立命的隱蔽處,如果,更把是非看得分明,更不能安身立命。他們第二種躲避現實的方法是「飲酒」,司馬昭要替司馬師求婚於阮籍,阮籍一醉 60 日,使來使無從開口。以酒醉來躲避,只有這一次是有實效的。後來司馬炎讓九錫,公卿大夫要一力勸進;那篇勸進文,奉命非要阮籍動筆不可。阮籍也想借酒醉來躲避,畢竟不可能;只得就案寫成,讓來使抄了去。大概嵇康也不大贊成阮籍的辦法,所以說:「阮嗣宗,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因為如嵇康那樣性格的人,喝醉了酒,方會靜默下去;阮嗣宗本是「與物無傷」的,酒後反常,會惹些是非也未可知呢!第三種躲避現實的方法,是入山修道,學做神仙。可是修道愈有功夫,說起話來愈是刻毒。那位隱在蘇門山的孫登,老實不客氣,就說嵇康「才多識寡,不得善終」;好在嵇康並不是得君行道的人,否則孫登自己也就要不得善終的了。魏晉文人種種自己麻醉自己躲避的方法,都不見實效,只能如駝鳥一樣,把頭鑽在樹林裡,當作自己已經躲起來了,讓獵人捉了去拿去宰割。
  東晉以後,佛家的思想傳播過來了,釋迦的教義代替了老莊的教義。第一等聰明人,大都出家做和尚去;在另外一個世界裡有大法事可做,不必和現實混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躲避起來。並且在另外一個世界,對於人間世的種種一切,都有從頭來過的公平正直的總算帳,那一切憤憤不平之氣,自然而然地沉寂下去。所以要躲避現實,單靠自己麻醉是難得見效的,最要緊的要如佛家一樣能有另一乾坤可去,不過天堂、靈魂、來世等等,在現在,已經給科學打得粉碎了;我們要構成另一世界,卻不十分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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