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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上海電影製版廠的邀約，我與萬方改編《日出》為電影劇本。我想在這裡說幾句話。 多少年來，《日出》這個劇本，我總以為是1935年寫的。最近問了巴金同志，才知是1936年寫的。那年6月在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學月刊》上，刊登第一幕。每月一幕，連續刊載了四個月。每到月半，靳以便來信催稿，像寫連續小說一樣，接到信便日夜趕寫，寫一幕登一幕，後來居然成為一本整戲。 當時寫得很順暢，不感到如何困難。動筆之前，有一個簡略的大綱，心中早已醞釀著幾個熟悉的人物。這些人物，在上的橫暴荒淫，在下的受盡壓搾，許多殘酷的事實使我思索，使我憤怒。使我覺得必須打倒這個惡鬼當道的舊社會。我年輕，確實不懂革命的道理。我無能為力，只有寫戲暴露它，公之於眾，抨擊它。我只想砸碎這個腐爛的人間，勞苦人才有出路。 那時，我不明白那種人吃人的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必然產物。我只痛苦地感覺到這座箍得人透不出氣的人間地獄，必須粉碎。在《日出》劇本的跋中，我引用一句古文「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我詛咒舊世界，像要嘶喊出血來。我發誓，情願隨這座牢獄的滅亡，自己與之共埋葬，不願這個暗無天日的世界繼續存在。 寫《日出》之前，最早從心裡發作的話是：「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睡」就是長睡不起，這個「我們」，出自陳白露口中，指的是那鬼蜮社會的操縱者和他們的殉葬人。我想，如果有這一天，像太陽升起似的，新的社會出現了，我將是如何狂喜，如何擁抱它，如何珍視它、保衛它！」 新中國終於站起來了。人民不再受壓迫，人民在搏鬥中，取到幸福的現在和將來。這個勝利，是千百萬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戰鬥得來的，是無數先烈為堅持真理流血犧牲得來的。我愛今天的中國，愛明日的中國，真誠地相信祖國有更光明的前途。 然而過去的苦日子是不能忘記的。認識了，理解了往日慘痛的歷史，使我們更有決心為今天的好日子奮發圖強，為來日的美好河山戰鬥不止。 因此，把這個劇本改編成電影，使更多的現眾，尤其是青年，看一看過去被踐踏的勞苦人民，過著如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日子，是一件應該做的事。 在改編為電影腳本的過程中，我彷彿又經過一次可憎恨的噩夢。同時，也感到無窮的喜悅，這場噩夢畢竟過去了，永不復返了。 改編使我逐漸回憶起更多、更遠的往事。這個電影劇本把當時的社會寫得豐富一些了，廣闊一些了。舞台，作為表現的工具，無論怎樣運用，究竟有一定的限制，不如電影靈活，那樣變化萬千，可以「呼風喚雨」，可以「撒豆成兵」。電影的天地確是廣袤無邊的。話劇《日出》有四幕和兩個場景緊緊地箍著，在這裡面。我擠進許多事與人。如今，變成電影本子，就感到鬆動多了。從前我在朦朧的意識中想到過卻沒有地方寫進去的，現在可以由我從容地展現出來。自然，任何表現的藝術都有它一定的限制，電影也不例外。它也有它獨特的規律與知識，這種基本知識的作用大約就是要「電影化」。 從一個舞台劇本一躍而為電影本並不是原來所想的那樣容易。要「電影化」，也有個轉化的過程，不是畫個圈、就成一張面孔，點個點、就是一個活潑的蝌蚪那樣簡單。我反覆想了多次，突破原來的舊框子，把舞台本的《日出》變為電影本的《日出》，倒是用了一些功夫。 這裡要說明的，陳白露這個人物似乎比以前豐滿了，占的篇幅多了，其餘人物保存下來，又加了兩三個角色。有些場面比較熱鬧，其中必然有各色各樣的人物形象，那只好留待電影導演來勾勒、描寫，我覺得無須在劇本上囉嗦。再有，就是劇本的夯歌，我改了一句，把原來的「要想吃飯，可得做工」，改為「往下砸啊，咱們弟兄！」當然，還有不少的改動，也可以說不少地方重新寫過了。我多少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些新寫的戲，仍是根據我當時的生活知識。可見改編工作，也需要充實的生活。 有兩個朋友讀完了這個電影本子，他們都說它是個新創作，儘管主題未動，但與原來劇本的面目不相同了。他們對我說的話總是真誠的、坦率的、客觀的。我也就認為這個本子不是照貓畫虎，不是擺弄一點陳舊的玩意兒，冒充新貨了。 我彷彿又進了一個天地。這個天地是新的，是亮堂的，是充滿陽光的。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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