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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回 艱難北進一步三停 沙窩分出左右兩軍


  「籐纏樹來樹依籐,紅軍窮人一條心。
  籐無樹兒腰不硬,樹無籐兒山不青。」
  悠揚的山歌在群山峻嶺中迴響飄蕩。紅軍進入川西北地區後,在行軍作戰同時,始終保持著又是個宣傳隊的特徵。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告康藏西番民眾書——進行西藏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綱領》,號召藏族民眾反對英帝國主義及國民黨軍閥,成立游擊隊,加入紅軍,實行民族自決。很快,這些內容就宣傳到了山鄉村寨。
  紅軍全體指戰員都負有宣傳使命,通過豐富多采的各種宣傳途徑,對沿途人民群眾進行宣傳。除歌舞外,紅軍在所經過的各地,還留下了許多經久可見的書寫、鏨刻、張貼的標語和佈告。書寫和鏨刻的標語都是就地取材,因地而異,充分利用現有的條件,積極發揮它的宣傳作用。如書寫標語口號時,所使用的材料有鍋煙、紅土、木炭、墨汁、石灰、白堊土等。書寫和鏨刻標語所選擇的處所,在農區村鎮多是院牆、碉樓、住房、門柱、城門、牌坊,或是交通要道旁的岩石等醒目地方。為了使標語能夠留存時間長,作用久遠,紅軍各軍、師,還組織有「鏨字隊」,專門從事宣傳標語的書寫與鏨刻工作。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那些紅軍當年留下的標語有的仍然清晰可見。在蘆花米亞羅溝路旁,有一幅巨大的石刻標語,遊人到此,當地人總會重複當年紅軍講起的這樣一個故事:
  有位紅軍戰士,因負傷掉隊。屬於他自己的衣物食品什麼也沒有了,但他不肯把手中僅有的武器——鑿石頭用的工具丟棄。他用生命的最後時間,鑿完了這幅「赤化全川」的標語,但落款「中國工農紅軍宣」這個「宣」字卻沒鑿完,僅鑿了一個上半部的寶蓋,還缺下面的「亙」字,就倒下了。數天之後,後續部隊再經過這裡時發現了這位紅軍戰士,大家把他安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有人提議,繼續完成這幅標語,鑿上那個「宣」字中的下半部「亙」。但大家最後還是贊成了另外一種提議,就讓這幅未完成的標語如此存世吧,因為它會無言地向來人講述這條標語之後的一個動人故事。
  長征途中,紅軍還用青翠的葉片作傳單,在上面用石片樹枝寫上文字,對部隊進行宣傳鼓動,戰士們親切地稱這種傳單為「葉報」。在有的紅軍部隊,這種「葉報」到後來演變成小報,從長征路一直「出版」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在森林地帶,由於山石多為參天大樹所遮蓋,為了擴大宣傳效果,紅軍還因勢利導地創造了「樹標」,即選擇路旁的大樹,在樹幹上用刀剝下一塊樹皮,再將標語口號刻、寫在樹幹上。這樣即可顯而易見,又能經久不脫落。這種「樹標」在松潘縣的毛兒蓋、茂縣的松坪溝和黑水的小黑水地區最為多見。有的「樹標」在上述地區,半個多世紀後仍然可見。在牧區草地,紅軍則使用小石塊在草地上鑲嵌成標語。在靠近國民黨統治區一帶,凡屬河道較寬、水流量較大的地方,如汶川等地,紅軍就用木板寫上標語、文告,投入岷江中,使木板順流漂下,向國民黨統治區擴大宣傳影響,直流到坐鎮成都指揮「剿赤」的蔣介石腳下。
  有些標語還真的出現在成都城下江水中,蔣介石驚呼:
  「清澈的岷江要變成赤水河了!」
  川西北岷江的源頭上,紅軍仍頻頻把蔣介石不願聽到和看到的戰報送到成都。
  時川西北戰幕剛剛開啟,毛澤東在繼指揮大渡河之戰和中止松潘戰役後,又指揮紅軍進行了翻越大雪山後規模較大的毛兒蓋地區戰鬥。
  毛兒蓋是該地土官屬下18寨地域的總稱,方圓1000多平方公里。7月初,國民黨軍10多個團在有空軍配合下趕到這一地區進行防堵。胡宗南特別命令第1師西北補充旅加強營營長李日基帶隊搶佔毛兒蓋,駐軍於索花寺內,並向南面數里的夏藏派出1個班,在營部前面的山頭上部署了1個班擔任警戒,又向寺院西面山頂派出1個排,其餘3個連的主力部隊部署在寺後山頭上和寺院東南角上的一座獨立寺廟內。胡宗南向李日基營下達的戰鬥命令是7個字:搜索、警戒、打游擊。
  紅軍在攻松潘的行動失利後,位於松潘以西的毛兒蓋地區便成為繞攻松潘、北出甘南的必經之地。中革軍委命令,紅1軍團主力配屬紅30軍擔任北進毛兒蓋的前衛,盡快奪取毛兒蓋,打開北上通途。
  紅軍先頭部隊由沙窩經阿基等地於7月9日下午抵近毛兒蓋,與國民黨守軍接火,迅速拔除了李日基營設在外圍的3個警戒哨據點,並逐漸形成對敵之包圍。夜間,紅軍向寺後山上國民黨軍陣地發起攻擊。由於國民黨軍佔據有利地形並有事先構築的陣地為依托,而紅軍的武器裝備彈藥較弱,因此,紅軍在之後連續5天發起多次進攻都未能奏效。
  紅軍逐漸縮小包圍圈,一次次發動新的更加猛烈的攻勢。李日基只好命令所部全部退縮到索花寺內固守,並連電胡宗南,請求增援。紅軍從四面八方團團圍住了國民黨軍李日基營,但因缺少重武器,步槍子彈也有限,難以向寺內發起強有力的攻擊,只好以喊話宣傳等政治攻勢輔助軍事進攻,並在暗中向專內挖地道,但被李日基部察覺。一場血戰肉搏後,紅軍的地道行動沒有能成功。
  李日基頻頻急電胡宗南求援。14日,紅軍擊斃國民黨軍把守寺廟大門的副營長吳劍平和第1連連長郭全喜,李日基及其部屬軍心大震。15日夜,濃雲遮月,李日基在接到胡宗南的准許撤退命令後,借助夜暗率全營600餘人由寺廟東北方向突圍,直奔松潘方向。紅軍發覺後一路追打過去,俘敵100餘人。16日下午,紅1軍團偵察連、第2師第4團和紅30軍第268團兩個連將李日基營包圍於臘子山以西25公里處。戰鬥不到兩個小時,已成驚弓之鳥的國民黨軍士兵紛紛舉槍投降。李日基抱頭縮成一團,從山上一直滾到山下,才得以溜走。
  毛兒蓋一戰,紅軍擊斃國民黨軍副營長以下官兵20餘人,俘虜400餘人,繳獲步槍200餘支,輕機槍16挺,重機槍4挺,無線電台1部及其它軍用物資。
  在毛兒蓋戰鬥同時,紅4軍一部也由小姓溝以南向北發動猛烈攻擊,當面之國民黨軍是胡宗南部的丁德隆獨立旅。紅軍進佔犛牛溝右岸一線,迫使丁旅退守犛牛溝左岸陣地。岷江東岸紅軍也由鎮坪向北進攻,首先與佔據金瓶巖的國民黨軍李文第2旅的第6團接火。國民黨軍駐守鎮江關的第4、第5兩個團奉命增援,雙方展開激戰。戰鬥中,紅軍擊斃國民黨軍第4團團長李友梅及兩名營長,國民黨軍全線潰退。紅軍乘勝追擊,在北定關再擊潰國民黨軍李鐵軍第1旅第2團,該團團長楊傑帶傷而逃。
  在這一時期,國民黨空軍為了配合胡宗南部的地面作戰,每天都出動飛機對紅軍所在地區進行偵察和轟炸。有時在同一時間,同一區域,就有6架飛機一同掃射和狂轟濫炸。7月17日,國民黨空軍第3隊副隊長朱嘉鴻和隊員郭詩東駕駛的第303號飛機,飛至黑水石碉樓上空進行偵察時,紅軍戰士一齊舉槍射擊,打中飛機尾部。朱、郭兩人企圖駕駛受傷的飛機逃跑未逞,被迫降落在別竹河壩,當即被紅軍俘獲。8月3日,國民黨空軍第6隊隊長王伯岳、隊員謝集泰駕駛第601號飛機在臘子山、羊角塘一帶進行低空偵察,為了避開紅軍密集的彈雨,於慌亂中撞在千流水山坡上,王、謝兩人當即斃命。
  飛機被擊落的消息傳到成都,蔣介石手捏電報罵娘:「你們這些白癡,怎麼把王、謝兩個人安排在一架飛機上呢?這次好了,王、謝真的成了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了。」周圍的人直到這時才明白蔣介石原來是聯想起了唐朝劉禹錫的《烏衣巷》詩。
  時在沙窩的毛澤東得知王、謝斃命的戰報後,也在吟誦《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他的欣喜心情與蔣介石截然不同。
  從7月中旬到下旬,紅軍在西到南的弧形戰線上與國民黨軍激戰不停,多呈拉鋸狀態。時駐軍在松潘的胡宗南接連收到蔣介石的電報,可胡宗南並無捷報可發,而紅軍攻打松潘的槍聲卻聽得越來越近,急得胡宗南在城中直跳腳。為了鼓舞士氣,能向蔣介石有個好的匯報,胡宗南把指揮部搬到了城南的塔子山上,並增調部隊拚命向南反撲。
  這時,紅軍攻擊部隊由於張國燾的拖延,難以形成合力,失去了戰機,戰局已出現不利於紅軍的變化:原來擔負追擊任務的國民黨軍薛岳部和川軍正從東南方向壓來,北線兵力眾多的胡宗南部已集中到地形非常險要的松潘一帶,修築了堅固的工事,基本完成了堡壘線的構築,控制住經松潘北去的大道,取以逸待勞之勢,紅軍的攻擊顯然難以取勝,原來制定的松潘戰役計劃已難以實施。
  紅軍就此失去了一次殲敵的機會。後來在1943年國共合作期間,胡宗南在重慶談到松潘作戰的情況時還心有餘悸地說:「當時我們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設在城裡的一座庭院裡。我記得我曾想過如果紅軍包圍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該怎麼辦?我想起了我在黃埔軍校時的老師周恩來,他會關照我的。」
  結果呢?是胡宗南沒有去求周恩來,他應感謝張國燾的故意拖延時間。由此,8月初,毛澤東、朱德等決定放棄攻打松潘的部署,以紅軍主力西指阿壩,北進夏河地區,爭取在洮河流域消滅阻敵,進入甘南。8月3日,中央軍委制定《夏洮戰役計劃》,初步擬定將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組成左、右路軍北上。10多天後,又對部隊編組作了一些調整。
  毛兒蓋戰鬥結束後,7月22日,徐向前、陳昌浩率主力部隊從蘆花出發,向北進軍。
  「會師了,大家應該和和氣氣商量好下一步的行動計劃,不應該爭爭吵吵。」徐向前說。
  「張主席說,現在是革命低潮時期,我們紅軍應該把蘇維埃的旗子捲起來,南下到川康邊暫避一時。可中央許多人不這樣認為,分歧也就難免,但我們真希望他們很快統一意見,否則,我們夾在中間難受。」陳昌浩也表示不理解。
  在這時,徐向前和陳昌浩對中央政治局黑水蘆花會議的結果還不知道,但他們此時是同意中央北上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計劃方針的,因此一路上想的和談的都是如何消滅敵人和北上的問題,自然也談到了希望中央不再發生分歧,張國燾和毛澤東不要再如此「鬥心眼」。
  就在這川西北龍虎相鬥——毛澤東即要與蔣介石鬥,又要與張國燾鬥,鬥得天昏地暗時,川西北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巨變。
  戰暇中抽閒,眼睛始終盯在川西北地圖上的蔣介石、毛澤東和張國燾,忽如家庭中兄弟之間打架,在互相扭胳膊抵頭相鬥時,透過對方的肩膀突然看到正有強盜闖入家中行竊。本來力氣小的一方很想抽出手來,把強盜打出家門,可力氣大的一方就是死死揪住對方不放,想把即將摔倒在地的對方徹底打翻後,再回過頭來追打強盜。
  如此互不相讓中,川西盆地盆沿上眾人的眼光透過劍門險關、岷山雪峰,看到川外世界。
  這時,華北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消息遲遲傳到川西北。有消息報道:日本於上月初佔領豐台,炮擊北平,並令漢奸組織所謂「華北國」、「正義自衛軍」。紅軍指戰員得此消息,驚歎:「華北偌大山河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矣!」
  8月1日,是中國工農紅軍的誕生日。8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這打響第一槍的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人,8年後正在川西北高原,他們在為紅軍的戰略方向問題與張國燾爭論得面紅耳赤,為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尋找新的根據地。
  就在這時,遠方的第三共產國際領導人斯大林卻悄悄地放棄了「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提法,繼而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新口號: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大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指出殖民地應建立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中國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這時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選取了中國工農紅軍建軍日,代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籲停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一致抗日。這即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中共中央在川西北的要人們在這時還沒有時間顧得上考慮世界大事,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革命新高潮的到來在即,紅軍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找到屬於自己的時代列車,盡快乘坐上去。張國燾不可能認識到,毛澤東也沒有認識到。
  此時的毛澤東為紅4軍軍長改了一個名字,把「許士友」中的「士」字改為「世」,說道:「這個字一改,你就成為世界之友了!我們的紅軍戰士,不但要事事處處想到中國,還要放眼世界喲!」許世友樂意地接受了這個名字。但是,毛澤東眼下的緊迫任務還不是「胸懷全球」,而是趕快想辦法如何擺脫這川西北困境,走到一個能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地方去。
  抗日的問題,中國國民黨政府更沒有提上議事日程,他們在忙著「安內」。8月5日,忙於在川西北「剿赤」的蔣介石,除自己親臨前線指揮「圍剿」大草地以南的紅軍外,還限令福建國民黨軍在3個月內肅清邊區「殘匪」。而得寸進尺的日本人見有機可乘,隨之提出了許多非法的苛刻要求。焦頭爛額的蔣介石決定忙完一頭再說另一頭,他稀裡糊塗地在日本所提出的條件上劃了押,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好像唾手可得的「剿赤」上,他認為毛澤東就擒在即。7日,駐日大使蔣作賓自成都攜帶蔣介石對日交涉提案到了南京。提案稱:(一)東北問題暫置不問;(二)中日在平等基礎之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三)平等互惠促進中日經濟提攜,在此基礎上締結軍事協定。
  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國民黨內部的不滿。8日,汪精衛請辭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職。緊接著,僑務委員長陳樹人、實業部長陳公博、鐵道部長顧孟余、教育部長王世傑、外交次長唐有壬、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等也先後請求辭職,表示與汪精衛「同進退」。這時,湘、鄂、贛、皖4省水災甚大,災民達1400多萬人,受災區10萬平方公里,淹斃10餘萬人。在成都忙得團團轉的蔣介石在委任衛立煌為閩贛浙皖邊區的「清剿總指揮」後,14日不得不飛離「剿赤」第一線,由成都飛到廬山,先處理汪精衛等人的辭職事。同時,他也沒有忘記「滅共」大願,於15日責令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嚴懲共黨反覆案》,規定:凡「自首」、「自新」共黨復而加者,一律槍決,或處無期徒刑。
  8月21日,蔣介石在稍微安頓了汪精衛的復職事後,又飛回成都,指揮追剿紅軍。
  蔣介石在天上飛來飛去時,毛澤東、朱德率領中央機關和紅軍總部於蘆花會議後到達毛兒蓋地區,準備從此方向突破國民黨軍的堵截線。
  根據蘆花會議關於培養大批軍事、政治幹部的決定,紅軍大學在原紅一方面軍紅色幹部團和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的基礎上於毛兒蓋宣佈成立。倪志亮任校長(未到職),何畏任政治委員,李特任副校長兼教育長,劉少奇任政治部主任,黃超任秘書長,下設上級指揮科,張宗遜任科長;上級政治科,李井泉任科長;特科團,韋國清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下設騎兵科(科長蘇進),工兵科(科長譚希林),炮兵科(科長馮達飛),機關鎗科(科長王智濤),另外還有步兵科等專業。學員是來自紅一、四方面軍的幹部和戰士。
  8月2日清晨,霞光燦爛,毛兒蓋沐浴在一片金輝中。紅軍大學成立典禮的會場選定在喇嘛廟前一塊綠茵茵的草坪上。
  上午8時過,紅軍大學上級指揮科、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和騎兵科等科的學員們,列隊進場。軍容嚴整的學員們,個個英姿勃勃,整整齊齊地端坐在草坪上,唱起了歌曲,並與紅一、四方面軍的指戰員互相比賽起唱歌。嘹亮的歌聲此起彼伏。
  歌聲忽然停止了。一陣急驟的掌聲爆發出來。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滿面笑容,走入會場。學員和指戰員們邊使勁鼓掌,邊伸長脖子向前望。
  有人在急切地問:「哪個是毛主席?哪個是朱總司令?」
  被問人也在目不轉睛地盯著前方,介紹說:「走在前面的可能就是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後面的是張聞天、王稼祥、博古,那個大鼻子肯定就是李德……」
  會場四周挺立著松柏。「主席台」非常簡陋,就是席地而坐的部隊前面的一小片空地。毛澤東等人來到「主席台」,有的站著,有的靠在一旁的樹上,有的乾脆也坐在地上。
  大會開始了,何畏鄭重宣佈:紅軍大學成立了!現在,我們請中央首長講話。
  朱德身著軍裝,腰扎皮帶,腳穿草鞋,向前走了幾步,首先說道:「遵義會議以來,我們黨在新的黨中央的領導下,糾正了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走上北進抗日的正確道路。目前,我們要團結起來,繼續北上,迎接新的鬥爭任務。我們的紅軍大學,就是為了迎接新的鬥爭而成立的。不要看我們現在的條件差,將來,我們一定能坐進大禮堂。你們現在是學員,一旦畢業出去,就要擔負起領導紅軍和人民抗日的重任。」
  會場裡鴉雀無聲,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聽著朱德講話,端詳著樸素、和藹的朱總司令,聽著他那一口親切的四川鄉音。
  面龐清瘦的毛澤東走到前面,他的身體顯得高而單薄,但目光炯炯,顯得很有精神。他主要講了形勢和任務,之後,勉勵紅軍大學學員,說:「紅軍大學是培養幹部的地方。你們要好好學習,加強團結。將來形勢發展了,你們就是黨的骨幹力量。」
  中午,紅軍大學成立典禮結束。炊事員抬來一筒筒的青稞面蒸犛牛肉。在愉快的氣氛中,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和紅軍大學的學員們一起,席地而坐,共進午餐,同慶紅軍大學成立。
  「今天會餐不錯呀,有牛肉吃。」毛澤東一邊招呼大家盛飯,一邊高興地說。
  朱德望著盛飯的同志,也欣喜地說:「今天一、四方面軍的同志在一起吃飯真熱鬧呀!等我們北上建立起新的根據地後,我們要請全國各方面軍的紅軍指戰員到一起大會餐,那才是真正名副其實的紅軍大學。」
  毛澤東和朱德的這頓飯並沒有吃好,不遠處的大松樹下,機要科長正手拿電報匆匆向這邊走來。原來在大家都忙著準備北上之際,張國燾又節外生枝,發來電報,說應該開會繼續討論蘆花會議上沒有解決的「政治路線」問題。
  「看來我們想走也走不脫呀!這位新上任的總政委不發話,四方面軍的部隊也不會讓我們走成。」朱德放下飯碗說。
  「呸!如此三番五次折騰,他究竟想幹什麼?想把我們逼上梁山麼!開會就開吧,不把大家都餓死在這裡,有人就安穩不下那顆野心。」毛澤東氣得把飯都噴了出來。
  由此,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以南10公里的沙窩召開擴大會議。紅四方面軍的第11師駐在沙窩,師政委是陳錫聯。會議就在第11師的司令部內召開。
  沙窩,是藏語音,實際上是個山口的名字,地點在今松潘縣毛兒蓋區八寨鄉的俄燈寨子附近。紅軍從打古山順溝而下,所到達的第一個村莊就是俄燈寨子。毛澤東等人到達這裡,經山口進入小盆地中的俄燈寨子時,從牧民口中得知此山口地名為沙窩,因此把在這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就稱為沙窩會議。實際上,中央政治局會議並沒有在沙窩山口召開,而是在進入沙窩山口後的俄燈寨子召開。所以,如果確切的說,中央政治局在這裡召開的會議應該稱為「俄燈會議」。只不過這次著名的會議在當時就以「沙窩會議」記錄在案,後人也就約定俗成這麼稱呼。
  俄燈寨子,四周皆山,群山環抱中,10餘戶人家的小村莊在茂密的樹林中顯得很幽靜,自成天地的小盆地,倒也很像個「窩」。
  張國燾和陳昌浩在20多名騎兵的護衛下策馬到達沙窩山口。張聞天迎上來說:「這是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陳昌浩不能參加。」
  陳昌浩感到很尷尬。張國燾解釋道:「昌浩同志是中革軍委常委,可以列席會議嘛。」
  「不行,這是一次秘密會議,只允許政治局委員參加。」張聞天解釋說。
  於是,張國燾只好在1名衛士的護衛下進入沙窩。陳昌浩暫時在山口外放牛亭中休息,等會議開完後再同張國燾一同返回。
  原定紅四方面軍參加會議的名單有徐向前、陳昌浩、傅鐘等人,後來改變為只有張國燾一人出席會議。
  張國燾趕到會場時,看到出席沙窩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實際只有毛澤東、朱德、博古、張聞天4人,鄧發和凱豐2人列席會議,中央書記處秘書長王首道擔任記錄。
  會議在寨子中一座破舊的小喇嘛廟外亭中召開。山風習習,雖是夏熱大暑季節,這裡倒顯得很涼爽。
  張國燾環視了一下到會人員,心中自然很是淒然,問道:
  「恩來和稼祥同志還沒有到?」
  「他兩個病得厲害,已經請病假了。」坐在張國燾一邊的朱德側頭說道。
  「周恩來同志的肝病在這時犯了,把醫生戴鬍子調了去專門進行護理。稼祥同志也病得厲害,所以,恩來和稼祥同志不能參加會議。」張聞天說得更詳細一些。
  「聶榮臻隨部隊到另外一個地方執行任務,也不能列席這一次會議。」博古說。
  正說著,大家看到王稼祥坐著擔架來到會場。
  王稼祥拄著枴杖吃力地下了擔架,微笑著說:「我是不是遲到了?」
  「沒有,沒有!」毛澤東顯得很激動,他迎上前來,然後扶王稼祥坐下。遵義會議上王稼祥那關鍵的1票,毛澤東記了一輩子。此時的毛澤東心中清楚,沙窩會議也不能沒有王稼祥,說不準王稼祥在關鍵時刻又會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王稼祥在這時的確已經病得很重。他是在1933年中央蘇區軍4次反「圍剿」時遭敵機轟炸而負傷的,彈片打進了他的右下腹,穿過結腸,嵌在右腸骨窩上,傷勢很重。由於弄不清殘留彈片的位置,只好採取保守治療,但引起了右下腹的局部性腹膜炎。他帶傷參加了長征,而傷口在征途中卻常常流著膿血。護理人員用橡皮管子塞進傷口,在橡皮管子外面穿上絲線,絲線外面再纏上紗布棉花以吸收膿液,然後取出棉花紗布排除膿液。」後來到達陝北,著名外籍醫生馬海德在參加了王稼祥的病情會診後,感歎道:「我看了非常吃驚,這麼重的傷,居然能長征過來,要有多麼頑強的意志啊,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王稼祥就是在這種嚴重的傷勢情況下,仍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時刻關心著紅軍的命運,幾乎堅持參加了長征路上的歷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到了沙窩後,他的傷口發炎潰膿很厲害,身體發高燒,腸子潰爛,大便從傷口裡流出來,處於病危狀態。但當他聽說要召開政治局會議後,病情好像突然好了許多,堅持著拄著枴杖出席了會議。
  「我們現在開會。」擔任會議主席的張聞天宣佈會議開始,並說:「今天的會議,主要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和任務,作出決議。澤東同志剛草擬了一個決議草案,大家就此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站起來,把決議草案送到與會者的手中。
  張國燾手握草案,粗略地看了一遍。決議的主要精神是重申北上抗日、創建川陝甘根據地方針的正確性,並說明加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是實現這個方針的基本條件,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進一步加強黨的絕對領導,反對過高地估計敵人力量、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右傾動搖。張國燾的眼光停留在紙面上,這幾行字寫的是:「一切有意無意的破壞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對於紅軍有害,對於敵人有利的。」「我們之間發生過分歧,我認為這是值不得大驚小怪的。」張國燾第一個發言說:「梁山泊的好漢不打不相識,爭爭吵吵並無關係。我們都有多年奮鬥的經歷,尋求諒解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而我們的目的,本來就是要獲得諒解,而不是擴大分歧。」
  「請國燾同志直接講問題。」博古插話說。
  張國燾瞟了博古一眼,不理睬地繼續說道:「我很惋惜我們沒有在撫邊初次會面時,就痛痛快快地把問題說清楚,因而釀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隔閡,甚至產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言論。
  在這裡我想就不必一一說了。」
  「有什麼言論?有話還是擺在桌面上說明白的好。」博古說。
  「比如有人就說我張國燾是軍閥,要憑借軍事實力脅迫中央;有人說我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非打擊不可;也有人說我張國燾自視資格老,瞧不起政治局其他委員,要在糾正中央錯誤的名義之下,摧毀整個中央;還有人引經據典的說西北聯邦政府反叛蘇維埃;說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完全抹殺軍委會主席和整個中央的職權;還有……多著呢!總之,凡此流言都似乎把我說得不成個樣子。」
  「好了,國燾同志,流言是很多的,不光你有,我還不少呢!」毛澤東的話明顯對張國燾不滿意,他說:「譬如有人就說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漢獻帝;有人就懷疑中央的政治路線錯了,現在只能用軍閥官僚的手段來統治全黨全軍。我們這次會議就正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潤之兄所說的政治路線問題,我本人就這樣認為是錯了,也可能是共產國際錯了,也可能是我們執行錯了,也可能是時移勢易而必須改變。但是,我們要求檢討中央的政治路線,決不等於推翻整個中央。這次會議,我也許不應貿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究竟如何,但我們看到的是,當前的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所有的蘇區都喪失了,紅軍遭受重大的損失,我們退到了藏族地區,這些失敗的事實是誰也無法否定的。至於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說成是敵人飛機大炮的厲害,也不能當作只是我們軍事上的失算。我認為,主要還是蘇維埃這一運動不合時宜,沒有被廣大群眾所接受。遵義會議肯定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卻說軍事路線錯了,這似乎有些倒果為因。」
  博古接過張國燾的話題,實是在辯駁:「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共產國際決定的,經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決不能說它是錯誤的。蘇維埃運動現在是勝利,而不是失敗。今後無論到什麼地方,也要將這面蘇維埃的旗幟高舉起來。」
  毛澤東的神情變得很憂鬱。
  會議就當時面臨的形勢與任務展開討論。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國民黨在西北的統治已削弱,那裡也是帝國主義勢力最薄弱的地方,同時因靠近蘇聯在政治上物資上能得到幫助。西北有很多困難條件,但都能克服,因而要全力實現在西北首先是甘肅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要加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目前我們極具有緊迫意義的是軍事問題。所以,根據中央提出的解決政治路線的要求和國燾同志堅持錯誤的事實,我不主張在這時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線。政治路線的錯誤,待時機成熟後再予解決。但必須指明的是,國燾同志向中央要權,這是十分錯誤的。」
  朱德的發言總是取溫和態度,多講長處,多說鼓勵的話,推心置腹以誠相待,他說:「兩個紅軍主力會合後力量增強了,創造川陝甘蘇區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種困難去戰勝敵人。對於一、四方面軍,不能輕率地說誰好誰不好,存在缺點是可以改進的嘛。」
  張國燾這時想起了同來沙窩卻等待在山口放牛亭的陳昌浩,於是提出要補選中央委員,改組中央,說:「中央應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這可以鞏固中央的領導作用。如果我們從一、四兩個方面軍中遴選少數幹部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軍委會和中央機關其它工作,將有百利而無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員,但常被視為是紅四方面軍的代言人。因此,我們為何不讓紅四方面軍的幹部,直接向中央表達他們的意見呢?」
  「怎麼個表達法?」毛澤東的火氣在向上冒,他已經做好了今天與張國燾撕破臉皮也要鬥爭的思想準備。
  張國燾卻根本沒有把毛澤東放在眼中,仍然繼續他的講話,闡述自己的觀點:「怎麼個表達法?很簡單,可採取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的方式,吸收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這主要為的是實施黨內民主,並不是有人想像的要推翻中央領導的陰謀。如果有人過度敏感,以為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將由四方面軍的同志佔多數,這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聲明,四方面軍的同志決不會在高級幹部會議中要求佔多數,只是想有個發表意見的機會而已。在此我不得不告訴大家,陳昌浩接到開會通知已經來到了這裡,可是他卻又臨時接到通知,不讓他參加這次會議,現在他就等待在山口上的放牛亭聽牛叫哩!」「你這是不要中央!要搞分裂。」毛澤東氣呼呼地說:「你這是開的督軍團會議!」意思是說張國燾在向中央要權。
  張國燾寸步不讓:「我這是在講團結。如果中央拒絕舉行高級幹部會議,不讓新人參加中央工作,政治上軍事上的重大問題也不讓同志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這才是無疑阻塞了團結之路,這才是分裂。」
  毛澤東據理力爭:「中央是全國的,不僅是一、四方面軍的,因為還有二、六軍團、已經西出的紅二十五軍、留在蘇區的紅軍和全國白區秘密黨的組織。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線,不能由一、四方面軍來檢討。我不同意舉行任何性質的一、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會議,也不贊成任何同志在這時參加中央工作。現在是軍事行動的非常時期,我們暫時不能談什麼黨內民主,槍桿子必須聽黨指揮!」
  會議直開到凌晨3時多才散會。
  沙窩會議著重討論了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任務和組織問題,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指出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放在紅一、四方面軍面前的歷史任務。要求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兄弟團結,重申了創造川陝甘蘇區革命根據地的既定方針,反對南下逃跑及各種右傾、動搖,號召黨和紅軍與一切反對中央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特別指出,要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
  《決議》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明確指出:「由於一、四方面軍的會合,革命戰爭經驗的交換,指揮的統一,紅軍戰鬥力不但在數量上增加而且在質量上也增強了。一、四方面軍在中國西北部的活動,將大大推動西北少數民族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鬥爭,使西北廣大地區土地革命的鬥爭進一步尖銳化,使共產黨、蘇維埃、紅軍的影響大大地擴大。同時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將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
  為了照顧張國燾的情緒和大局所需,這次會議補選了陳昌浩、周純全2人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為中央候補委員。並決定由陳昌浩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
  會議重新決定了北上的部署,決定紅軍依各部現所在地分左、右兩路軍向北挺進。根據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混合組成左、右兩路軍北上的決定:
  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由紅一方面軍的第5軍團、第9軍團(已分別改稱為第5軍、第32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9軍、第31軍、第33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由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參謀長劉伯承帶隊,以馬塘和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然後東進至班佑地區向右路軍靠攏,北進夏河。
  右路軍由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率領,由紅一方面軍第1、第3軍團(已分別改稱第1、第3軍)和紅四方面軍第4、第30軍,軍委縱隊一部,紅軍大學組成,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帶隊,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首先佔領班佑、包座,待與左路軍會合後共進甘南,向夏河前進,執行夏洮戰役計劃。中央機關和軍委隨右路軍行動。
  會後第二天,張國燾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紅四方面軍指揮部駐地重新召開會議,親自指定警衛員放哨,說:「如果一方面軍的領導來了就趕快報告。」徐向前在一邊卻忿忿不平地說:「這是脫了褲子放屁!」
  張國燾向陳昌浩、徐向前等人介紹了沙窩會議的情況。氣呼呼的陳昌浩並沒有因為張國燾為他爭得政治局委員和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而感到高興,仍然悶悶不樂地靜坐在一邊,大概是還賭氣在那放牛亭邊的馬歡牛叫聲中。沉默良久的徐向前最後表態說:「這些事情我管不了,現在的問題是部隊在這裡沒有糧食吃,吃黃麻吃得嘴都腫了,我們不能呆在這裡挨餓,得趕快走。等找到有糧食吃的地方,你們再去爭吵!」
  「不爭吵怎麼行?他們欺人太甚了!」張國燾的氣是自從與毛澤東見面後從未見消。
  徐向前對當時中央政治局的爭論並不瞭解,但對張國燾的這種糾纏中央的做法卻甚為不滿,說:「我總認為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這裡沒有吃的,得趕緊走。我們在前面打仗,找塊有糧食吃的地方,你們再吵好不好呀!現在,部隊天天吃野菜,已是到了鬧糧荒的嚴重地步。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還是保命要緊。」
  「保命,保命,我這就是最根本的保命。總司令馬上到我們這裡來了,也許事情以後會好轉一些。」張國燾也有樂觀之處。
  沙窩會議後,總司令朱德和總參謀長劉伯承帶領紅軍總部趕赴左路軍集結地卓克基。朱德此行,即表明要與過去經常戰鬥在一起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作暫時的離別。
  毛澤東把朱德送出門外,兩人雙目相視,緊緊地握手,誰也沒說一句話。朱德翻身上馬,遠去了。毛澤東久久站立在門口未動,望著朱德遠去的身影。一邊的張聞天看到毛澤東的眼眶微微閃爍著淚光,也就沒有去打擾,可看出此刻毛澤東的心情是相當複雜的。
  8月10日,徐向前、陳昌浩於毛兒蓋公佈了《右路軍行動計劃》。幾天後,朱德、張國燾也率左路軍向阿壩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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